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时，晋国卿大夫赵朔一族在宫廷权力斗争被诛族，仅剩一个婴儿被藏了起来，眼见岌岌可危。赵氏家门客公孙杵臼、程婴决心救出赵氏孤儿。

       公孙杵臼问道：“立孤与死，哪个难？”程婴说：“死容易，立孤难啊。”

       公孙杵臼就说，行，容易的事情我去做，难的事就有劳你了。

       于是公孙杵臼就以别人家婴儿假替赵氏孤儿，隐匿山中，而让程婴出面去告发。搜捕的公差队伍到来后，公孙杵臼假装怒斥程婴卑鄙，然后与那个无辜的婴儿一起被处死了。程婴则背负世人骂名，忍辱偷生，终将真正的赵氏孤儿抚养成人。

       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面临的抉择有两个。无论选择哪一个，都涉及了那个年代所崇尚的“士为知己者死”的忠义气节：是爱惜羽毛，还是自取其污？

       所谓众口铄金，不论在春秋时代，还是现代社会，“社会风评”都足以让一个良知尚存的人难以立足于世。

       如此一来，容易的那个反倒是“赴难”了。公孙杵臼就选择了春秋时代最常规的社会价值：慷慨赴难，壮烈殉主，为当时社会所敬佩，留下美名。他的选择看着合情合理，各方面都能交待得过去，自己也心安理得。

       难的那个是“忍辱”。程婴不但要背负卖主求荣、人格卑劣的骂名，常年在煎熬中忍辱负重，还要数年如一日地默默辛勤付出，坚定目标不动摇。这个选择需要有极强的心理定力，做起来也非常痛苦。

       在追求一个长周期的大目标时，选择忍辱，不但是对人情绪的长期考验，也持久挑战人的意志。不渡劫过九九八十一难，到不了大雷音寺。

       二、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是美苏冷战。当时，美国需要利用中国对抗苏联，以大三角的两边挤垮一边。但谁也没想到庞然大物苏联突然就解体了。

       冷战结束后，中国对西方的战略环境急转直下，日子其实也并不比同期的俄罗斯好过多少。仅从以下事件中，就可看出当时中国处境有多难了：

       1990年，美国领衔西方对华实施全面禁运；

       1993年，“银河号”事件，美军舰从公海扣押中国大型商船一个月之久；

       1994年，美国航母开进了中国身边的黄海，围追中方潜艇；

       1995年，克林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公然邀请李登辉访美；

       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爆发，美国先后派出两艘航母，台海上空战云密布；

       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论调，大陆举行多兵种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实兵演习；

       1999年，美军悍然轰炸南联盟中国大使馆，国家主权被肆意践踏。

       身处那个九十年代的中国，面对美国恃强凌弱，容易做的选择是拍案而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关起门，老死不相往来。这样既维护了国家与民族的尊严，也释放了熊熊燃烧的社会情绪。

       如此一来，是选择了做公孙杵臼。

       但如果选择做程婴呢？

       那就要曲折迂回，口头上公开严重抗议，实际回应也尽量拿捏好分寸与局势，谨慎缓解与安抚社会情绪，及时稀释紧张对立气氛，继续坚持“和美国搞好关系”。这就是曾国藩说的那种“打落牙齿和血吞”。

       然后继续从代工一个打火机、一件衬衫、一个玩具做起，以无休无止的超长加班加点的血汗换取微薄毛利；再慢慢开始代工家电产品与手机，以苦干脏活累活来换取一些技术；再然后慢慢合营关键配件工厂、汽车组装工厂、电子工厂、发动机或太阳能电池之类的工厂……同时一路上不断派出大批留学生，送出去，请进来，盘活脑筋思考如何转型升级。

