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民:“尽挹西江”与“如履薄冰”——弘一大师书法臆说


2026年10月13日 10:01     顶端新闻    宋立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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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白居易《暮立》:“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蝉。大抵四时心总苦,就中肠断是秋天。”古代宫商角徵羽五音,商丘的“商”音凄厉悲切,所以“商”也指秋季——老杜“今兹商用事,余热亦已末”。这一段,写有关湛江雷阳书院的文章,参加商丘应天书院的学术会,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记起弘一法师。


       查年谱,1880年10月23日是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生日,1942年10月13日是他的忌日。却原来已经到了十月中旬。所以,这几天写文章的余暇,有空就读《弘一大师遗墨》,倒是记下了几句心得。


       2007年10月,弘一法师圆寂65周年,我给熟悉的报刊写了《何曾平淡何曾归?》一文,说及大师的书法。意思是虎跑寺出家之后,大家发现他的字越发变得平淡,淡到返回婴儿时代——1916年冬天,李叔同在虎跑定慧寺断食三周,到第十七天,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朱稣典去看他,他自觉脱胎换骨,身心轻灵,挥毫写下横披大字“灵化”二字送给朱稣典留念,并钤了“李息”、“不食人间烟火”两方印章。



       需要注意的是:这件《灵化》还是属于早年魏碑风格,但是对比李叔同青年时期雄强凌厉的魏碑,已经明显收敛棱角,线条圆厚,是他从世俗才子书风向后来冲淡宁静的“弘一体”转变的关键过渡作品,也是弘一早期非常出名的一件代表作。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说:“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写字的,在断食期间,仍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他说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他断食以后,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


       笔者的意思是:就书法而言,李叔同变为弘一法师之后,“平淡”是变化的一方面,而本质上的执着、坚毅并不曾改变。


       换句话说,出家前,大师的生命是“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皆宾客”的“七彩光束”,是美术、音乐、戏剧、诗词、书法、篆刻、教育的“百花齐放”。而出家后,他所坚持的就是“佛”和“书”两项。而抄佛经的“弘一体”,则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笔一画充满了对于经典经文的敬畏、虔诚与心领神会。


       2. 2001年9月,笔者在昆明书市购得华夏出版社出版的12开本的《弘一大师遗墨》,飞机上看了一路。回到住所,摊在桌子上,既看字又看文,感觉那些字、那些印章都是会说话的,教你“识器”,又教你运笔捉刀,好不亲切。



       鲁迅友人、著名日本文化人、弘一大师的崇拜者内山完造,在其所著《上海霖雨》中写道:“我草此文的桌前,挂着弘一律师写给我的直幅,直幅上这样写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偈。完造居士供养。沙门一音。’”内山先生说:“我对这幅字注视着,窗外但闻瑟瑟的雨声。”


       即便窗外并不曾落雨,内山心中也飘飞着缅怀与悲悯的雨丝。


       1931年3月1日鲁迅先生日记有:“午后往内山书店,赠内山夫人油浸曹白一合,从内山君处乞得弘一上人书一纸”。广府人把腌咸鱼叫“曹白”——这天鲁迅在内山完造家见到弘一大师“一切有为法”的那幅大作,颇为喜爱,便托内山代求弘一大師墨宝。因内山在中日佛籍交流方面出过不少力,弘一大師曾通过夏丏尊将四件自己的书法赠予内山。见鲁迅喜欢,内山便将其中一件转赠鲁迅。写的是“戒定慧”三字。鲁迅评价并感喟:“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20世纪三十年代,弘一法师在浙东古刹五磊寺曾闭门研究书法,抄写佛经,习字几近忘我。虽身居深山古寺,有敬而来信索取墨宝者,他有求必应,广结翰墨因缘,且从来不要回报。为弟子刘质平居士(音乐家)写楹联法语之外,大师曾送给替他烧饭煮菜的王小甩书有“戒定慧”三字的一张条幅,与他送给内山完造那幅“戒定慧”条幅几乎相同——“戒定慧”被佛家称为“三学”,指戒律、禅定与智慧。戒者防身之恶,定者静心之散乱,慧者去惑证理——内山慨然相赠于鲁迅绝非偶然——后来这幅“戒定慧”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展出。


