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诗词”是较为“现代”的“时尚视角”，该视角较之传统意义上的“山水田园诗”，外延似乎更加宽泛。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此类诗作曾经启发文思，帮助屈原理解了《国风》，但其发展变化比较缓慢，直到苏东坡出现，才有了突破性进展，用苏诗本身概括，实乃“杜宇一声春晓”。

苏东坡评吴道子的画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钱钟书先生评论说：“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地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说，苏东坡的“山水田园诗”最能够代表其出新与奇妙之风格。如果从生态美学的意义上考察，则“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两句，实在是解读苏东坡的生态观念的一把钥匙。它将儒家的“性善”说、道家的“齐物”论、释家的“放下”观，水乳交融地融为一体。其爱心、悲悯与洒脱足以笑傲江湖，融照古今。

       一、慈善儒风：放生鱼鳖逐人来

       孟子提出的“性善说”乃是孔子思想的发挥与延伸，因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正是“仁学”。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忠恕观”，并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接人待物的忠恕，是“仁”的基本要求，该要求贯穿于孔子思想的各个方面。《论语•述而》：“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为孔夫子也钓鱼，但是并不用长绳系多钩而钓。孔夫子也射鸟，但是不射停息在巢中的鸟儿。《论语•乡党》记载：“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意为孔子与子路在山中见到几只野鸡。孔子脸色稍有异常，警觉的野鸡便飞向天空。孔子慨叹：“看见这些山梁上的雌鸡了吧，他们也懂得掌握时机呀！”子路闻听，向雌鸡们拱手，雌鸡们转过眼神，三次作惊视状，展翅飞走了。可见雌鸡是不愿意与有敌意的人“和平共处”的。所以，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己所不欲也要勿施于鸟、勿施于兽。孟子进而提出了恻隐为仁之端、羞恶为义之端、辞让为礼之端、是非为智之端的“四端说”，高屋建瓴，意赅言简。因此，从“护生”的恻隐之心来说，“鸟儿睡了不打”的慈善无疑是孔子仁学核心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这种慈善也正是苏家一以贯之的家风。苏洵族谱有苏家世系记载，说他和高祖苏釿“侠气闻于乡闾”，有余财常常施舍。苏洵的祖父苏杲，热心为人，淡泊名利。宋大军破蜀前后，官宦纷纷抛售田宅，有人劝其抓住时机，贱价收买，杲拒之，曰：“吾恐累吾子终身。”因乐善好施，尤其喜欢“偷偷摸摸帮助穷人”，直到其终老，“田不满二顷，屋敝陋而不葺。”（李一冰《苏东坡传（上）》）苏杲的儿子苏序作为缙绅，出入皆不骑马，说“路上有比我老的还在步行，我骑了马怎么见他。”苏序数年存粟三四千石，因粟性坚易储，遇到饥荒，便尽数赈灾。苏家平日住宅四周皆种植芋魁，藏于厚草囷，寒冬蒸熟了摆在门外，任饥人取食。苏洵妻子程夫人，乃是名门下嫁苏家，却上事翁姑，下教子女，日日勤劳不息，且在做纱縠生意之际不贪窖藏，规规矩矩。苏洵彼时尚不知读书，还不断结交斗鸡走狗的“不良少年”，但是，妻子用善良的本性感化了丈夫。苏洵后来忏悔：“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苏洵《嘉祐集·祭亡妻程氏文》）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苏东坡的善良常常表现在对于不善的担忧。“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吴中田妇叹》），江南秋雨成灾，农民在苛税弊政之下苦不堪言。在慈善之家风中长大的诗人，尤其忍受不了被污染的人文生态。在此，大自然和穷人内心是同时受伤的。在苏轼笔下，横征暴敛、骄奢淫逸使得大自然的面目日益难堪而难看：“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荔枝叹》）带血的车辙撕毁了土地固有的容颜。原本“连峰稍可怪，石色变苍翠”、“仰观八九顶，俊爽凌颢气”的俊美，为“贪心去不顾，涧谷千寻缒”而采斫黄杨子的人们所毁坏，使得诗人仰天长叹：“神仙固有之，难在忘势利”！（《巫山》）“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三》）吃不到盐巴，到山里采摘笋蕨“以甜代咸”，甜咸之外的酸楚溢于言表。而在《黄牛庙》一诗里，苏东坡可怜“山下耕牛苦硗确，两角磨崖四蹄湿。青刍半束长苦饥，仰看黄牛安可及”——饥寒交迫的耕牛，只有看着岩壁上刻画的假牛而“徒有羡牛情”。这又是怎样的热爱与悲悯！

