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树开花时节，樊玉生先生送我一册他刚刚出版面世的新书《泥河晚唱》，这是一本写乡土、写回忆的散文集，略翻上几页就感到很亲切，心头便回荡起那首广为流行的中华民谣：朝花夕拾杯中酒，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
我喜欢读扎根乡土、回忆岁月的文章。如张岱的《陶庵梦忆》、沈复的《浮生六记》常读常新，鲁迅的《故乡》《社戏》《朝花夕拾》更是在中学时代就已经深埋在心中生根发芽。自己一生中也出版过一些忆语体文字，如《蓝瓦松》《梦里潮音》《风雅一隅》，不论他人说好说坏，敝帚自珍，自己总将其视为比那些理论著述更体贴一些。
近些日子虽然手头不得空闲，我还是在睡前饭后读完了樊先生的这本书，而且读得兴致盎然。书中许多情景，与我早年的经历相仿佛，如樊先生生命中有条“泥河”，在我则是那条“惠济河”；樊先生小学读书在关帝庙，我是在眼光庙；樊先生有一位慈祥、善良、疼他、爱他的外婆；在我的《蓝瓦松》中，也曾以类似的笔墨写到我的外婆。
当然，我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同，最大的差异是樊先生土生土长在农村，他的生命之根深扎在中原乡村的沃土之中；我则出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可以弥补的是，我自幼向往田园、亲近乡土、信奉陶渊明的“归去来兮”，晚年退休还在温县段村开辟一块“乡土生态文化研究基地”，相伴桑麻梨枣、竹篱黄花，苦心积虑探索中国农村可供选择的未来。
读《泥河晚唱》，为我的思考提供了我许多启示。
首先是对乡土风物富于质感的描述。
如《高粱地》一篇中对“秫秫”的描述：“秫秫”是当地老农对高粱的叫法，一棵秫秫杆，也就是一棵高粱杆竟能排上如此多的用场：秫秫根儿，即“秫秆疙瘩”可以当柴烧；秫秫秆上的头遍嫩叶，是生产队喂牛羊的饲料；老叶子可以做编筐篓，做蒲团；秫秫的主干是织箔的上好材料。顶端的那一截莛子，可以扎锅排、打枕头、编鸟笼、蝈蝈笼；脱粒后的高粱穗可以扎笤帚，扎刷子；青秫杆、红秫杆碾成一条条细细的篾片，可以编织成花样图案的蓆子，铺在新郎新娘的婚床上显得喜气盈盈！在樊先生笔下，“秫秫”不是一个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图像，而是生长在泥土中、涌动在人世间的实体。这不仅体现了作者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更传达了一种生态哲学的理念：人与土壤、河流、植物、动物是一个共同体，人与自然血脉相连、骨肉相依。
再就是对于乡民们质朴亲情的表露。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生活是核心，血脉亲情是纽带，《泥河晚唱》中充满夫妇、母子、婆媳、祖孙、以及姑侄、舅甥、姑表、姨表之间的日常交往与情感交流，往往令人感动不已。年迈的外婆见了小外孙，一声“我的乖乖娃儿啊！”让人听了心颤、肝颤！姐姐在这个贫困的家庭里挨打受气苦苦挣扎，凭自己的努力终于熬出了头，却不计前嫌、尽心尽力回报父母、家庭，透过纸背我们就能够感觉到亲情的温暖、人性的芬芳。
还有，那就是乡村生活世世代代的绵延。
《泥河晚唱》中写了不少生老病死，那时的乡下人信神、信鬼、信轮回、信来世，死去的亲人，远去的列祖列宗，在活人的心目中仍然具有一个真真切切的位置，祖祖辈辈的生活就在这种念想中绵延存续。樊先生在序言开篇就写到“上坟”：每年的清明时节都要回到老家，到祖坟上烧一堆纸，磕几个头，和先人们念叨几句。许多乡邻也都在祖先的坟墓前插上象征着后代子孙血脉传承、香烟永续的纸幡。作者说：在这篇坟地里埋藏着先辈们的苦难和欢乐，也埋葬着我五十年前的记忆。实际上，人们世世代代的文化与习俗、精神与情感也就在上坟、扫墓的仪式中得以赓续与绵延。
再看看当下的现实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泥河晚唱》中赞叹的这些乡土风情正在急剧消失，有人把这视为新生活对旧时代的淘汰与替代，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规律，这种观念值得怀疑，值得审视。
社会在发展，机械工业迅速被电子工业替代，AI技术正在渗透现代人的生活空间，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跨进超高速的时代，许多人对此欢欣鼓舞，而在我看来发展带来的并不都是进步，盲目的发展甚至会将人类带上悬崖、带进深渊。
比如，《泥河晚唱》中展现的三个方面：生活的质感、人际的亲情、时代的绵延，如今正在渐渐消失，具体表现在30岁以下的年青一代的身上，即1995年之后出生的这代人身上。
这代人被称作“二次元世代”。所谓“二次元”即由电子网络构建的平面视觉作品，如动画、漫画、短视频、电子游戏等，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代人一出生就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沉浸在移动互联网、数字信息技术制造的虚拟空间里，风太郎、阿库娅、火影忍者、灼眼的夏娜这些动漫人物是他们的亲密玩伴。他们不像樊玉生先生那样是在高粱地、红薯地里长大的，而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长大的，他们与真实生活之间横隔了一道电子屏幕。他们吃薯条，却从未接触过生长在泥土里的土豆；他们穿棉衣，却从不留意阳光下大田里的棉桃，他们已经脱离了自然环境的质感，生活中的实体与质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台电脑，一部手机，他们的生命活动是捆绑在互联网上的。