       而就在得到大师墨宝的前一天,1931年2月28日,午后,鲁迅也是前往内山书店,且写了五言诗《赠邬其山》相赠(图四):“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那字体颇有些“放荡不羁”,与上海之“怪现状”倒是合拍。


       3.《弘一大师遗墨》最前面有两篇文章,仿宋体,从右至左,很是清秀。一是叶圣陶先生的《弘一法师的书法》,全文照录如下——


       弘一法师对于书法是用过苦功的。在夏丏尊先生那里,见到他许多习字的成绩,各体的碑帖他都临摹,写什么像什么。这大概由于他画过西洋画的缘故,西洋画的基本练习是木炭素描,一条线条,一笔烘托,都得和摆在面前的实物不差分毫。经过这样训练的手腕和眼力,运用起来自然能够十分准确,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于是写什么像什么了。


       艺术的事情,大都始于摹仿,终于独创。不摹仿打不起根基,摹仿一辈子,就没有了自我,只好永远追随人家的脚后跟。但是不用着急,凭真诚的态度去摹仿的,自然而然会有蜕化的一天。从摹仿中蜕化出来,艺术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不傍门户,不落窠臼,就是所谓独创了。弘一法师近几年来的书法,可以说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是用了多年的苦功,临摹各体的碑帖,而且是写什么像什么的。


       弘一法师近几年来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呢?实在指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堂温良谦恭的君子人,不卑不亢,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笔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上,不容移动一丝一毫。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使人起充实之感,立体之感。有时候有点儿像小孩子所写的那样天真,但是一面是原始的,一面是成熟的,那分别又显然可见。总括以上的话,就是所谓蕴藉,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这样浅薄的话,方家或许要觉得好笑,可是我不能说我所不知道的话,只得暴露自己的浅薄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1937年,弘一法师当时正在闽南弘法,当地报纸欲出弘一法师专版,约叶圣陶写了这篇短文。该文首发于1937年1月17日厦门《星光日报》的弘一法师特刊。


       其实,对于书法的“懂”与“不懂”,每个人自有自己的见地,书法圈尤其是鱼龙混杂。但是,一条很简单的标准是:原始的美感、充实感、立体感——无论“懂”与“不懂”,都会有审美的直觉。笔者最为简单判断标准,一是看看此人的楷书,二是品品字里行间的“味道”。而这两点,叶圣老抓得很准。看楷书是窥其“始于模仿”的基础,看风格是判断是否“终于独创”。启功先生说得好,如果写得像猪大肠疙里疙瘩就是佳作,我们也就不必临池苦练了。所以,无论“尽挹西江”也罢,“如履薄冰”也罢,总是要静中有动或动中有静,像跳大神一样胡涂乱抹,还仰天长啸、洋洋得意,才真是“只得暴露自己的浅薄了”。(图五  弘一法师篆刻印章)


       4.《弘一大师遗墨》前置的另一篇文章,是赵朴初先生的《翰墨因缘》。赵朴老本人就是书法大家,自然看得更透彻。全文亦照录如下——


       弘一大师出家前,即以文艺大家驰誉当世。早岁留学日本,入东京美术学校,攻西洋油画,旁及音乐、戏剧、诗词、书法、篆刻等,于艺事无不精。回国后,值辛亥革命,初任《太平洋报》编辑,并与诗人柳亚子、胡朴安等创办“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其后应杭州浙江第一师范聘,教授图画、音乐,先后七年,造就艺术人材至众。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即其入室弟子,其间又与吴昌硕、叶舟、马一浮等交游,加入西泠印社,博学多能,名重一时。


