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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民：待忆往事未如烟——纪念刘炳善先生驭鹤15周年

2025年12月22日 06:48 顶端新闻宋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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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中旬，同事罗教授发来信息：“您手头上有刘炳善先生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吗？想借来用一下。闺女写了一篇相关论文，要核对一些注释。”

我把刘老师的书从书柜里取出来，夹在书里的材料出现在眼前：他亲笔写的几种自传、国务院学位办的“申请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简况表”、《南方周末》2009年4月23日D25版——刘老师的《一个人的二十年——我怎样编纂一部莎士比亚大辞典》……

现在是2025年12月21日凌晨5点，冬至。明天就是刘老师驭鹤15周年。

每次翻读刘老师的文字，都有许多话要说，又都不知从何说起。且从十五年前说起——

一、刘老师编完《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走了

2010年9月28日，家父驭鹤而去，我急急忙忙从湛江赶回老家河南商丘。30日深夜，在父亲的灵前，疲惫而悲伤的我，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梦见了刘炳善老师。他说：“《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辞典》的续编已经送出版社，责任编辑会寄给你。”

我惊醒了。一周后，回到湛江，立刻打电话，刘老师宅电空号。我又电话高有鹏师弟，让他去看看刘老师——我没有告诉师弟，我的梦常常是不好的兆头。而且，家父去世后这一段，总是有长辈离去的消息。

那两个多月，我三次出差，都带着一本《万象》杂志，里面有刘老师回忆编莎士比亚大词典的长文。后来，遇见岭南师院外国语学院程院长，他还问：能把刘炳善教授请来给学生见个面不？我说刘老师忙，不容易。

两个多月后的2010年12月24日上午，师弟高有鹏和师兄孟宪明先后来了电话：刘炳善先生22日夜在河南开封与世长辞。

打开母校的网站，公告栏里是——

刘炳善先生讣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莎士比亚协会会员、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理事、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刘炳善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10年12月22日晚23：50在开封逝世，享年83岁。

遵照家属意愿，丧事从简，不接受花圈、挽幛等礼品。定于2010年12月26日上午在开封市殡仪馆举行刘炳善先生遗体告别仪式，请生前友好上午9：00前到河大明伦校区南门里乘车前往。

我流着泪看课表，看机票。

联系了师母，师母说：“小宋，建议你别来，开封太冷，你又离得太远。”

想了好久，还是托亲友送去奠仪而不敢回开封。不是课调不开，也不是不想见恩师最后一面，实在是难以承受伤心的场面。

关于刘老师，我写过不少文字，我的不少学生都耳熟能详。

然而，几十年的教导之情，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那一天，无力而无助的我，躲在自己的书房里，摊开刘老师送我的《异时异地集》《英国散文选》《英国文学简史》《译事随笔》《书和画像》《伦敦的叫卖声》《伊利亚随笔选》《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呆呆地坐着，默默地流泪。

刘老师，1981年的冬天，我第一次拜访你，你送我一部西北大学出的《鲁迅研究年刊》，里面收有你的《鲁迅与翻译》，你还记得吧？此后，我们一起跑书摊、喝红酒、吃小吃，你还记得吧？小女出世，你送我女娃娃的小衣服、帽子，你说歌子戴了那顶绒帽的照片，是你在上海审订《英国散文选》艰辛而枯燥生活里最好的安慰，你还记得吧？进入新千年，我跟你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开《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新闻发布会，你发着高烧坚持发言，你还记得吧？直到离去前，你住在医院，仍然不许护士打点滴扎针在右手，以便能够用笔写文章，你还记得吧？你说“不知怎么想起普希金的一句诗：‘在我写完这部长诗之前，不要让我……’”你还记得吧？

刘老师，就这样，写完了，编完了，你放下笔，走了。

呜呼！冬至走了恩师也走了，清明来了父亲不再来。不到三个月，我失去了慈父与恩师——彼时的

我还不知道，刘老师离去9天之后，我最敬重的作家史铁生也驭鹤而去。

我对师母说，我会写一本刘老师的传记，我会从2002年写起——

二、“皇皇巨著，功在千秋！”

2002年9月9日上午9时许，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河南大学、《大河报》社共同主办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首发式及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学术报告厅举行。

董衡巽、裘克安、屠岸、李文俊、辜正坤、黄梅、郑土生……我国权威的莎学专家和外国文学研究“泰斗”们相继发言，明亮肃穆的大厅里涌动着人声和友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十几家新闻单位到会采访。我和师弟杨长春作为《大河报》记者赶赴现场，次日发了专题。

首发式开始前，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老同学徐豫生，拿出了又大又厚的“书法留言簿”，著名翻译家屠岸先生率先挥动如椽大笔，题写了8个大字——

