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0年代的美国，真正让建国一代夜不能寐的不是暴君——暴君已经在约克镇投降了——而是各州的民选议会。罗德岛的多数派用滥发纸币稀释债权人的财产；多个州的债务人救济法公然撕毁契约；1786年马萨诸塞的谢司起义干脆诉诸武力。请注意这些事件的共同结构：这不是少数人作乱，而是多数人通过完全合法的民主程序，侵犯少数人的权利。

所以第10篇开篇即断言：不稳定、不义与混乱，是”民众政府到处赖以灭亡的致命疾病”，而病灶名叫”派系”（faction）。

何为派系？

一般人会等同于”利益集团”。但麦迪逊给它下的定义值得逐字读：一部分公民——无论占全体的多数还是少数——被某种共同的激情或利益所联合驱动，而这种冲动有悖于其他公民的权利，或有悖于共同体长远的整体利益。派系不是任何利益团体；以损害他人权利或公共利益为特征，才成其为派系。

用经济学的话说，派系就是企图借助公共权力获取负和收益的联盟——它为自己攫取的好处，小于它让共同体付出的代价；

正常的利益团体做的可以是正和的生意，派系做的必定是亏空公家的买卖。

接着是一个关键切分和判断。少数派系不是真问题：共和原则——多数决——自会挫败它，顶多制造些噪音。真正的绝症是多数派系：当多数本身成为派系，民主的常规程序非但不能纠正它，反而成为它的执行工具。

于是问题被逼到最尖锐的形态：如何在不放弃民众政府的精神与形式的前提下，防范多数的暴政？

这等于给民主治疗一种自身免疫病——病是免疫系统自己发起的攻击，而你不能杀死免疫系统本身。

二、诊断的深处：财产分化的上游还有一层

治病先寻因。派系从哪里来？麦迪逊的回答是全篇哲学密度最高的几行字，值得放慢速度阅读。

只要人的理性可能出错，而人又有自由去运用理性，不同的意见就必然形成；人的理性与自爱相连，意见与激情便彼此点燃；而人的才能天然参差（diversity in the faculties of men）——才能的差异产生财产的差异，财产的差异把社会切分成不同的利益。于是——

The latent causes of faction are thus sown in the nature of man.

派系的潜在原因，就这样播种在人的本性之中。（笔者译）

请注意麦迪逊在这里完成的动作：他在”财产分化”的上游又挖了一层。冲突固然沿着财产的断层线爆发，但财产分化本身另有源头——自由加上参差的才能。只要人是自由的，只要人的禀赋、勤惰、判断、运气各不相同，财产就会分化，利益就会分裂，派系的种子就会一茬一茬地发芽。紧接着他写下了那个日后被反复争论的句子：对这些参差才能的保护，“是政府的第一目标”（the first object of government）。

诊断至此完成，麦迪逊的结论也随之锁定：

派系之因不可除——除非你愿意付出比病更致命的代价——救治只能在控制其果。

他还顺手钉死了一条退路：“开明的政治家不会永远在位”（Enlightened statesmen will not always be at the helm）。意思就是，不要指望贤人；方案必须在没有贤人的日子里照常运转。

这一句话区分了两种政治学：一种为想象中的圣人立法，一种为真实的人性设计。麦迪逊选定了后者，此后一切严肃的制度设计都跟着他走了这条路。

人性（nature of man）是什么？其实就是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的性质，是所有人都具有的本质性存在。制度设计首先必须洞察人性，遵循人性，这正是保守主义的精神。美国建国之父中间固然有争论——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吵得不可开交——但那是受约束视野内部的左右之争：

没有一个人主张铲除人性、再造新人。正因如此，美国得以在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地基上建国。

三、马克思赢下的东西

现在让另一位诊断者出场。

必须先把该给的分给足——这不是修辞的客套，而是本文论证成立的前提：只有先看清马克思赢下了什么，才能看清他输在哪里。

马克思的诊断，在骨架上与麦迪逊惊人地一致：社会冲突不是误会、不是道德滑坡、不是坏人作祟，而是植根于财产关系的结构性事实；观念与激情追随利益，而非相反；历史的动力藏在阶级的分野之中。

