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1979年代淮阳师范语文专业毕业，一转眼，43年过去了。其间，每每路过淮阳，在碧波荡漾的万亩城湖边驰过，或进入淮阳城里、太昊陵中、弦歌台上，或返回母校拜望老师，与昔日同窗欢聚，总有一种别样的情愫油然而生,汇合成为滔滔滚滚的往昔的波澜，撞开记忆的闸门，进入“我的真正的学生时代”的场景中。
一
说是“我的真正的学生时代”，缘于50后的我，出生于上个世纪的1957年代，生长于三年困难时期，后来人们评价之所以出现三年困难时期，是因为遇上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或者是由于“人祸”所致。无论自然的抑或人为的原因，反正是让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长大后听鹿邑城郊乡北关大队杨园村的乡亲们讲，当年老母亲带着幼小的我住在杨园，为了能够吃上饭，常常在秋天生产队里的红薯收过后，到地里刨未收净的红薯或连结红薯的根蔓，用来充饥。1964年上小学，在县城北关实验小学读书，曾经按照老师的要求，掂着自制的煤油灯，早早的来到学校，点上煤油灯描帖写大字。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闹革命，揪斗走资派，破四旧立四新，上课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为了吸引学生能安安静静地走进教室，坐在位子上听讲，教语文的陈成德老师每逢上课，便给学生讲老君爷的传说和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田播下了老子文化、民俗文化的种籽，不成想日后真的长成参天大树了。
动乱年代的一切都给人不靠谱的感觉。砸烂封资修教育路线的结果，不仅仅是上课时断时续的，就连学制也是变来变去的。小学学制从六年改作五年，初、高中学制从三年改成两年，后来又改成两年半。自初中升高中时赶上所谓的教育回潮，教学秩序有一年多恢复正常，老师认真教，学生下劲儿学。班主任孙怀志老师常常鼓励我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了父母的希望。初中升高中举行了统一考试，我是考得名次靠前的几名学生，至今仍记得孙老师闻讯后高兴的神情。高中一年级在正常的教学氛围中度过，到了二年级，反击教育回潮开始，搞大批判、揪斗走资派成了常态；去工厂学工、下乡学农成了必修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75年7月高中毕业，9月便下乡插队，到农村广阔天地锻炼。
我和申安国、于鸣放、李金建组成一个知青小组，4名年轻小伙，住在生产队牲口院临时腾出来的三间土坯房里，开始了真真切切的知识青年生活。也是在这个时候，知道了小麦、玉米、棉花的种、管、收是需要付出体力、汗水，倾注辛劳的；挣工分吃饭，是需要按时上下工，在大田里认真干活的；体会到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在社员的管理、劳动力的支配、生产资料的使用上是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的，显示了一级基层政权的权威性和感召力。因为，社员的生、老、病、死也就是一切，全在公社、大队、生产队的掌控之中，离开了便会寸步难行。当然，也朦朦胧胧意识到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表象下，农村社会的运转、农民生活的持续，同姓同宗之间的血缘关系起着具有决定性的纽带作用。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其最深厚的基础在乡村、在家庭内部的血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它超出了社会上任何制度、律令的约束力。
入乡随俗，很快便融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中。学会了农活，学会了生活的基本技能，洗衣服、做饭、养猪等等。因为干活实在，诚信待人，插队的第二年被评为模范知青，受到县里的表彰，并被选调到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开始驻村工作。如果没有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和1977年高考的恢复，或许真的要在农村扎根，就没有后来的与淮师结缘了。
二
1978年的春天来得似乎比往年都早，历尽磨难的中国大地上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豫东平原乡村插队的我们几位也感受到了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时代大潮到来前的涌动。须知，这种涌动的波及面是巨大的，足以排山倒海、翻天覆地。那是一个万物蓄势萌发的时期，经历了十年“文革”，人们追求了、付出了，又分离了、失落了，便有了追求新生的强烈愿望，正所谓凤凰涅槃啊！