于是，这一代人又被称作“网生代”。这一代人似乎不是父母生出来的，而是由网络诞生的，血脉已被网络取代。对于这代人来说爹亲、娘亲不如手机亲，至于其他带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比如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姑父、姨夫、表哥、表妹对于他们更是无关疼痒。网生一代不再像樊玉生们小时候那么喜欢“走亲戚”，他们的最大乐趣是沉浸在自己的空间里刷手机。人际间最自然的亲情变得越来越淡泊，网生代成了“断亲的一代”。
这一代人还有一个名号：“Z世代”。英文26个字母的最后一个：W、Y、Z，Z的后边是什么？没有了！Z时代不愿意结婚生子，甚至也不怎么热衷谈恋爱，人类的世代传递到了他们这一代不再赓续绵延。列祖列宗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荡然无存，如同《泥河晚唱》开篇写到的那样，清明节我到陵园去给我的父母双亲上坟、扫墓，我发现陵园里上坟的都是与我年龄不差上下的老人，年轻人极少。年轻人不在惦记之际的先人，应该说这是“空前绝后”的一代人。据新闻报道，清明节倒是有不少年轻人坐飞机、赶高铁到各地旅游景点给古人上坟，在曹操墓前敬献布洛芬、刘备墓前敬献灭火器、张居正墓前敬献痔疮膏，这显然不是在“慎终追远”，而是在游戏心态中获得自娱自乐的情绪价值。
遗憾的是，当下的舆论对上述“二次元世代”、“网生代”、“Z世代”竟是一片呵护、赞扬声，夸奖他们：灵活、敏锐、具有独立包容、勇于创新的特质，是引领社会风尚、文化潮流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是创新时代的中坚力量。赞扬他们将引领中国走上更为广阔的国际发展舞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谱写时代新篇章。我的身边、甚至我们家也有“Z世代”的年轻人，一点也不像他们说的这样。说这些话的，多半是互联网的老板、电子产品的富商，他们看重的是这一代人的消费能力，比起爷爷奶奶一代，他们最敢花钱，挣多少花多少，号称“月光族”。不够花了就来啃老，啃老也不承老人的情，花干净父母一辈子辛苦挣下的一点积蓄，似乎就是他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遵循樊先生与我这代人的消费理念：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超市老板全都要喝西北风了！
支撑、鼓动这代人的，与催生了这代人的，实际上是一个群体：贪婪资本加上豪横的权力。有句老话叫做“杀君马者路旁儿”，意思是一匹马在骑马人的鞭策下狂奔不已，路边的众人还在吆喝起哄，夸奖骑手多么优秀，马儿是多么能跑，于是骑手更加得意，鞭子挥舞得更快更狠，这匹马终于倒毙在跑到上。
如今的网生一代人也正面临着这样的处境，如果说还没有倒毙，也已经在倒毙的路上。对于网生代或曰Z生代来说，这个要命的病症就是抑郁症。
据统计，中国抑郁症患病率逐年上升，2024 年至2025年中国抑郁症患者人数已突破9500万，其中网生代的抑郁症状检出率高达24.6%，其中重度抑郁占7.4%。这个病的死亡率极高，在我国每年大约有 28 万人自杀，其中40%是抑郁症患者。
就地区而言，抑郁症的发病率大城市高于小城市小城市高于乡村，上海位居第一，西藏农村排在最后！
就职业而言，抑郁症与网络关系密切。互联网教育培训行业是抑郁的“重灾区”。据医院临床诊断，网瘾和抑郁症互为因果，当下60%的抑郁症患者来自网瘾患者。常言道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面对不是躺平就是患病的青年一代，我们还有未来，还有希望吗？
作为最初电子网络产品的电视1929年开始批量生产。那时被誉为生态保护先知的大地伦理学家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7—1948）就指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种平静的较高的生活水准，是否值得以牺牲自然的、野外的和无拘束的东西为代价。对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能有机会看到大雁要比看电视更为重要，能有机会看到一朵白头翁花就如同自由地谈话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
Aldo Leopold，1887—1948
到了20世纪末，杰出的思想家波普尔（Karl RaimundPopper，1902-1994）在其离世前对电视的普及表露出忧心忡忡，他说：“电视和它带来的恶果，加速了人类道德的没落。”“教师根本竞争不过电视，电视有趣、刺激、有吸引力得多，纯洁的小朋友更容易深陷其中，电视更容易切入他们的心理。”
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
Giorgio Agamben，1942-
事态愈演愈烈。进入新世纪后，在欧洲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竟发出如此悲观的指责：现代人已经偏离进化的轨道，包括AI在内的科学技术的滥施、对于奢靡物质消费的沉溺让人变得禽兽不如，人类将变成既不是人类、也不是动物的“怪物”。
（对待来势汹汹的电子网络，人们尚未能制定出像对待汽车、火车那样的“交通规则”。在全靠“自我克制”“自我管理”的阶段，深受其害、甚至倒毙路上的注定是缺少自我克制能力的青少年一代。）
综上所述：当我们的生活中失去质感陷入虚拟后，我们已经与自然脱节；当人际关系失去亲情陷入自我封闭时，社会便失去活力；当历史不再受到尊重甚至被丢弃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便会呈现一片虚空。这也就是我常年关注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全都出现的严重的失衡，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失衡。
