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的记忆中，鲁迅先生似乎没有提及过“诗佛”王维，为了确凿起见，便咨询了生活中常用的“豆包”。它确定地告诉我：有过的，在《鲁迅全集》2005年版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中，将王维与唐代其他传奇文作者并列，指出其作品背景与盛唐传奇文的兴起语境相关，是梳理唐代文学史脉络时的重要参照。”还补充说：“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武帝时文术之盛》中，专门论述了汉武帝时期的文学盛况，王维作为当时代表性文人，其创作成就被纳入鲁迅对汉代及唐代文学传承的整体评述中。”哈哈哈，不必再查就知道是乱讲，因为《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为《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压根不是《武帝时文术之盛》。然而，这豆包言之凿凿：说《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的论述是：“唐人为小说，辄傅之以古之人古之事，以凡眼视古，固无当也。然唐人始自作小说，即多托之于古，如《汉武故事》、《西京杂记》之类是也。……若夫《六朝清谈之轶事》，则亦类乎小说，而文辞华艳，叙致亦复可观，第不知其为何人所作耳。王维、李白、杜甫之徒，大抵皆然。”说《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武帝时文术之盛》原文为：“孝武善赋，而司马相如、王维、李白之徒，亦皆以文术显。……由是言之，文之盛衰，系乎其时，亦系乎其人。”——把两部书有关章节“篦头发似的蓖了一遍”，全然子虚乌有。豆包态度诚恳，每次都“实在抱歉”，说我的批评“完全正确”，可怜得像刚刚入学的小学生。
所以，原以为有了ＡＩ可以省去不少检索之力，如今看来，需要大为警惕，绝不可轻信也。
五、南国红豆：“多采撷”不如“休采撷”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王维《相思》
此诗咏物寄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说的是红豆生长在南方，春去春又来，多少新的枝条长势喜人？你还是多多采摘吧，这红豆最能够寄托相思。该诗另一题为《江上赠李龟年》,亦可见是眷怀友人无疑。
不过，简单的诗句还有不简单的疑问。
首先是“撷”字的读音。《现代汉语词典》说音xié（协），释义为“摘下”。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作音jié（劫），释义为“摘取”。《康熙字典》引用《集韵》等曰“奚结切”“音絜”，意为“捋取”。问题在于，“奚”的声母与“结”的韵母，“切”出来还是xié。而“絜”字不仅可以读如xié，又可以读如jié。或许这是林、冯选本注音为jié（劫）的缘由。
再下面就是“各自有理”的“春秋之争”与“多采撷”还是“休采撷”。
《全唐诗》卷128曰“秋来发故枝”，《王右丞集》亦作“秋来”。意思是“开花结果”——又名“相思子”的红豆，秋冬结果，秋季成熟最盛。然而，这种“实写”显然不如“春来发几枝”想象空间大，生命意识强。在古代，因为传唱、抄本、艺增、活剥等原因，出现字句的差异，不足为奇。
而“多采撷”还是“休采撷”似乎就更值得探讨了。
宋人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多”作“休”。不无“情怯而不敢随意采摘”的虔诚。流传最广的《唐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的赏析词条曰：“用‘休’字反衬离情之苦，因相思转怕相思，当然也是某种情况下的人情状态。其辞虽异，情同一怀。”“全诗洋溢着少年的热情，青春的气息”。窃以为就“看到红豆就想到你”而言，“多”与“休”似乎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侧重于“休”的谨慎、敬畏乃至神圣感而言，就不仅仅是“少年的热情，青春的气息”了。
老杜有名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常在贵族豪门歌唱。其赴岭南时间虽无权威文献明确记载，但学界多以安史之乱爆发后为其南奔的大致时段。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起兵，次年（756）长安陷落，李龟年随梨园子弟流散，向南逃难或至岭南。而彼时王右丞王维（701-761）已经是奔六的年纪，动乱之中，栖栖遑遑，与“少年热情，青春气息”似乎不大合拍。
因此，笔者认为“休采撷”更符合“彼时的心态”。无论是秋天的“红果”，还是春天的新枝，都是生命与情感的象征物，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看到它们，你自然会记起我们的友情，多看看吧，但不要摘下来——还会有更多南下的朋友要看，要寄托相思；他们也会睹物思人，想到同样的深情厚谊。
