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
丙午的春夏之交不无特殊：大半个中国泡在雨里。华南（两广、福建）来势最猛，积水内涝多发。江南（湘赣浙）连阴，大到暴雨接踵而至。西南（川渝、贵州）普降大雨，局地暴雨。华北（冀鲁晋豫）：一改往日之干燥，迎来5月少见的强降雨，农田偏湿。直至笔者撰写该帖子之际，华南、江南等地的雨带毫无收敛之意，多地伴雷电大风。时有高铁晚点、飞机停飞的通告。
一样落雨两样情。鲁迅的胞弟周知堂说：“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时值1923年，还不足40岁的他，已经“艺术地躺平”了。意思是不写也无伤大雅，更不是为了颜如玉黄金屋千钟粟。那么，弱弱地问一句：后来为什么担任“伪职”而进了南京老虎桥监狱呢？可见纯粹“不涉时事”的“世外桃源”压根儿没有。重要的是，一百年前，周作人自我感觉正在良好，面对下雨，想到的仍然是“京兆布衣”羽毛的梳理，完全未曾顾及在麦熟季节，俺老家河南是多么需要大晴天。
日前写《不悟斋怀人》，说到过刘炳善老师回忆他的老师万曼先生。万先生讲老子至“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彼时，天上正好下着瓢泼大雨。先生望着窗外说：“要是一直下个不停，我们岂不都要化为鱼乎？”如今，大概有不少地方，人们惴惴不安，担心真的要变鱼了——网友打趣说，以后结婚要彩礼，车子与房子之外，还得加上“有船”。
回到唐诗本身。写下雨的“冠军”是谁？不是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杜牧，反倒是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子美！谓予不信，且听笔者信口在雨天“开河”——
二十五、 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唐诗第一雨”
曙角凌云罢,春城带雨长。
水花分堑弱,巢燕得泥忙。
——杜甫《乘雨入行军六弟宅》
这是老杜的半首诗。为何断章取义？因为仅仅需要他的描写落雨的部分。
话说一周前，老同学范兄发来了《五月十七日观雨二绝句》曰：
一
丰收在望快开镰，霪雨连朝颇不厌。
我有忧心遣无计，聊研朱墨写缃缣。
二
农家不必试新镰，收割机声人未厌。
雨霁天晴云雾散，诗情滚滚入青缣。”
彼时，笔者供职的湛江也是雨水连绵，大学的校车劈涛斩浪，满载必须按时到达教室的老师们，有点像一往无前的冲锋舟——而后，笔者出差西行，一路上看到不少暴雨袭击的痕迹，遂想到一个题目：唐诗里写“雨”最多的诗人是哪一位？
简单地搜索、汇总，居然是忧国忧民的老杜！
据仇兆鳌《杜诗详注》系年，杜甫标题带“雨”字的大作至少有——天宝年间，《秋雨叹三首》（长安，苦雨伤稼）；至德–乾元年间，《雨》（秦州，秋霖），《苦雨》（秦州，久雨）；上元年间，《春夜喜雨》（成都，草堂春雨），《大雨》（成都，暴雨），《小雨》（成都，细雨）；宝应–广德年间，《雨》（梓州，秋夜）；永泰–大历年间，《雨》（云安，江雨），《雨》（夔州，山雨），《夜雨》（夔州，峡中雨夜），《雨四首》（夔州，秋雨组诗），《晨雨》（夔州，晨雨），《晚雨》（夔州，晚雨），《雨》（江陵，江雨），《雨中》（潭州，湘江雨）……
此外，还有约20首左右，是标题不含“雨”但亦在咏雨者，如《水槛遣心二首》：“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赠卫八处士》：“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据不完全统计，杜甫存诗约 1450 首，全篇/主题写雨者约 40–50 首，加上含雨意象、雨景、雨事者，合计约百首上下，冠以“唐诗第一雨”当不为过也。
这首《乘雨入行军六弟宅》写的是：清晨，响彻云天中的号角已然停歇，春日城池在绵绵细雨里愈发悠远。细雨溅起的细碎水花，顺着城壕缓缓轻漾。檐下筑巢的燕子，趁着春泥湿软匆匆奔忙筑巢。号角收声，天地归于清宁。春城春雨，氛围清寂柔和。壕边水花轻漾，雨中飞燕劳碌，由远及近，一静一动，把江南春雨写得淋漓尽致——写诗时分，杜甫闲居草堂，远离战乱纷扰，笔下满是闲逸之气。全诗不曾用丽词艳语，句末“罢”“长”“弱”“忙”四字，极简传神。一派看淡世事、安享村居的悠然心境。试比较他“震雷翻幕燕，骤雨落河鱼”——50岁的沉稳与25岁的少年意气截然分明。
