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淮阳师范037: 天文地理学家曾次亮

2022年03月09日 04:06 来源：美中时报顾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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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次亮（2排右2）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1950）

原来想为曾次亮写篇文章，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他是河南周口人，是我的“乡先贤”；第二，他曾编过新中国第一套初中地理课本，是我们教育出版界的前辈。我的老东家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12月1日，其前身为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4月15日（主任叶圣陶，副主任周建人、胡绳）。编审委员会中有两位河南籍编辑，都是周口人。另一位杜子劲，编语文课本，西华人。最近为编《永远的淮阳师范》翻检资料，发现曾次亮还是淮阳师范校友，而且他也是由教师、编辑（中华书局编审），逐渐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与我颇多相似，不禁倍感亲切。人们称赞一个人学识渊博，无所不知，常常会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曾次亮就是这样一位天文地理学家，更让我对这位前辈校友由衷敬佩。

一

曾次亮（1896—1967），原名纪堂，以字行，河南周口市太康县人。我国著名天文地理学家。他出身于书香世家，其祖父、叔祖父和父亲都曾以教私塾为业，人称“父子三秀才”。曾次亮3岁时父亲去世，7岁时祖父病死，靠经商的叔祖父接济，在家乡上私塾、小学以及省立第四中学（淮阳）。一度因生活困顿而休学，任太康县立简易师范附小教师。1919年考取国立高等师范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史地系。1923年毕业，被河南省教育厅委任为太康县教育局局长，不到一年即离去，从此继承家学祖业，开始了他20多年的教师生涯。在省立第三师范（信阳）、开封私立北仓女子中学（河南大学附中前身）、吉林毓文中学（金日成当时就读于该校）、焦作私立福中中学、省立第五中学（南阳）、省立女子师范（信阳）、省立女子中学（开封）等，先后换过近10个中学、师范，曾数度失业。1938年7月12日，日军攻占淮阳，并以淮师作为敌军特务机关司令部，淮阳师范被迫提前于5月30日西迁，辗转于鲁山县文庙（1938年、1939至1940年）、内乡县泰山庙（1938年）、西华县杨善寺（1941至1942年）、商水县周口镇南寨陆陈会馆（1943年）和项城秣陵镇（1944至1945年）。正是在这段动荡不安的艰苦岁月，曾次亮在淮阳师范工作7年（1938—1945年）。1946年他到开封，担任《河南省通志》编辑。1948年夏奔赴豫西解放区，任中南局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辑。1949年2月到中原大学研究班学习；5月调任中南区人民政府教育部（后改为河南省教育厅）编辑；9月到北京，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辑。1950年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第一处（图书审读处）编辑。1954年任古籍出版社编辑。1956年古籍出版社与中华书局合并，转任中华书局编审，直到1967年2月去世。他编写了新中国第一套《初级中学本国地理课本》第一、二册（新华书店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1962年）。著有《四千年气朔交食速算法》（中华书局1998）；整理过近代思想家、教育家王韬《春秋历学三种》《弢园著述总目》（见中华书局《弢园文录外编》1959）。发表《对于几种世界地理挂图的意见》（《人民日报》1951年3月11日）、《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文学遗产》1954年第5期）、《评刘朝阳先生“中国古代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势和今后出路”》（《天文学报》1956年第2期）等论文。另有《史时量尺》《七政法源》《殷周秦汉历谱》《历代历律志数据表解》等论著，均未见出版。

二

曾次亮性格耿直，嫉恶如仇，富有民主思想和爱国心。作为大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他追求进步，向往光明，最终走上革命道路。他23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当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因而深受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感受着新思想、新文化的时代气息，逐渐产生了民主革命的思想。他给家里写信，嘱咐妻子不要给女儿缠足、穿耳环、早婚，决心在封建闭塞的家乡移风易俗，无疑为他全家后来投身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大学毕业时，他满怀改造教育的理想，回到家乡太康，本打算大干一场，不料却陷入封建守旧势力的漩涡，最后只得愤而辞职。他在回忆这段短暂的从政经历时说：“要推动他们（指县里政、学界的守旧势力）进行有利于人民的文化建设事业，实等于与虎谋皮，要被他们群起而攻之。我任职十来个月内，几乎无日不在纠纷扰攘、生气吵架之中度过。其中详细情况，若经文学家用作描写二十年代初期一个偏僻县份教育情况的素材，可得一部十万字以上的现实主义小说”（曾克、曾兰、曾耘、曾一平、曾恬《曾次亮的一生》）。