       这不仅仅是屈辱，而且非常艰辛。

       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最终选择了做程婴。

       做程婴，就是别的什么先不管了，就是埋头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

       也许，在多少不为人知的夜深人静时分，会有一些仁人志士曾暗暗发誓要将中国经济、教育、制造业、科技、军事抚养成人，实现现代升级转型。但现实里的憋屈是显然的。

       九十年代末，曾有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流行一时，那都是苦闷之际的大喊两嗓子，是一个民族情绪的外露。

       时至今日，当人们在国庆节里骄傲又轻松地感叹两句“今日繁华盛世，如你当年所愿”时，也许多数人想到的只是革命年代的牺牲或是建国初期的奋斗，但又有多少人会想到和平时期的那些忍辱负重呢？

       “程婴”式抉择的故事，是一个大国决定不以感性淹没理性、不以群体情绪躁动跳入历史陷阱。

       道理和抉择虽然是如此，总还得有人躬身入局，切实去做，去承担。

       三、

       1999年4月6日，朱镕基总理正在美国访问。

       当时中国为加入WTO已经谈了十几年，有识之士都渴望能在朱总理访美期间签署协议，为此积极预热。

       然而，外部，内部，当时两种大环境都是低气压。

       外部，当时中美贸易之间的巨大逆差导致“中国威胁论”抬头、美国各大媒体对莫须有的“李文和案”大肆炒作、诬蔑中国“窃取美国先进技术”、“向美国竞选政治捐款”等等，凡此种种，都使得美国国内对华不友好氛围上升，华人华侨在美也是受气。

       在朱总访美之前，他必须要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美国社会。

       内部，争论一直在中国国内存在，保守群体忧心WTO会引入大量国外竞争势力，外国人会迅速占领重要产业，将导致数百万失业工人涌上街头，成为社会的动荡因素；还有人认为美帝国政治本性难改，它从贸易到间谍活动处处恶意“修理中国”，“毒化了气氛”。

       更糟糕的是，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刚刚展开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这种恶意侵犯一个主权国家的不法行径让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火上浇油。

       站在历史路口的朱镕基说：

       “这次访美是一个两面性的事情。有些美国人不欢迎我，而有些中国人也不想我去。我面临的是非常困难的工作。”

       退后一步是公孙杵臼，向前一步是程婴，你选哪个？

       时任大领导江同志说：“考虑到我国的总体利益，这次访问应该按计划进行。”“我们必须继续和美国打交道。”

       为了加入WTO，中国已努力了十数年，用朱镕基的话说就是“从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

       关山万里，内外险隘重重，他决心要踏上那条路。

       因为世贸组织就是当时的“经济联合国”，加入它才能与世界建立起广泛联系，才能被各国广泛接纳，也才能助推中国企业在全球竞技场上修炼本领。

       江同志曾在内部分析说：“入世能增加国外投资，能提高中国优势企业的竞争力，能迫使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适应市场需求或是倒闭。”

       但美国当时在苏联解体后已无对手，中美共同利益随之大幅降低，中美关系陷入短暂冰封期，反华气氛及政策在美重新抬头。

       大局就在那里，战略机遇期就在那里，你去还是不去？明知山有虎，朱镕基还是毅然带着吴仪、石广生、龙永图等人踏上了叵测征程。

       这一程，受尽刁难。

       四、

       记者会上，有人煞有介事问朱总理“在加拿大被困电梯里长达半小时之久”感想如何，有人质问人权问题，有人再提“中国威胁论”，有人指责中国偷窃美国导弹技术……凡此种种，都不过是那一次访美之难的常规情形。

       朱镕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克林顿说：

               “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来……但越是气氛不好、出现分歧，双方就越需要沟通和对话，我不怕被打得头破血流，所以我们来了。”

       向来有雷霆之声的朱镕基一改往日，努力春风化雨，一次次谈笑自若，以幽默应对外部充满恶意的气氛：

               “纽约抗议人多，这倒不在乎，但晚上12点钟用高音喇叭对着我喊，口号声一直持续到凌晨，使我疲惫又无法入睡。如果要解决人权，怎么不考虑我的人权？怎么不让我睡个觉呢？怎么侵犯我的人权呢？”

