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把企业做大了，我们把什么做大了？”张维迎这句话像一把薄刃，划开了两个时空：一边是蒸汽机轰鸣后，英国把“公司”做成国家权力的平行体系；另一边是科举钟声回荡里，我们把“政府”做成吸纳天下精英的巨型磁场。刀刃之下，奔涌而出的不是简单的政策优劣比较，而是对一个文明“配置逻辑”的千年追问：当最聪明的脑袋、最丰沛的野心、最稀缺的资源，不约而同地涌向同一座独木桥，这座桥会把整个民族带向哪里？
一、历史的“隐函数”：被低估的制度机会成本
传统史家常以“治乱循环”解释中国近代落后，却少有人把镜头拉远，算一笔“制度机会成本”的宏观账：
——从隋唐到清末，平均每三年产生约 300 名进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地方层层淘汰里剩下来的智商最高、自律最强、学习能力最突出的群体；
——与此同时，欧洲第三、四子贵族因“长子继承制”被赶出土地，被迫流窜于佛罗伦萨、安特卫普、曼彻斯特，在“无官可做”的缝隙里，把过剩的精力兑换成复式记账、保险、股份公司、专利法案。
当中国的“超级大脑”在翰林院里注疏四书五经时，欧洲的“次级贵族”正在大西洋的狂风巨浪里试验股份有限责任；当我们的状元郎衣锦还乡修祠堂，人家的“破落骑士”已把全球航线、蒸汽机、铁路债券一并打包上市。
历史并不总是“谁更聪明”，而常常是“谁被允许把聪明用在哪里”。科举制把风险厌恶写进制度基因——只要挤过独木桥，就能享受全国最安全的现金流（俸禄）与最高的社会贴现率（声望）；而欧洲把风险偏好写进生存本能——不冒险经商，就只能在三十年战争里当雇佣兵炮灰。于是，同样的理性人，做出了截然相反的“理性选择”。张维迎谓之“人力资源的错配”，我则愿称其为“隐函数决定论”：制度把参数偷偷写进效用曲线，个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已替整个民族做出了千年抉择。
二、“政府—市场”相对价格：一条被忽视的杠杆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并非没有“企业家”，而是企业家职能被政府—市场之间的巨大“相对价格差”所压抑。
1. 预期收益差：官员拥有税收、特许、司法裁量等“广义产权”，而民间商人连人身财产安全都需额外购买（“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败落就是最好注脚）；
2. 风险曲线差：官员犯错最高罢官，商人犯错可能抄家；
3. 人力资本折旧差：官员经验随年资递增，商人资产随时可能被“公私合营”清零。
三条差值叠加，构成一道“制度溢价”——做官的 IRR（内部收益率）长期高于经商 8～10 个百分点。在复利公式里，8 个百分点的年化差距，100 年后就是 2200 倍的财富悬殊；映射到文明层面，便是“政府越来越大，企业越来越小”。
1978 年以后的故事，本质上是邓小平用“三把剪刀”把上述价差迅速削平：
——农村改革让 1 亿“隐性失业”人口先变成小商贩，降低从商“进入门槛”；
——价格双轨制、特区试点，让第一批冒险者获得“制度套利”红利，用 20 年时间填平了 8～10 个百分点的收益差；
——1993 年分税制 + 2001 年加入 WTO，把地方政府的“租金来源”从直接办企业转向“土地+税收”，官员“下海”第一次出现“机会成本”为负的拐点。
当“市场”的预期收益曲线陡然抬升，而“政府”的风险调整后收益曲线开始下降时，最优秀的人才像水一样自动流向凹地。2000—2020 年，全国公务员报考人数与民营经济占比出现历史性的“剪刀差”——前者从 100:1 的录取率降到 35:1，后者从不足 20% 上升到“56789”。这不是简单的“政策利好”，而是相对价格被改写后，亿万个体同时“用脚投票”的宏观结果。
三、走出“身份经济”：华人、犹太人与“制度套利”
张维迎举华人、犹太人的海外成功，说明“中国人并不缺企业家基因”。但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一旦回到母国，这些基因就突然“沉默”？
答案仍在“身份—契约”光谱。东南亚华人、欧洲犹太人所处的是“身份天花板”社会：政治大门紧闭，唯有商业一条缝。于是，他们把“关系”压缩到最低限度，把“契约”扩张到最大范围——因为任何一次违约都会被本地多数族群放大成“华人不讲信用”“犹太人吸血”的种族叙事。
反观母国，我们长期运行在“身份经济”轨道：资源按行政级别、户口、编制、档案分配，契约只是身份的附属品。当“身份”可以低成本转化为“租金”，违约成本就由系统承担，个人自然缺少把“声誉”资产化的动力。