这套视角的解剖刀般的锐利，麦迪逊若读到，想必会在很多页边点头——毕竟第10篇里那句“对彼此交错、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调节，构成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接近亚里士多德，不如说更接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

而且，马克思手里握着麦迪逊没有的东西：曼彻斯特纱厂的童工，十六小时的工作日，蓝皮书里成吨的苦难证词。他对早期资本主义黑暗面的记录是真实的，他的道德严肃性是真实的，

千百万读者在他的文字里认出自己的处境，这也是真实的。任何把马克思打发为骗子或疯子的写法，都既不诚实，也无力量。

马克思赢下了诊断的一半。他看见了同一种病：“派系”，只是换了一个学名——“阶级”。不过请留意这次换名中悄悄发生的事：麦迪逊看见的是一张多元的派系地图——债权人对债务人、土地对工商、地域对地域、教派对教派，无数条裂缝彼此交错；马克思把这张地图简化成一条黑白战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阵营。地图与战线，多元与两极——这个简化不是笔误，它是药方分岔的第一处伏笔。

问题出在哪里？不在诊断，而在药方。

四、分岔点：一台1787 年造好的预言机器

回到第10篇。麦迪逊在陈述“制果”方案之前，先用排除法封死了“除因”的路。这段排除法平时被当作过场读掉，但把马克思放在对面，它就显出了完全不同的分量——它是一台预言机器。

麦迪逊说，铲除派系之因，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消灭自由——然而，“自由之于派系，如空气之于火”。可行吗？可行。可取吗？不可，因为药比病更毒（worse than the disease）。没有自由，固然没有派系，但也没有了政治生活本身——自由的政治共同体，共和国，随之终局。

第二条，让所有公民持有相同的意见、激情和利益。可能吗？

不可能——只要理性可错而人有自由，只要才能参差而财产随之分化，划一利益就是在对抗人性本身；差异不是制度的产物，差异会再生。

两条路封死之后，麦迪逊转身走向“制果”的工程：扩大共和国的范围，让派系在广土众民中相互稀释（本篇的方案）；让野心对抗野心，用结构去制衡权力（第51篇的方案）。不取缔冲突，而是给冲突修渠道——让派系的压力在制度的河床里相互冲撞、彼此抵消、不断校正，最终沉淀为共和国的动态均衡。这就是”制果”二字的全部内容：不消灭派系，而是驯服派系的后果。

再把马克思的药方放上来对照。

马克思的全部方案不是“制果”，而是“除因”：

财产分化不是自然事实而是历史阶段，是可以废除的；废除私有制，阶级消失，阶级消失则冲突之因消失，国家将失去存在的理由而自行消亡，全世界因此走向共产主义。

逻辑干净漂亮——如果财产分化是冲突的最上游，马克思就是对的，且终将胜出。

但麦迪逊更加犀利地看到，上游还有一层：自由与参差的才能。于是麦迪逊的二分对马克思的药方做出了一个冷酷的预言：除因的工程必然被迫同时走上两条被封死的路。为了划一利益，必须持续压制那个不断再生差异的东西——也就是自由（第一条路，药毒于病）；而即便压制了自由，利益也划一不了，分化会换一副面孔卷土重来（第二条路，不可能）。

麦迪逊无缘看到1930年代那场社会主义大论战，更读不到《通往奴役之路》。但哈耶克后来用一整本书论证的那条逻辑——计划取代市场，必以强制取代自由——其骨架，在第10篇的排除法里已经立起了。先知不是手中持有水晶球；先知只是比所有人都看透人性，并地把逻辑走到了头。

二十世纪替这台预言机器出具了实验报告。从苏联到东欧，实验在不同的国土、不同的文化、由不同的人群独立重复，结果向同一处收敛：为了消灭利益分化，不得不建立史上罕见的强制机器——自由被系统性地取消了；而分化并未消灭，只是改换了形态——官阶取代了资产，特供取代了地租，权力接管了财产从前的位置，一个新的分层结构在”无阶级社会”的名义下按级别配给住房、医疗与真相。第一条路走了，第二条路还是没走通。

这里必须正面接住一条常见的辩护：“那些实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被执行者败坏了。”这条辩护的软肋恰恰在实验的重复性上：若失败源于某个执行者的品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世代的独立实验理应产出发散的结果；结果高度收敛，指向的就不是人的偶然，而是机制的必然。