1927年初，曾次亮开始与中共接触。时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江梦霞和共产党员汪厚之、高擎宇、祝佩侠先后到北仓女中找到他，介绍他参加尚处于地下的国民党。6月，北伐军进驻开封，他参加了国民党的公开活动。7月，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开始清党，江、高、汪被迫离开开封，后在豫南战役中英勇牺牲。1930年冬，国民党要求党员重新登记，曾次亮断然不予理睬。结果等到放寒假时，他接到国民党河南省党部通知：“这次举行党员重新登记，独曾次亮、霍榘庭（曾不认识，只知是安阳人）二人抗不履行，目无党纪，着即开除党籍，并另行通知省内各机关、公私学校，不得任用此等害群之马。”看完通知，他反而感到一阵快意。为了生计，不得不束装北上，到母校北师大作谋职登记。后经同班好友、辽宁籍蔺同学介绍，远走吉林永吉毓文中学任教。毓文中学，是他认为自己执教过的最好的一个学校。他说：“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的同学），和蔼诚恳，为全校学校所爱戴，是爱国的教育家。该校校舍简陋，经费也很拮据，而全校员生千人济济一堂，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气象充满全校。”他参加了该校学生抗议日寇制造万宝山惨案的游行宣传。“九一八”国难发生时，他所在的焦作福中中学学生举行罢课，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他因支持学生而被解聘。1932年在南阳省立五中，一国文教员诱骗学生填表秘密加入反动组织，曾次亮当众揭露其阴谋，大闹一场后离去。他支持学生的革命活动，曾资助学生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北伐军。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他作歌一首让同学们唱：“救国救国声彻霄，救国半赖女同胞……”（赵新、曾克、曾兰《忆20世纪30年代开封北仓女中学生运动》）。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同盟条约，企图扩大侵略战争，瓜分世界，他给新生上的第一课，就根据世界各国形势，精辟地分析了三国同盟的未来，最后总结说：“德、意、日三国不亡，把我的眼睛剜了！”令学生终生难忘（巩守志《我也回忆我的老师曾次亮》）。在淮阳师范期间，曾次亮因女儿曾克、曾兰都在延安，被张姓校长污为“奸党之父”。张还串通亲信，贪污学生津贴，为了掩人耳目，把部分赃款均分给教职员，曾次亮不但不接受，还在朝会（早晨例会）上向全体学生揭发。校长恼羞成怒，指使亲信聚闹，企图围打曾次亮，引起全校师生对他的同情。张怀恨在心，常借故扣发他的薪水。1945年暑假，他被迫离开淮阳师范，去了附近的睢阳中学。1946年经老友张邃青介绍，到省城开封河南省通志编审委员会，从此开始了由教师到编辑的人生转向。

1947年，中共党员王晓舟从延安受党委派，回到开封。因他与曾次亮二女儿曾兰（畹兰）一起搞过地下工作，特地到家中看望曾次亮。曾次亮喜出望外，表示要加入共产党，王动员他先到豫西解放区。不久他就把三女儿曾耘（蕙兰）和儿子曾一平（民权）送出，自己却因国民党空袭时被弹片炸伤腿，错过了出走良机。直到1948年夏开封第二次解放，他才在王晓舟委托的地下党员帮助下，携四女儿曾恬（纫兰），与妻子武翠莲（武育英）历尽艰险，几经周折，先后到达豫西解放区，受到中原军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的欢迎。为此，《人民日报》1948年11月16日以《河南老教育家曾次亮抵豫西》为题，报道了他携眷逃离蒋管区、投奔解放区的消息。曾次亮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先在中南区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写中小学地理课本，后到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1958年在中华书局加入中国共产党。