皇皇巨著功在千秋

“这部著作是中国莎学研究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屠岸先生激动地说：“与中外大大小小的莎士比亚词典不同，这是专门为中国学生编的。当年徐志摩对他的学生说‘你们看不懂原文，不配插嘴，就对个耳朵听行了！’有点奚落学生的味道。我很佩服徐志摩，但他这样说不太好。他如果像刘先生一样编出这样一部工具书，我们更要感谢他。”谈及词典的文化意义，屠岸先生说：“这不仅仅是刘炳善先生对莎士比亚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更是代表了河南大学的学术品位，提高了河南省的学术地位。过去这类大型图书全是沿海、京沪出版，现在看来，河南在文化建设方面，很可能会后来居上！河南是杜甫的故乡，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出版方面赶上和超过京沪完全可能！”

莎学专家裘克安先生评价说：“这部书是中国人学习莎士比亚原著的优秀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书，以后有人再编很难——找第二个人都不容易！除非更年轻的学生。”他说：“莎士比亚39部戏剧，刘炳善先生收入了38部。我翻了一天时间，仅仅发现一个字母的错误。词典的排印、装订、校对、插图都很好，学术价值很高。出版社有眼光，有精神，值得我们搞莎学的人敬佩！”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辜正坤先生把词典的出版称为“中国出版业的盛事、莎学界和整个学术届的福音。”他说，这部书的鲜明特点，在于目的性明显、对象清楚，收词丰富，释意全面，书证清晰，方便研究，可以解决莎学阅读中的95%的问题。

30年前首次在《世界文学》上发表刘炳善先生译文的编辑李文俊研究员幽默地说：“我发表刘先生译文的时候并不知道后来他要出词典——这本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化的西行。中原是中国历史的发祥地，出现了很多耕耘家。我早年译过福克纳，是上海北京出的，后来他们不买版权了，是中部西部的出版社给了支持。我从这部书看到了希望！”“词典中的许多例句都是刘先生自己翻译的，这也很重要。”李文俊先生说：“当初刘先生说到这一点，我没在意，一看词典，知道对于释意和达意，太有用了。”接着，李先生的“严正声明”引得大家笑逐颜开——“我与刘先生相处这么多年，一共收到过他爱人储女士捎来的一包黑皮花生米，计三斤左右！——她辅助刘先生出这部书，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

为首发式及座谈会东奔西走、“上窜下跳”而谦谨有加的郑土生研究员补充说：“刘先生夫妇亲密合作，并肩战斗，建立起莎翁词典编著的第二座纪念碑，打开了读莎翁原文宝库的大门。”

董衡巽先生说：“刘先生的这部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词典，对于广大中国学生，它具有‘莎士比亚百科全书’的性质。其中生平、发音、典故、年表，都很齐全。当时的名词为什么用作动词？动词为什么用作形容词？那段时间的语言并不是我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把握的，有了这部词典，中国学生就方便得多了。”董先生建议可以再补充一个附录，即“400年来对莎士比亚的评论”，收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对于莎士比亚的不同理解，让词典更具有“百科全书”性质。

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世纪。国际莎学主席曾经郑重地预言：“只要克服了语言障碍，中国一定会出现更多的莎士比亚教学和研究工作者——莎士比亚的春天就会真的在中国出现。”身居开封的刘炳善教授默默地铸造着打开莎翁研读大门的金灿灿的钥匙。

十天后的9月18日上午，国际莎士比亚研讨会在开封东京大饭店开幕，刘老师作了《莎士比亚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的主题发言，来自美国、日本和全国各地的莎学专家手捧1330页的印制精美的大词典，赞不绝口。

“刘炳善”的名字跃出国门，走向世界。

如果我告诉你，这部1000万字的巨著，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与妻子一道拼了整整20年的老命、用钢笔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抄了24方便面箱子的卡片方才完成的，你会感到惊奇：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他们成就如此壮举？如果我再告诉你，他们后来又伏案8年，完成了400万字的“续编”！

你一定更加惊奇：刘炳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三、杨刚编辑的“作者”与吴宓教授的学生

刘炳善是郑州人，1927年生。他说自己与文学结缘从听戏开始：“童年时代，邻居当中有不少的京戏演员，所以小时候‘开后门’看过不少戏。慢慢对京戏产生了爱好。”

“小学上到四年级，粗通文字，开始看课外书，知道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知道俄国有个作家叫‘普式庚’。”

“1939年冬天，我流亡到甘肃省清水县，上了由河南流亡学生组成的战时中学国立十中。”刘先生回忆道：“初到十中，迎接我们的是虱子、疥疮和伤寒病，许多同学死掉了。我得了斑疹伤寒，已经昏迷、垂危，多亏一位姓焦的老大夫及时抢救，才捡了一条命。当时师生患难与共，感情深厚。由于校长贪污，大家生活很苦。一位老师冬天穿单衣给我们上课，冻得瑟瑟发抖，同学们凑钱给他做了一件棉衣。”

“受鲁迅的影响，在高中时我曾迷恋木刻艺术，但主要还是爱好文学。国文老师王若虚不失时机地鼓励我‘当作家’，这三个字影响了我一生。”