而且，老杜写雨总是离不开风，正所谓“风雨交加”。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雾交才洒地，风逆旋随云”，这是用光与影作衬托。“风吹苍江树，雨洒石壁来”“晴飞半岭鹤，风乱平沙树”，这是取来石头、白鹤、树木站台。“阶前短草泥不乱，院里长条风乍稀”，这是连绵细雨的梳理状态。“凉气晚萧萧，江云乱眼飘”“今秋乃淫雨，仲月来寒风”，这是寒雨连江的抱怨心态。而老杜写主观感受亦非一般诗人能比。如“暮秋沾物冷，今日过云迟”“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等，都是景中有情或情景交融，人与雨浑然一体。
总之，杜老春雨、秋雨、夜雨、梅雨、山雨无不涉足，兼具田园喜雨、民生苦雨、身世感雨三类情感，是唐诗中写雨最深刻的诗人，没有之一。
再进一步“歪批”，窃以为老杜写雨与他是凤凰的化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唐诗曰：“子美第一次破口歌颂的，不是什么凡物。这‘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小诗人，可以说，咏的便是他自己。禽族里再没有比凤凰善鸣的，诗国里也没有比杜甫更会唱的。”闻一多说，杜甫常以凤凰自比——《凤凰台》、《赤凤行》便是最明白的表示——“这种比拟，从现今这开明的时代看去，倒有一种特别恰当的地方。因为谈论到这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天才，谁不感觉寻常文字的无效？”言之不足故凤鸣之也。
在民俗中，凤凰“遇雨”是吉兆，指示高洁、坚韧、逢凶化吉。雨后见到如凤凰般美丽的彩虹更是祥瑞，即“凤凰现，雨停天晴”。
呜呼！“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在“诗情滚滚入青缣”的时下，成都“杜甫草堂”是否加一个“别称”曰：凤凰雨庐。
二十六、2025：炎夏倍思“烟雨中”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江南春》
该诗千百年来素负盛誉，品评者颇多。但横看成岭侧成峰：史家看到了讽喻，释家看到了佛寺，国画家看到了色彩，环保家看到了江南秀丽的春景，社会学家看到了民俗，文论家看到了“文学的语言组织”。
回想2025年夏天，笔者记忆最深的就是：郑州44°C高温，那时候，笔者不仅看到了“烟雨中”——正如河南网民说的：“不是天真打败了我，是天真热！”——更想到了黄河故道上乡亲们劳作的艰辛——呜呼！江南那边栉风沐雨的“楼台”们何其幸运！
作为承前启后的“文学的中间物”，就纵向而言，窃以为杜牧是陶渊明与苏东坡之间的“桥的人”：陶令的现实歌哭与苏东坡的历史感悟，常在杜牧诗句里交织，前者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后者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就横向的精神气质而言，虽然晚生八十年，但杜牧是李白与杜甫之间的“桥的人”：前者如“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后者如“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无怪乎清人将杜牧与李白、杜甫并列为“唐代三大诗人”。
我们商丘人，看到“商女”二字，每每有点尴尬——“不知亡国恨”类乎时下之“不关心国家大事”。其实，此处的“商女”，或曰是歌女；或曰是秋女——五音配四时，商为秋；或曰商人之妻子；或曰就是杜牧自己；独独与“夏商周”的“商”字无关。所以乡党们大可不必担心杜牧是在讽刺吾侪。
而最具争议的，恰是“千里”二字。明人杨慎《升庵诗话》云：“‘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无奈诗歌求“神似”而不必一定要丁是丁卯是卯的“形似”——既然是绘写江南春，则意可在整个“杏花春雨江南”地域也。夸张一点，说“千里”亦情在“里”中。均照“十里”高论、坐得实实在在，李太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则纯属诗仙的“仙话”也。