               “你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你们拥有的核武器数量是中国的几百倍，武器装备是世界上最精良的，高科技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手段也是最先进的，你们还担心什么？”

       麦克风此时突然出了点小毛病，朱总理于是顺势调侃说：“可是你们美国的麦克风不是最先进的。”

       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朱镕基又一次苦口婆心地耐心地“开导”美国人，摆事实，讲道理，教美国人算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消费品……这些产品在15年以前你们就停止生产了，因此这种进口跟你们美国产业是没有竞争的，是有利于你们经济结构调整的，是有利于你们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这使你们变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你们停止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美国的普通老百姓要为此多付出200亿美元……你们在座诸位都要从口袋里多拿些钱出来。”

       “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绝大部分，可以说70%以上是加工贸易……这些原材料、零部件的进口主要来自于日、韩、新加坡及中国台港地区，中国内地的增值部分微乎其微……所以，你们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了，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加起来都是一样的。”

       “中国只赚了小头，”朱镕基伸出小手指，“大部分钱是上述那些国家和地区赚去的。这笔账都算在我的头上是不公平的。”

       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等这些名牌鞋在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来……给中国工人留下的就是2美元，但是它可以养活两个工人……所以很清楚，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只能够从中国进口，价廉物美，对美国人民有好处。”

       他又提醒美国人说：“我们1466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是买了美国的国债”，“中美两国目前的贸易逆差，并不是单纯有利于中国，也大大有利于美国……因此，我觉得关键是我们要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不是你们潜在的对手，更不是你们的敌人，而是你们可以信赖的朋友。”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朱镕基说在参观丹佛市一些商店时看到中国产品全是劳动密集型的，他就买了两顶美国帽子，以帮助消除中美贸易逆差。于是再次掌声笑声四起。

       为了打消美国人顾虑，朱镕基展望未来：“我们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低太多，即便30年或40年后，仍然会存在巨大的赤字。因此，我们应当成为你们的伙伴。”

       就在一切看起来像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时，波澜又起。

       五、

       谈判场外的记者招待会还没结束，傲慢的美国贸易谈判办公室官员就在会场外提前散发什么“中美联合声明”了。一份长达17页的附件，不但把中国人的“出价”全部公开，居然还列出了许多中国尚未同意的条款，同时还公布在网站上。

       它也随即被翻译出来了，并分发到了国内高层手中。

       “反应就像六级地震。”

       “谣言在中南海愈传愈烈，不知实情的人甚至说‘老朱怎么能干这种事？’”

       网站上的文章、示威的学生，甚至还将之比作北洋袁世凯接受日本图谋中国的“二十一条”。

       这一次，朱镕基一行也是真被美国人的傲慢激怒了。那是“此行最黑暗的一天”。吴仪激烈指责美方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后者反唇相讥。谁也不示弱。

       最后经过朱镕基三小时的唇枪舌剑，美国终于删除了之前的协议声明。

       在拉德饭店晚餐会上，朱总理对在座的几百人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大让步，但是美国方面还要我们做更大的让步，我不是担心要下台，我担心即使我签了这个协议，我现在没办法说服我们中国老百姓呀！”

       他再次借用具体事例来“启发”与鼓动美国人：“中国去年一年就增加5000万部电话，这个增长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广阔市场。我认为我的谈判对手不像我一样是工程师出身，他还没有看到这个意义。我想在座的各位能够看到这个意义。因此让我们共同努力，抓住这个机会而不是让这个机会失掉，否则我只好让给欧洲了。”

