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正是天高云淡的季节。结束了两年多“广阔天地”的“知青”生活，我走进了古城淮阳，成了淮阳师范学校政文专业的一名学生。

      淮阳师范学校位于淮阳县城的南关。县城四面环湖，当时只有一条南北主要街道，一副破烂不堪的样子，可看之处也就是太昊陵、弦歌台、剪枝公园、百货大楼几个地方。淮阳的同学告诉我，历史上淮阳还是很有名气的。它曾三次建国、五次建都，古称“陈州”，有一出历史戏《包公下陈州》，讲的就是这里发生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初期淮阳是专区行署所在地，后来变成了一个县。从同学的讲述中，我能体会到淮阳人的失落感。

      淮阳师范学校是当时周口地区唯一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校园不大，占地不到百亩，多是五十年代的砖瓦房，刚建了一栋三层的教学楼。从建筑上看淮师很寻常，但历史却很悠久。老师们向我们介绍说，淮师创办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是河南省创办最早的师范学校之一。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名气的徐玉诺先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长期在淮师任教。

      淮师当时设有政文、数学、理化、农基、艺术、体育等6个专业，面向周口全地区招生。我所读的“政文”专业，即政治和语文专业。我们那一届政文专业共三个班，我是一班，序号为七三（一）班。班上48个学生，有高中毕业生，也有初中毕业生，都是经过了两年以上的劳动锻炼，还有六七位复员军人。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当时才18岁，而那些“老三届”的高中生，则要比我大七八岁。

      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我，没见过大的世面。能有机会重新回到课堂学习，心里非常满足，每天早自习总是早早地走进教室；老师布置的每篇作文，我都是用仿宋体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完成。当时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就是一心想多学点知识，将来做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中学老师。“认真勤奋的学习，艰苦忘我的劳动，充满激情的战斗，丰富多彩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令人难忘的。我们应该坚持不懈地把它们记入史册，让它成为使列车奔跑的蒸汽，鼓舞我们继续革命的动力。” 我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的这段话，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态。

      班主任臧起初老师看我表现不错，就推荐我代表新生在全校开学典礼上发言。记得臧老师在审看我写的发言稿时，删去了对学校历史一段的表述。他说：“在这样的场合，对学校历史的介绍不应该出自你之口，这是校方该说的话。”这一修改对我启发很大，从中悟出写文章一定要符合自己的身份。由此也让我养成了一个终生受益的习惯，即每有拙文见诸报刊，我总是对照底稿看编辑作了哪些修改，体会为什么要这么改。这份发言稿上有两句话我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一是赞誉淮师是“周口地区的最高学府，豫东平原的文化圣地”；二是“教育革命党指路，五湖四海聚一堂”。当然，这两句话的首创都不是我，第一句是出自老师对淮师的介绍，第二句则是当时报刊上的流行语言。

      入校不久，校学生会创办了一份《新淮师》油印小报，主要内容是反映学校动态、表扬好人好事、交流学习经验、刊发学生习作。我们班的马义山同学是校学生会的主要成员。在他的推荐下，我成了《新淮师》报的编辑之一，并负责刻印小报。当时负责刻印小报的共三个人，还有艺术专业的姚昌烨，数学专业的一位姓邱的女生，具体名字现在已不记得了。小报基本上是两周一期，发到各个教研组和各班级。尽管小报很稚嫩，但当时淮师就这么一份小报，因此还是颇受关注的。我性格内向，不善交往，但通过办小报，也结识了一些外班、外专业的同学，有些至今还保持着联系，更重要的是办报实践培养了我“咬文嚼字”的兴趣和能力，这对我后来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有很大影响 。

      当时政文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文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党史、文艺理论、汉语、写作等。教过我的老师有十几位，印象较深的有臧起初、桂行德、朱永锴、何肇中、师玉庆等。

      臧起初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工作负责，但又不是一味地“严格要求”，而是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嘘寒问暖，亲切得如同家人。早晨他和同学们一起出操，平时又喜欢和学生聊天，同学们对他既敬重，又感到很亲近，外班的同学很羡慕我们“有一个好班主任”。臧老师口才极好。他教我们的《文艺理论》课，课堂上声如洪钟，神采飞扬，一件件具体的文学作品、一个个典型的人物形象，他随手拈来，谈笑风生。抽象的文艺理论经他条分缕析地阐述，大家都觉得“有味、有趣”。尽管他说的是一口地道的豫东话，但他长于朗诵，非但不让人觉得“土”，反而使人觉得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一次班里举行联欢会，臧老师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如行云流水，似乎引领大家进入美丽的大草原，让同学们陶醉了几天。1974年淮阳全县举行文艺演出，臧老师在影剧院讲《孔夫子在陈绝粮》的故事，绘声绘色，台下的观众一个个屏气凝神，没有一丝杂音。演出一结束，稿子就被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要走了。