       “归来鸟遗声，犹胜人间曲。”（《和子由记园中草木》）之于自然生态，苏东坡更是常怀爱心，字里行间饱蘸情愫。他赞叹“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赠刘景文》）今天，被钢筋水泥箍紧的吾侪，是很难体会诗人的满足感的。“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这是苏东坡在黄冈所作。那“文赤壁”，如今虽不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但绝对是幽静的所在。

       “湖上移鱼子，初生不畏人；自从识钓饵，欲见更无因。”（《鱼》）怀揣大爱的苏东坡或许不会知道，这“欲见更无因”的尴尬，已经在900多年后大面积普及：2011年央视首播的专题片《水生世界》沉痛地告诉我们：东北大马哈鱼数量骤减、内地大黄鱼捕捞量不足当年的十分之一，中国对虾还剩百分之一，长江鲥鱼几乎销声匿迹……想当初，善良的诗人曾经有过眉开眼笑的潇洒，因为全身心融进了大自然的美丽：“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的确，唯有大爱方才有如此的和谐。然而，“自从识钓饵，欲见更无因”，悲天悯人的儒家情怀，如今演绎为忧心忡忡地惆怅，苏东坡泉下有知，更不知如何悲天悯人。

       据林语堂《苏东坡传》记载，东坡至死不渝的初恋对象是自己的堂妹，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堂妹“慈孝温文”。

       二、齐物道骨：欲把西湖比西子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齐物论》与《逍遥游》一起构成了庄子哲学思想体系的主题。“齐物论”即“齐同物论”，说的是万物的平等观，苍穹之下具有生命的万物，貌似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正所谓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由此观之，则鸟兽虫鱼、花草树木都有与人类同等重要的生命，居高临下地强调“人类是万物的灵长”就不无偏颇。康德说：“对动物残忍的人，对人也会变得残忍”。其实，与动植物的“换位思考”，并不曾降低人类的地位，反倒是突出了我们与大自然的和谐。进一步讲，我们的吃喝住穿，皆取之于环境，用之于环境，是环境“保护”着我们。于是，我们几乎是无权说“环保”的。换言曰，是环境——动物与植物与人类的互动互爱、相依为命保护了我们的生态。刘成纪先生在《道家思想与当代生态美学》中说：“道家认为，人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和自然抗衡的概念，因为人作为万物之一，他只有以谦卑的姿态融入自然，才能够为自己的未来找到一条希望之路”。

       就家风而言，尊重生命，关爱环境，呵护生态，在苏家同样有着持久的传统。苏东坡六岁入学，老师便是一位道士。据《东坡志林》记载，苏家的园子里常常有一种羽毛非常美丽的桐花凤飞来，那是难得一见的珍禽，邻里皆以为是祥瑞的征兆。而苏家的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好多鸟雀在这些树上筑巢。程夫人最恶虐杀动物，严禁儿童婢仆捕鸟取卵。春天雏鸟新生时，母鸟最怕的是天上飞的鹰鸢和地上爬的蛇鼠，这些东西惯于攫取巢中的卵和幼鸟。母鸟在这里巢居几年后，相信人们不会加害于它时，便渐渐把巢筑到低枝上来，因为低枝近人，容易受到人类的庇护，吓退鹰蛇的入侵。苏家的园子里，鸟巢低得小孩子都可俯身而视，苏轼他们就常去观察幼鸟的状态，找些食物来喂它们，看到它们张嘴接食，快乐得拍手大笑。”素来喜爱庄子的苏东坡忆旧曰：“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幺凤集桐花。是时乌与雀，巢壳可俯拿。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异鹊（并叙）》）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年幼的苏东坡或则与表弟“狂走从人觅梨栗”；或则与小伙伴“凿地为戏”，挖一条小沟，让它变为想象中的大河；或则用小土堆垒成城堡，在上面点燃“烽火”；或则在牛背上放牧兼读书：“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随情任性，优哉游哉。而且，“歌鼓惊山草木动，箪瓢散野乌鸢驯”（《和子由踏青》），彼时彼地，乌鸢在野餐的人们左近捡食是不必回避的。