46年前，读大二，看到“被谱写成超过250种乐曲”的、海涅写给堂妹的诗——“你像是一个花朵，/这样可爱，纯净，美丽；/我看着你，一缕忧思就潜入我的心里。/我觉得好像应该把手按住你的头顶，/祈求神永久保佑你这样可爱，美丽，纯净。”（冯至译）——不理解为什么遇到美丽女孩会有“忧思”，许多年之后，读罗丹《艺术论》，说女孩子“神圣不可侵犯”的美丽只有几个月（大意），即“尧尧者易折”，才逐渐明白“至美而易逝”的道理。这或许可以是“劝君休采撷”的注脚。
前不久，看到公众号为“御书堂书画”里的启功先生的教学录像，其中就有这么几句精彩的议论：“劝君多采撷——因为它相思，你把这个拿走了，他还想着那个！是这样子吗？劝君多采撷，你是专门拆散两个人，专门拆散两个豆儿，这个是很残忍的。”台下弟子忍俊不禁，放声大笑，对着屏幕的笔者同样大有同感。
记得三十多年前，好友王兄到海南开学术会，很有商业头脑的他，同布口袋带回了好几斤“最相思”的豆，两枚装进一个精致的小塑料盒，在情人节那天到热闹的市场售卖，颇有获利。我当时就有感慨：就“珍视”的意义而言，“普及”不如“珍视”，“多采撷”真不如“休采撷”也。
关于红豆，补充几句。唐代李济翁《资暇集》：“相思子：豆有圆而红，其首乌者，举世呼为相思子。”唐代段公路《北户录》：“相思子，有蔓生者。其子切红。叶如合欢。依篱障而生。与龙脑相宜，令香不耗。南人云：有刀疮血不止，痛甚者，取叶熟捣，厚傅之，即愈”。可见唐人已经窥见其药用价值。而《古今诗话》记载：“昔有人殁于边，其妻思之，哭于树下而卒，因以名之。”妻子没有等来被强征戍边的丈夫，泣血而死。路边的树上忽然结出“红豆”，即“相思子”。正所谓“绀阶但种相思子，产出青青连理枝”——故事如此凄惨，咱还是“休采撷”罢。
六、三人对“影”：李白、鲁迅、陶渊明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一》
惊蛰过是春分，在岭南绝对已是货真价实的春天了。于是，记起李白的“行乐当及春”。
李白的这首诗路人皆知，似乎不必解释，无奈读了沈熙乾（1915—1982）先生的赏析文字，仍然颇有感触。他说：佛教中有所谓“立一义”随即“破一义”之说。“破”后又“立”，“立”后又“破”，最后得到正确的结论。具体到李白该名篇，指的是一个人以独白的形式自立自破，自破自立，诗情波澜起伏而又纯乎天籁，所以传颂至今。诗的开始是独酌，加上“无相亲”，可谓囧囧孑立，场面非常单调。于是就把明月拉过来，把自己的影子拉过来，凑成了三“人”，举杯共酌——这是“破”了孤单而到达“立”的热闹。无奈明月毕竟不解酒的滋味，而影子——像陶渊明所说的：“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影答形》）——也不是杨贵妃一样聪明绝顶的“解语花”，提供不了多少“情绪价值”；更何况影子又不会真的豪饮或者小酌、不会吆五喝六。只是姑且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酒友”而已。既然已经是莺飞草长、春暖花开，那就“退而求其次”、及时行乐吧，于是“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既歌且舞伴月色，依依不去度时光，这就再次热闹了——是再一次对于孤独的“破”。但是，喝多了，酩酊大醉躺到了床上，月光和身影又无可奈何的分别，就又回到了最后各分散的寂寞——孤独感又“立”了起来。而最后两句：“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与无情之物结为交游，那原因主要还是在于自己的有情，是“感时花溅泪”的主观性——这一句更是“亦破亦立”：“无情”是破，“永结”和“游”是立，又破又立构成了最后的归宿。
大哉沈先生，这是审美的递进法语辩证法也。
而且，沈熙乾先生还引用了李白的另一首诗《春日醉起言志》：“处世如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孤独到了诚邀月与影还不算，以至于最终也还是找不到共饮之人，只能与光影相约在天宫仙境再见——结尾两句，写尽了诗人的凄清、孤独之感。
沈熙乾先生是无锡国专唐文治、钱仲联的高足。经唐介绍从章太炎习辞章，曾任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被郑逸梅《南社丛谈》等文献记载。后被错划右派，发配安徽枞阳等地劳改二十余年，生前著作多未刊行。但即便发配，亦有“如此春寒如此夜，梅花输入泪花肥”的佳句。
