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与老师钱穆、师母胡美琦
余英时先生去世，华人文化学术界整体哀悼。
我读过余先生的一些书，但在生活中并没有任何实际的交集。这两天在网上浏览追悼余先生的文章，发现我的朋友刘再复、刘梦溪都曾与余先生有着密切的过从。再复的文章里说，余先生在冬天里曾给他打电话，叮嘱他上年纪了不要自己铲雪；梦溪的文章里说，他出访美国，英时先生亲自到普林斯顿接站，帮他拖行李，这让我顿时增添了对余英时先生的许多亲近感。
还有一层关系：我的河南同乡姚拓先生1950年流落香港，一度主编《学生周报》，与钱穆先生甚为熟稔。余英时先生也正是那时来到香港，在新亚书院读书就教于钱穆先生门下。那年我来马来西亚，就住在姚拓先生家中，曾听他讲起钱老先生的许多往事。
2010年，鲁枢元访问淡江大学时就住在钱穆先生故居附近。
我曾说过，当代最明事理的是历史学界的人士。
余英时先生不但是当代历史学的巨擘，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杰出创新者、传播者。
鲁枢元主编：《生态文化资源库——人类纪的精神典藏》，哈尔滨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
今年年初，由我担任主编的《生态文化资源库》一书出版，全书160万字，从古今中外的典籍中选摘了550多位哲人、学者的2900多则言论，力求展现出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生态精神与生态智慧，旨在为当前日益高涨的生态文化研究，提供一份知识性、观念性的参考资料。书中原本选录有余英时先生的篇目，是他关于“天道人心”、“引道入心”、“治气养心”的阐述，我认为这对于“精神生态”、“精神文明”的营造甚有启迪。遗憾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出版时便被删除了，连同《圣经》的篇目、佛陀的篇目一并删除，删得一条不剩。
青年时代我在河南大学读书，“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是母校的校训；知识人从“内向超越”出发走向“觉民行道”，是中华文化的可贵传统，也是英时先生一贯对人文学者的期待，时至今日，仍然远未过时。
2021.8.6，于暮雨楼
附录：余英时先生论天道人心
余英时（1930— ），安徽潜山人。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论天人之际》等。
一、中国人的源头是天
道家也肯定人间秩序与一切价值有一超越的源头，那便是先天地而生的形而上道体。“道”不但是价值之源，而且也是万有之源。但是在中国人一般的观念中，这个超越的源头仍然笼统地称之为“天”；旧时几乎家家悬挂“天地君亲师”的字条便是明证。我们在此毋须详细分析“天”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含义，我们所强调的一点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人间的秩序和价值起于人间，它们仍有超人间的来源。近来大家都肯定中国文化特点是“人文精神”。这一肯定是大致不错的，不过我们不能误认中国的人文精神仅是一种一切始于人、终于人的世俗精神而已。
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文集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二、西方人的价值之源是人格化的上帝
但是古希腊人是靠“理性”来追溯价值之源的，而人的理性并不能充分地完成这个任务。希伯来的宗教信仰恰好填补了此一空缺。西方文化之接受基督教，绝不全出于历史的偶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正为西方人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存有的依据。宇宙万物是怎样出现的？存有是什么？一切人间的价值是从何而来的？这些问题至此都获得了解答。不过这种解答不来自人的有限的理性，而来自神示的理性（revealed reason）而已。神示和理性之间当然有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在近代科学未兴起之前是可以调和的，至少是可以暂时相安的。中古圣托马斯（St.Thomas）集神学的大成，其中心意义即在于此。西方的超越世界至此便充分地具体化了，人格化的上帝则集中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力量。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所有价值的源头。西方人一方面用这个超越世界来反照人间世界的种种缺陷与罪恶，另一方面又用它来鞭策人向上努力。因此这个超越世界和超越性的上帝表现出无限的威力，但是对一切个人而言，这个力量则总像是从外面来的，个人实践社会价值或道德价值也是听上帝的召唤，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人必须遵行上帝所规定的法则，因为上帝是宇宙一切基本法则的唯一创立者。西方所谓“自然法”（Natural Law）的传统即由此而衍生。西方的“自然法”，广义地说，包括人世间的社会、道德法则（相当于中国的“天理”或“道理”）和自然界的规律（相当于中国的“物理”）。
同上书，第7页。
三、天道与人心