或曰“南朝四百八十寺”是说南朝佛教兴盛。的确，当时栉次鳞比的佛寺恐怕还不止480座——殊不知杜牧对佛教的态度同样较为复杂。一面是“闲爱孤云静爱僧”，不止一次流露出出世之想。但更多的是对晚唐朝廷沉迷佛教、加重百姓负担颇为不满——恐怕这才是“要义”。他曾痛斥梁武帝因佞佛而“社稷俄顷而为墟”——预感到要重演“楼台烟雨”般的历史悲剧。至于“四百八十寺”，明人《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已经发现：牧之是诗中好用数目字。如“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等等。
在文学史上，杜牧的七绝被誉为“托兴深远，辞气俊迈”的“晚唐之冠”，因为“无景不收入结句，包罗万象，真天地间惊人语也。”清代评论家宋宗元评论《江南春》曰：“江南春景，描写难尽，能以简括，胜人多许。” 清人黄周星《唐诗快》评论说此诗“若将此诗画作锦屏，恐十二扇铺排不尽。”
该诗迄今仍然收入小学课本，足见其经典性。无奈后人对于杜牧也是褒贬不一。如“诗哲”徐志摩1931年飞机失事，查家人（查良镛即金庸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姑妈）的挽联居然是：“司勋绮语焚难尽 仆射余情忏较多”。“司勋”乃杜牧的官名，“仆射”乃沈约官名——史上传说这两人都比较“风流”，联语暗喻指徐志摩。“绮语”指花言巧语，代指徐的文字。“余情”则是指徐所欠下的情债——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殊不知杜牧的“烟雨楼台”早就被赞为“二十八字史论”。清代学者洪亮吉曰：“浑涵深湛，足以与杜甫比肩”，而袁枚更称其绝句“意味深长，可抵一篇《过秦论》”。其《阿房宫赋》为散文巅峰，一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被苏轼誉为“千古警策”；欧阳修称其文“于治乱兴亡之际，有深识远虑”。这一切的一切，岂能一句“司勋绮语焚难尽”所能够以偏概全！
诗文之外，出身宰相世家的杜牧还熟读兵书。其注释的《孙子兵法》，被宋代将领评为“深得兵家精髓，非纸上谈兵者可比”，堪称“站在研究的前沿”。即便好游宴、纵情声色、“未脱文人轻狂”，也是诸多唐代诗人——包括宋元明清到当代诗人的“通病”而非杜牧专利。甚至有论者曰“纵情声色”不无“真率”在其中。不能因为“十年一觉杨州梦，留得青楼薄幸名”一语就“罪不容诛”而“焚难尽”了。
顺便说一句，杜牧还是难得的书法高手。其传世墨宝《张好好诗》，气格雄健，深得六朝人风韵。宋徽宗题签“唐杜牧张好好诗”并加盖御玺，历经宋、明、清多位藏家递藏，清末流散民间。后来张伯驹先生以重金购回，置于枕边数日，爱不释手，1956年捐赠回归故宫——沧海桑田，“南朝四百八十寺”有可能吾侪已经看不到，但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张好好诗》的爱好者有口皆碑、有笔墨皆碑也。
二十七、雨中思琴声：温蔼的“童子松”
一双幽色出凡尘，数粒秋烟二尺鳞。
从此静窗闻细韵，琴声长伴读书人。
——李群玉《书院二小松》
似乎因为李唐王朝是文学艺术的灿烂年代，所以近来有意无意地与唐代李姓诗人“纠缠不清”。为友人写四条屏，不假思索，信手拈来，居然是李白的“天门中断楚江开”，李翱的“练得身形似鹤形”，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李商隐的“无事经年别远公”。
话说2025年9月15日，周一，日历上备注：“丰子恺，半世纪”。原来那天是这位“中国漫画之父”驭鹤50周年的忌日。想到用唐诗记之，随手一翻上海辞书出版社厚重的《唐诗》，居然就是李群玉的这首《书院二小松》。
古来写苍松、劲松、古松、孤松者众矣，写“小松”者不多。在此，两株小松以其“幽色”即光影中的暗淡而不同凡响。而用“秋烟”绘写小松的稚嫩，恰似用“玉生烟”说诗词的境界，别出心裁。“二尺鳞”指的是小松的树干。与“刺破青天锷未残”的“大松”作比，“二尺鳞”确乎是“小”了许多，“小”到随时想让栽种的主人呵护。《广雅》：“松多节皮，极粗厚，远望如龙鳞。”“闻细韵”和“琴声”二句，是将小松“人化”成了音乐家：松竹梅各有韵味，各有自己的质感与节奏感，而“小松”的韵味恰恰与诗人所在的“静窗”丝丝入扣，小风入小松，轻抚窗棂，奏得鸣琴在耳，余音绕梁——这是读书人的“背景音乐”，也是读书人的“福音”——整理此文，身外大雨倾盆，于是格外思念小小的松枝、松叶、松针、松果。