1945年5月，因为参加了反对校长贪污的学潮，18岁的刘炳善被十中当局开除，托着辘辘饥肠和满脑子的文学梦，离开了清水县。

“我的处女作是散文，题为《桌子》，发表在重庆《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责任编辑是杨刚女士。”每每说到此事，刘老师都流露出感激之情——《大公报》文艺副刊地位特殊，沈从文、萧乾曾经是主编。1936年的评奖轰动一时。获奖作者作品为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芦焚的《谷》——刘老师投稿是1944年，17岁的他正在上高二，迷恋李广田的散文，便以自己为模特写了一个调皮男孩在课桌上连画带刻的所作所为。

“杨刚把我的小文章发为‘头题’，指出我的优点是对日常小事比较敏感，建议我读高尔基的《在人间》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会当有益’。我一个小孩子家，不知道杨刚女士是主编、《傲慢与偏见》的译者，到解放后才知道她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当过周总理的秘书。”

后来，我在郑州河南农大左近的三联书店里，偶然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的《杨刚文集》，想起来刘老师几次提到这个名字，就买了一本送给他。1987年初，刘老师在《想起了杨刚》一文中说：“1985年初，一位听我谈过杨刚的青年朋友，将一部《杨刚文集》作为新年礼物送给我，我才从照片上第一次看到杨刚同志的面貌，了解了她一生的经历，以及她在1957年的不幸逝世。”

凭借良好的英文基础，刘炳善用英文写的短篇小说“An Arrest”(《逮捕》)在布拉格《世界学生新闻》上发表并获得该刊1952年征文比赛一等奖。评委会主席为土耳其著名诗人希克梅特。正在上中学的刘炳善因此被邀请参加布加勒斯特世界青年狂欢节。然而，又是因病无法成行——“文章憎命达”，他写作研究的一生正是与病魔博斗的一生。

大名鼎鼎的文化保守主义领袖吴宓，是1949年刘先生在重庆大学外文系就读时的老师。“他身材不高、经常穿一件“整而不洁”的旧灰布长衫，黑瘦但很有精神。在这位老教授身上，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洋浪漫精神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刘先生评价道：“在课堂上，说到‘罗马帝国’，他双肩猛然一耸，仿佛罗马就是他的‘帝国’，他自己就是一个‘凯撒’似的。他常常引用《红楼梦》，熟极了，随口就能一段一段背下来。”——刘老师绘声绘色的回忆。

大学生活很不安定，1951年暑假，“游子思归”的刘炳善决定到北京大学考转学生。临行前，吴宓先生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带给北大的老朋友汤用彤和朱光潜。

“转学考试主要是写一篇英语作文，卞之琳先生主考。我录取了，但由于肺病没治好，不能入学，只得回到河南，从此结束了我那断断续续的大学生活。”

2008 年春节后，我在湛江师院收到了刘老师从郑州寄来的好大一箱子书——有于光远的《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初集》、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洪子诚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宋耀良的《十年文学主潮》、上海师大等编辑的《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简编》、西北大学编的《西北中青年作家论》、丁东的《反思历史不宜迟》、王式昌等编的《面对时代的选择》、李桂芳编选的《暮落时分·艺术家卷》……彼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刘老师作访问学者，同时给该校学生讲授中国当代文学与美国当代文学比较观，刘老师做了准备，也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前往——最上面的一本是《回忆吴宓先生》，黄世坦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收有刘老师的《忆吴宓先生》。如今讲中国现代文学史，“与学衡派的论争”自然绕不开吴宓。但是《鲁迅全集》五次提及吴宓，除了《“一是之学说”》一篇是专论对于新文化的态度，其他四次说的是一件事：吴宓教授住在样楼里，自然不明白作家为什么要写“人力车夫”这样的“下层人”。而且鲁迅皆为讨论的态度，虽略有不满，但远远不似骂陈西滢、梁实秋的口吻。

在刘老师保存的旧信扎里，有重大外文系老同学王世桓的信：“吴宓先生听说你考上了北大三年级，立刻喜形于色，而且顿足，说：‘刘炳善这个学生到底是好！’再听说你因病没有入学，他就叹息，认为北大太无情了。”1987年春，刘老师在太原拜访常风教授，常风教授告诉刘老师，吴宓先生晚景凄凉，眼睛失明，从四川回到陕西，依靠一个老妹子照顾他，最后死于西安。“我听了很难过”，刘老师说。

刘老师不知道的是：1978年元月中旬，吴宓先生在解放军513医院度过了一生最后的日子。弥留之际，他仍然无法驱散在西南师院那段疯狂岁月里被残酷折磨时留下的阴影，试图做最后驱散的努力——他挣扎着疾声高呼：“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元月17日凌晨三时，“吴宓那颗善良、怜悯而又多情的心停止了跳动。”——这是师弟沈卫威《吴宓传》的结尾。

四、“我常常为老师的才华横溢而感到骄傲”

《韩诗外传》曰：“古之谓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犹言先醒也。”只有让学生到老都念念不忘的老师才是当之无愧的“先醒”。

许多年间，刘老师谈的最多的还是他的恩师万曼和周震中。

万曼先生(1903-1971)是著名作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河南大学教授。1951年起在河大任教。母校官方简介中，将他与郭绍虞、高亨、任访秋等一并列为学院发展史上“一大批专家学者为代表的名师”。刘老师1957年元月从河南省文化局调入河南大学外语系，师生又成了同事。