值得一提的是，曾次亮的子女后来都走上革命道路。大女儿曾克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革命作家，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和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文联和作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著有《在汤阴火线上》（1938）、《挺进大别山》（1950，茅盾作序）、《曾克散文选》（1979）、《战犹酣——刘伯承邓小平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与柯岗合著，2002）等。她的《盗天火的诗人——回忆我的老师柯仲平》曾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六年制重点高中语文现代文选读》下册（1985）。儿子曾一平为太原科技大学教授，受父亲的影响，有汉字切音子声理想双拼方案、曾码汉字切音子声输入法、巧智拼图和自然世界历法方案等发明。四女儿曾恬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职于北京西城职工大学，著有《太阳还会爬起来：曾恬小说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王蒙作序）。短篇小说《实习生谢虹的故事》获1982年《人民教育》全国文学作品大赛佳作奖。晚年发明用于生命急救的“平安盒”获得国家专利。与丈夫是北京师范大学同学，即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

三

曾次亮一生忠于自己的职业，刻苦自励，无论是当教师、做编辑，还是搞科研，都有一种庄严的使命感和神圣感，绝不容许自己有任何懈怠或敷衍塞责。他在淮阳师范教书时，“性孤僻，酷嗜读书，其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购所爱书，深于天文律历学和《红楼梦》研究”（《淮阳师范学校志》）。由于他知识渊博，是公认的“饱学之士”，备课一丝不苟，教学认真，所以深受同学欢迎。1920年代末毕业于开封北仓女中的董云霞回忆说：“我们都喜欢曾先生的课。他教地理，总是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画地图。讲完了，一幅精美的地图就展现在黑板之上了。他还善于把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历史故事及诗词歌赋穿插于地理课中，大家听来津津有味，枯燥的地名通过联想可以记得很牢。”比如讲黄河时，他引用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能使同学们想象到黄河奔腾澎湃的气势，对黄河的源流留下鲜明的记忆。在淮阳师范时，他主要教地理，也兼教国文。选文以文言为主，也选些白话文。教文言文，重点讲作品的时代背景、文章风格以及如何欣赏。教白话文一般不抠着课文讲，只略说全文主旨，介绍作者生平，分析作品特点，并列出作者的代表作，供学生课外阅读。他主张学生课外广泛阅读，自由涉猎和钻研，不赞成用过多的清规戒律约束学生，所以他教的学生语文基础都比较扎实，知识面较宽。他教课不大看讲义，而是边讲边写板书。讲义只是供学生预习复习、加深理解、融会贯通用的。考核重理解不重死记，不重视分数高低而重视平日笔记的发挥水平，考试时从不对学生加以监视。淮阳师范1940级学生巩守志曾经“偷试过”他：“不论你在中国地图上找一个怎样偏僻边远而不著名的县，去问他，他都能说出这个县的四邻、物产、风俗、人情，令人听了，口服心服”，“是全校师生中最受尊敬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巩守志《我也回忆我的老师曾次亮》）。淮阳师范1941级学生李守成回忆说：“在我的住室、座旁，也没挂曾老师的像，而他的音容、言行，在我的心上，像一块磁石一样，常吸引着我。……他学识渊博，特别是对学生有一颗火热的心。我在淮师三年，听到的都是同学们赞扬他的话。”（《回忆我的老师曾次亮》）

曾次亮的编辑生涯，是从1946年到河南省通志委员会开始的。先编河南地方志，后编中小学地理教科书，再到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成为职业编审，他就把天文地理研究作为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名山事业，以其丰富深厚的学术研究成果献身于党和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

