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新闻美国新闻中国新闻国际新闻经贸纵横领军人物全球华商华人华侨合作共赢

新闻热点新闻调查法制经纬公益慈善艺术天地文学之窗微诗共赏图书评介图书出版

友好城市

纽约市 ↔ 北京市

华盛顿市↔北京市

赵晓观察：中国足球上不去？不，早就上去过了——兼论足球的“共和国基因”与文明底色

2026年07月13日 08:39 美中时报赵晓

[打印本稿]

字号：较大适中

30多年了，每逢世界杯或国际大赛，总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萦绕在国人心头。

为什么我们的GDP跃居世界第二，我们的基建震撼全球，我们在奥运金牌榜上名列前茅，14亿中国人却偏偏踢不好11个人的足球？

然而，人们遗忘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中国足球不是从来没有上去过。事实上，它曾经结结实实地上去过。

1915年至1934年，在十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足球队连续九届夺冠，长期称霸亚洲。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的年代，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没有国家体育总局，没有职业联赛，更没有今天这样雄厚的经济与财政实力。

为什么一个连统一都尚未完成的中国，反而能够拥有亚洲最强的足球？

这个问题真正触及的，已经不只是足球，而是足球背后的文明现象。

一、现代足球运动为什么首先成熟于英国？

现代足球并非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某个天才在办公室里凭空设计出来的。它的出现，与基督教文明长期塑造的英国公共生活密切相关。

十九世纪的英国已经拥有教区、学校、自治市、普通法、地方协会、工人社团、俱乐部和地方联赛。这些组织中的绝大部分，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建立，而是在公民社会中自发生长出来的。

1863年，现代足球规则在英格兰逐渐统一。但现代足球的“出生证”上，签名的不只是足球协会，还有三种重要的共同体：

学校、教会与工人社团。

一些俱乐部由教会或教会背景的青年组织孕育；一些成长于教会学校和“刚健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的品格教育；还有一些则由铁路工人、兵工厂工人和地方社区自发成立。

譬如，埃弗顿的源头就与卫理公会教会有关，南安普顿则出自圣玛丽教会的青年组织。

这些人建立球队时，未必想过世界杯，更没有宏大的国家体育战略。他们只是想做一些眼前的小事：让年轻人少一些酗酒和街头斗殴，让孩子们锻炼身体，学习纪律、合作与责任，在共同活动中建立友谊和社区。

“刚健基督教”所强调的，也并非单纯的强壮身体。它所要培养的，是一种完整的人格：既有温柔与爱，也有勇气与担当；既能独立判断，也能为共同体牺牲；既不向强权屈服，也愿意服从共同规则。

因此，球员不是巴别塔上可以随时替换的死砖，而是在关系中彼此联结、共同成长的活石。

后来，上帝让这些微小的文明种子逐渐长成大树。

教会院子里的一场游戏，学校操场上的一次训练，工人社区里的一支球队，最终生长出俱乐部、地方联赛、足球协会和世界杯。

所以，足球从一开始就不是政府，不是权力，不是帝国规划出来的。它是公民社会结出的果实。

二、回头看中国：早期中国足球为什么雄霸亚洲？

理解了现代足球在英国的诞生，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早期足球的成功。

中国第一代现代足球，并不是晚清政府或北洋政府集中力量办出来的。它主要生长于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和近代新式教育的土壤。

十九世纪末，上海圣约翰书院等教会学校已经开始开展足球运动。此后，各地教会学校纷纷把现代体育纳入教育体系。

远东运动会本身，也与基督教青年会在亚洲推广现代体育密切相关。中国早期国家足球队的人才来源，更主要集中在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的网络中。

这些年轻人最早接触现代足球，同时也较早接受现代团队精神、契约意识、公平竞赛和公共责任的教育。

他们不是由一个强大国家机器制造出来的标准化运动员，而是在新式学校和自愿共同体中成长起来的现代青年。

他们用现代公民的精神，踢一项属于现代公民的运动。

因此，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足球称霸远东，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插曲。

