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民:除却武昌不是鱼——忆念武汉大学樊凡先生


2026年09月08日 10:36     顶端新闻    宋立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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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武大似乎一直是新闻集散地。近几天,“两个女儿86页PDF”状告武大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的女教授、“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曾某某的新闻,热度持续不下,以至于胡锡进先生也高调发帖,指责校方拖沓:“武大这两年反复遭遇重大舆情,按说学校应该有更多处理问题的经验,增加这方面的敏感度,但这一次武大又做得很拖沓,导致事情未能在体制渠道内得到公正解决,再次引爆为新的互联网舆情事件。”


       笔者无心跟踪关注——真相有待揭示,新闻常常翻转,子弹要飞一会儿,舆情至此,如果没有更大的新闻刷屏,怕是不久就会有结果的。


       我只想说一句:“武大”二字再次让我想起了樊凡先生。这样那样的舆情,改变不了我对武大樊凡先生的印象——每每听到“武大”二字,我的耳畔就响起樊先生的亲切的邀约:“小宋,来武汉吧!武昌鱼还给你留着呢!”



       2. 梦魂常向武昌驰。笔者1972年底参军,在武昌彭刘杨路的训练馆里集训了好久的乒乓球,后来球队解散,又去武汉空军画了一阵子“羊马河”“青化砭”的作战图。那时候年龄小,除了到长江大桥底下照照相,最快乐的事就是去东湖溜达,武大去过多次,最后连武汉话都学会了,自然是不无感情。后来当《大河报》记者,数次南下采访,每到武汉,我都要到武大转一圈,看过樱花,踏过落叶。后来在湛江遇到樊凡先生,实在是续上了与武汉的缘分。


       谢谢弟子们,帮我下载了当年的博客——记得是“星岛环球网”的“敏思博客”,后来因技术原因停办了,上面有我几百万字的帖子,其中写到樊凡先生的告别——


       2017年3月5日,惊蛰。临近天亮,梦见武昌,东湖,依稀有一位老人的声音:“老朋友,武昌鱼还给你留着呢!”


       立即翻身爬起来,强压着心跳,网搜“樊凡”的名字。满屏是一个歌手的图片。赶紧前置“武汉大学”,遂看到最怕看到的“讣闻”——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新闻传播学家、教育家樊凡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2月16日15时24分(美国时间15日23时24分)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享年84岁。


       樊凡先生1933年9月出生,广西横县人。1948年参军,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5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随后留校任教。1983年,与新闻院同仁协力开创武汉大学的新闻教育,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创建国内一流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中心。在主政新闻学系期间(1989—1993),变革办学思想,凝练学术方向,稳定学术队伍,优化人才培养,涵育优良学风,出色地完成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退休后,樊凡先生一边受聘为武汉大学教学督导,匡正教学时弊,指导教学创新,一边心系新闻改革,四处调研……


       遵照樊凡先生生前遗愿,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谨此讣闻。


       我明白了:是樊凡先生托梦,告诉我他走了,他准备的武昌鱼我没有去吃,他记挂着自己站过的湛江师院(今岭南师院)的讲台。



       那年2月,我去广东阳西讲传统文化讲座,几位2002年入校的弟子不约而同地问起樊凡先生近况,我说停几天就联系先生,可能还在美国。不料……


       3. 笔者认识先生是在“非典”的疫情中。


       2003年,春节刚过,只身南下的我,正经历南下的第一个“回南天”:潮湿到黑板上淌水,写不上字;衣服、被褥也是粘在身上。水土不服,我当时有点郁闷。


       学生告诉我,因为缺老师,武大樊凡先生这两年被特聘过来,在讲新闻学概论课,我便前往旁听——樊凡先生的新闻业务、比较新闻学研究久负盛名,他提倡用多角度、多学科的方法研究新闻写作,精心建构新闻写作的方法论,独树一帜。其《拓展新闻写作研究的思维空间》、《中西新闻比较论》、《经济新闻范文评析》等专著,一直是考研与读研的必读书——听先生讲课是融化新知的捷径,也是排解郁闷的好办法。


       课堂上,先生切入的高度、解析的深度、思路的清晰,材料使用的言简意赅等,都让刚刚从报社回归讲台的我由衷敬佩。那是我第一次结识这位慈祥的老者。


       课后一聊天,我发现这位老者思想一点也不保守,看问题很尖锐又很客观,于是很快成了忘年交。先生住在榕楼后面的小家属楼上,距离我百十米,很方便。加上又都是一个人,所以每周都要聊一两次,常常是我准备两个菜,半瓶酒,边吃边说。正经的,如新闻系的课程设置——“采写编评,吃饭的课,要抓紧”,他屡次强调——八卦的,如当年武汉美女从窗户上爬公交的麻利,云天雾地。记得他说他主持武大新闻系之际,开了不少文学课,颇遭议论:“当时批评我的声音说,我把新闻系办成了第二中文系,本报讯三百字,不要学那么多的文史哲。我是一意孤行地坚持。你在《大河报》这两年做深度报道的体会,说明了我的坚持是有道理的。”


