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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观察：在更高的天空下：写给分歧中的中国自由派与保守主义者

2026年02月02日 05:50 美中时报赵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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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分歧之中，是否仍有共同仰望的天空？

在当下的公共讨论中，分歧往往并不止于分歧本身。它们常常迅速滑向阵营化与标签化，判断被简化为态度，人被推着站到非此即彼的位置上。久而久之，我们甚至难以分辨：自己究竟是在讨论公共问题，还是在为某种情绪与归属感而战？

最近，张雪忠教授和郭于华教授之间一场围绕美国政治人物的公共分歧，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不小的回响。争论的表面，是是否支持某一位政治人物；但真正引发张力的，显然并不只是这位政治人物。这场分歧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自由派与保守主义者之间日益显化、却长期未被认真梳理的深层差异。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分歧本身并不是问题，甚至强调分歧也完全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分歧被敌我化。

在任何一个健康的公共空间中，分歧都是常态。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意见不同，而是当分歧不再被视为可以讨论的差异，而被理解为价值上的敌对、道德上的高下，甚至人格上的可疑。那时，公共讨论便不再是增进彼此理解的努力，而开始演变为彼此否定的交锋。

正因如此，本文并不试图裁决谁在争论中“更正确”，也无意对任何具体立场作出道德评判。本文更关心的，是一个更基础、也更长远的问题：当我们在政治判断、制度偏好乃至文明走向上出现重大分歧时，是否仍然可能在某个更高的维度上，承认彼此的诚实，尊重彼此的良知，并继续把对方视为同路人？

换言之，在分歧之上，是否仍有一片可以共同仰望的真正自由与真理的天空？

一、制度锚定与信仰锚定：分歧从何而来？

如果我们暂时把情绪与立场放在一边，冷静地回看围绕美国政治反复出现的公共分歧，会发现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事实：分歧的真正来源，并不在于谁是否理性，也不在于谁更珍视自由，而在于人们各自把“秩序的最终锚点”安放在了哪里。

对中国自由派而言，“制度锚定”是不言而喻的，制度始终是最可信、也最可操作的依托。权力必须被限制，政府必须被约束，个人权利必须通过成文规则得到保障。这一整套逻辑，构成了自由主义最坚实的思想内核。因此，当某位政治人物表现出对程序的轻视、对制度的冲撞，甚至在言行中显露出强烈的个人意志色彩时，自由派产生警惕乃至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并非情绪反应，而是源自其一贯的学理立场与深刻的历史记忆。

然而，另一种判断路径同样真实存在。对许多保守主义者来说，制度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秩序的起点，而更像是秩序的结果。真正的问题在于：制度本身的正当性来自何处？是谁在制度之上，限制制度的滥用？

正是在这里，“信仰锚定”的视角开始显现其意义。

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之所以在现代政治史上显得特殊，并不仅仅因为它拥有一部成文宪法，而是因为它在建国之初，就明确拒绝将权力的最终来源安放在人间的任何有限之物之中。

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宣告：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独立宣言》由此确立的根本原则是：

• 权利不是国家“赋予”的，而是政治“承认”的
• 民族、国家、政府、多数意志，都不是权力的终极授权者
• 政治共同体的任务，是保护一种先于政治而存在的权利秩序

在这一前提下，美国政治秩序从一开始就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去神化”：

• 国家不是神
• 制度不是神
• 多数也不是神

它们都必须被置于一个终极的上位秩序之下，接受超越政治本身的道德审视与约束。

这一点极其关键，包含着一个很多政治学教材都没有说透的重大事实：

美式宪政最基本、最深层的权力制衡，并不发生在制度之中，而首先发生在“权力是否被承认为终极”这一层面。

• 三权分立 → 权力之间的横向制衡
• 去神化 → 权力与终极正当性之间的纵向制衡

后者，比前者更根本。

也因此，当美式宪政的信仰根基逐渐被淡化，甚至被否认时，分歧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们对同一位政治人物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也就不再只是立场差异，而是源于对美国宪政秩序根基的不同理解。自由派更多关注程序是否受损，保守主义者则更在意价值是否失锚。当锚点不同，彼此的理性并没有消失，而是必然导向不同的判断路径——一种侧重程序与制度的理性，另一种侧重价值与终极秩序的理性，并最终呈现为结构性的分化。说到底，理性并不是悬浮的，它总是被锚定在某种“最终所指”之中。

二、当上位秩序消失，分歧为何走向敌我？

在一个健康、有序的公共讨论中，分歧本身并不可怕。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分歧开始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从问题之争，转化为人格与动机之争；从“你怎么看（What do you think?）”，变成“你是谁（Who are you?）”。

但少有人注意到，这一变化，往往发生在一个关键前提被抽空之后：当社会不再承认存在高于各方之上的共同秩序时，分歧便会在心理与道德层面被重新编码为敌我关系。事实上，当缺乏上位秩序作为共同参照，人便几乎不可避免地转而借助身份与道德，对彼此作出裁决。

在美国传统的新教文明语境中，即便政治立场发生分化，人们仍然默认存在一个超越政治的上位秩序——under God（在上帝之下）。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政治对手仍被视为同处于这一上位秩序之下的共同体成员，如同一个家庭中的“弟兄”，是需要被尊重、被说服、被制衡，却不应该、不可以被消灭的对象。