而那个机制，麦迪逊早在实验开始前一百多年就写清楚了：除因只有两条路，一条药毒于病，一条违逆人性——同时走，则两毒并发，惨不忍睹。

五、费尔巴哈的根子：谁来塑造塑造者？

耶稣说过：“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路加福音6:40）麦迪逊与马克思，同样的诊断，不同的解药——分岔的根须，一直伸到各自的老师那里。

麦迪逊的老师，是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苏格兰长老会牧师，普林斯顿（时称新泽西学院）校长，《独立宣言》签署人中唯一的神职人员。麦迪逊在他门下读完本科后，又特意多留了半年研习神学与希伯来语。威瑟斯庞传给这位学生的，是加尔文主义的人观：人全然败坏，无人可被托付不受制衡的权力——这份对人性的幽暗意识，日后化作了分权与制衡的全部设计。

而马克思的思想教父是费尔巴哈——那位宣布”上帝不过是人的本质的投射”、把神学整个还原为人学的无神论哲学家。费尔巴哈拆掉了神，把人放上了神的位置；马克思再走一步：既然人的本质不在天上而在社会关系之中，那么改造关系就能重造人本身。

麦迪逊的老师教他敬畏人性的深渊，马克思的老师教他人可以自我作主、自我重造——两张药方的分岔，在神观之起点就已注定。当然，师承照亮地基，不判定对错；对错要靠逻辑与历史来判，且看下文。

马克思阵营里最强的辩护，也从来不在历史层面，而在哲学层面。所以它必须被正面处理，因为整场争论的根子在这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写道：人的本质并非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句话是马克思体系真正的地基：如果人性本身是社会关系的产物，那么改造社会关系就能改造人性——麦迪逊所谓”播种在人性中”的派系之因，不过是特定生产关系在人身上的投影；关系变了，投影自然消失。照其理论，麦迪逊犯了将历史误认为自然的错误，把资产阶级社会的人当成了永恒的人。

这是真正的认知交锋点，值得用最认真的态度对待。而对它的反驳，不需外援，只需要把这个命题自身的逻辑走到底：

如果人性是可塑的，那么——谁来塑？

塑造工程需要工程师。工程师是谁？是一批先于”新人”诞生的旧人——他们自己的人性尚未被改造，仍然携带着理性可错、自爱深重、才能参差的全部旧配置。那么请问：这批手握塑造大权的旧人，他们的私欲由什么来制衡？他们的错误由什么来纠正？他们凭什么不把”改造人性”的权力用于巩固自己的地位？

马克思的体系里，这个问题没有位置。不是他答错了，是他取消了提问——因为在理论上，革命者被预设为历史必然性的自觉执行者，先锋队被预设为没有自身利益的阶级化身。

而这个预设，恰恰是麦迪逊在1787年就拒绝签字的那一张：开明的政治家不会永远在位；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麦迪逊的全部宪政设计——分权、制衡、司法独立、联邦结构——本质上就是对”谁来看守看守者”这一个问题的层层作答。

于是出现了这场对峙中最深的一层讽刺：“谁来塑造塑造者”这个问题在马克思那里的缺席，本身就是麦迪逊必要性的最强证明。取消了这个问题的实验，最后无一例外地被这个问题反噬——不受制衡的塑造者，成为了新社会里最顽固的旧人性标本。

顺带处理经验层面的一条质疑：有人说，“才能→财产”这条链在现实中很松——继承、垄断租金、纯粹的运气，都在制造与才能无关的财富。这个观察本身是对的，但它打不中麦迪逊，因为麦迪逊的命题不是”现有分配皆属应得”（那是另一个问题，属于正义论的战场），而是一个再生机制命题：无论你把财产的牌洗得多平，平等或共产搞得多彻底，只要自由与参差的才能还在，分化就会重新累积——除非你持续地、一代一代地压制自由本身。所以，这个命题不为任何一次分配辩护；它只陈述一个约束条件。而二十世纪的实验，验证的正是这个约束条件。

六、第三条路：北欧是谁的证据

行文至此，还必须防住一个几乎必然发生的误读：“照这么说，一切追求平等的努力都是通往奴役之路？”

