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贸易战的背后，是制度信任的缺席
过去十年，中美贸易冲突在不断升级：
从关税战、301调查、科技管制，到供应链重组与产业“去风险化”。
许多人称这是地缘政治之争，甚至文明冲突；
这些说法不算错！因为，这一切的根源并非关税、贸易逆差或外交态度，而是更深层的制度信任问题。
另一方面，贸易战不只是经贸层面的“关税战”，而是一次如期到来的“制度考试”不合格的必然冲突结果。
也因此，若中国不重回市场经济的根本，中美之间不可能真正回到稳定状态，中国也无法真正融入全球市场文明。
众所周知，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时，全球对中国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型抱有高度期待。
21世纪头十年，这种期待曾被认为正在兑现。
然而，2015年以后的一系列政策变化，使得国际社会普遍产生疑问：中国是否仍在走向市场经济？还是正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由此爆发中美贸易战。
在这种中国何去何从的大背景下，胡德平先生提出“民有经济”概念，不只是对“民营经济”措辞的改进，而是对中国经济制度方向的重新提问：
中国到底要不要重回市场经济的根本大道？
这不仅关乎国内，也关系到中国能否重新融入世界经济，是中美能否脱离对抗，实现“再接轨”的唯一道路。
二、WTO 第15 条：一个被遗忘的“制度契约”
我们必须回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那一天，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历程。
1. 加入WTO 不是贸易安排，而是“制度性契约”
中美1999年签署双边协议，美国国会2000年10月10日通过PNTR法案（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
一旦中国加入WTO，美国自动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不再每年审核。
PNTR是美国贸易法中废除‘非市场经济歧视’的唯一方式。它是中美经济关系“制度化”的核心环节，也是中国成功加入WTO的必要条件。
其核心前提非常明确：
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最终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PNTR 法案为何重要？
在PNTR法案之前，美国对中国的待遇是 “年度式最惠国待遇”（MFN）：
• 每年总统必须签署延续决定
• 国会必须表决是否批准
• 任何一年被否决，中国的关税待遇都会大幅倒退
• 因此，中国对美国出口存在巨大政治风险
美国两党长期对“是否继续给中国MFN”存在激烈争论。
PNTR 法案的意义在于：
彻底结束了这种不确定性，使中美贸易关系稳定、可预期。
没有PNTR，中国就无法真正享受WTO成员国待遇。
PNTR 的核心条款是什么？
PNTR法案规定：
1. 在中国加入WTO 当日，美国自动给予中国PNTR 待遇
——不再需要总统年度续签，也不再需要国会年度表决。
2. 1974 年《贸易法》中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限制条款对中国不再适用。
也就是说：
PNTR意味着中国将被视为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美国不再按“冷战式”法律框架对中国征税。
3. 总统必须向国会提交报告，证明中国加入WTO 的条件
不低于1999 年中美达成的双边协议条款。
——这直接绑定了中国加入《议定书》中的改革承诺。
因此，PNTR不是恩赐，而是 “法律—制度绑定”：
美国给予市场待遇，中国给予市场制度。
总结一句话就是：
MFN 是待遇；
PNTR 是“取消歧视”；
市场经济地位是“制度认可”。
PNTR 如何直接促成中国加入WTO？
WTO的核心是“成员间必须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如果美国不给中国MFN（即正常贸易关系），那中国根本无法以平等地位加入WTO。
因此：
• 1999 年双边协议
• 2000 年PNTR 法案
• 2001 年中国加入WTO
是不可分割的三步。
没有PNTR，
就没有中国加入WTO；
没有加入WTO，
就没有2001–2015年中国高速增长的黄金期。
PNTR 的国际法含义：
——中国承诺向市场经济转型，作为交换获得稳定贸易待遇
这点极其关键，常被忽视。
PNTR法案本质上是一种“制度互换”：
• 美国承诺：给你永久市场待遇，不再“年度审查”，不政治化贸易。
• 中国承诺：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减少行政干预、限制补贴、给予民营与外资平等待遇。
这种互换，或者说中国对于“将继续深化改革，最终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的承诺写入到《加入议定书》第15条的“15 年制度过渡期” （2001–2016）：
此期间，美国、欧盟等成员可以暂时按“非市场经济”处理中国，但15 年后——2016 年，中国应自动转为“市场经济待遇”。
这是全球对中国改革方向的“制度信任”。
其中包含两层涵义：
1. 中国最终将被视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Market Economy Status, MES）；
2. 各国不得在反倾销调查中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而使用替代国价格体系。
换言之，国际社会给了中国一个制度信任的恩典缓冲期。
2. 为何2016 年后矛盾爆发？
过渡期结束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并没有全面兑现市场化的制度承诺。
• 国企占比上升，“国进民退”成为事实；
• 部分领域行政资源继续倾斜；
• 補贴、产能、要素市场扭曲问题受到广泛质疑；
• 民企的产权安全、平等地位并未完全确立。
结果是——
欧美普遍裁定：中国未达到市场经济标准。
于是出现：
• 美国301调查
• 对华关税全面上升
• 美国将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体制”