九月的一天，在所驻村里收到先父捎来的口信，说高考将要恢复，要我给公社、大队请个假，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于是，请假、交接驻村工作，返回县城，寻找课本、资料，投入复习之中。或听课，或向老师请教，或同学间互帮互学。复习不到两个月，便走进了考场。数、理、化考得不太好，自然没有什么印象，倒是语文试卷出的题目被自己的高中语文老师韦进才、张友卿、张忠信复习到得不少，作文题目两选一，一为“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一为“在这一年的日子里”。拿到试卷，没有犹豫，便选作了第一篇作文。高考结束后，先父曾关切地问我试题作的咋样，除了语文、史地较有把握外，其它均不太理想，先父没有再多问，只是让我耐心等待。先父搞了一辈子教育，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从商丘师范调来鹿邑办师范、培养中小学教师起，为鹿邑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出了全部的心智和力量。先父的学生遍及各行各业，对他渊博的学识、幽默的谈吐、行云流水般的板书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悉心关爱，每每如数家珍，无限钦敬。先父那一代人是只知干工作、做奉献，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和党的领导，从不谋取个人私利的学养深厚、责任心非常强、使命感非常强的一代。先父是县高中主抓教学的校长，高考前，试卷就由他保管，他的两个孩子都参加这场决定人生命运的高考，而先父依然公事公办，公私分明，要求我们凭自己的本事站出来让祖国挑选。
1978年2月，我收到了淮阳师范的录取通知书，大弟收到了周口卫生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高中班主任蔺相德老师要我再复习一年，争取能考上比较理想的大学，我和大弟也在犹豫。一个晚上，先父做我和大弟的工作，让我们都去报到。主要是家里姊妹们多，我和大弟、大妹都在农村插队，先出来两个能够减轻家里的压力。先父告诉我和大弟，今后有机会了还可以通过进修提高学历水平。后来，遵照先父的安排，我考入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在职进修三年；大弟赴天津市人民医院进修牙科，先父兑现了他的承诺。直到我们也做了父亲后，才体悟到先父的良苦用心和当时不能向孩子们明说的生活的苦辛！
三
1978年5月4日，在淮阳师范稍显简陋的大礼堂里，举行了七七届新生的开学典礼，从淮师启程的“我的真正的学生时代”正式开始了。因为，在此前，受社会大环境和政治运动的影响，我和千千万万个同龄人一样，学习时断时续，书本内容颠来倒去，并没有获得系统地学习知识和全面发展的机会。我的高考成绩，语文考了83分，数学仅考了10来分，不少同窗都是如此的严重偏科，便是动荡年代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全面系统的知识学习造成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是报着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把应学的知识学到手的心态踏入淮师大门的。
那个年代的淮师是不太起眼的存在。普普通通的大门处在中轴线上，中间一条南北主路，迎面矗立的是一幢三层教学楼，教学楼前是运动场，楼后正中是迎门墙兼花坛，西侧是学生宿舍，东侧是老师宿舍兼办公室和大礼堂、食堂，再往后是家属楼。学校办公室处在中轴线上，西侧是水房。刚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淮师建筑，显得简陋甚至有点儿破旧，这样倒是给人一种质朴淳厚的感觉。能否培养出人才，不在大门有多气派、大楼有多高大，也不在装饰有多么的豪华，而在是否有名师，是否有专心致志探求知识的莘莘学子。当年西南联大面对内忧外患，师生共赴国难，千里跋涉，历经千辛万苦，先是露天上课，再是在铁皮顶的房子里上课，冬天冻半死，夏天热半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出了一批彪炳史册的大师，培养出一批堪称中国脊梁的俊才，保住了中华民族的文脉。淮师又何尝不是这样！