       大师出家后,诸艺俱舍,唯书法不废。间常精楷写经以结法缘,得者珍如拱璧,其在俗书法之出版者,有《李息翁临古法书》,出家后有《华严集联三百》。马一浮居士尝赞云:“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推崇可谓至矣!然大师以书画名家而为出世高僧,复以翰墨因缘为弘法接引资粮,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功钜利博,泽润无疆,岂仅艺事超绝,笔精墨妙而已哉。


       有民间亦俗称《翰墨因缘》的文字,前面有一段话,后面还有赵朴老1981年6月《弘一大师书画金石音乐展弁言》的结尾——


       大师于佛学,特尊《华严》,信行綦切,日诵《普贤行愿赞》为常课。其佛法思想多散见于所作序、跋题记及与人书简中,片言洞微,精义时出。虽应机之作,亦足见其涉猎之广与证解之深也。


       一九四二年秋,大师示寂于福建泉州,迄今垂四十年矣。国内外信徒仰其高德,敬慕之怀,久而弥笃。去岁值大师诞生一百周年,为纪念大师生平德业,中国佛教协会特就法源寺举办“弘一大师书画金石音乐展”,集大师所作精品于一堂,琳琅满目,观者惊叹。展览既竟,爰编此册,永为纪念人用结胜缘。今特记其缘起,志随喜焉。


       《弘一大师遗墨》1987年6月一版一印,想必是截取了《弁言》里的核心章节。但也由此可见对于大师的墨宝,后世之念念不忘。直到2023年11月11日,中国新闻网还有报道:《弘一法师临终遗墨“悲欣交集”首次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5.2002年4月,笔者在杭州西湖虎跑定慧寺——弘一大师出家的地方,购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集》,见李叔同年轻时致账房先生徐耀廷的书信,颇觉惊奇。其结体潇洒,开合自如,锋芒时有王羲之味道,而“也”、“一”等字又类乎郑板桥,与《遗墨》中大部分字全然不同。


       的确,大师的字“毫不矜才使气”是一贯的,但是兴之所至,也会“偶尔露峥嵘”。笔者心想,真正的大家究竟能够有多少副笔墨呢?


       “字如其人”是包括评论家在内的。关于上引叶圣老对于弘一大师书法的评价,可以参见赵朴初先生对叶圣陶书法的评论:“叶老恂恂,书如其人。庄敬恳到,只字可亲。”的确,以庄敬之心去写字,字里自然有庄敬之相。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才越看越有味道。是故两人在“书以载道、字见其人”这一点上,可说心心相印。‌‌


       弘一法师的高足刘质平是大师书事的随从和见证。他在《弘一上人史略》中专门辟有“书法”一章,从笔墨选择、字幅大小到布局留意均有回顾。如“师常对余言:字之工拙,占十分之四,而布局却占十分之六。写字闭门,除余外,不许他人在,傍恐乱神也。”可见大师的书写观念和认真程度。


       6. 结合碑帖而评点的最为专业的是评论家刘恒(非小说《伏羲伏羲》之作者)先生的《李叔同的书法艺术》一文(载《中国书法》1986-4)。


       首先,刘恒把弘一大师的字置于清末的临摹北碑的大背景之下:“自清代阮元提出南帖北碑之说并大力倡导北碑开始,经过包世臣,特别是康有为的积极鼓吹和实践,时至清末,碑学兴盛,习书者无不从北碑入手,一时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李叔同生逢此际,自然受其熏陶。……他的临摹功夫是相当深厚的,可以说是学什么像什么,结构神态,毫发不爽。这种长期、严格的磨炼,对他的书法风格打下了广博而坚实的基础。”