谈起万先生，一向沉稳有加的刘老师表情异常丰富，额上的皱纹里折叠着敬佩。

“在(甘肃清水县)国立十中那穷山窝的破教室里，我幸运地跟万先生听了大半部中国文学史，”他说：“讲老子‘大爱必大费，多易必多难’，万先生说把什么都看得容易，一定要碰大钉子。讲‘暴雨不终朝’时，天正好下着瓢泼大雨。他望着窗外说‘要是一直下个不停，我们岂不都要化为鱼乎？’讲到‘离骚者，遭忧也’，万先生随口说出英文成语‘fallen in sorrow’以资比较。我们原来对诗圣杜甫毫无所知，他在黑板上写下‘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十个字，我们一下就懂了--校长贪污伙食费，我们的的肚子体会得非常深刻。饥饿，使我们和伟大的诗人肩并肩站在一起了。”

1945年5月，刘老师因为参加学潮被十中当局开除。“万先生向教务主任提出了抗议。”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万先生多次出面营救、保释学生，不惜自己被牵连。刘老师说，彼时，敢于这样挺身而出的人很少。最后一次，周先生公然以“师生关系”保释进步学生杨翱，非但没有成功——后来杨翱1949年11月死于中美合作所——自己也受到特务威胁，只得离开四川。

刘老师说：“万先生后来在河大执教，他曾计划写一套唐诗人传，40种。1980年中华书局出了他的《唐集叙录》，可惜除了50年代出版的《白居易传》和家属保存的《杜甫传》，全部计划终未完成。”——2007年，河大出版社将万曼先生的重要著作结集出版为《万曼文集》，内有《平準书疏证》《西汉词人年谱》《古代风物杂考》《唐诗叙录》《金登科记考》《金艺文志》等。

多才多艺的周震中先生也是刘老师在国立十中的老师，教初中英语，是地下党员。他的宿舍就是进步师生聚会的“窝点”。他书法、戏曲、诗词、杂文等样样精通，当时就翻译过托尔斯泰、果戈理、小泉八云的小说，当年在河南大学读书时，是经过邓拓同志——“三家村夜话”的主笔——介绍参加革命而到了延安“鲁艺”。上世纪50年代兼任过河南省文联副主席。60年代担任过我国驻瑞士大使馆文化参赞。

“三年间，我不知到他那里去过多少次”，刘老师说，自己的英语兴趣发源于周老师的优秀的教学。但是，周老师仅仅是初三教了他一个学期。而没有再跟读听课后，师生的接触反而更多了。刘老师说，主要是去借书：王实味翻译的《水孩子》，鲁迅与茅盾主编的《译文》、生活书店的《外国作家研究》等，都是弟子们外国文学研究的“启蒙”。

从高二到高三，“文艺青年”刘老师迷上了木刻，崇拜到五体投地的是木刻家古元。他一边写自己的论文《古元论》，一边告诉周老师，自己想去延安“鲁艺”学习木刻，尽管“思想上还不具备参加革命的觉悟”。不料周老师不似万曼先生的宽大为怀、鼓励为主，而是“当头棒喝”：“如果仅仅是想学木刻，恐怕那里也未必是安安静静学美术的环境(大意)”，而且“你既缺乏艺术才能，又缺乏基本训练”，还是不要继续搞木刻！周老师在“鲁艺”专攻文艺理论和美学，对于刘老师可谓“一针见血”。刘老师后来回忆说，周先生“看的很准”，自己的“最高成就”，是在《联合画报》上发表过一幅讽刺法西斯统治的漫画。

在回忆文字里，刘老师说，解放后得知周先生一件轶事：当初，十中当局命令教员全部参加国民党。作为地下共产党的周老师“用四六骈体文”写了一篇“呈文”，说是祖上世代做官做伤了心，告诫子孙不得参加任何党派。因此，为了不违家训，实在不能参加国民党。“呈文”交给十中训导主任晁敏孚，这位老先生摇头晃脑的把文章铿然锵然地朗诵了一遍，认为作者“孝心可嘉”，受到感动，事情也就作罢。

“1979年冬天，教育部在开封召开我的《英国文学简史》审稿讨论会，周先生还远道来参加，给他这个老学生以支持。”刘老师惋惜地说：“1988年9月，他突然从北京光临寒舍，我喜出望外。和爱人一起请他吃了一顿午饭，算是对老师的唯一一次‘答谢宴会’。不料那竟是我们师生的最后一面。”

“我常常为老师的才华横溢而感到骄傲，也常常为自己的幼稚和庸碌而感到惭愧。”刘老师一向严肃的脸上，浮动着少有的亲切。他声音哑哑的，缓缓的，一字一句。我觉得他不是在讲述自己的老师，而是在缅怀一位家人，品味一幅名画，阐释一段典故，描摹一尊画像，甚至是在念叨一位情人——他在诉说自己生命的某一部分。

