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轻轻忽略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利米书 6:14)
一、回应“先知书店”之文:有眼光,却未触及灵魂
读到“先知书店”《为什么中国文化缺少忏悔意识?》(https://mp.weixin.qq.com/s/MobKR9Qc32Q04sstp_SZmg)一文。文章从中西文化差异出发,指出中国社会在灾难与历史反思面前,普遍倾向于“控诉他人”而非“审判自己”,缺乏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忏悔”。
文章列举德国、犹太、俄罗斯等文化中的忏悔传统,并归纳出中国文化在以下三方面的缺失:
1.幽暗意识缺失(即不承认人性之恶)
2.超验信仰缺失(无对象可忏悔)
3.主体人格缺失(缺乏承担责任的个人意识)
文章视野开阔、例证丰富,对文化结构进行了有力观察。但遗憾的是,该文最终仍停留在文化心理与社会学分析层面,未能深入揭示“忏悔意识”背后的神学根基与文明后果,未触及问题的属灵本质,因此看到未看破,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根本差异:神本文化 vs 人本文化
真正的“忏悔文化”必须建立在神本世界观之上。这包含三个基础前设:
1.人是有罪的被造者 —— 谁来忏悔?
2.神是圣洁的审判主 —— 向谁忏悔?
3.罪是违背神的律法 —— 为何忏悔?
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本文化,没有神的启示,因此从未建立也不可能建立起这样的三角关系。儒家以“人皆可为尧舜”的性善论为核心,道家追求“无为而治”,佛教则试图从“业力轮回”中逃脱苦难,三者虽都承认某种“局限”,但从不承认人有对超验圣洁律法的“悖逆”。
忏悔,只能在有神、有罪、有审判、有恩典的世界中才有意义。而中国文化自古以来排斥神启、拒绝原罪,最终将一切道德责任化约为“社会问题”或“修身问题”。
三、李泽厚的“聪明”与张灏的“洞察”
李泽厚提出的“乐感文化”虽然在文化分类上颇有创意,但终究只是一种以文化情绪掩盖属灵危机的“聪明说法”,谈不上什么创新,更缺乏历史洞察的智慧,甚至流于自欺与遮蔽。因为,所谓“乐感”并不等于健康,而是对人性败坏的系统性否认。“乐感文化”让人误以为人即便没有神,也可以乐感地“好好生活”,从而掩盖了中国人的苦难的真相,以及人应当在神面前痛悔自新的真理。
看看中国历史就知道了:“治乱循环”不断,“人口大杀灭” 事件频繁上演,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心灵之痛哪里是“乐感”两个字所能轻易概括与遮盖的?
海外学者张灏曾提出中国文化缺乏“幽暗意识”,这其实是从哲学角度揭示中国文化无“罪意识”可言。而没有罪的意识,就难于建构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制度、法治文明、道德自觉,甚至无法产生文学上的灵魂反省。
所以中国一直到今天仍未跨超“文明三峡”,也未在无数的苦难中写出哪怕俄罗斯那样的文学名著来。
四、“乐感文化”实则是“罪性文化”与“无耻文化”
所谓“中国是乐感文化”,不过是浮在表面的幻象。这“乐”的背后,其实是自我麻醉,是“身在罪中不知罪”,因此骨子里是罪性文化,甚至是无耻文化。
在缺乏民主与舆论监督的环境里,中国的权力主体一贯喜欢“将丧事当喜事办”,面对灾难高喊“多难兴邦”,实则是糊弄百姓,推卸责任,结果常常是“多难穿邦”。因此,中国文化中的所谓“乐感”,往往不是百姓的民乐,而是权贵的官乐;不是出于盼望,而是源自绝望;不是信心的歌唱,而是自欺的幻觉;不是圣洁的庆典,而是对追责与悔改的厚颜排斥。
这种文化的实质,正是罪性文化与无耻文化:
· 它否认人本是罪人;
· 它逃避向人认错,更拒绝向神认罪;
· 它以“歌舞升平”掩盖权力的罪恶;
· 它以“嫁祸他人”代替省察自己。
与此对照,神本世界观下的“忏悔文化”才是真正的“脱罪文化”,也才是真正的“乐感文化”。唯有承认罪,才可能得赦免;唯有悔改,才可能得更新;唯有福音,才能带来真正的平安与喜乐。
西方的“忏悔文化”正因是认罪文化、脱罪文化,才进入了真正的“乐感文化”——那不是苦中作乐的麻醉,而是“无罪一身轻”的平安与喜乐,远胜过中国人熟悉的“无债一身轻”的轻松。
看墓地便见分晓:中国的坟场阴森恐怖,令人避之不及;而西方的墓园却常如花园,宁静安详,甚至成为“高尚住宅”的邻居。谁更有乐?谁更有盼望?答案一目了然。
这正说明,中国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乐感文化”,实则是拒绝真神、拒绝认罪的文化病灶,也是民族苦难屡屡无法转化为制度更新的深层原因。
五、忏悔文化塑造文明
进一步对比并思考:为什么基督教文化能孕育出西方法治、人权、责任伦理与生态治理观?因为它从根上承认人的败坏,从而建立起忏悔—赦免—制度责任的良性结构:
1.神与人和解 —— 在十字架下的认罪悔改;
2.人与人和解 —— 学习饶恕,承担责任;
3.人与制度和解 —— 权力必须受限,因人有罪;
4.人与自然和解 —— 人是管家,不是霸主。
正如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三大《忏悔录》所表达的——忏悔不仅是道德行动,更是文明更新的催化剂。
六、“五四”大师与“非基运动”的历史责任
圣经中有控告“假先知的一句话:
“他们轻轻忽略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利米书 6:14)
近代中国的许多“大儒”“大师”,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成了“假先知”。他们向民族灌输虚假的知识、虚假的主义、虚假的安慰与承诺,犹如瞎子领瞎子,把百姓引向灵魂的荒原,把中国带到阴沟里去。
特别要指出的,这不只是传统文化的盲点,更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在 1920 年代共同推动“非基运动”,公开倡导“宗教与教育分离”,排斥、边缘化基督教信仰,把原本可能注入中国文明的“罪—恩—悔—救”结构拦阻在门外,他们的角色,实则是用现代主义的外衣延续了“义和团”式的“排基”因子。
他们自诩理性,却拒绝承认罪性;他们倡导自由,却否认人需要恩典。他们的思想在属灵本质上正是“假先知”的言论:说“平安了,平安了”,却让几代中国人看不见人性之恶与福音之光,也因此坐失制度创新的精神资源。
中国文化之所以至今缺乏真正的“忏悔意识”,责任不仅在古老传统,更在近代知识分子对基督真理的拒绝与排斥。
七、结语:没有忏悔,就没有更新
没有罪意识的文化,只能在控诉与自义之间轮回;没有悔改的民族,只能在暴政与溃败之间往复;没有敬畏上帝的社会,终将自己拜自己、毁灭自己。
“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不是终点,真正的复兴是“让一部分人先信起来”——信真神、知罪性、愿悔改、靠恩典。
因为正如圣经所言:
“你若追究罪孽,主啊,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诗篇 130:3-4)
愿中国文化不再假装“平安”,而是勇敢面对真理,在十字架下真正学会流泪——因为,没有忏悔,就没有平安;没有福音,就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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