       然后,刘先生指出:出家后,弘一法师的字的“干净”缘于“精神世界的安定”:“李叔同出家以后的书法作品,可以说是充满了宗教所赋予的超脱和宁静,不激不厉,心平气和。在俗时那种点画精到,刻意求工的效果不见了,用笔的挺劲,转折的圭角也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圆润含蓄的线条,疏朗瘦长的结体,稚拙中甚至有些羸弱,看上去却又是那样蕴藉和谐与潇洒自如,给人一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感觉。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朽人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徐悲鸿先生更是极尽赞美:“‘弘一体’线条圆润含蓄,结构疏朗开阔,似稚童执笔,毫无烟火之气,却于平淡中见筋骨,于疏散中见凝聚,这与佛家大彻大悟、无欲无求的思想颇为契合。”



       弘一大师曾为弟子丰子恺所绘《护生画集》题诗文,倡导“护生就是护心”。既然护生即“护心”,那么写字亦即“写心”。刘恒的评论抓住了要义。《李叔同的书法艺术》一文原题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八个字是足以概括李叔同的书法历程的。


       7. 但是,如果再往下想想,我们是否可以问一句:何曾平淡何曾归?是否可以说:“尽挹西江”与“如履薄冰”是一张纸的两面。


       诚如刘恒先生所言:“在他出家以后的墨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凡是书写宗教内容的作品时,一律是那么平静、沉稳、恬淡,将感情的变化深深地埋在心底,表面上完全是一副地道的佛家弟子面貌,有时严肃得近乎拘束。再看他写给朋友、学生的信札,则是另一种景象,笔墨飞舞,轻松自如,从点画形态到字形结构,都常常生出许多意外的变化来,平日深藏不露的艺术家气质,此时不自觉地显现出来的浓厚情感流于笔端。”——弘一法师是始终操纵着两副或更多笔墨的。


       试看其庚午(1930)年写的“佛光 证无上法 究竟清凉 华严经句”“当劝精进 但念无常”等等,均笔力遒劲,结体粗壮,有几分金农的“苍古奇逸,魄力沉雄”。与癸丑(1913)之际写的“白杨 诞生号”,乙卯(1915)题赠夏丏尊的“兹流年三十 靡答恩万千”,丙辰(1916)的题赠“金石大寿 欢乐康年”等,和自题“化灵”均基本相仿,甚至毫无二致。同时,壬子(1912)大雪之际所书诗文四条屏,已经将后期的“内敛”与“蕴藉”的风味表现具足。虽然其间不少方笔。



       根据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是否可以说,弘一法师的书法同样具有丹青巨擘的“笔法面具”。他在俗时分其实已经具备了平淡、恬静的根底和资质,只是“呼之”方才“欲出”。而出家后人与字同时“不食人间烟火”,可谓水到渠成。彼时“呼之”方才“欲出”的变成了“笔墨飞舞、轻松自如”的信札。


       “逸品”评价的同时,马一浮先生亦评价曰:“观大师书,精严净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马一浮全集·题跋卷)书理相通,“精严净妙”是其律学修养“内熏”之后的自然流露——书法从来不是技术,而是修行的外化。


       试看大师的“当勤精进,但念无常”一幅。落款为“庚午二月 居萬壽”。钤一枚弘一印章。庚午是1930年,乃法师晚期的作品,弘一大师当时驻锡闽南。此八字是佛家非常经典的警句,意为:应当勤奋修行、努力向上;时时要记住世间一切都是迁流变化、不能永久常驻,不要贪恋虚妄。“精进”是六度(六波罗蜜)里面的一项;“无常”是佛教核心概念,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生住异灭之中。盖1930年属于弘一晚期风格,字体饱满厚重,字形偏宽博,已经完全脱离早年魏碑那种棱角凌厉的感觉,乃大师闽南时期代表性楷书对联。更晚一些的弘一法师的横披大字:“三省”,是公元1941年——大师生命之晚年——落款为:“辛巳二月十六夜,梦两示三省二字,翼日书之以自勖励,晚晴老人”,钤一枚弘一印——“晚晴老人”是弘一非常著名的号,“三省”出自《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弘一法师晚年经常书写儒家名句,儒佛思想之融合显而易见。这两个大字,让如今的小学老师批阅,怕是及格都困难,与“当勤精进,但念无常”截然不同,乍一看去,似乎“有气无力”。然而,它恰恰属于弘一晚期书风,字形简淡空灵,笔画看似松弛随意,但是内力收敛,褪去刻意雕琢,已经到“无意于书乃佳”的境界,很多弘一书法集都收录这件。“似癯实腴”,此之谓也。