      桂行德老师教我们写作课。早在郑大上学期间，他就在《奔流》等文学刊物上发表过诗歌。记得他在给我们讲《诗歌写作》时，还精心挑选了二十首诗歌，让我把这些诗歌刻印出来，而后装订成《诗歌选读》发给学生们。1974年，桂老师以“俞怀思”的笔名写了《孔子在陈绝粮记》《万里长城千古丰碑》两篇文章，先是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全国各大报刊竟相转载。之后他又写了几篇史学方面的文章，发表在《河南日报》上。当时淮师的师生，不论是哪个专业的，都以淮师有个“桂行德”而自豪。桂老师写的抒情诗《大别山闪光的剑》，当时我能背下来，现在还能记得结尾：“问问大别闪光的剑，谁敢？”

       教《文选》的何肇中老师毕业于武汉大学，在淮师曾多年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后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到迫害。我们入校时，由于教师不足，他刚被允许重上讲台。何老师讲课条分缕析，层次清楚，行止温文尔雅，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在一次大型集会上，他在台上吟诵过一首自填的《水调歌头》，记得有这么两句：“走出高楼深院，赤足到田间。”他一字一顿的吟诵法，使学生们笑声阵阵。

      教《汉语》的朱永锴老师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是南京师大的教授。朱老师21岁复旦大学毕业，知识功底扎实。对于学生提出的专业问题，他总能回答得头头是道；当时，不讲“师道尊严”，个别年龄较大的男生有时也和他开一些不伤大雅的玩笑。毕业时朱老师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鲁迅的两句话：“要做普通劳动者，不当空头文学家”。这是曲折地反映他对时势的看法，还是对自身境遇的不满？我一直不得其解。后来他调入汕头大学任教。几年前，看到多家媒体报道他给央视主持人、播音员指错的事，我很为老师的学识高兴。

      教《党史》的师玉庆老师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他上课口若悬河，逻辑性极强，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有一次他在准备一个讲稿时，列出大纲，让我帮其组织材料。在他的指导下，自我感觉在如何围绕主题选择材料方面还是收获很大。后来他当过几个县的县委书记，再后任开封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退休后又在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当院长，使学院风生水起，学生们年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我们这届学员入校后正儿八经地上了一学期课。第二学期一开始，政治运动骤起，正常的教学秩序就被打乱了。政文专业不再按课程表上课，而是“以战斗任务为中心组织教学”，进工厂，下农村，搞所谓的“开门办学”。当时学校还在淮阳搬口乡划了近八百亩沙滩，在那里办了一个校办农场，让各个专业的学生分批到那里“翻淤压沙”。我们班的最后一学期基本上就是在校办农场度过的。1975年8月，周口地区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大洪水。洪水过后，我们才在校办农场领到了毕业证，而后就各奔东西了。

      淮师两年，风风雨雨。特殊的时期使我们不能安心读书，造成了很大的遗憾，在校时一心想离开它；但毕业后随着时光的流逝，又很想念它，就连当年同学之间出现的不愉快，现在想起来也是满有趣的。诚如普西金所言：“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爱恋。”1999年5月，参加淮师建校90周年庆典，我曾写下一首小诗《淮师九十周年校庆感赋》，刊发于1999年5月26日的《周口日报》上。诗曰：九十华诞又相逢，千年古城乐融融。喜看母校容貌新，欣闻学友事业成。师生欢聚话友谊，同窗执手觅旧踪。相约百年校庆日，再会陈州观古陵。

      遗憾的是，我们再也没有等到“百年校庆日”。随着形势的发展，学校更名后迁出了淮阳。淮师没有了，但对淮师的这份感情还在。我在心里还时常想起淮师，想起“七三（一）班”，想起当年的老师，想起那些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因为那是我生命中一段难忘的历程，那里有我的青春岁月，有我萌发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