在整个宇宙（所谓“天地万物”）的背后存在一个超越的精神领域及其动力，当时各派都名之曰“道”。这个以“道”为主轴的“天”取代了以前巫文化的“天”，而为很多思想家所认同（见本书页32—35）。自此之后，内向超越的进程便越来越顺畅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划时代的轴心突破带来了两个重大的发展：其一，哲学家（或思想家）依靠个人的自力与“天”相通——即雅斯贝尔斯所谓“在内心中与整个宇宙相照映。”而不假任何外在的媒介（如巫），最后则只有乞援于一己之“心”。中国的“心学”即滥觞于此。其二，道”上源于“天”，但因“道不远人”（《中庸》），“且无处不在”（《庄子·知北游》），因此“道”又不通人“心”而“止”于其中（见后）。这样一来，求“道”者唯有先回向自己的内“心”，然后才能由“道”的接引而上通于“天”。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4页。
四、旧天人合一与新天人合一
旧天人合一基本上是巫师集团创建的：通过特别设计的祭祀系统，它的实践也长期掌握在他们手中。从传世史料和考古发掘来看，旧天人合一表现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和普遍的方式。所谓特殊方式即上面论证过的“天命论”。地上人王通过巫师的事神法术向“天”上的“帝”取得王朝统治的“天命”。所谓普通的方式则是一般人为了避凶趋吉，往往也仰赖巫为他们乞援于鬼神；前引何休《公羊传》注“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见本书页27），便是显例。所以旧天人合一主要是指世界和鬼神世界在巫的操纵下通而为一。但巫的降神活动则是旧天人合一的极致，因为神自天巫的身上，“天”和“人”至此才真正达到了合而为一的境地。
新天人合一是思想家在轴心突破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它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一句话：“道”与“心”的合一。这个新合一既完全与鬼神无涉，其中自不可能为巫的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新天人合一建立在一个“道”“气”不相离的新宇宙论的预设之上（见本书第三章），其中“道”与“心”都是很复杂的概念。
新天人合一走的是内向超越之路，因此必须引“道”入“心”，以构建一个“可以上通于天”的“秘道”。这和旧天人合一之外向超越恰如南辕北辙。
同上书，第56-57页。
五、精神修养是天人合一唯一途径
现在我要把精神修养的兴起和“天人合一”新旧两个系统的转移联系起来，略作推论。提到精神修养，我们往往首先联想到道德修养，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受到儒家的影响。上面既已证实精神修养为个思想流派所共有，则它的运作自然遍及于人文领域的全部，不可能仅限于道德一隅。试以孟子和庄子；两家为例，他们虽同样重视精神修养，但所采用的修养方法各具特色，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也迥然有别：孟子开拓的是道德领域，庄子则指向艺术境界。这里我必须对精神修养的性质做一次根本的澄清。我要着重的指出，精神修养（无论称之为“修身”、“修己”或其他名目）只是一种方法，在价值是是中立的。但精神修养之为方法与一般所谓治学方法或思维方法不属于同一范畴，后者是纯理性的产品，前者则包含了超理性的成分。“超理性”为什么会介入精神修养呢？这是因为精神修养是导致“心”、“道”合一的唯一途径；而怎样将流行于宇宙之间的精神实有——“道”——引入“心”中，则不是理性所能单独完成的。……我认为荀子《修身》篇中“治气养心之术”一语可以看作是精神修养的最精确的界说。我在上面断言精神修养是一种方法，其根据便在这六个字。
同上书，第180-181页。
六、希腊的“精神锻炼”与中国的“治气养心”
正如中国各派轴心思想家都发展了一套“修身”方法以建立他们关于“道”的独特构想一样，希腊的不同哲学流派也各取不同的苦修方式（既“精神锻炼”或“askesis”）以实现其特有的哲学理想。根据亚都的观察，希腊、罗马的古典哲学并不是理论空谈或不着实际的思辨，而是要求即知即行，每一家哲学即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他终于认识到古代西方哲学的取向竟和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想法十分接近，如果借用王阳明的语言，既所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亚都的说法则是：“practical reason takes primacy over theoreticalreason.”“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为了说明“精神锻炼”（askesis）与哲学宗旨之间的互相关联，他举了不少实例：如柏拉图派的理想是提高精神生活，消除感官享乐，所以他采取的“精神锻炼”主要是少食不眠以弱化身体而使物欲不起。如“犬儒学派”（“The Cynics”）悬“德性”（“virtue”）自足为终极目的，因此强调独立精神与坚韧努力的培养，其“精神锻炼”则包括两部分：积极方面是忍受饥寒、侮辱，消极方面是摒除一切奢侈、舒适以及文明带来的奇技淫巧。又如“怀疑派”（“Pyrronists”）认为人的理性不能深入事物的内在本质，只能触及表象，因此善恶是非是难以遽下判断的。相应于这一极端怀疑的态度，这一派在“精神锻炼”上则教人对一切外在事物都看作无足轻重，因为只有如此，人才能得到并保持内心的宁静。同样的例子也见于轴心时代的中国，如孟子和庄子的精神境界不同，而“治心养气之术”也各擅胜场。
同上书，第191-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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