       不久,二老来湛江小住,大凡采买一些好吃的,我都叫上樊凡先生一起喝两杯,先生笑声朗朗,其乐融融。先生与我母亲同龄,却称呼我“老朋友”,因为我参军后就在武昌彭刘杨路国防公办的部队大院里打球,对武昌不陌生。


       4.我的文件夹里,保存着2011年12月26日的博客——


       八点整,027打头的电话来。我知道,是樊凡先生。


       16天前的12月10日,在学校音乐厅召开了新闻系建系十周年纪念会,我代表老师发言,说:“我想到了樊凡教授。他是武汉大学新闻系的创始人,也是我们01、02新闻最为艰苦的时候的任课老师——我们当时缺师资、缺设备、缺图书资料,他主持开会,定下了我们新闻系的主要课程、重点期刊与发展前景。2003年暑假,他把01、02两个年级的同学列表分类,告诉我谁适合做记者、谁适合做编辑,谁可以读研继续深造。2004年春节,他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写来亲笔信,告诉我02新闻班有几位同学身体单薄,因为吃不饱肚子,让我这个系主任想办法帮助,并且特别嘱咐“用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不要伤了他们的自尊。”


       是的,他从美国回来了。听到我的电话留言,他说想我了。


       先生依旧声如洪钟。不出三句话就说大学的现状、国家的前景。


       “经济前进,道德滑坡!”先生忧心不已:“在利益与道德的角斗中,一些人选择了利益,从院士到教授,不乏例子。于是,经济的腾飞常常以道德的沦陷、文化的衰落为代价。”樊凡先生说,有些单位的领导在一地做官几年,群众的评价不是为老百姓干了几件事,而是三个字:“捞饱了!”——不是造福一方,而是输送利益给几个人——这样的官员能够赢得身后一句怀念的话吗?樊先生说:什么都要“公关”,什么都要“策划”,什么都要“运作”,社会走向总趋势不会变,但有时候却在畸形发展。


       “欧美也有自己的问题”,先生说:“我年年在那里,看得比较清楚。他们不是‘人治’,有自己的体制、制度,但是也是越来越僵化。为什么危机那么厉害?太自由了!资本的特点是追逐利润,免不掉的。两党之争,原本是利益牵制,有好处,结果是要党不要民众。那边的评论说得好:‘两党领导携手搞垮美国’!当年的福利、慈善,如今成了勤快人养活懒汉。于有些人就是靠养老金生活。竞选总是要许愿,还愿,大家高兴,因为福利越来越高。但是国家有困难,要降低福利,那不行,就要游行了。经济上不去,又要保持高福利,只有欠债。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要有第三条路。”


       樊先生叮咛:“还是那句话,小宋,评论要写,那是本行。你得听我的建议,写长篇小说,就写大学教授的生活,真实的教授生活。现在的作品,教授一出来,多半是糟糕的负面形象。事实不是这样,你得写出来!”


       后来,我们常常聊起来就是一个多小时,恋恋不舍。


       5.若干年间,每次与樊凡先生通完电话,我都有立即飞到武汉去看望先生的冲动。他也每每说:“我明年还要从美国回来,见面的日子会有的,武昌鱼还是给你留着!”记得是有子女在那边。


       我与先生常常说起七七、七八级。我至今仍然觉得有一个声音,呼唤我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黄金岁月。那时比较穷,每月十几元的伙食费,却是活得真实、向上、纯净。我的讲义几乎全是那时候用钢笔写下的初稿——至少有十几本有关鲁迅的讲义,是左手抱着孩子,右手一字一句写出来的。因为开“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课,所以鲁迅那时候读得最细。记得有半年我几乎全在开学术会,自己出钱也去——那时候,大家对学术会是如饥似渴,会上也很少安排旅游。


       那些日子,是樊凡先生那一代人站讲台传道、授业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的“项目”“验收”“评估”“检查”“统计”“评奖”……但彼时我们有最多的时间读书,课讲两遍之后,自己几乎可以背下来。