       而且，少年苏轼酷爱松树，“手植青松三万栽”。在祖坟左近手植数万株松树：“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二年黄茅下，一一攒麦芒。”（《戏作种松》）后来悼念亡妻的“明月夜，短松冈”，面对的正是自己手植的松林，那是对于爱人与松树双重的生命歌吟。

       或许年幼的苏东坡并不明白“齐物论”的深刻内涵，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在泛爱当中接受并融入了人与自然多元共一的生态文化。但是，成年后的苏东坡，却是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赞叹美丽山川、歌咏花鸟虫鱼的诗篇。这些诗篇最大的特色就是“人化自然”——万物皆有生命，都是主体，都像人类一样有着千姿百态地活泼泼的生命形态。“青山自是绝色，无人谁与为容。”（《和何长宫六言》）——山是眉峰聚，水是眼波横，无人空有山色依旧，而无山，人又参照何物美容？二者是“接受美学”的互动关系。“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行人稍度乔木小，渔舟一叶吞江天”、“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乔木、渔舟、春风、暮云、野水、疏林和“娟娟”的山无不有灵有性。画里的一切都是安宁的、幸福的，因为那是纯粹的自然，泼洒的生命，喝足了雨水的生命。

       如前所述，有大爱才有齐物，才有求神，才有忘我，才有笔下的大美。“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殷勤木芍药，独自殿馀春。”（《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清风定何物，可爱不可名。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声。我行本无事，孤舟任斜横。中流自偃仰，适与风相迎。举杯属浩渺，乐此两无情。归来两溪间，云水夜自明。”（《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登岘山亭，晚入飞英寺，分韵得月明星稀》）——虽未赋菊花，也似陶渊明。苏东坡的这些诗几乎每一句都是游走的画面，都是醉心地吟咏，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得有多喜欢大自然才能够陶醉成这样！”

       “横风吹雨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望海楼晚景》）在苏东坡的诗词里，比喻与拟人已经不仅仅是修辞格，而是把大自然“人化”的特殊方式。“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江上看山》），字里行间充满生命的动感。“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百步洪二首》）——或曰此乃经典的修辞学的“博喻格”，四句里七种形象腾挪闪转，交相辉映，形象地说尽了一个“快”字。一方面，喻体多是诗人司空见惯的，所以才心领神会，信手拈来。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喻体的深情款款，视为自己身心的延长与外化（比麦克卢汉的“延伸说”早了一千年），充满了“发现”的自豪感——放到眼下，想要亲见兔走鹰落、骏马下坡难于走蜀道，哪里有博喻的“思维材料”！

       同时，“齐物”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某一喻像的一唱三叹、反复念叨。即如其名作《饮湖上初晴雨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期间，有大量诗词吟咏西湖景物，唯这一首尤其“冠盖群芳”——水光奇雨中的西湖，仪态万方，流连顾盼，娇羞可人。可以说，苏东坡实实在在是与西湖“热恋”了，比林处士的“梅妻鹤子”有过之无不及。陈衍《宋诗精华录》曰后二句：“遂成为西湖定评。”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钱钟书先生评价：“苏轼似乎很自负这首诗，所以把它的词义几次三番的用 ：‘水光潋滟犹浮碧，山色空濛已敛昏’（《次韵仲殊游西湖》）；‘西湖真西子’（《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只有西湖似西子’（《次韵答马中玉》）；‘西湖虽小亦西子’（《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其实，苏东坡何止是“自负”，而是念兹在兹，完全将其“人化”了。