入校不久，便听同窗传言，淮师要升格，改作淮阳师范学院。虽然传言未能实现，但课程确是分专业设置的，语文专业是按照大学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设置开课。我们77届入校时间晚，又要在1979年夏季毕业，为了赶课程，1978年没有放暑假，老师与学生一起，顶着酷暑，汗流浃背，加班加点的教和学。这一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后，知识分子挣脱了种种束缚，摘掉了各种“帽子”，甩掉了思想包袱，淮师也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把颠倒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是谓拨乱反正。我和同窗曾经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校长守灵并参加追悼会；几个在“文革”中跳得很高的造反派一落千丈，狼狈不堪。有一位每天早上清扫淮师的主干道，看着他一下一下用力清扫的动作，不知是借此赎罪，还是悔不当初。“文革”中处处受压的老师尤其老教师们扬眉吐气，尽管仍然有历史的原因导致的谨言慎行，但毕竟春天来了，人们真正的看到希望了！其结果便是淮师的老师们轻装上阵，精神焕发，校园内外洋溢着一种浓浓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苦读深研，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氛围。自然，77届的学风受社会大环境影响，是非常正的，我和同窗严格遵守校规校纪，认真听课、办作业，积极参加班内、校内组织的各种活动，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浓郁的书卷气。当然，也有青春期的躁动和不理智，但学校均从关心爱护、培养扶持的角度说服教育，耐心引导，而非简单粗暴，处分了事。老师们的教学和辅导，也是最用心的。他们把对学生的关爱，对知识的传授贯穿于职业生涯里，“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春雨润物，滋养人心：
班主任安玉炳老师讲课声若洪钟，激情澎湃，似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一泄千里。且边讲边板书，一手好粉笔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每每令学生们羡慕神往不已。安老师的讲课风格影响了不少同窗，成了大家心目中讲课是否生动形象的金标准；
朱文凯老师讲课是不咋看教案的，文学史上的人物、典籍、名言警句信手拈来，整首整篇的背诵引用，脱口而出，自自然然。对知识的系统把握、融会贯通程度达到了一个崭新境界，引人入胜，回味无穷；
戴俊贤老师的写作课对学生们颇具吸引力，讲文章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恰当用典，文气贯通；谈构思的大量占有材料，要实地看看、听听，在大量素材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认真梳理，提炼升华，变成自己的东西，再用恰切的语言表达出来。听得出来，他是下了一番认真备课、深入思考的真功夫的；
谭秀梅老师讲现代汉语，她很快就看出来我基础不大好，听起来比较吃力。每每课余辅导，她总要跑到我坐的位子上耐心讲解，又让对现代汉语非常熟练的同窗张德生“一对一”的帮助我，引领我走出迷误，跟上了课程；
刘本在老师擅长讲解政治理论，他谈吐平易，不枝不蔓，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枯燥乏味的理性思辨变成了鲜活生动的精神食粮，学生们获益颇多。他后来调到市里、省里担任领导工作；再后来又主持河南省宋河老子国学教育基金会的各项慈善帮扶和助学济困工作，曾经安排我到郑州基金会总部讲老子文化，并带领我和同事们向中学、高校捐赠老子文化系列图书；在老子出生地太清宫太极殿前为纪念老子诞辰举办现场研学；筹备并成功召开老子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2012·中国鹿邑国际老子文化论坛。使我真切感受到了老师对学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帮助与扶持；
曲建华老师是当年淮师不多的讲师，他主攻心理学。在淮师上学期间曲老师没有担任过我们的课程，但淮师人的标识是铭记于心的。1981年春天，先父告诉我河南教育学院将要招生，学习三年，达到本科学历，分给鹿邑一个语文老师报考名额，要我认真复习，报名参考。到周口参加考试时遇到曲老师，才知道他已调离淮师，去刚刚成立的河南教育学院工作，这次就是来周口协调招考事宜的。他嘱咐我不要紧张，把握好时间，依先易后难的顺序认真答题。而那一年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招生试卷题量出奇的大，且多为高中语文课涉及的内容。而我1979年淮师毕业后县高中要我去，先父在那里担任业务校长，考虑各种因素，把我分配到了城郊高中，担任两个班的语文课，对所涉内容比较熟悉，对考题有似曾相识之感，解答起来自然比较顺畅。走出考场，见到曲老师，他记下了我的通信地址。一个多月后，收到了曲老师的信，告诉我成绩考得比较理想，让我等待正式的录取通知书。1981年9月进入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学习，中秋节时，曲老师还专门让我去家里边与家人一块儿过节，感受着老师传递的温暖和同为淮师人的自豪；