它恰恰证明：

中国人不是踢不好足球。只要有合适的文明土壤，中国同样能够生长出好的足球。

三、石门坎：一粒足球如何改变一个村庄

早期中国足球史上，最动人的例子之一，是贵州乌蒙山深处的石门坎。

19世纪是英国向全球宣教的伟大时代。当足球这项运动在英格兰的教会和工厂里生根发芽时，英国的宣教士们也带着那颗饱含基督文明基因的皮球，走进了中国最偏僻的角落。

在贵州乌蒙山深处的石门坎——一个曾经连文字都没有、极度贫困封闭的苗族聚居区，一位名叫柏格理（Samuel Pollard）的英国循道宗宣教士来到了这里。他不仅为苗族人发明了拼音文字、建立了第一所西式学校和医院，还在大山深处建起了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足球场（1905-1906年）。这不仅是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足球场，也是当时整个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现代足球场之一。

柏格理本人毕业于英国的公学，深知“刚健基督教”中体育对灵魂的塑造力。他带着当地的苗族孩子，在崎岖的山地上平整土地，缝制简陋的皮球，开始奔跑、传球、遵守规则。他未必是想在这大山里培养出职业球星，更不是出于国家主义，他的目标是生命性的，只是希望通过这项运动，让这些长期受压迫的苗族青年学会昂首挺胸、学会团队协作、学会什么是公平与尊严。

可是，就像在英格兰发生过的奇迹一样，上帝让这粒文明的种子在荒野中长成了大树。石门坎的足球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打遍西南无敌手，甚至连当时驻扎在昭通的军阀部队来比赛，也败在了这些苗族青年脚下。到了20世纪50年代，贵州省参加全国足球比赛的队伍中，有一半以上的队员竟都出自这个深山里的小村庄。

石门坎足球没有强大的国家投入，没有职业俱乐部，没有完备的体育官僚系统，却拥有足球最需要的东西：

学校、信仰、共同体，以及对人格长期而耐心的塑造。

不仅如此，在早期中国足球的历史上，基督教会在其中扮演了“拓荒者”和“孵化器”的绝对核心角色。早期的中国国家足球队，几乎就是由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体系支撑起来的。

今天中国的足球重镇，无论是被誉为“足球之乡”的广东梅州，还是底蕴深厚的上海与北京，追根溯源，都可以找到教会在背后的身影。在广东梅州的五华县元坑村，早在1873年，德国巴色会（Basel Mission）的传教士就在那里创办了中西书院，并在书院旁开辟了草地足球场。他们将现代足球引入这片客家大本营，直接孕育了后来名震天下的“南派足球”；在上海，由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早在1890 年就成立了足球队，长期称霸江南，甚至一度成为早期中国国家队的主干班底；在北京，汇文书院（卫理公会创办）与通州协和书院同样是早期北方足球的绝对霸主。当时叱咤远东运动会、拿下“九连冠”奇迹的早期国脚们，绝大多数都脱胎于这些教会学校与青年会的品格教育之中。

石门坎所代表的中国足球早期的的故事说明，足球真正的根并不在体育局，而在人。

四、放眼看世界：为什么世界杯冠军长期集中于欧洲和南美？

这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自1930 年第一届男子世界杯以来，所有世界杯冠军都来自欧洲和南美，而这些国家大多长期处于基督教文明塑造的历史文化空间。

这当然不是说，一个国家只要信基督教就一定能够赢得世界杯；更不能把历史相关性简单当作直接因果关系。

许多基督教传统国家足球并不强，足球强国的形成也受到人口、经济、移民、气候、政策和历史等多重因素影响。

然而，这一现象仍然值得思想。

世界杯冠军并没有集中在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没有简单集中在GDP最高或国家动员能力最强的国家。它们更多集中于那些俱乐部传统深厚、地方社会活跃、社区足球普及、规则意识稳定，并能够持续培养自由球员与合作文化的国家。

这些国家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历史不同，却往往长期拥有某些相似的文明结构：教会、学校、地方社团、自治组织、契约传统、俱乐部文化，以及人与人长期守约合作所积累的社会资本。

这提示我们：

足球强国的真正基础，不只是国家队，而是国家队下面那张看不见的文明网络。

国家队只是树冠。俱乐部、社区、学校和家庭才是树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