       “故人不见，旧曲重闻。向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苏东坡的一生，就是欣赏美景、寄情山水、把握过程、挥洒生命的一生。在他那里，身内的一切与身外的一切，是随时随地可以兼容、可以转化、可以互动的。这种“物与我齐”的生命形态，其实正是我们时下追求的绿色出行、低碳生活。之所以能够如斯，与其幼年种下的“齐物”种子息息相关。

       三、超然释子：鸿飞那复计东西

       从儒家继承了慈善，从道家接过了齐物，命运多舛的苏东坡又从释家学会了“放下”。

       公元前6世纪的释家即佛教由古印度传入我国，兴盛于唐宋明清。佛门弟子欲普渡众生，摆脱烦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而释家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放下”二字。“一念放下，万般自在”。放下执念可以获得清净，解脱精神的困乏；可以跳出“欲界、色界、无色界”而获得大智慧。而人生在世，偏偏难就难在“放下”：挚爱者固然放不下，仇敌更是放不下。因此，解脱与自在就难以得到。尽管能够坦然面对逆境，但达到“心无挂碍，无有恐怖，究竟涅槃”的“无我之境”绝非易事。好在有慧根而能够“觉悟”者仍不乏其人，如六祖惠能、印光大师、弘一法师诸位高僧，如慧根厚植的苏东坡。

       苏东坡的故乡眉山小城本身就是佛门般清净，高大的槐树柳树浓荫密布，青石板路面洁净无尘，即便穷家小户同样各有小院，种桃养竹。而与佛门相关的莲花更是眉山的名物，城里遍布荷塘，碧绿接天，夏日花开，香飘十里。

       在家风一端，苏家的“放下”意识亦可谓源远流长。王偁《东都事略》记载：仁宗庆历四年三月，诏诸路州府军监并立学，如修学者达到200人以上，许更置县学。因有利可图，各县有实力者趋之若鹜，“颇以此扰民”。苏家也是缙绅大户，但是苏序命令家人退避三舍，绝不参与（李一冰.《苏东坡传（上）》）。平时，苏序对士大夫敬重到“别人笑他谄媚”，殊不知“他对田父野老也一样谦虚”。苏洵自幼不喜欢读书，既沉默寡言，又侠肝义胆，年已及冠一仍其旧。但是父亲苏序“拿得起放得下”，并不着急，说“不必担心他不学的。”果然后来苏洵“学”进了《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苏东坡自幼便于佛门有缘。七岁时曾经与小伙伴一起，听一位九旬老尼讲故事。这位老尼年轻时曾经跟随师傅到蜀主孟昶的宫中做法事，亲见孟昶与宠妃花蕊夫人吟诗作词。四十年后，苏东坡居然还记得那首词的开头：“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遂考证出那词牌乃《洞仙歌》并续写完篇。幼时，苏东坡兄弟看到乡村墙壁上有两行诗：“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彼时似懂非懂，待到后来贬谪黄州，夜宿禅智寺，僧人不在，细雨敲竹，恍然大悟，曰：“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

       “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红叶与绿枝。”（《红梅》）从嘉祐六年应制科试成功后做官，到通判杭州，知密州，知徐州，知湖州；到元丰二年被捕囚禁130天而被贬到黄州；再到元丰八年知登州而入京师，元祐五年知杭州，后知颍州、定州；再到绍圣二年贬居惠州，绍圣五年贬居儋耳，三年后驭鹤——苏东坡的一生经历了苏王之争、乌台诗案等大起大落，可谓百步九折，备受折腾。“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慈湖夹阻风》）——卧看落月、起唤清风都是画境，是“移情”，可是一旦回到“人间”便“岁月峥嵘”了。然而，虽然有过暂时的、莫名的恐惧与战栗，但是苏东坡总是能够及时地调整心态，进而从容应对——有所到之处皆有“西湖”为证。这期间，释家的“放下”论起到了巨大作用。