连瑞勤老师没有担任过语文班的课，因为是鹿邑人的缘故，他热心地安排我和丁明启、刘景帝一块儿吃了顿饭,提出在淮师上学时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他来帮助解决。连老师后来调离淮师，到鹿邑高中任党总支书记。平常遇见他，自有一种师生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
因为淮师，结下了不解的师生情缘，在校内，也在校外；在当时，也在长远。在所有担过课的、没有担过课的淮师老师引导下，度过了“我的真正的学生时代”。他们陪伴并引导着我的成长，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在三尺讲台上或神采飞扬、谈古论今，或口若悬河、谆谆告诫的形象，都永远地烙印在了学生的记忆深处,将永志不忘！
四
老母亲说过，上世纪50年代，为了加快培养师资的速度，在淮师举办速师班，她被选上参加培训学习。因了老母亲的这段经历，我对淮师有着不一样的情愫。开学典礼结束后，安玉炳老师召开班会，建立班委会、团支部，引导大家明确学习目的，树立为中华崛起而发奋读书的志向。那时，徐迟先生写数学家陈景润曲折经历和身处逆境、初心不改、立志摘下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风靡全国，无数科技工作者、莘莘学子被陈景润的忘我奉献、不懈探索精神所感动，投入到埋头攻读，刻苦学习，勇攀科学高峰，争当优秀学生的行列之中，77届的淮师学子自不甘落后。
当时住的是大寝室，三大间屋子，南北各一列木制双人床，室内横七竖八扯上绳子，搭衣服、毛巾之类。晚上是最热闹的时候，有议论学校、班内事情的，有讲社会、家乡见闻的，有说笑话的。当然，对于不期而至的如雷鼾声，只有耐心适应了。
学生都在大礼堂东边的大食堂吃饭，生活补助每月15块钱，不给家里要钱，可以维持一个月的生活所需，也不用缴学费、住宿费之类。主食基本是红薯面馍+红薯面汤+青菜或咸菜。条件好一些的同窗可以吃豆杂面馍甚至小麦面馍，吃带有肉或鱼的荤菜。要感谢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经历，知道农民一日三餐也不过如此，有的人家春季还有断炊的危险。所以，也能够适应。
同窗施凤臣更是节俭，他从家里带来一大罐腌制的咸菜，一天三顿就着红薯面馍吃咸菜，班里发现后把凤臣树为节俭向学的典型，号召大家向他看齐。不久，凤臣因病住院，医生诊断是严重的营养不良所致。由此也认识到在已经不太高的生活标准的前提下，应该尽量调剂生活，吃得好一点，营养跟上去，身康体健了，才能适应紧张的学校生活，完成学习任务。后来与凤臣说起此事，他也深有同感，但他的这种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勤劳节俭的美德，仍然是一种正能量。
说到锻炼身体，当时我与同窗刘崇海是跑友，我俩相约早晨5点起床，不论春夏秋冬一律用冷水洗刷，之后从淮师出发，沿着城湖边上的淮阳古城墙遗留的夯土层跑步。前半程还可以，越往后腿越沉，便歇一会儿，相互鼓励着继续跑，有时崇海领跑，有时我领跑。现在想来，迎着朝阳，晨风吹抚着脸庞、身体，闻着清晨特有的淮阳城湖水的气息的跑步，确实是一桩很惬意的事儿。现今不再晨练了，适应自己“猫头鹰型”的作息习惯，改作傍晚个把小时的散步，腿脚感觉还行，这仍是学生时代跑步的延续。崇海仍在坚持吧！
钱良营家是淮阳的，性格内敛，言语不多，但善观察，爱思考。他怀揣着作家梦，进淮师之前已有习作出来，只是没有施展的机会。他的高考得分是可以上大学的，但阴差阳错，我俩成了同窗，且颇对脾气，无话不谈。有一次，良营提出拜见一位作家，我俩一块儿搭班车去周口，一路上充满了对这位作家的神往。下午到的周口，步行到一个大院里，走进一幢办公样式的筒子楼，敲开了门，一位40来岁的中年男子似乎刚从睡梦中醒来，呈惚恍状。良营恭恭敬敬的喊着老师，小心翼翼的请教关于写作的方法、技巧问题。中年男子先作沉思状，然后细心的阐释了一番，后来，听良营说，这样的登门求教又进行了多次。我觉得，这样的不耻下问、虚心求教对良营影响至深，经过几十年艰苦跋涉，勤奋笔耕，他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当年在淮师立下的宏愿，成为了知名作家。良营的作品内容，仍没有离开淮阳古城和淮阳大地上的一切。2005年，他陪着陈忠实先生等享誉海内外的大作家探访老子故里，我有幸在明道宫景区接待他们，很为老同学的成就而骄傲。
张德生是扶沟人氏，中等个头，黑黑的，既有知识分子的细致，又有农民式的勤奋。他的现代汉语考试成绩在班里是前三名里边的，而我是后三名里边的，为了一帮一，一对红，谭秀梅老师让德生帮助我提高现代汉语成绩。他拿出做民办教师辅导学生的劲头，课余时间、自习时间给我耐心讲解，帮我弄清了声母、韵母、四声，弄清了句子中的主、谓、宾、定、状、补语，终于使我由后三名进入到了中等行列。期间，我俩专门在淮阳太昊陵植物园拍了张合影，一直珍藏到现在。