然而，一旦这一上位秩序退场，裁决权便不可避免地回到“下位”的人手中——回到多数、权力、话语优势，或当下最具动员力的道德叙事之中。分歧因此不再只是判断不同，而会被迅速道德化、身份化，并最终走向敌我化。

当对方不再只是“错了”，而被视为“不义的”“危险的”，公共讨论便不再以说服为目标，而转向压制与排除。这种滑坡并不专属于任何一个阵营，而是秩序真空之下的普遍风险。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极端反对基督教制度与教会历史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却仍然对耶稣本人保持敬意，才显得格外耐人寻味。这一张力提醒我们一个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区分：基督教作为历史制度，基督徒作为不完全的人，与耶稣本人，并不能被简单等同。

正是由于这一区分的成立，即便在是否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问题上立场迥异，人们仍可能在对耶稣人格与教导的敬重中，保留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共识，并由此避免将分歧彻底推向敌我对立。

也因此，即便对宗教制度持强烈批判立场，人们仍然可以在终极信仰与道德维度上彼此对话；而当这一界线被抹平，一切被压缩为立场正误，公共空间便会迅速失去弹性。

也正是在这一观察视角下，我注意到张雪忠教授对耶稣所表达的敬意，也注意到他所批评的郭于华教授同样对耶稣怀有敬意。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未站在彼此的对立面，而是同处于一片关乎自由、真理与良知的更高天空之下。正因如此，我仍然看见中国自由派与保守主义者在那片更高天空下彼此尊重、彼此相爱的希望。

三、底线共识：在分歧中如何仍然彼此相待为弟兄？

既然分歧并不会迅速消失，一个现实问题便摆在面前：是否存在某种可能，使自由派与保守主义者即便在重大判断上持续分歧，仍不至于走向彼此否定？

一个可行的起点，并不是追求全面一致，而是重新确认底线共识。

第一，承认对方的诚实与良知。

分歧中最具破坏性的，并非判断不同，而是对动机的道德化推断。一旦默认“与你不同，必然意味着不诚实”，对话便已终止。

第二，拒绝将制度或立场神圣化。

自由派需要警惕制度被绝对化，保守主义者同样需要警惕传统被神圣化。双方在这一点上，其实拥有共同的敌人——把有限之物抬升为绝对之物的冲动。

第三，保留对上位秩序的敬畏感。

无论这种敬畏被理解为信仰、道德律，还是超越个人意志的责任结构，它都意味着：人并非终极裁判者。

在这一意义上，许多中国自由派学者并非对信仰与超越毫无兴趣。相反，不少人始终保有强烈的终极关怀与道德理想。他们或许对宗教制度和组织保持距离，却对耶稣基督的言行与教导怀有真诚的敬意。被称为“天国宪法”的登山宝训，其核心并非权力原则，而是人格秩序——谦卑、怜悯、清心、饥渴慕义，以及对和平的执着。

正是在这里，自由派与保守主义者之间，或许存在一个常被低估的交汇点：对终极秩序、人格秩序高于权力秩序的共同直觉。

结语｜在更高的天空下

写到这里，我已无法继续保持抽象的旁观姿态。因为这场讨论，不只是关于他人的分歧，也贯穿了我自身的思想路径。

我曾长期站在自由主义传统之内，对制度理性心怀敬意。正是这一传统，教会我尊重规则、警惕权力、珍惜良知的独立性。对此，我始终心怀感激。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也逐渐意识到：**仅靠制度理性，并不足以承载文明的全部重量。**制度可以限制权力，却难以回答权力为何必须被限制；制度可以规范行为，却难以生成终极的约束与盼望。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中，我的思想逐渐向保守主义靠拢。

但我也愈发清楚地看到：思想上的转向，并不自动意味着人格上的成熟。而保守主义也不仅意味着一种立场或政见，更意味着人格与风范。在克制、谦卑与耐心上，我常常发现自己远不如一些自由派学者。他们或许在终极信仰上尚未迈出“惊险跳跃”的一步，却在做人上始终守住分寸，在分歧中仍愿意保留尊重与善意。这不仅让我自省，也让我格外珍惜与他们之间那种真实而不功利的友谊。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与自由派并非陌生人。相当多的保守主义者，正是从自由主义传统中走来。只是当他们意识到，那片天空不足以承载终极问题时，才开始抬头，寻找更高的参照。这并非对自由主义的放弃，而是一种延伸——对“秩序究竟安放在哪里”的继续追问，也是对“何谓真自由、以及如何捍卫并保障自由”的进一步思考。

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自然浮现：当自由主义的天空不再足够宽广，我们是否一定要彼此分道扬镳？抑或，是否可能在更终极的天空之下，重新彼此承认为弟兄？

这并不是一个策略性问题，而是一种深切而严肃的盼望。因为如果在分歧中，我们连彼此相待为“人”的能力都失去了，那么无论制度多么精巧，文明本身都已开始流血。

我所盼望的，是另一种前景：在分歧仍然存在的前提下，中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依然能够彼此尊重、求同存异；不仅为公共秩序争论，也为人格秩序守望；在那更高的天空之下，不急于彼此定罪，而愿意彼此等待。

在两千多年的基督教传统中，那片天空有一个清晰而温柔的名字——耶稣基督。他并不站在“足够好”的那一边，而是站在所有承认自身不完全、却不愿放弃真理的人中间。也正是在那片天空之下，分歧不必走向敌我，判断不必升级为审判，人仍然可以在不同路径之后，彼此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