       许纪霖教授有篇文章,题为《“我是十九世纪之子”——王元化的最后二十年》。其中有这样的文字:“晚年的先生,心境常怀苦痛。身体的痛苦尚在其次,真正折磨他的,是精神上的忧患。……先生的苦痛,源于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他曾经是一位充满乌托邦幻想的理想主义者,相信历史进化论,相信文明总是在进步,自认是过渡一代的人物,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在理性上看破了历史进化的神话,也不再轻信各种乌托邦。先生目睹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发生的巨变,一则欣喜,二则心忧。晚年他看到的世界,不再是他所期望的世界,现实变得格外的功利、支离和媚俗,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仅仅靠GDP堆不起来现代化。如果连王元化先生与樊凡先生的忧患也没有了去处,那么,“忧患元元”还将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延续。


       记得樊凡先生离开湛江师院的时候,我还写了一副字,送到他居住的小楼。我们都说武汉不算远,再见面不难。然而,他却在大洋彼岸悄悄地走了。


       那幅字写得很幼稚,笔触无力,却是我的一点心意。内容是南北朝陆凯的《赠范晔诗》里的两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题款是“幸会樊先生于非典时期学生宋立民于湛江”。南朝人撰写的地理专著《荆州记》说:“陆凯与范晔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兼赠诗。”唐汝谔《古诗解》则云:“晔为江南人,陆凯代北人,当是范寄陆耳。”前不久,在旧书网买自己的书送人,跳出来一幅图片,立轴,标价890元,正是我送给樊凡先生的那幅字。


       6.彼时,我把樊凡先生去世的消息发到了2001/2002级同学的微信群里。大家很快发来了悼念的文字、先生的照片和手迹,看得笔者鼻子发酸。


       班长李康森在“化悲痛为力量”的题目下贴图,有在教室里辅导结束后与先生的合影,有2003年5月29日先生与全班的合影。也有是网上搜集来的图片。我第一次看到先生的钢笔字,硬朗中透着秀气。文字是“只要沿着河流走,就一定能发现大海。录成句为单波新的征程壮行并与之共勉 樊凡 94甲戌仲秋”。



       梁远红同学:“这么多年,我们心里一直记挂着樊凡先生。多想再听樊凡先生讲一节课。”——同学们都说希望好人好报,希望先生活到100岁。


       黎佩杰同学:“闻讣告心情别样难受。樊凡老师上课时,为方便大家,范文资料都是复制好发给大家的,像发试卷一样,最后我们都订成了一本小册子。有次讲课讲到他文革蹲牛棚的事(记得真和牛及牛粪住在一起),想往下讲就哽住了,有十几秒。可能他是想我们知道历史,但不好说出。他有句话我记得最清楚:有时真话不能说,但至少不要说假话。”


       周秋慧同学:“先生是心系新闻教育的好老师,还记得他讲许多写作例子。一次先生说,如果十个人之中,有九个觉得你有问题,那么,你该学会检讨自己。”


       刘利娟同学:“记得樊凡教授讲到新闻导向问题时,说,除非你自己是主编,否则就要按主编的要求去做,不能率性而为。”


       2024年暑假,一位02级的同学过来湛江看我,带了土特产和一瓶茅台酒。说自己研究生毕业后辗转几个城市教高中语文,现在深圳教书,送毕业班,有专著要出版。他就是樊凡先生说的“身体单薄,因为吃不饱肚子”——让我想办法帮助的弟子之一。记得彼时也没有帮助他很多钱,但是他后来常常在教师节给我发红包,让我给孩子买玩具。樊凡先生如果健在,我带着弟子的酒去看他多好。



       7.樊凡先生的高足、著名的新闻学者、武大博士生导师单波教授说:“晚年的樊老师跃入人生自由之境,光风霁月,超越洒脱,与师母白头偕老,相依相守,云游四方,其乐融融。身边常有学子相伴,谈天说地,诉说衷肠,沐浴在珞珈山的阳光里。……樊老师这一代学者心系现代化,这不仅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的结果,更来自于个人突破传统的冲动,因为无论对传统做多宽泛的、合理的理解,它所显示的禁锢的力量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而这正是他们的切身体验。在他看来,现代化的实质是不断的变革与创新,以顺应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化是突破禁锢的一种可选择的路径。以此反观传统新闻写作理论,他发现了其中的根本缺陷,即研究的直观性、思考的粗放性、论理的机械性、体系的封闭性,并试图寻找心理层次的突破、方法论层次的突破……”



       呜呼!都说“新闻无学”,樊凡先生以数十年的教研历程告诉我们,新闻才是扎扎实实的“人学”——做人不及格,是不可能以“关注民瘼”“发现暗礁”“揭示真相”为己任的。


       曾经沧海方知水,除却武昌不是鱼。樊凡先生1933年9月生,又到9月了,先生93周岁了。我再次下载了先生的照片,看着那慈祥而睿智的目光,一遍一遍地看,泪流如注。


2026年教师节前夜,于湛江科技学院知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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