金仲兵：从马克思到马斯克，从斗争走向共生

2026年07月06日 07:01 律媒先锋网金仲兵

[打印本稿]

字号：较大适中

一、四个重要事件

2025 年 5 月 20 日，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就业岗位（2025）》；

2026年6月12日，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第193号《2026年关于平台经济体面劳动的公约》；

2026 年 5 月 18 日，人社部发布《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

2026 年 6 月 27 日， CMF 中期宏观论坛（总第 73 期）直指内需不足，再议提振消费。

从国际到国内，从人工智能到平台经济，再聚焦于灵活就业和内需不足，活妥妥为中国量身打造。

二、人类生产劳动，从斗争走向共生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劳资矛盾加巨，劳动者只能以捣毁机器为手段，以暴力抗争自保，抗议资本借技术剥夺生存权；政府却针锋相对，连续出台《捣毁机器惩治法》，以死刑镇压抗争。因此，19 世纪欧洲爆发了工人运动、巴黎公社等历史性事件，印证了缺少社会保障、分配调节、劳动法律的时代，斗争将是劳动者唯一的维权方式。

这一阶段，即原始马克思主义时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剖开原始资本主义劳资尖锐对立的根源，记录了机器碾压劳动者、阶级激烈博弈的血泪现实。这条思想线路，深刻影响了此后的人类文明。

再往后，人类进入制度建设期。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俾斯麦政府出台《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老年与残疾保险法》，建立了全球第一套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险体系，雇主、雇员共同缴费，国家兜底补贴，为失业、工伤、老龄劳动者提供基础生存保障。

这是劳资关系的第一次关键转折，但福利制度仅能兜底生存，无法改变初次分配中资本占绝对优势的格局，劳资博弈依旧是时代主流。

再后来，政府通过累进所得税调节高收入群体财富，资金定向用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业技能培训，形成再分配调节杠杆。

在市场初次分配、政府二次分配之外，高收入群体、企业、慈善、民间 NGO 构成第三次分配，通过捐赠帮扶低收入、失业群体，柔性缩小阶层差距，进一步缓解劳资、贫富对立。

这一阶段，人类通过三层分配叠加社保制度，搭建起立体缓冲框架，资本与劳动者不但不必再通过激烈斗争争夺生存资源，化解路径趋于制度化、温和化，而且实现了社会可持续发展。

当下，人类进入AI时代，出现生产供应和劳动者“双过剩现象”，人类将进入“生者有其食”的新时期。

三、制度保障，才有劳动权与分配权

正如一篇文章所说：“当上市钟声敲响，SpaceX已不再是一个公司——它是马斯克主义，是一个主权国家”，背后彰显的，是这个商业帝国及其领袖的意志。不过，SpaceX 自创立起推行 “低底薪、高股权” 机制，无论工程师、一线生产工人还是后勤岗位，全员均可获得股票期权，企业长期增值收益由全体员工共享，这种资本与劳动者利益绑定的共生路径，天然消解了劳资间的零和对立。

马斯克的共生实践建立在完备的现代法治之上：高额累进税制限制资本无序敛财，强制企业依法纳税；劳动法律约束裁员、工时、薪酬标准；股权解锁设置长期业绩门槛，杜绝资本短期收割。正如 ILO 报告观点，单纯依靠企业家善意无法普及共生模式，必须依靠外部制度划定资本边界。

与此类似，日本的“春斗”模式，韩国的三星和海力士的罢工机制，都是制度化了的劳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