五、英文版《英国文学简史》：“直似大旱之见云雨”

学者王晓明写老作家艾芜时说过，艾老平时对一切(包括四川某医院因文联交不起药费要把他赶出去)都“无动于衷”；可是，一提起他年轻时流浪过的西南边地，老人马上像换了一个人：“那真是绿天绿地呀！”

刘炳善先生提起英国文学亦然。

谈及1946年在重庆上大学，他说：“最高兴的事就是坐在与人相亲的嘉陵江边细读英文的《金库诗选》《彭斯歌谣》和莎士比亚戏剧。”

1957年，河大外语系让刘老师准备英国文学史的教学工作，他欣然应允而且下了苦功，即便后来顶着“右派”帽子看菜园，他还随身带着《牛津英文散文选粹》。

“人在苦难之中往往会想起俄罗斯文学”，刘老师说，他的精神支柱是深夜读英文版的《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等等。无奈沉重的劳动和刻骨的检查早八点到晚十点雷打不动，“英国文学在我的生活中被挤掉了。”这是一起一落。

1962年“右派”摘帽，两年后刘炳善老师“继往开来”，钻研原著，搜集史料，写出了英国文学史资料长编——厚厚两大本笔记。正在整装待发上讲台，上级有令：“英国文学停开”。刘老师再一次绝望了。这是二起二落。

幸运的是两本笔记未被抄走。1978年，在两本笔记的基础上，他编出自己的讲义，原来只想自编自用，不料对外交流之后好评如潮，苏州大学外语系老师激赏曰：“直似大旱之见云雨”。

1980年，经初步修订的《英国文学简史》14000册两个月内销售一空，影响波及云、贵、川等地。1981年春，《简史》经上海外国语学院专家校订，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全国大学春季教材。

四十多年来，这部在国内具有开创意义的教科书，累计印数至少有四十万册。北京大学1994年出版的《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提要》，将其列入“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别史”之首。美国著名学者鲁宾斯坦博士来信，称之为“一部值得赞扬的作品，定能引导中国学生学习英国文学。”直到现在，这部教材还是很多大学指定的本科生考研的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当时还没有‘码洋’一说，稿费实在无从谈起。”刘先生说：“一共给了2400元，校订费先去掉了800,可所得税仍按2400交，给我时只剩下1200。”——去掉四处奔波、联系出版的食宿、路费，刘老师几十年心血所得，用一个时髦的词叫做：“负增长”。

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是，天南海北的大学生和青年读者热情洋溢的来信——刘老师的财富更多地存放在广大读者心中。

1984年底，我又去看他，他拿出一本《世界文学》编辑部编的《外国优秀散文选》——那是货真价实的“精华本”，天津百花文艺社1984年出——还签了字给我。里面收有冰心、丘琴、雷怡、王佐良、周珏良、董衡巽等名家的译文；刘老师的《伊利亚随笔两篇》名列其中，是翻译的兰姆。刘老师翻到王佐良先生的《随笔三则》里的“谈读书”“谈高位”，一字一句念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而后说：“真是一流的翻译语言啊！”殊不知惺惺相惜，后来王佐良先生见到刘老师，亦当面称赞刘炳善老师的译笔。

当初，见了《伊利亚随笔两篇》译文，翻译界不少专家都在打听：“谁是刘炳善？”其时，刘先生正栖身河南大学“工字院”东边的木阁楼上一个窄小的套间，门框上挂着一盏汽马灯，以对付停电。汽马灯左近，挂着冬天戴的那种皮帽子。写字台是旧的，旁边“饱经沧桑”的小衣箱上面，是一台9吋的黑白电视。

1988年，《伊利亚随笔》由三联书店出版，英国伦敦大学卜立德教授称赞译文“恰如其分”，说刘先生的译作是“爱的劳动”。冯亦代先生亦称道曰：“为选译英国散文开辟了一条新路。”

作为英国散文大家，兰姆的散文文白杂糅，迂回曲折，“古典”里套“今典”，真实里加“艺增”，译家颇不容易对付。我曾询问刘老师处理译文有没有“诀窍”。

“两个办法。”刘老师解释：“一是扣住兰姆的‘幽默情调’，以鲁迅式的‘含泪的幽默’笔式与其照应。二是‘慢工出细活’，反复修改、推敲、润色，我常常改到五六遍。……有时候还真能碰上可遇不可求的‘巧劲儿’。”他说，译《退休者》的第一句，就碰上了“Reader”一词，译成“读者”觉得清汤寡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有一天，他说自己忽然想起了《水浒传》里的“看官”一词。“行了”，刘老师说：“这个半文不白的称呼好像就是为兰姆准备的。还有一篇文章，原题为‘That Home is Home though it is never so Homely’,其中Homely按中文可以翻成‘寒怆’，但兰姆用这个词音意双关，译为‘寒怆’显然不够味，琢磨中，我忽然想起唐诗‘西望长安不见家’，有了，就译成‘家虽不佳仍是家’，‘佳’和‘家’，正好两边都挂住了。