曾次亮对天文地理的热爱，可以追溯到大学时代。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酷爱地理，特别喜欢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因无钱乘车，均徒步往返，足迹踏遍京城内外远近胜景，因而熟悉各游览区的道路及大街小巷的方向、位置和名称，他也常以此自慰自喜。他的同学好友，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主席楚图南回忆说：“我们常于月下漫步，时月朗星稀，晴空万里，我不由浮想联翩，既沉醉于牛郎织女的美妙神话故事，复感叹宇宙之浩渺，大自然造物之瑰丽。次亮在一旁，则兴致勃勃地观察太空，指点着这是什么星座，那是什么星系。我爱遐想，倾向于文艺。他重实际，喜欢天文地理。”正是学生时代打下坚实的天文地理基础，他后来才有机会参与编写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套中小学地理课本。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在日记中曾多次提到曾次亮，也承认地理课本“殊难编”。如1950年3月7日：“下午，看云彬所作语文注释。看曾次亮所作本国地理稿。”5月17日：“午后二时，座谈地理教本稿。到中学教师十余人，外有师大黄国璋，清华王成祖，人民大学孙敬之等。稿系曾次亮所编之初中地理。曾君无组织能力，地理亦殊难编。”5月19日：“上午与第一处少数人会谈，商如何进行地理教本之修改。决由曾君自为增补必要之材料，蠖生则为之删其繁余，余则重读一过，润色其文字。”12月14日：“夜间，看晓先、曾次亮二人之稿。”1951年1月8日：“在署看曾次亮所撰初中本国地理第二册之下半册。”（《叶圣陶日记》）从中可以看出，中小学教科书编写之不易。他编写的这套地理课本曾在全国中小学校使用10多年，嘉惠无数青年学子。

曾次亮到中华书局后，就把自己的学术兴趣与本职工作结合起来，逐渐转向曾一度中断的天文历法研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校勘“二十四史”（上海出版的“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除外）中的天文志、律历志。“前20年的大部分精力用于教学，围绕教学钻研学问。后来自修了较扎实的天文学知识，逐渐成为他主要的专业，并且有自己的创造性的成果。识者都认为他是我国难得的研究古天文学的专家之一”（俞筱尧《教员·编辑·历算专家——记曾次亮先生》）。新中国成立初期，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十分重视曾次亮的天文历算研究，曾邀请他参加在北京科学会堂的座谈会，他也借此得到不少研究古代天文历法的参考资料。著名文史专家宋云彬与曾次亮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和中华书局两度同事，曾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曾次亮，说他“实有专长”，“余于历律为门外汉，前标点（《史记》《后汉书》）时皆请教曾次亮”（《宋云彬日记》）。著名书画家启功曾在中华书局参加标点清史的工作，多次向曾次亮请教天文历法问题。直到后来很久，他见到童庆炳时还会问起：“曾老先生怎么样了？身体还好吗？他的学问很好。”（童庆炳《启功先生二三事》）

曾次亮兴趣广泛，除天文地理外，还广泛涉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词学、红学、音律及围棋等。他在淮阳师范的学生李守成毕业时曾登门拜访，请他临别赠言，他告诫李“学习要专”，并说自己“一生喜爱的知识有11门，太多了。人的精力和时间有限，贪多了，就不可能门门精”。他在中华书局的助手赵琪在《忆曾次亮师》中也说：“他虽然学的是史地专业，但兴趣广泛，古典文学、诗词、音律他都爱好，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曾先生早年就爱好天文，在大学时，每于晴朗的夜晚，与知己同学漫步校园，切磋学业，他常仰视天象，漫话星空以为乐事。后来，由于考史的需要，倾半生精力钻研“二十四史”的天文志和律历志，加之他对现代天文学也有一定根底，所以能贯通古今中外。”1936年他曾自费刊印《汉语拼音新方案》《曾氏速记术》《十三月新历法》，称为“三小发明”，另编有《词选》。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最能见功力。他的《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发表于《光明日报》1954年4月26日，对红学家俞平伯的观点提出质疑，并以他训诂学和天文历法学等方面的丰富知识，提出“曹雪芹卒于乾隆癸未除夕”的新见解，后又写出《曹雪芹卒于癸未除夕新证（提纲）》《曹雪芹卒年问题论辩的经过》等文章。据《王伯祥日记》1954年5月22日：“饭毕同至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红梦楼》座谈会。席间晤冯雪峰、王任叔、聂绀弩、浦江清、俞平伯、吴组缃、吴晓铃、王昆仑、王佩璋、曾次亮、启玄伯诸人，谈至六时半始散，余饱聆名论，深餍于心，而介泉、昆仑尤滔滔动听也。”1962年，茅盾、何其芳所写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文章的未定稿，均寄给他，请他提意见。1963年，他看到报刊上发表的《红楼梦》讨论文章有偏颇，就给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写信提出自己的看法。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在北京绒线胡同四川饭店主持召开座谈会，邀请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等红学家，专门讨论他的意见。这足以说明，他的《红楼梦》研究，已经达到一流学者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