说到“影”与陶令，不能不记起鲁迅先生的散文诗《影的告别》：那影子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可怜乎哉！李白最后还有“相期邈云汉”的期待，而鲁迅的影子则是“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那不是“花间醉”，而是“阴间隐”，因为“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写这些话的1924年9月，正是鲁迅“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来”而使用了“宴之敖者”笔名的时候。以文字学拆字，“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自居一室、自备一肴而肺病复发，心里的孤寂溢于言表。写《影的告别》的同一天，鲁迅给朋友的信里说：“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者怨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一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此终。”其时鲁迅44岁，而李白写“花间一壶酒”的时候是43岁，年龄如此接近，而心态相距之远不啻于云霓。
一样孤独两样情。李白的浪漫在于“行乐须及春”——没有酒友，月亮和影子也行。而鲁迅的现实在于执意作“绝望的抗战”，不行就“饮尽这份孤独”。李白的浪漫在欢乐与孤独之间“蛇形编排”，交替前行。而鲁迅则是从来没有热闹过的“精神界的战士”。只是，两者“诗心伟岸”的“绝对值”并无二致。
七、“打油诗”：一样“打油”两样情
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李白《戏赠杜甫》
此处，诗仙李白的“戏赠”，也就是坊间所说的“打油”。而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反倒是言“戏”未曾“戏”，是正规的“诗论”也。
饭颗山相传在长安一带。李白在此遇到杜甫时，乃太阳当顶的正午，杜甫戴着用竹箬或棕皮编成的笠帽，不无狼狈。李白（似乎“不怀好意”地）问道：比起上次见面，老弟为何如此消瘦？而后自答（郭沫若说是杜甫回答）：因为这一段作诗太辛苦了。全诗诙谐幽默、言简意赅，李杜之谊跃然纸上。
或曰该诗压根儿不是李白写的，笔者无心考证。中华书局《全唐诗》1960年版第六册第1892页收录此诗，即可为一家之言。尽管排在最后，属于“补遗”，且在正题之下有小字曰：“以下见唐诗纪事”，意思是来自转录。
笔者仅仅想说明一件事：严格意义上的“打油诗”并不是“水平低”“瞎胡写”“顺口溜”的同义词。坊间，一些平仄不合、意思浅显的七言四句，作者动辄谦称是“打油诗”。殊不知那些“诗”只能叫做“仿古自由体”“本人长短句”，真的不能说是“打油诗”。
“打油诗”如何定义或者缘起何时，至少是一篇硕士论文的内容，且不深究。据传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时就有“金句”：“远看石塔黑乎乎，上面细来下面粗；有朝一日翻过来，下面细来上面粗。”这几句疑似“改天换地”的“打油宣言”，至少说明秦末这种“油”已经开始“打”了。
西汉东方朔在宴会上不经皇帝点头允许，自行切肉充饥，汉武帝诗云：“东方东方，你太鲁莽，肉还没分，怎能领赏？拔剑割肉，举止豪爽，割肉不多，还算谦让。拿给殿军，情义难忘，皇上宽大，谢过皇上。”——该诗太像今人伪作，缺了六朝诗味，不提。
唐代张打油《咏雪》早已经是“名垂千古”：“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此处未着一“雪”字，却寒意与暖意齐飞，大可以作“形象思维”。而“一笼统”与“身上肿”，既有温李的“蕴藉”，又有口语的豪爽，非一般诗人可比。
宋人苏东坡的《竹笋焖肉》——“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则是栩栩如生的“吃货”活形。无奈该诗在苏轼正式文集中也未收录，坊间亦曰作于杭州或黄州不等。后来“好事者”考证出“间接证据”曰：南宋周紫芝《竹坡诗话》提及苏轼的“竹笋焖肉”。清代袁枚《随园食单》在“笋煨火肉”条目中，记载了苏轼以火腿炖笋。而《苏轼诗集》卷十一里《初到黄州》亦有“好竹连山觉笋香”的句子——凑在一起，也算“打油”有据了。
即便传说里的朱元璋的打油诗——“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三声唤出扶桑日，扫尽残星与晓月。”——只要不是“撅”到百千万，那水平也堪与赵匡胤的“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媲美。
总之，“打油诗”以口语化为手段，突破严谨的平仄对仗，注重生活气息与趣味性不胫而走，是“大俗大雅”的典范而绝非“水平低下”“不上台面”的下品。
现代作家以“打油”著称者，至少有周氏兄弟与郁达夫等。