       “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南堂》）。自幼受到家庭佛教氛围的熏染，成年后对于佛教书籍的偏爱，通判杭州期间频繁游走于古刹名山，吴地名僧他“善者十九”，听过高憎大德讲经说法——一路埋下的种子，在黄州生根发芽，而长成郁郁葱葱的生态之林。“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一年前（元丰三年）的关山阻隔、心情沉重已经被“放下”，江边柳下与友人饮酒聊天，不亦乐乎。元丰五年，他用一阙《定风波》定下了曾经驿动不已的心：“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潇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上善若水任方圆，还有什么力量能够让诗人再痛心疾首呢？到了元丰六年，山水草木已经谙熟于心，诗人开始庆幸自己获得了没有机心、没有争斗、没有尔虞我诈的日子：“乱山环合水侵门，身在淮南尽处村。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埽旧巢痕。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虽然“暗香先返”云云还有一缕希望被朝廷重新启用的期待，但是已经无可无不可了。而且，他在黄州期间的词作，越来越表现出醉心大自然的精神愉悦，例如四首《渔父》与两首《调笑令》，飘逸、洒脱乃至欢快的感觉跃然纸上：“渔父。渔父。江上微风细雨。青蓑黄箬裳衣。红酒白鱼暮归。归暮。长笛一声何处。”也许苏东坡只是记述了自己“解脱”的感觉即人文生态中的“小我”，但是，由于心境的透亮，文学功底的深厚，写出来字字句句是自然生态的讴歌。而“渔父醒，春江舞。梦断落花飞絮，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典用白乐天《醉吟先生传》之“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咏叹自得其乐。这种循环坦荡的极致，正是“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的任达：“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这也是元丰六年的作品，是否三更，诗人已经不大清楚，家童熟睡而不开门，自己也不生气，“倚杖听江声”，节奏轰然而悠扬——或曰苏东坡就此“挂冠服江边，挐舟长啸去”。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云：“此老胸次，时有绝尘霞举之思。”比照《前赤壁赋》里的感叹：“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与弘一法师作书法常写的“万古是非浑若梦，一句弥陀作大舟”何其相似乃尔。

       其实，早在徐州，他就写出了“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的吟咏中秋的诗句。未来未卜，抓紧现在，旷达的心胸渐次张开。在湖州，被捕前一个多月，他似乎已经有预感而提前告慰自己：“深沉既可喜，旷荡亦所便。幽寻未云毕，墟落生晚烟。”（《端午遍游诸寺》）说孤灯同夜禅的日子并不可怕。再往前追溯，嘉佑六年，刚刚做官的苏东坡赴任陕西路过河南渑池，收到弟苏辙《怀渑池寄子瞻兄》，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苏辙《栾城集》卷一《怀渑池》诗有个自注：“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其老僧奉闲之壁。”可见释家的“放下”与苏东坡的不解之缘。

       梳理苏东坡的诗词，我们不难发现：“儒道互补，三教归一”这种特点在苏东坡身上尤其凸出。居庙堂之高，他侧重于建功立业的人文生态。遭受打击而处江湖之远，他又及时地调整心态，接美丽的大自然纾解压力。林语堂先生说：“苏东坡的最佳名言，是他对弟弟所说的话，也是他自己最好的写照：‘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东坡一生行事都关乎性灵。难怪他快活无比，无忧无惧，一生如一阵清风拂过。……他有印度佛教的思想，性情却是地地道道中国的。由佛家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和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时下观念中冶炼出一种新的混合人生观。”（《林语堂.苏东坡传·自序》）而苏东坡生态诗词里的“三教归一”精神，又与其家教家风一脉相承，唇齿相依。

       从诗歌发展史的意义上考量，在苏东坡之前，有深知“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陶渊明，有“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李白——李白看山的时候，敬亭山是“活的”，眯着眼睛在看他。在苏东坡之后，则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情与貌，略相似”的辛稼轩，辛稼轩看山之际，青山亦含情脉脉回看，彼此大有交流，惺惺相惜。故此，在“生态诗词”一端，苏东坡实在是承前启后的“桥的人”，具有“风号大树中天立”的意义。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瑞格比说：“对许多生态批评家而言，对自然的辩护是与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今天我们回顾苏东坡的家风与生态诗词的关系，一方面是顺历史潮流而动，践行“以生态文明为指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国策，加强生态美学的建设。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诗词文化的反刍与镀亮。

       作者简介：宋立民，河南商丘人。湛江科技学院学院教授，学科带头人，多家报刊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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