不是。麦迪逊的二分封死的是除因，没有封死制果——而现代世界的再分配政治，恰恰属于制果一路。累进税、社会保险、义务教育、反垄断，这些工程的共同特征是：调节差异的后果，而不消灭差异的来源；财产照旧私有，市场照旧运转，选举照旧举行，参差的才能照旧自由行使——只是其结果的一部分被共同体协商着重新分配。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是这个家族在哲学上的精致表述：接受人的天赋参差为给定事实（他称之为”自然彩票”），只对其社会后果的安排提出正义要求。这与麦迪逊同在一个逻辑空间里，与马克思不在。

所以北欧不是马克思的证方，而是麦迪逊的证方。瑞典和丹麦拥有的一切——私有产权、开放市场、竞争性选举、独立法院——都在麦迪逊的框架之内；它们与二十世纪除因实验的距离，比与美国的距离远得多。

把福利国家记在马克思名下，是二十世纪流传最广的记账错误之一，也是政治经济学思路不清的典型标志。

本文的打击对象因此可以精确划定：是除因的激进主义，不是平等的温情主义。关怀平等的人，在制果的框架里有广阔的战场，也有足够的空间。

七、利益调节，是美德的堕落吗

还剩一个更古老的质疑要回应，它来自比马克思更受尊敬的方向——古典共和主义。

麦迪逊说，对彼此冲突的利益进行调节，“构成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在古典共和主义者听来，这近乎堕落的自白：政治的使命本是发现公共善、塑造公民美德，怎么能自贬为利益的会计？从亚里士多德到反联邦党人，这条质疑一脉相承——政治若只剩调节，共和国还剩什么灵魂？

回答分两层。

第一层：现代共和放弃的不是理想，而是空想——那个通过政治权力直接塑造灵魂的空想。这个空想与除因的空想是同一枚硬币：都要求权力深入人的灵魂去改造些什么，也都绕不开”谁来塑造塑造者”的死结。

第二层更进一步：让一个亿万人口、利益万殊的社会，日复一日地在不流血的前提下解决冲突——这本身就是文明所能企及的最大美德之一，是亚当·斯密意义上真实的公共福祉。古典城邦用放逐、内战和处死苏格拉底来结清分歧；现代共和国用听证、判决和下一次选举来结清分歧。说现代共和没有灵魂的人，应该去问问被前者夺去性命的人。

至于美德本身——它既没有被轻看，更没有被逐出共和国，只是换了岗位：从政治权力的目标，转为政治权力的土壤，由家庭、教会与社会去耕种。这份”美德的分工”如何运作、其边界何在，是《联邦党人》第51与55篇的地界，本系列将专文处理。

结语：两种视野，一条分水岭

把镜头拉远，麦迪逊与马克思的对峙就显出了它的谱系。索维尔曾把两百年的思想史概括为两种视野的对峙：无约束的视野相信人性是待完成的材料，社会之恶源于可以铲除的制度之因——卢梭、戈德温、孔多塞站在这一列，马克思是它最彻底的传人；受约束的视野相信人性是给定的约束，智慧不在铲除恶因而在设计结构、驯服后果——休谟、斯密、伯克站在这一列，麦迪逊是它最伟大的工程师。激进与保守的分水岭，剥到最后就是这一条：承认不承认人性是给定的——要不要把神当神，把人当人？

由此也可以为”保守主义”正一次名：它守的不是旧物，而是人性的边界——守住那条”除因必经消灭自由”的警戒线。而1787年与1848年这两份诊断书的最终对照结果是：看见同一种病的两个人，一个因为多挖了一层病因而选择了终身护理，一个因为相信病因可以根除而实施了截除手术。两百年的病历放在这里，疗效不言自明。

只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悬着，而它不属于政治学：人性为什么是给定的？麦迪逊在本篇中，先把它当作经验事实接受下来，但经验事实需要根基——为什么人的理性注定可错、自爱注定深重，却又始终保有让自由与共和成为可能的那一点可敬的品质？这个问题，要等我们研读第51与55篇、直面联邦党人的人性论时，再正面走向它。

本文为《共和国的智慧——联邦党人文集研读》系列之二。《联邦党人》引文出自1787–1788年原刊，中译为笔者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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