而“数粒秋烟”又是对小松的松针的生动绘写。松针落下后，会在地面形成一层柔软的地毯——这大自然的造化，完全可以与伊朗或者土耳其的高级别地毯媲美——温暖着树下的种子和小生命。松针可以编织、入药，甚至做成松针茶，何尝不是一种馈赠的温柔？是否可以说，松树的“温蔼柔软”不在其“二尺鳞”的外表，而在其枝干中寄托的精神和情感——“小松挺且直”的背后，是浓厚的静谧与包容，是充满了东方美学中的“静”与“柔”之美。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百尺不老松有虬劲苍老的韵味，亭亭“二尺鳞”有小松的温蔼。或曰李商隐是屹立唐诗高原上的雪松，其大作常有“童子开门雪满松”的惊艳。笔者曰，丰子恺先生是“温蔼柔软”的小松，他的孩子气十足的随笔与漫画，常常给人一种“父爱式”的温柔——他用“小松”的柔韧与刚强，为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撑起一片蓝天，他的写给孩子的文字，让我们明白，只要童心未泯，多大年龄都可以还是孩子——“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人，“成熟”了，很有可能老辣而“油腻”，可是松树不会的。而且，在丰子恺的《护生画集》里，也有一株“小松”的诗画配出现，题为《盆栽联想》，可惜造型并不美观：树干被扭曲，还用绳子捆起来，做成了盆景。丰子恺配诗曰：“小松植广原，意思欲参天。移来小盆中，此志永弃捐。矫揉又造作，屈曲复摧残。此形甚丑恶，画成不忍看”——以审美名义剥夺植物自由生长的权利，这种“似爱之虐”的事情，也只有人类可以做出来。
护生即护心，小松带来的“琴声”与“细韵”是自自然然的“天成”，是“物与我”不用言说的“齐鸣”，扭扭捏捏而直接扼杀其“参天”，实在是暴殄天物。
丰子恺先生还有散文《黄山松》，说生长于石缝之间的黄山松，枝条多向左右平伸或向下倒生，体现了顺应自然的智慧，如同人需学会低头扎根、接纳大地，不必盲目追逐单一方向的成功。其漫画《松下问童子》童趣盎然，用松树下的人物互动，传递宁静和谐的氛围。其《听松涛》系列画，则运用夸张动态，表现松树的韵律感，并融入了音乐元素——他的音乐老师是弘一法师李叔同，造诣深厚自不待言。
李时珍《本草纲目》引用王安石“字说”曰：“松柏为百木之长。松犹公也，柏犹伯也。”在散文、美术、音乐、书法、教育诸方面，丰子恺先生都是永恒的松柏，而其谦谨、慈祥、低调、平和，又常常以“小松”的姿态出现。所以，在孩子们心中，丰子恺先生活活是一株温蔼的“童子松”
“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记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如果没记错，苏东坡悼念妻子时所说的“断肠处”，就是眉州老翁山自己亲手种植的松林。推而广之，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棵老松树或者几株小松树——是玩耍的大本营、家乡的名片，也是柔软的情感符号。
汪曾祺的《人间草木》曰：“松树的针叶是粗硬的，但是结成的松果是温柔的，像一个一个的小塔。松鼠吃它的子，它也不生气。”这样以自己饲人的小松塔，很像丰子恺先生。
二十八、李绅：“重农”政策的“工具理性”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悯农二首》
不是说“下雨”吗？怎么又扯到“悯农”上了呢？
开头说到老同学的诗云：“丰收在望快开镰，霪雨连朝颇不厌”。同时，又收到师兄谢兄的“口占”四句：“夜雨急来暗惊魂，床间反侧忧农人。中原小麦已秀穗，又遇风狂倒折频！”大雨里“悯农”者，何止唐代的李姓诗人。
公元804年，近邻亳州人李绅再次赴京应试，落第，寄居在好友元稹家中。两人好到无话不谈——元稹诗《长滩梦李绅》云：“孤吟独寝意千般，合眼逢君一夜欢。惭愧梦魂无远近，不辞风雨到长滩。”——彼时也是在风雨声中也。
元稹说到了自己早年的一段感情经历，就是后来的《莺莺传》——再往后就是脍炙人口的《西厢记》。《莺莺传》原文末尾：“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却原来，《莺莺传》的题名与“伯劳飞迟燕飞疾”的《莺莺歌》，都出自李绅之手！——这种文友间的志趣一致、才华激荡、共同完篇的情况，后来仍不鲜见。例如收在《鲁迅全集》里的鲁迅与瞿秋白合作的十二篇杂文。
如今，李绅为《莺莺传》做出的贡献已经与时俱远，倒是这两首悯农诗，至今仍为小学生背诵，其生命力怕是要笑煞N代的张生与崔莺莺的。