因此，华人、犹太人的海外成功，不是简单的“逆境激发”，而是“制度套利”——在身份高的地方用契约保护自己，在身份低的地方用契约壮大自己。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最大的成就正是把经济系统从“身份轨道”部分切换到“契约轨道”：
——民企上市，靠财报而非批条；
——互联网创业，靠风投而非行长；
——科创板注册制，让亏损企业也能融资，彻底打破“净资产”身份门槛。
但契约轨道仍是一条“半轨”：当融资、市场准入、破产保护、跨境数据、行政垄断等关键节点仍由身份决定时，企业家精神就始终处于“随时被召回”的薛定谔状态。张维迎之问，因此并未终结，而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人家把企业做大了，我们把什么做大？”
升级版追问是：“当身份再次膨胀、契约再度收缩时，我们能不能把‘制度套利’的空间留在国内，而不是逼最聪明的人再次用脚投票？”
四、把什么做大，才配得上 14 亿人的现代化？
今天，中国 GDP 已迈过 120 万亿元门槛，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似乎“把企业做大”已不再是问题。但张维迎的警钟仍在回荡：
——如果 500 强里 2/3 仍是行政垄断型国企，我们不过把“政府”做大的单位从“衙门”改成“公司”；
——如果科创板平均 IPO 市盈率仍是纳斯达克 2 倍，退市率却不足人家 1/5，我们不过把“身份溢价”从“编制”换成“壳资源”；
——若最顶尖的大学毕业生，首选仍是“选调生”而非“独角兽”，我们不过把“科举”翻译成“国考”。
真正的“企业做大”，不是资产负债表膨胀，而是让契约精神、法治底线、创新回报、破产保护成为社会运行的底层协议；不是多几家“宇宙行”“宇宙钢”，而是多一批“如果失败，社会能否宽容”的试验者。
因此，面向下一个 40 年，中国亟需完成三场“杠杆再平衡”：
1. 从“政策套利”到“法治套利”——把企业家精神的收益来源，由“政策红利”升级为“法治红利”；
2. 从“规模红利”到“创新红利”——把竞争维度从“谁拿到批文”转向“谁拥有专利”，让研发强度成为企业估值的核心变量；
3. 从“身份溢价”到“声誉溢价”——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基础设施，让“一次失信、寸步难行”真正落地，从而把“关系”压缩，“契约”外溢。
只有当这三根杠杆同时完成切换，张维迎之问才能被历史封存：“人家把企业做大了，我们也把企业做大了——而且是把‘契约型企业’做大，把‘身份型政府’做小；把‘创新者’做大，把‘审批者’做小；把‘法治’做大，把‘人治’做小。”
五、结语：让最聪明的大脑，不再在独木桥上拥挤
两千年前，秦始皇用郡县制把“政府”做成人类史上第一个巨型科层机器；两千年后，我们用改革开放第一次让“企业”成为与“政府”并驾齐驱的吸纳器。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韵：
——当最优秀的人才发现，创造财富比分配财富更有利可图，他们就会把才华写进商业计划书，而非政府工作报告；
——当制度把“冒险”从贬义词变成褒义词，每一座车库、每一间宿舍、每一间实验室，都可能长出下一个苹果、谷歌、特斯拉；
——当“把企业做大”不再是少数冒险家的孤勇，而是绝大多数普通人可计算、可预期、可退出的生命周期选择，一个民族的千年运势，才真正被改写。
张维迎之问，表面是经济命题，深层是文明命题：我们究竟想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记忆给后代？
是继续把“政府”做大，让最聪明的头脑在独木桥上拥挤，还是把“企业”做大，让每一颗大脑都能成为创新的节点？答案，写在每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将来要填的志愿表上：
“如果他想当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而不是公务员，我们能否对他说——去吧，社会会为你的失败兜底，也会为你的成功喝彩？”
那一刻，我们才终于有资格告诉两千年前的科举幽灵：“谢谢你曾维持大一统，但下一站，我们要把企业做大，把法治做大，把每一个普通人的梦想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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