       他讲完这些，400多人站起来为他长时间鼓掌。

       重大利益当头，美国人有些着急了。于是各大美媒报纸开始指责白宫没有弹性，说连这么好的协议都拿不下来，造成的后果难以估量；那些美国大公司老板听说白宫还不肯签约，就骂克林顿的愚蠢让美国“错过了火车”；一向喜欢指责白宫对中国过于软弱的参众两院议员一反常态，尖刻地说克林顿“一项好的经济协议可能成了政治牺牲品……不管是因为愚蠢和无能，还是因为权术”；参议院财委主席罗斯提醒白宫说“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与工业化国家已不分上下”。

       克林顿“很快意识到他的错误”，他再次致电已经顺道访问加拿大的朱镕基，希望他回来签协议，甚至表示可以派人把协议送到加拿大去现场签订。

       面对一再变化的美国，朱镕基心下明白大局已定。他于是强硬表示“要谈，你就来北京谈！”

       这一程，中国加入WTO谈判取得了重大突破。4月10日，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WTO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美国承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然而就在这个历史关头，一个月后，事情再次剧烈恶化。

       六、

       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了南联盟中国大使馆，诡辩称是“误炸”。大使潘占林对着镜头声泪俱下：“三枚导弹（实际上是五枚）能是误炸吗？”

       霸权行径彻底点燃了中国人民怒火，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有不少国人呼吁对周边美军基地进行反击报复。

       群起汹涌的情绪在燃烧着。然而中央强压怒火，还是通过外交渠道表达抗议，要求道歉、赔偿、给中国人民一个交待。

       这一方式也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认为太过于软弱。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1999年的中国空军机型、海军舰船都很落后，跟美军尚有两三代的代差，而且规模还有限，根本进入不了远海；更艰难的是，1996年台海危机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都显示我们电子战方面并无还手之力；我军那时从海湾战争的悬殊结果中惊醒还没多少年，多数部队机械化都还很低，信息化仅处雏形阶段，军事水平与美军尚存在二三十年差距，且还处在“军队要忍耐”阶段……

       就算最极端想法，搬出当时压箱底的核弹去拼命，可1999年的美国核弹数仍有一万多枚，我们以几百倍的悬殊劣势，想跟对方同归于尽恐怕也做不到。何况那时的导弹技术未必有把握能打到对方本土核心区，拿什么出海反击呢？

       在这个丛林世界里，一切正义都是要靠实力背书的。没有实力，连愤怒都是虚弱的。

       不曾亲身经历过漫长黑夜，不曾在命运攸关时分抉择过，难以分辨远虑与近忧的关系。

       时任大领导江同志在内部会议上对美国“言辞激烈”，他援引当年毛伟人的话说“美帝国主义不会消亡”。

       但他主张“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他叹息说“这个世界终究拼的还是实力”。

       这也符合小平当年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指示。不被集体的情绪化所左右，也不被内心感性的浪漫主义自尊所左右。这是大国深思熟虑后的纯粹理性抉择，是实事求是的。

       一个屈辱时代的选择。十分艰难。

       曲折周旋到后来，1999年深秋，中美仍然能够移师北京举行最后一轮入世谈判。

       在此之前，中美之间复杂的艰难谈判，已经进行了多达25轮。然而北京的最后一轮的最后一天，中美之间仍剩下七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

       龙永图回忆说，当时中美僵持不下，最困难时刻，谈判几乎要破裂。朱镕基亲自加入谈判，直面那最棘手的七个问题。

       谈判过程中，龙永图着急了，不断向朱镕基递纸条，但朱镕基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朱镕基同意了七个中的三个，然后劝美国人“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

       朱总理后来说：“跟美国的协议，几乎是在边缘上达成的……美国代表团四次改了机票、退了房子”。

       朱镕基、吴仪、龙永图等人殚精竭虑的付出，改变了事态，最终使得中美在1999年11月达成协议。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如朱总理所说，从复关到入世，中国已走过了十五年，最终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入世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关税大幅降低，市场准入扩大，外资大量涌入，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此后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老百姓生活改善最大的十年。”