北京三联书店老总沈昌文先生非常慷慨：“刘先生，你译多少，我出多少。”果然，《伦敦的叫卖声》《书和画像》等译著相继作为“文化生活译丛”出版，为刘先生赢得了译名。刘老师说，从翻译中，自己同样得到了“艺术创造的快乐”

六、“为中国学生编一部莎士比亚词典！”

记得是1999年冬天，笔者还在《大河报》做编辑、记者，去开封看望刘老师。他给了我一个毛笔字的复印件：“莎学津梁”，字体文雅而遒劲——是王元化先生为刘老师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题了字。我回到湛江过塑珍藏，却是因为过于“珍藏”加上几次搬家而不知所踪。

《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来历不凡。

1990年，决定编写这部词典之际，刘老师已经62岁高龄，执教大学40年之久。年事已高，心力有限，整个20世纪，莎学界在词典编写方面尚无新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刘老师为什么忽然想到这样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呢？他的心声是——为中国学生编一部莎士比亚词典！

“上中学看曹禺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一下子就被那优美的文字吸引住了，以为原作也是那样。可拿过来原文一念，‘傻脸’了，那简直是‘外国话里边的外国话’。”刘老师说：“莎士比亚使用的是一种‘早期近代英语’，词形、词义、用法都还在发展阶段。为了使当时的观众雅俗共赏，他又采用了大量伊丽莎白时代的俗词俚语，其中融会了许多当时的风俗、人情、习尚、典章、制度、器物等等，非常类似我国元曲，而咱有《元曲释词》可以助读，却没有适合中国学生用的莎士比亚词典。”

诗人徐迟早就说过，要读懂莎士比亚，光靠白文本和普通字典是不行的，必须有好的版本和专门的工具书。的确，在莎士比亚那里，tonight表示“昨晚”，tall表示“勇敢的”，natural表示“愚蠢的”等等，依赖国内通行的学习型词典(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是无可奈何的——近百年来，国外出了莎氏词典数种，但国内学生难以见到，而且有的卷佚浩繁，不易查阅；有的又过于简略，不能解渴。是故“有中国特色的、方便中国学生使用的”莎士比亚词典，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动手编。

从1987年在上海街头旧书店喜获《秀珍莎士比亚词典》，到前往北图又发现四种莎士比亚词典，尤其是巴金先生捐赠的、久负盛名的《莎士比亚词汇表》(奥尼恩斯著)和《莎士比亚用词全典》(施密特著)，让刘老师夫妇下了决心——夫妇二人开始了逐条、逐词、逐字母的编纂工作。刘老师把他们这项一千多万字的巨大工程称为“自愿的苦役”。自1990年开始，8年编纂4年校对，12年间夫妇二人全力以赴、惨淡经营，从未懈怠。

“无所谓‘双休周末’，也无所谓节庆假日，不管春季的桃红柳绿、夏天的阳光灿烂、秋日的天高气爽、冬令的银妆素裹，一心一意，念兹在兹，惟以这部词典作为我们二人安身立命的庄严事业……日就月将，铢积寸累，共写出莎剧词语卡片四万一千二百张；经过一步步编排合成，把他们紧紧地装进了24只方便面纸箱，连同前言附录，即将复印成书。8年马拉松式的苦工，终于告一段落。我们可以抚摸一下被漫长的重负压得酸痛的肩背，歇一口气了。”

——从这段《自序》中，读者不难想见一位望七老人是怎样度过了3000多个日日夜夜。而且，已经到了电脑迅速普及的时代，还有多少学者用用钢笔与卡片写书的？！

按出版计划，作为“九五”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的词典2001年年底问世，这是中国学者所编的第一部大型的莎士比亚(原文)词典，也是近百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第一部新的莎士比亚原文词典。所以，尚在编撰中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已经震惊全国，走向世界。

1996年，中山大学戴镏龄教授将该书与德国英语大家施密特所编的“浩博全备、一百多年来巍然屹立于莎学界唯一的丰碑”《莎士比亚用语词典大全》相提并论：“炳善同志博采众长，涓滴不遗，和施密特是不谋而合。施密特难以专美于前，可以预卜，炳善同志的这部词典，必然功不唐捐，将推动莎剧在我国的进一步普及。”

1997年，全国英国文学大会的闭幕式上，原来没有准备发言的刘炳善先生被请上了主席台，刘先生讲了编写词典的初衷和甘苦，全场掌声如潮。南京大学一位博士生拉着刘先生的手说：“刘老师，你是这次大会的‘明星’！”

1998年，上海戏剧学院。莎士比亚国际研讨会闭幕式，刘老师再次登台作了演讲。大会执行主席、香港莎士比亚研究会主席黎老太太激动地说：“没有更多时间作闭幕词了——让我们大家共同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河南大学刘炳善先生！”