第一首，“一粒粟”化为“万颗子”，与其说是“描绘了丰收”，不如说是暗写种田的艰辛。联系第二首的“粒粒皆辛苦”，可以“换算”一下，“万颗子”蕴含几多“汗滴”，有几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海子的诗句：“月亮下/连夜种麦的父亲/身上像流动金子”——就是最好的注脚。
至此，疑问出现了：既然四海无闲田，何以农夫犹饿死？种田人难道不会“近得田垄先吃粮”吗？前不久还看到说脱口秀的美女问道：油价、电价、水费，都是由本单位定，为什么粮食不能让农民定价？貌似挺有理，实际上不是一回事。
三十年多前，参撰《中华别称类编》之际，写到农业与农民的称谓，笔者已经有了此种疑问：古代最讲究“重农轻商”——农业被称为“本业”“本务”“本农”，而商人则是“末业”“末生”乃至“奸商”；于是，“贵本”即重视最重要的东西天经地义。《荀子·礼论》：“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大一。夫是之谓大隆。”意为重视根本是讲形式，重视实用是正名分。二者的统一才是美好兴盛。《韩非子·诡使》：“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历代统治者无不认为：重农才算是抓住了根本。而重视工商业就变成了“贵末”。高瞻远瞩若太史公者，在130卷《史记》中，亦将“货殖列传”排在第129位，可见地位之低，轻视之久。“重农”至此，为什么“农夫犹饿死”呢？有关专家告诉我们：关键在古代“重农”的本质是“重农业”“重农税”和“重粮食安全”，而非“重农民”。彼时，“重农”的政策核心是确保经济命脉和政权稳固。粮食是战略资源，农民是赋税和徭役主体，将人口束缚在土地上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策略。商人走南闯北，当然更可能也更容易取得新信息、接受新思想，是故一直被视为“不稳定元素”。所以，要通过“轻商”甚至“抑商”来反衬“农”的重要性，目的是让农民安心种地、纳税、服役。
所以，说得“学术”一点，古代的“重农”，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理性”——把农民训练为鲁迅说的“暂时做稳了奴隶”。换言曰，农民更像是当年的国家大机器上最重要、也最容易被牺牲的零部件。其生产和纳税能力，就是维持奴隶帝国或者封建帝国运转的“提款机”。基石不稳了，国家得安抚（如轻徭薄赋），尤其是政权初建的当口，必须真真假假的“重农”一阵子。但一旦权柄稳定下来，名目繁多的盘剥就又卷土重来。这种工具性的“看重”，看重的是“产业”所带来的剩余价值，而不是农民这个“群体”的生命与尊严，更不会看重“子子孙孙无穷尽”的“农民”的个体；正所谓“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
在那些奇葩的岁月，即使风调雨顺而“多收了三五斗”，农民依然会啼饥号寒——有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与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为证。面对高昂的地租、沉重的赋税、无偿的徭役、粮食的商品化与商人的囤积居奇——“谷贱伤农”和“谷贵伤农”恶性循环亦为“历史的必然”。那些贫苦农民——正如：“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欠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结局往往悲惨到卖儿鬻女、饿殍满地。
马克思老人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预料：“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现象的经典批判，帮助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了“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疑问。
是故李绅40字的“悯农”，印证了不少伟大而雄辩的理论。
在此，我们诚意祈祷：老天爷，还是不要再这样无休止地下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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