       太不容易了。

       大国与小国不同。小国由于自身天然的体量局限，对世界的作用力与影响都有限，所以小国可以年少轻狂，也可以少年老成；可以任性，也可以现实；可以坚持原则，也可以随波逐流……总之小国的行为方式选择余地很大，它们可以逍遥，也可以依附。

       大国重新来过的机会，远低于小国。远的历史不说，近代史上就有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南斯拉夫、苏联等不少大国永久地消失了。

       大国不能急躁，不能情绪化。大国必须谋定而后动，每一个重大抉择都必须是排除情绪干扰后的成熟理智的决定。因为大国只有自立一个选项：除了走向富强，无路可走。

       忍辱之路有多难行？程婴知道。

       九十年代的中国忍了多少辱？只有一部分人知道。

       还有多少人能记得，那年访美期间，在南加州的华人华侨盛宴欢迎朱镕基总理一行时，当中华民乐曲响起，当中文小学的小朋友们手持红花红绸跑上舞台、亮出“南加州华侨欢迎朱爷爷”一行大字时，朱总理热泪夺眶而出，语音哽咽。

       国人的不解，国外的挑衅，也许只有在这一刻，背负历史重任的朱镕基才得以在亲人的温暖中放松下来。

       大国的每一个重大抉择都是命运所系。这是一个大国总理不得不承担的时代重负。

       其实，一个大国如果自身不够强大，则不光对外交往步履维艰，对内革新也尤其是重峦叠嶂。

       七、

       比较古代中国的那些王朝改革、俄罗斯彼得大帝改革、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日本明治维新、印度莫迪的改革、美国奥巴马的“yes,we can”和川普的MAGA运动，中外历史上，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如果想要进行历史性的重大改革，最需要什么呢？

       有三样东西，在一个国家重大改革中最是关键：方向、方法、勇气。

       方向、方法且不论（详见前文《刺破大棋局》相关内容所论）。

       这里独说勇气。

       这个勇气不是一般的勇气，而是一种“大智大勇”。

       如果说“方向”决定改革往哪里去，“方法”决定改革行不行得通，那么，“勇气”就决定改革能不能杀出重围。

       但凡重大改革，它带来的必定是伤筋动骨、激流汹涌、剧烈利益冲突……过程即便不是战场上的血雨腥风，也是隐形的大动干戈。有多少人赞赏，就有多少人痛骂。

       这种局势下，改革者有没有撑得住大局、奋力走下去的勇气？

       1998年，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朱镕基就一针见血地说：

               “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庸人的社会、谁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番话的背后，是当年改革所触及的利益面之广之深，不是身在其中的人想象不到困难有多大。

       许多年后的今天，通过与美、俄、印、伊朗等这些国家的改革相比较，在看到了它们这些国家深陷利益集团重围的困境之后，一般中国人也许才能看清当初朱总理这番话背后的心境，也才能明白他当初铁腕推进改革时面临着何等巨大挑战。

       朱总理这段话背后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千百年来，中国政治家中从来不缺少那些敢于赴汤蹈火、甘于自我牺牲的勇士。

       中国古人很早就明白了，举大事而惜身，则事必难成。

       一般来说，目标越大，要付出的代价越大。

       因此，不必说叶利钦、莫迪、川普那样将私欲带入国事的政客了，就算是一位持身清廉的政治家，假使他惜身畏命、爱护自己羽毛，假使他缺少一种上刀山下火海也无所惧、不成功便成仁的勇气，那他也很难完成重大社会革新。

       谚云“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改革这种事说起来好听，它一旦推进下去势必要向既得利益群体动刀动枪，不免触动各方蛋糕，不免要去“断人财路”，背后能拉起多大群体仇恨啊，搞不好就可能是个要掉脑袋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改革者，从秦的商鞅、汉的晁错、宋的王安石，到明的张居正、清的戊戌六君子，每一位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