2002年6月，《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续编2015年元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全书收录莎剧中特殊人名、地名及与今用法不同的英语词汇、习语等13222条词条，采用英汉双解注释形式，历时12年完成正编，涵盖23部莎剧注释。这厚重的中国学者首部大型莎士比亚原文词典，被评价为建立起莎翁词典编著的第二座纪念碑。其正编原稿语词卡片四万多张，由河南大学档案馆收藏。续编涵盖了希腊罗马题材剧及莎翁诗歌等内容——该词典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在此，有必要补充一笔刘老师的病情。1996年赴美国参加第六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回国后体检，医院曾怀疑他患了癌症。到上海华东医院全面检查后，排除了癌症，但结果是：长期高血压、长年的鼻窦炎引起的呼吸不畅、中耳炎、右耳听力严重衰弱、喉炎、右眼基本失明、左眼亦有云翳、线状疱疹。

然而，词典问世之际，刘老师首先想到的是帮助过自己的人们：“萧乾、冯亦代、沈昌文先生从开始定计划就鼓励我、指导我，北大李赋宁、中大戴镏龄两位先生的序言为词典增了光。书马上要问世了，可惜萧先生、戴先生他们已经去世，看不到了。”

刘先生念念不忘的还有：美国密西根州萨吉诺大学莎学专家王裕珩教授，远道惠赠了莎剧的美国新版本多种；英国版画家格雷厄姆·克拉克，专门为词典的封面画了莎翁画像……

七、“萧乾先生是一位厚道的老北京人”

2008年春节后，回母校看望刘炳善先生，在河南大学明伦小区西门小河畔边上一家餐馆一起吃了午饭，师母储老师递过来她刚买的一包炒熟的黑皮花生米，足足有二斤：“这是市里最有名的花生米，河南人最爱吃的。”

刘老师拿出一篇文字的打印稿，题为《萧乾先生印象》——是 2007年12月16日所写——“你找一家合适的杂志给他们吧”。

刘老师回忆说：“与萧乾先生有关的回忆，首先来自高中时曾读过他自己也许忘记了的一篇译文，是发表在三十年代老《译文》上的俄国作家萨尔蒂柯夫的一篇讽刺小说《一个农夫养活了两位老爷》，那时我沉醉于俄罗斯文学，所以这件事我一直记得，甚至还做过一点小小的考证：他根据的大概是英美出版的一部世界文学作品选中的英译本。

“然后，在大学时代曾在书店站看他编选的《英国版画集》。后来，萧乾译的《好兵帅克》在《译文》上发表，译文连同拉达那精彩传神的插画给了我极大的愉快，我后来还寻找萧乾翻译所根据的“企鹅丛书”英文版来看。

“我与萧乾认识，是在1988年夏天，我的《伊利亚随笔选》出版，由北京三联书店介绍约见的。我按时来到复兴门外他家。一敲门，走出一位身材高大、很有风度而又非常和气的老先生。萧老亲切、坦率地告诉我：外国古典作品，译起来很难。譬如说，英国十八世纪的东西就很不好翻译。至于兰姆的作品，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还可以参考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要译《伊利亚随笔》就得独立工作了。”萧乾先生对刘老师的翻译工作给予肯定。实际上，在文革前，萧乾已译过菲尔丁的巨著《汤姆·琼斯》和《大伟人魏尔德传》等等，早已译著等身。“他对我那样说，不过是以译坛长者的宽厚态度对我这个初出译作的后学进行奖掖罢了。”

“此后我与萧乾先生建立了大约十年的通信联系，偶有赴京的机会，又到他家去过两三次。

“作为《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剑桥的研究生，萧乾说话文雅和蔼，待人彬彬有礼，言谈举止中让人感到他有点英国绅士的风度。不过绝无高贵士绅的那种矜持倨傲与老气横秋，更多的倒是保持着一副年青人的脾气：思路敏捷，说话直率，做事麻利。对于我这样一个1957年后与他命运相似而又同在英国文学园地耕耘的人，虽然素昧平生、一旦见面认识，他也是满怀热情地对我的编译给予热情鼓励。并且每次见面，他总是想办法实实在在帮我一个什么忙，有时一边说话，一边写一封介绍发表文章的信，等话说完，信也写好，递到我的手里。通信也是如此，不说空话，总是建议我该做什么、该译什么。譬如1991年2月4日的来信就提醒：“Virginia Woolf死于1941年，今年是50周年忌”，建议我把已译出的她的散文寄给《世界文学》。

“八十年代末，我决定编莎士比亚词典，向萧乾先生透露过这个意图。一开始他认为“搞莎剧的人太多”，不怎么同意。但我既下了决心、订出了计划，他仍然帮了我的忙。他寄来他给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写的一封信，请他们给我提供些资料，又给美国福杰莎士比亚图书馆写推荐信，想让我争取一笔经费，到那里去研究莎剧。经过几十年来努力，词典总算出来了。萧老的一片心意，我仍然感激。