       8. 最可以比照的是两幅“一句弥陀作大舟”。


       一是藏上海博物馆藏的弘一法师联华严集七言对联:“万古是非浑短梦,一句弥陀作大舟”。意为古往今来人世间种种是非纷争,说到底就像一场短暂虚幻的梦。依靠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如同乘坐渡海大船,可以渡过人世间生死苦海。落款“集华严经大士诗句,寄付可章居士。岁阳在癸,玄黓杪月,和南 僧胤。”这是弘一法师集《华严集联三百》里面的一联,送给“可章居士”。“岁阳在癸”当时1933年(癸酉年),“玄黓杪月”的“玄黓”对应天干的“壬”,属于弘一法师闽南中期书法作品——介于早年魏碑和晚年极度冲淡的楷书之间,字形舒展空灵,线条干净简约,无多余修饰,去雄强碑味,禅意浓厚。初看上去,与康有为的“麻绳体”不无相似。但细细考察,其内面力度又绝非康南海所可比。而对于弘一法师是字,康有为亦有四个字的评价:“才调纵横”——此乃以碑学宗师的眼光,一眼看出其才华横溢、气势纵横真是适如其身。



       与这一联非常接近的是,到了晚年,大师把上联改为“临行赠汝无多子”——这句是蕅益大师留下的偈语,并非出自《华严经》。这副对联赠送给了妙慧的法师。说的是临分别的时候,我没有别的贵重东西赠送给你,唯有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当作渡越生死苦海的大船——这一版字体方正饱满,结体稳重,貌似李叔同前期偏楷书的一路。但是,其用笔之厚重、流动感之收敛,禅意之沉静,显然属于弘一晚期典型书风。


       9. 读郑逸梅先生《艺林散叶》至“李叔同同时备布履四双,人或疑之,则曰:一礼佛著,一闲时著,一外出著,一如厕著”颇多慨叹,以为让布履四双各司其职的认真和尊重,为世人可以做到,却非凡人所能想到。现在,读大师书法,始觉字里“妙气清微别有香”的“妙气”,亦是早已有之,当出处则出,当归处则归,“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矣。


       因“平等”“和平”“端正”“包容”而均匀粗细、收敛锋芒,于是有了抄写经书的“四平八稳”。如果按照时下强调“视觉冲击力”的着重变化的理论,弘一法师抄经的文字简直与“印刷体”无差,参加国展是会入另册的。但是,诸位兴趣去临摹一下试试?没有临《石鼓文》、《嶧山刻石》、《天发神谶碑》、《宣王猎碣》、《张猛龙碑》等等的功底,你非但很难明白如何‘简化”、“佛化”,恐怕连那笔力饱满的横平竖直也不易画出。在弘一法师壬申(1932)六月书《佛说阿弥陀经》一文里,我们发现,“日”、“白”、“目”、“貝”等字方框里的短横笔都非常细,颇有几处“边”和“道”的方框里空空如也——这当然不是坊间说的“多一笔少一笔很正常”,而是简化到了“似无若有”的地步。而且,就一页纸看,字迹整齐划一,变化不大;但具体到每一个字,却全然都是“活的”,毫无匠气。如“以”字结体往往只有其他字的一半,而不少字虽然也常常使用行草书的减笔,但法度尽在其中,可谓从不思呼应,而呼应在其中,从不思浓淡,而浓淡在其中,从不思布局,而布局在其中,“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也。


       关于弘一法师出家后的字迹的“平中有奇”,我想,颇有几分类似佛学院集体做佛事时唱出的梵呗。不分声部,没有花腔高音,貌似平平淡淡,但“和声”与“气场”是语言所无法概括的。