1933年，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当局不顾老百姓死活而首先想到运走文物，鲁迅“剥崔颢《黄鹤楼》诗以吊之”讥刺曰：“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玩笑中自带投枪，“打油”打得风刀霜剑。1934年，天津《大公报》称鲁迅在沪患重度脑膜炎，须停笔十年。鲁迅再次以“打油”回应：“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俺原本没有你们这些“国色天香”漂亮，怎么美女们还要“赶尽杀绝”，殊不知本人脑袋还结实着呢！嬉笑怒骂皆成诗章。同年，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幽默不已，一鸣惊人，带动唱和风波，持久达十几年，成为一段文坛公案。其诗曰：“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句句牵涉知堂先生的日常，“讽刺自己才叫幽默”——儒释道并存而潇洒自然，拿自己开涮其实是“大傲若谦”的自豪，乃“打油”中的名篇，至今还是讲“周作人研究”的重要口实。郁达夫先生则三十岁已经开始拿自己“打油”：“数从前事业，羞煞潘郎。只几篇小说，两鬓清霜。谅今后生涯，也长碌碌，老奴故态，不敢佯狂。君等若来劝酒，醉死无妨。”——谁能够明白，这位写了《沉沦》引发大争议的作家，最后果真在苏门答腊办起了“赵记酒厂”，掩护了陈嘉庚等爱国人士，最后壮烈牺牲而名垂“英烈”史册呢。
啰嗦至此，无非想说一句话：艺术品与口水诗，一样“打油”两样情也。
八、“不学韩杜”：“翰林”爷爷的“循序渐进”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李白《长相思》
接着说几句鲁迅与唐诗。
鲁迅在1934年12月20日给友人杨霁云的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有论者说：这不过是鲁迅随便说说，唐以后好诗有的是——大约是各色人等“好诗”的标准不同吧。自然，后人偶尔也会写出振聋发聩的可以与唐宋诗词比肩的佳作——如罗庸先生的《满江红·西南联大校歌》，但那毕竟是极少数，整个水平与整体的唐宋水准，相距不可以道里计也。
鲁迅学诗是有“家学”的。其翰林祖父周介孚当年向浙江官书局买来一部雕版印刷的多卷本《唐宋诗醇》，读完后，托人把这部书带回绍兴老家，送给孙子们。他在书中夹了一张字条，全文如下：“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也不必学也。”这里的“苏诗”即苏东坡的诗。“杜之艰深韩之奇崛”是指杜甫与韩愈。鲁迅研究专家倪墨炎说：从鲁迅青年和晚年所写的旧体诗看来，确是受杜甫、韩愈的影响较少。
公元730年，李白从湖北云梦西入长安，干谒——为谋求禄位而请见有地位的人——玉真公主（唐睿宗李旦与窦德妃的女儿，唐玄宗李隆基和金仙公主的同母妹）不遇，被安排在距离长安百余里的、荒草萋萋的公主别馆。故此诗开头就说自己处于“络纬秋啼”“微霜凄凄”“孤灯不明”的孤寂之中，只好“卷帷望月空长叹”，可谓悲凉之雾，笼罩客舍。无奈即便遭到如此冷遇，诗仙同学照样云天雾地、思绪翻飞，上窥青冥高天，下视渌水波澜，精细地绘写了“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美人如花隔云端”的孤独感。而“悲剧的喜感”在于：天地间的宏大空间的对比，超脱尘世的缥缈意境，既有视觉上的澄澈感，又不无《离骚》里“忽反顾以流涕，哀高丘之无女”的哲思。越是孤寂，“望月”“卷帷”而融入时空的境界越是凄美，这是另外一种“天人合一”。试对比鲁迅的“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天地间“思致清逸”的、不误遗憾的浪漫何其相似乃尔！
当然，“一唱三叹”的浪漫表白的同时，李白还更有托物言志的隐喻：用男女相思之苦暗喻政治理想的受挫。自屈原而下，“美人”既可解作爱慕的对象，亦可视为君王或仕途机遇的象征，如同“关山”暗示人生际遇的艰难。清人王夫之“题中偏不欲显，象外偏令有余，一以为风度，一以为淋漓。乌乎，观止矣！”而祖父给鲁迅的《唐宋诗醇》则用“对比手法”评论此诗曰：“《卫风》曰：‘云谁之思，西方美人。’《楚辞》曰：‘恐美人之迟暮。’贤者穷於不遇，而不敢忘君，斯忠厚之旨也。辞清意婉，妙於言情。”如此高论，则让“美人如花隔云端”的男女之思大大让位于“为国效力”的“正能量”了。
当然，鲁迅祖父“不学韩杜”的教诲仅仅是对于年幼的初学者而言，大凡后学成熟之后“转益多师”同为正道。营养丰厚方能自成一体，大诗人一般不会“定于一尊”。更何况老杜也有明丽婉转的句子，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李白也常常有愤世嫉俗，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而鲁迅先生的旧体诗，也颇有一部分感时而发，金刚触目。例如写饭店打工妹的“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写“自嘲”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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