• 中美关系进入结构性对抗
换句话说：
PNTR 法案给予的“制度信任”，在2016 年过渡期后被认为已失效。
贸易战的导火索其实并不是从2018年开始的，而是从 2016 年制度信任的坍塌 开始的。
贸易战的起点不是关税，而是“制度信任的崩塌”。
三、产权与契约：市场经济的根基，也是国际接纳的前提
从国际法到制度经济学，市场经济的核心只有两个词：
产权（Property Rights）与契约（Contract）这两者构成了现代市场文明的基石。
著名制度经济学者诺斯（Douglass North）指出：
“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一整套保护产权、执行契约的制度。”
当产权模糊、契约弱化、公权力边界不清，市场机制会失效，外资与国际伙伴也会失去信任。
回到中国：
• 民企产权是否有稳定预期？
• 国企是否享有“隐性担保”与资源倾斜？
• 契约能否高于权力？
• 司法保护是否独立？
• 法治是否高于人治？
• 市场准入是否公平？
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其中的差别造成了对“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的判断。
这正是胡德平先生提出“民有经济”概念的深刻意义所在：
民营（经营权）不是问题，民有（所有权）才是问题。没有民有，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四、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冲突”：为何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对抗？
今天的世界秩序是以 自由贸易 + 市场法治 + 私有产权 为三大支柱的。
WTO的制度基础是市场经济、产权清晰、契约自由。
欧美并不要求中国“西化”，但要求遵循共同规则，这是国际制度的底线。
然而，当下的中国经济结构呈现明显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
• 国企在资源、信贷、土地、行政便利等方面拥有天然优势；
• 产业政策与政府补贴在国际上广受争议；
• 若干领域行政准入门槛仍然明显；
• 要素价格（能源、土地、资本）并非完全市场化；
• 民企仍容易受到非制度性风险冲击。
于是产生矛盾：
■ 当中国不是充分市场经济时
国际伙伴无法按“市场规则”对中国进行贸易管理。
■ 当国际社会无法使用市场规则
就会使用政治、安全、关税等工具来替代。
这就是为什么：
• 美国使用301条款、232条款、国安审查、出口管制等方式；
• 欧盟使用反补贴调查与“反胁迫工具”；
• 全球供应链出现“去中国化”“去风险化”。
这些做法不是想遏制中国，或所谓老大修理老二，而是
当市场规则无法适用时，各国只能“回到政治”和“回到国家安全”。
这是制度冲突的必然逻辑，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宿命。
五、“民有经济”不只是一个提法，而是重回世界的方向
在这一背景下，胡德平先生提出“民有经济”，意义重大。
1. 民有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
• 产权独立
• 契约自由
• 权力有界
• 司法平等
这些要求，民有企业天生需要，就如同空气阳光一般；
但国企由于承担政策任务、享有隐性背书，很难完全满足市场经济标准。
若要恢复国际信任，民有经济必须成为中国的真正主体。
2. 民有经济是中国重新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基础
欧美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看五大指标：
1. 价格是否由供求决定
2. 企业是否独立于政府
3. 会计标准是否透明
4. 私人产权是否受保护
5. 投资决策是否自主
民有经济在这五项上天生更符合要求。
3. 民有经济是重启中美关系的关键
今天中美贸易关系“被地缘政治化”乃至两国走向对抗的根源并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制度错位。
要解决这一问题，出路并不是外交，而是改革：
回到市场经济的根本，回到 WTO 的承诺，让民有经济真正成为主体。
当民有经济被确立为市场主体，中美信任可以恢复，贸易战便失去根基。
4. 民有经济的确立是真正的“改革开放再出发”
回看历史：
• 1978年改革开放是基于产权松绑；
• 1992年邓公南巡启动市场化加速；
• 2001年加入WTO是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 今天的挑战更大，但方向仍然相同：
从权力（贵）经济回到契约经济，从国企主导回到民有主导。
改革开放没有过时，
只是被暂时中断了；
现在需要重新接上。
六、结语：文明转型的道路是开放、法治与产权
中国若要重新融入世界、避免被边缘化，
若要重建中美关系，避免长期对抗，
若要恢复长期增长动力，避免经济持续下滑，
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
回归市场经济的根本逻辑——
确立民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民有经济”不是一个词，
它的确代表一种制度方向、一种文明选择。
它意味着：
• 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 契约高于行政
• 市场高于权力
• 法治高于人治
这是世界文明的共同准则，也是中国重新融入国际秩序的唯一道路。
当一个国家的制度能保护最弱小的民有者，那它的市场文明才真正站立起来。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以民有力量为主体，它才能赢得文明世界的完全信任。
祈愿中国的未来，不是靠强大与对抗赢得尊重，而是靠制度与文明赢得信任；
不是靠国家力量主导资源配置，而是靠市场机制推动创新增长。
当民有经济真正在神州大地兴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才会重新回到健康、稳定与互信的轨道。
所以，我要说“民有经济”的提法和建言“很欣赏、很宝贵、很重要”，是重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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