       做事既没好下场，还不是为了自己，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却又从来不缺少前赴后继的大改革家呢？

       说起来，传统中国文化与社会也绝不是什么白玉无瑕的美人，中国的土地上历来也从不缺少弄权的大盗、贪腐的巨蠹、悍匪、恶寇、伪君子、投机者、精致利己主义者、愚昧的民粹群体、狡黠的市井百姓。

       虽然如此，传统儒家的基因里却恰好有一种“愚直”精神，有一种孟子说的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浩气，有一种“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追求，它能孕育出一些愿意慷慨赴义的士大夫——哪怕仅仅他们中的少许者，也足以每每在这个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力挽狂澜了。

       中国文化总能创造出一批批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就是中国的脊梁。”

       所以，中国每每到了决定命运的关头，总会有一些志士豪杰勇于担当生前事、不计身后评，甘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位常常声如奔雷一声吼的朱总理，骨子里必定就是这样的豪杰；那位总是不惮祭出霹雳手段的朱总理，想必他心里驻扎着这样一种生命信念。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当中国经济到了不得不进行重大改革的历史关口时，朱总理奉大勇而行。

       几十年中，他为国为民倾尽了毕生所有，也遭人误解很多，但他并不介意。

       苏东坡在《留侯论》中这样写道：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朱总理就是这样怀有大定力的豪杰。

       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者，他却不是为一己身前身后名。

       八、

       1996年岁末，他观看戏剧《商鞅》，看到了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却终被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时，他不禁潸然泪下。

       与他公开示人的怒目罗汉形象相比，他背地里那悄无声息的泪又有几人能知晓、几人能懂得呢？

       在那个即将过去的1996年，国有企业仍无振作之迹象，“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了历史最低点，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的不良债务，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

       那一年，朱总理面临的大难题，便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为了破除难题，他到底得罪了多少人，那肯定是数也数不清了。

       那一年，外界如是评价说：

               “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洒剧场么？

               中国的事情，看清楚已经不易，做到就更难。

               如果你是在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那就要准备好了：不仅吃苦，还要伤心。”

       为了推动国企加入世界市场竞争的舞台，为了给自己祖国加入WTO创造宽松谈判环境，他曾在洛杉矶欢迎晚宴上说此行主要是给美国人“消消气”，也给在美华人华侨“打打气”，结果国内舆论哗然，“消气外交”的说法不胫而走，指责蜂拥而至。

       也不想想，一个不惧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人，会惧怕异国“纸老虎”吗？他还能不知道自己一言一行代表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为了换取绝不容错过的祖国发展战略机遇期、扩大改革开放空间，他甘愿以一人铁肩扛下所有的外在委屈与嘲笑。

       2002年，朱总理曾自嘲“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板凳绝对没捶过。”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如此，改革者欲行大事，就不得不先行准备好这样的觉悟：须扫除私欲，以奔赴国事；须不惜身，以承担重任；须不怜惜羽毛，以破忧馋畏讥；须忍耐屈辱，以坚定目标；须大智，以辨明破除积弊的方向；须大勇，以趟过地雷阵、越过万丈深渊。

       有消息说，朱总理是很热爱鲁迅作品的。鲁迅有一首叫做《自题小像》的诗，是这样写的：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笔下的这番豪杰心境实际上是写给战斗里的自己，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把我的心意寄托给人民，然而人民却难以察觉……可就算是这样，我仍然愿意把我毕生的精力，献给我的祖国。

       九、

       朱总理生前担当过许多事：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关键时期，他处理全国棘手的地方三角债、央地分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扭转经济过热以实现软着陆、支持香港迎战亚洲金融危机……

       仅以他为了克服国家“内虚外重”之弊、主持分税制改革时来说，他当年为了确定税收返还基数，就亲自带队遍访17个省区。雷厉风行，可见一斑。

       那年长江特大洪灾时，他视察江西省九江防洪堤决口，情绪激荡之下，怒斥那是“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他激愤说道：“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搞出这样的工程，腐败到这种程度怎么了得？”雷霆之怒，可见一斑。