怎么办？回到《泥河晚唱》中描述的往昔生活情境中去吗？既不现实，也不必要。樊先生在书中满怀留恋的那些日常生活中的质感、人际关系中的亲情、精神生活中的依托，是中华民族持续上万年的农业社会的产物，体现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存智慧，是可贵的；但这也只是在一个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展现的平衡，是在生产能力低下、生活物质匮乏、生存空间闭塞、认知视野窄狭的条件下达成的一种“低位平衡”。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让平常人享受到以往皇帝都享受不到的舒适与方便，然而同时带来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内心严重的失衡，我将其称作社会发展带来的“高位失衡”，大气污染、海洋升温、物种锐减、资源枯竭，这种失衡的结果是自然生态系统整体的崩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动荡，人的道德水准降格、精神状态遭遇极大障碍。
我们当下面临的处境是：退回旧路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在当前的发展道路上一路狂奔则极度危险。理想的结果是在社会高度发展的阶段，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内心达成一种新的和谐与平衡，这是一种“高位平衡”。
要实现这一理想，我们就不能不重视农业时代乡土生活给我们提供的生存智慧、生态文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服务于创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
樊玉生先生的《泥河晚唱》一书的价值与意义也正在这里。
我在进入暮年之际，又在温县的段村筹建“乡村生态文化研究基地”的用意也正在这里。
法国的前任教育部长克洛德·阿莱格尔（Clande Allēgre）曾写过一本书：《城市生态，乡村生态》，他强调正确的做法不是让国土全部城市化，而是应该将人类社会的未来押在对于农村的设计与建设中（129），城市应该放弃那些投资巨大、华而不实工程，把资金投放给乡村建设，（131）没有良好的乡村生态就决不会有健康的城市生态。
我常说，农村不只是生产粮食的地方，农村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一种前现代的、人与自然相对协调的生态文化。如此看来，阿莱格尔部长建议城市大力度支援乡村建设，还只是一个方面。乡村生态的改良，主要的力量还应在乡村内部，靠乡民生态意识的觉醒，靠乡土生态文化的发扬，靠乡村建设的自治。在这个过程中，像樊玉生先生这样的文化人就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这类人在以往的时代，在梁漱溟、费孝通的书中被称为“乡贤”。
乡贤与乡绅一样，在乡土社会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乡贤与乡绅不同指出是乡贤拥有更高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感召力。前两年我出版过一本书：《天地之中说聊斋》，通过一番研究，我发现蒲松龄这位伟大的小说家也是临淄县的一位乡贤，他熟悉乡村生活，关心农村底层民众疾苦，敢于为村民利益仗义执言，善于调节乡间村民们的人事纠纷，乐于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开展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他不只是会用文言写小说，他还乐于为乡间民众写对联、写喜帖、写俚曲、写唱本，他撰写的俚曲、唱本里的临淄县土话，与樊玉生《泥河晚唱》里的宝丰县土话可有一比！
《泥河晚唱》的作者樊玉生在他的庭院小菜园里
乡贤的概念始于东汉，近年来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2015年、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曾提到“乡贤文化”，2017年，《十三五规划纲要》将新乡贤纳入美丽乡村建设体系，将其视作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中央通过制度化推动其参与乡村治理与发展。中央政府对于乡贤的期待表现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诸多方面。从普及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的角度，我更看重乡贤继承农耕社会优良传统、传递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包含乡愁、乡情的创意写作，将自身的道德文章化作乡村治理的内生力量，由此为营建健康、优美的乡村生态做出贡献。
在我看来，樊玉生先生的这本《泥河晚唱》正可以发挥这样的阅读效应。希望有更多的这类作品出版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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