       启功先生说:“弘一大师精通八法,尤其推崇其在模仿李泰和、苏子瞻等古代大家时的精湛技艺,并指出每日不懈的练习是其书法技艺深厚的重要原因,这也正是其作品能够成为传世之作的关键所在。”启功先生尤其看重弘一书法的功力深厚与独创境界,认为大师晚年对“淡”与“静”的追求,是“前无古人”的开拓。


       10. 古人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像弘一法师这样严格意义上的苦行僧,颇类似于中世纪皮带鞭背、马革裹尸的基督徒,做的正是生命力最强烈、意志力最彻底的事情,尤其是一举一动都有严格规定的律宗,更需要极大的人格力量和情感投入。因此,对于弘一法师,出家非但不是“四大皆空”,弃绝人生欲望,反倒恰恰是另一种义无反顾全力以赴,直到一举一动皆有佛境。


       1941年,即弘一大师圆寂的前一年的阴历十月,他的法侣传贯从泉州带来一束西洋种的红色菊花,其花如伞,花蕊呈剑型,色红如血,弘一大师遂作一偈: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要流血!


       在抗日战争紧急艰难的关头,僧林屡遭陵夷,垂危之际的大师已然金刚触目——这种“殉教要流血”的姿态正是挥斥方遒的魏碑的严正和狂草之风。


       记得是陈星先生的李叔同传《芳草碧连天》里说到,抗战期间,日本人令弘一去日本讲经,弘一坚辞不往。日本人气极:“你的师傅印光法师都去过,你有什么资格不去!”弘一面对刀剑曰:“印光师东渡时日本海的水是蓝色的,现在日本海的水是红的!”——里面有中国人的鲜血!


       是故弘一师之“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之论,实在是其“何曾平淡何曾归”的最佳注脚。


       弘一大师先后赠送给刘质平屏条10幅,中堂10轴,对联30幅,横批3条,册页198张,以谢弟子侍奉书法之劳。并曰:“我知你教书以来,没有积蓄,这批字件,将来信佛居士中,必有有缘人出资收藏,你亦可将此款作养老及子女留学费用。”而刘一心义展、印刷,从不思出售。抗战期间,刘四处逃难,除了恩师书画,其他一无所携。一次途中忽遇大雨,四下无以遮盖,刘将衣服盖在书箱上,自己又趴在上面,以身体作雨披护之,字幅保住而淋成了痢疾,几乎丧命。老师是学生摊开的“书”,而学生何尝不是老师抒写的“字”呢。


       11. 1942年阴历三月——距离弘一法师圆寂仅半年,郭沫若驰书请求李叔同的书法,大师为之写《寒山诗》:


               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

               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郭沫若复书致谢,称弘一为“澄览大师”。



       是年九月初一,弘一法师书“悲欣交集”四字,交与侍者妙莲法师,为最后绝笔。三天后——阳历10月13日午后8时,先生身着以往常穿的、带有补丁的旧僧衣——他给妙莲法师遗嘱:“身上只穿这身破旧的短衣”——做涅槃卧,永不复握笔。


       林语堂说:“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看看大师的无可模仿的字迹,我们说,“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先生评价是中肯的。


       而张爱玲则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的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前天看湖南作家张静安的公众号,得知料理张爱玲后事的林式同先生回忆,张爱玲临终前穿着旗袍,死得安详体面,遗产有270多万港币,遗言是把骨灰撒在荒芜之地——1995年9月30日撒在了美南加州外海的太平洋的水里。与坊间说的“死得凄凉”“一个多月才被发现”云云完全不搭界。



       “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面对大师的作为“奇珍”的书法,缅怀大师的衣食住行,“尽挹西江”与“如履薄冰”相辅相成,何曾平淡何曾归呢?


       是以纪念弘一法师圆寂84周年。


2026年10月13日晚于湛江科技学院知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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