丁明启、刘景帝和我都是从鹿邑考进淮师的，老乡，自然亲切。我与明启床挨床，他抽烟，时常干咳，似乎嗓子里有什么东西。明启先当兵，转业后做民办教师，爱读书，写得一手好钢笔字，我很是羡慕。毕业后的一年春节后，我们仨相约去安玉炳老师家走亲戚，景帝把我仨的想法告诉安老师，安老师非常高兴，期待着我仨去。骑上自行车，奔向城南安老师家，敞开心怀畅叙师生情谊。安老师对我仨仍是耳提面命，悉心指点。酒酣耳热间，竟然不知是在安老师府上，还是又穿越到了淮师求学时节。景帝生性幽默风趣，与他在一块儿常常充满了快乐与笑声，同窗们叫他“汉景帝”，他欣然应允，颇有汉代刘家皇帝的感觉。当年血气方刚，浑身是劲儿，我和景帝曾与几位同学一块儿骑着自行车从淮师蹬到鹿邑，看老子升仙台，游太清宫和涡河，然后又骑着自行车返回淮师。只可惜天不假年，明启学兄因病英年早逝，少了一位能无话不谈的知心学长。
还有曹廷军、耿化平、任传师、姜西靖、韩唐礼、程习武、师领、张维新、刘士范、刘学营、张灵生、王宗云、王西明、王华良、史怀亮、李双喜和班里的“四朵金花”张锦花、熊小萍、王文兰、韩友兰等学友，朝夕相处，同窗近两年，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使“我的真正的学生时代”充满了理想、追求和充满着快乐的光彩。
1981年9月报到河南教育学院，开始本科阶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巧的是，我和顾之川、张保安分在一个寝室，紧挨着的寝室里的刘清臣，我们四个都是淮师毕业的。保安、清臣年长，是学兄，之川与我同届，是语文二班的，我是语文一班的，他的班主任是戴俊贤老师。淮师校友在求学求知的道路上又走到了一起，真乃人生一大乐事儿。之川发扬淮师刻苦钻研、孜孜以求精神，上下求索、锲而不舍地从26个字母开始自学英语，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终于考上研究生，由硕士，而博士；由西南而留京工作，终成全国中学语文教研学术带头人和知名学者。我曾邀请他到鹿邑一高为语文教师开设专题讲座，为有这样一位杰出学弟和他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和钦佩；保安学兄则精于思考，作诗填词不已，每每因琢磨佳句而食不甘味、辗转反侧，后来主持《周口晚报》，诗词佳作为人称道；清臣学兄先任教于淮阳中学，后工作于太康县委党校，时有大作在报刊发表，篆刻亦是他的专长，为我刻的藏书印，现在依然使用着。
淮师崇文向善、锲而不舍的校风和各位老师渊博学识、崇高人格境界的熏陶，使从同一师门走出来的我们，自有不同于别的院校毕业生的格局与专业水平。而且这种格局与专业水平又经由我们的学生、学生的学生传承下去，直到永远……
五
1979年9月初，同窗们充满了对母校、对老师依依惜别的情感。从1978年5月4日至1979年9月，我们在淮师度过了17个月、510多天美好的求学求知时光，对我这个50后来说，是“真正的学生时代”的时光。鹿邑县教育局派的专车拉着我们回到了鹿邑，一下车，教育局的林泽启便宣布了各人的去向，我被分配到鹿邑城郊高中，开始了教书生涯。淮师毕业亦即中专毕业教高中课程，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也是社会上对淮师和她培养出来的学生的高度认可。有了淮师的培养和老师的专业知识传授，我们自信满满地站在了高中的三尺讲台上并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近年，学界流行认师门、厘门派之风，每被问及，我均毫不犹豫地答曰“门出淮师”，年龄稍长的学者均评曰“那可是豫东名校啊”！工作经历也证明，我们并不比别的院校的学生差。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支撑周口中小学教育事业的，淮师人占据着重要的一线岗位，做出了积极的突出贡献。尽管因为工作需要，有一部分淮师毕业生被选调到了行政管理岗位，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淮师人，并以淮师人所独具的人格境界、专业水平、干事创业能力在埋头苦干，默默奉献。在这里，郑重地向母校汇报学生的工作经历，因为，在我心里，母校永远存在，向母校报告生活与工作是题中应有之意。
1981年9月，我考入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1984年7月毕业，取得本科学历。回到鹿邑后，先被选调到县教育局教研室任教研员，随着全国上下党校教育正规化，又被选调到鹿邑县委党校任理论教员。干了20年，从理论教员做到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高级讲师。2004年初，鹿邑县委、县政府实施“文化立县”发展战略，确定实施老子文化开发弘扬工程，把我选调到县老子文化开发领导组办公室任副主任。嗣后，专门从事老子道家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交流工作，历任老子故里旅游景区管理处主任、鹿邑县老子文化研发中心主任、鹿邑县老子学院（研究院）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参与筹划组织了2005年以来的老子文化节、老子诞辰拜祭大典、老子庙会、老子文化高端论坛、世界李氏宗亲大会、道教祈福法会、民间民俗文化、非遗展演展示等活动。