“《伊利亚随笔选》完成，最后写译序时，我已无力把准备好的兰姆材料仔细重读一遍，而是凭着原来阅读的印象信手写下来交卷。但萧乾先生热情地称赞我这本第一次出版的译作，来信说：‘译得十分流畅，而且很有随笔味道。序言写得也深得原作精髓。’当他们夫妇完成了艰巨的《尤利西斯》翻译之后，壮心未已，还向译林出版社推荐我翻译乔伊斯的另一部巨著《芬尼根守灵》。”《芬尼根守灵》是比《伊利亚随笔选》更“天书”的“天书”，刘老师说，我绝没有那个本事翻译，况且我已经承担了编纂莎士比亚词典这项工程。所以，我一接到译林老总的约稿信，赶快礼貌地回信婉谢：“沪宁想必另有通人高才，定能当此重任也！”

“写这篇文章时，我重看了萧乾先生用他那‘流利而潦草’的笔迹所写给我的十来封信，感谢这位曾无私地帮助过我的老人。尽管他所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教育，半个世纪以来又做了大量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但从他的为人处事作风来看，他的性格乃是一位厚道的老北京人。

——一口气读完刘先生的回忆，萧乾老人的形象与刘先生的形象一并在眼前浮现，他们共同的厚道、睿智、对文学的矢志不渝以及政治阴影里的惊悸，让笔者的呼吸有点紧张。读至篇末“感谢这位曾无私地帮助过我的老人……”我已是喟叹不已。这种爱才与无私，而今安在哉？

刘老师的那篇文章，我交给了湖南的《书屋》杂志，并不是因为杂志里面的名家居多，而是觉得该杂志稿件扎实，与刘老师风格一致，值得信任。虽然我与那边的编辑素不相识，但是邮箱发去稿件，很快就收了录用通知，发表在2008年第11期。

八、尾声：何妨真情到天涯？

“只有把全人类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并且为此日夜不安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是英国著名诗人济慈说的。初次见到刘老师，他就给我提及过济慈，说济慈与彭斯都要认真读。那是1981 年秋冬之交，我上大三，为勃朗特姐妹的书信去拜访译者刘老师——刘老师彼时已经翻译了《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对两个妹妹生平与作品的评论，题目是《艾里斯·贝尔与阿克顿·贝尔生平纪略》。那次，不知不觉聊起了鲁迅先生——我彼时正在第二次通读《鲁迅全集》——其他同学先后离开了，刘老师我俩说到半夜。后来，我们没有超过半月不见，而且回回说及鲁迅与当代文学。

毕业后，因为商丘距离开封不远，不断有公务私交回母校，也常常去看望刘老师，每次都会说到当代文学的热点与走向。无论午饭还是晚饭，刘老师都会拿出一瓶红酒，我俩慢慢地喝着说着。“我给了《读书》杂志一篇文章”，1990年夏天一个傍晚，刘老师说。许久以来，他就看好《读书》杂志，说要给他们写一篇有关莎士比亚的读书心得——“有一段让你哭笑不得”，刘老师禁不住自己笑了起来：莎翁戏剧《爱的徒劳》(朱生豪译本，梁实秋译本作《空爱一场》)里，第四幕第二场有几句诗歌的译文——剧中塾师霍罗福尼斯写法国公主射鹿：“公主一箭鹿身亡，/昔日矫健今负伤。/猎犬争吠鹿逃奔，/猎人寻鹿找上门。/猎人有路，鹿无路/——无路，无禄，哀哉，一命呜呼！”身边塾师的朋友连声称赞“真奇才也！可仰可仰！”刘老师说，我也觉得“奇才可仰”，就去查原文。无奈原文面目全非，乃是故作艰深而音义双关的绕口令，梁实秋先生费力八叉翻译出来的“诗句”，我们仍然看得一头雾水。刘老师追根寻源：朱生豪译本里“公主一箭鹿身亡”的“奇才七言古风”诗是怎样冒出来的呢？再去查《爱的徒劳》1954年旧版译文，发现朱先生压根没有翻译这首诗，“不对他的胃口，删掉了”。而现在出现在译文中的打油诗，则是校订者、著名翻译家吴兴华(其英籍导师谢迪克教授赞誉他“才华横溢，足以与耶鲁大学文学批评巨擘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信手拈来、替莎士比亚“创作”的。刘老师“类比”曰：当年刘半农翻译歌剧《茶花女》，就顺手添上了“这是个东方的老晴天，嘿！大家一起饮酒吧！……”弄得后来的翻译者抱怨：“不知道他老先生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故事后来收在刘老师的《译事随笔》里，题目是《从一个戏看莎翁全集的两种译本》，——回忆起来，那一段时间应该是我读书与教书生涯里最为快乐的时光。

2000年3月30日，我作为《大河报》记者，再次采访刘老师，他的书房改变了“结构”：三张书桌围成了一个“凹”字，左右手的桌子稍长，有点像家乡的“条几”，正面是一张较为宽大的写字台，呈扇面形摊开朱生豪译本、卞之琳译本、梁实秋译本等五种译本，以便于编纂词典之际寻找例句。“如果都不合适，我就自己再翻译一次”，刘老师说。我和随行的摄影记者都很吃惊——刘老师眼镜已经是厚厚的镜片，度数不会低，原著的字母比蚂蚁还小，如何受得了。而且，我分明看到，在一侧的书堆旁边，是大大小小的药瓶。然而，刘老师微笑着，手按在手上，不无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