       国家有这样勇当生前事的总理，谁人不动容？

       全球智商最高的群体，是东亚人。东亚人的平均智商约为105，而朱镕基又是其中极聪明者。对此，《时代》周刊曾引述当时克林顿政府经济团队核心人物之一、前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的一句很有名的评价：“他的智商一定有200。”

       但如此聪慧的朱总理，为人行事却选择了一种深刻的“愚直”精神。所谓大智若愚者，莫过于斯。

       在中国入世问题上与朱总理直接交手的、时任美国贸易代表查琳·巴尔舍夫斯基说：

       “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位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具有前瞻性思维的人……他极具远见，非常聪明，而且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

       在中国的体制中，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大事很多，什么最能体现朱总理一生品格呢？也许就是他那一番不惜个人羽毛、敢于疾风骤雨做事的大勇。

       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远的可以数数中国三千年历史上的弄权朝臣，近的可以看看当下布鲁塞尔的那些目空脑虚的欧盟政客。

       历史大势虽然是不可阻挡的大潮流，但也与历史人物关系很大。在九十年代的历史关键年头，中国有这样一位总理，民族幸甚，人民幸甚。

       朱总理力行改革的1999年，中国GDP只有1.09万亿美元，仅为美国的约九分之一、欧盟的八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连意大利都不如。

       到了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19.47万亿美元，即便是不考虑实际的物价购买力，中国已近美国的三分之二、约略相当于整个欧盟、日本的4.5倍以上。

       朱总理忍耐的1999年，中国空军主力战斗机不过是进口的苏-27，再下来就是歼-8、歼-7了，与美空军相比实力悬殊，而当时海军实力就连近海防御都勉为其难。

       到了2026年，中国歼-20隐形战机诞生已有十五年之久、普遍列装于部队，与美军F-22隐形战机不相上下；全球唯一的中国六代机也已面世；中国海军经过多年“下饺子”，新锐舰艇与新型潜艇的量、质、种类全面飞跃，联手四艘航母，走向深蓝大海；高超音速导弹全球可达，没有对手能防御……今日中国军力，与美国相比已是伯仲之间的事了。

       近三十年间，中国人咬牙苦干，拼命硬干，筚路蓝缕，却始终有志不渝，这才得以换了人间。

       2021年早春，中国人在阿拉斯加对美国人说：“美国没有资格说从实力的角度出发、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于是国人瞬间自豪感勃发。

       可你想过没有呢，雄狮可以跟美洲虎这么说，羚羊能这样说吗？

       立人，立国，骨气都是要有的。惟有些骨气可以彰显于外，有些骨气却只能隐忍于内。

       古人曾将“勇气”分为四种：血勇、气勇、骨勇、神勇。

       血勇之人，只能在市井之中打架斗殴；气勇之人，可以从军杀敌；骨勇之人，则能够舍生取义；而神勇之人，才能做到风云不惊，渊渟岳峙，如同旁若无物。

       想来，那些在大变局里志存高远的全球各个大国，一般都不会缺少热血沸腾，但风云变幻里的大智大勇却寥若晨星。

       东方大国的第五任总理朱镕基，后人写下史书时，必会有他的名字。

       谨以此文，告别一位中华文明壮阔进程中的赤子。

《祭朱总理》

       -- 李不太白

冷迎疾风敢横眉，力劈丛棘听惊雷。

无情铁腕挥金剑，有心桑梓热泪垂。

忍辱只为千秋计，负重当时舍其谁？

了却人间多少事，天上星河待君归。

       ——

       注：

       本文原为2021年发表的《刺破大棋局》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五章节的部分内容。

       所涉章节原名为《俄罗斯没有邓小平和朱镕基》。增删修改后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