2006年，组织参与老子故里旅游区申报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并获批；2009年至2011年牵头申报中宣部立项的国家级文化品牌，推动鹿邑获批“中国老子文化之乡”，并建立“中国老子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获聘周口师范学院老子与中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2017年退休后，任周口职业技术学院特聘教授。2019年，被返聘为老子学院（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现任中国老子文化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秘书长；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老子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华夏老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老子学会副秘书长；鹿邑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其间，无论在什么岗位工作，都没丢掉淮师人的本色。于工作之余坚持开展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编纂、撰写并正式出版领导科学、老子道家思想研究专著、老子文化研发系列丛书，在核心期刊等报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专著、丛书和论文总计近千万字。创刊《道苑》杂志，创办“中华老子网站”。拜享誉海内外的老庄学大家、台湾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陈鼓应先生为师，跟随先生学习老庄思想、道家理念，进一步厚植学术根基,瞄准前沿学术动态，跟上老庄元典文化研究步伐。多次应邀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全国领导科学学会年会、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学术研讨会；担任大型电视连续剧《老子传奇》文化顾问，在央视11套播出；组织并参与拍摄电视专题片《老子不老》、《老子故里游》和大型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河南鹿邑卷》，分别在中央电视总台四套“走遍中国”、七套“美丽中国乡村行”和十套播出；应邀赴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郑州大学、河北大学、河北美术学院、周口师范学院、周口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研究机构开展学术交流、讲学；深入企业、书院、机关、城乡社区宣讲老子文化，传播普及《道德经》，参加国家图书馆优秀传统文化网络公开课和“典籍周口—《道德经》随谈”的录制并广泛播出。连续五届担任鹿邑县政协常委，是周口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河南省劳动模范。
当我站在国家会议中心和厦门大学南强报告厅作学术报告，回答来自不同国家学者、研究生们提问并与他们交流时，才深切体悟到世界是如此之小，真的是“地球村”；而淮师是如此之大，真的能够以深厚的学识学养把她的学生推向世界。在淮师毕业后的人生和事业的跋涉探索旅途中，每每遇到困难和挫折，淮师老师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淮师教学楼的巍然雄姿，比邻淮师城湖的万顷碧波便会倏然映入脑际。这是一种淮师人所特有的在雅致的知识殿堂养成的人格与气质，其中蕴涵着伏羲时代“一划开天”的勇毅和画八卦、正姓氏、制嫁娶的精神追求，隐含着孔子率领弟子两次到陈国问礼求道于老子、思考于弦歌台所悟出的伦理旨趣与教育真谛。凡此种种，均塑造了淮师人的精神谱系，让我和我的同窗能够在母校的怀抱里学以成人，永远遵循天下大道、行走在人间正道上。
永远的淮阳师范；
永远的淮师精神；
这些，将在每一位淮师人心中永驻！
陈大明，男，祖籍河南省睢县，1957年10月出生于河南省鹿邑县，1978年5月至1979年9月就读于淮阳师范语文一班。现返聘中国老子文化研究中心、老子学院（研究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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