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鸟点评：
俞老写的悼念文章回忆了与郭道晖先生的几次交往，自己遭受的法制冤案，表达了对法治国家的热切期盼。俞老是中国法治建设的见证人，更是亲历者。“法治三老”（江平、李步云、郭道晖）已随黄鹤去，只留法治空悠悠。年轻一点的法学生，其实已不太知道三老，可能也不感兴趣了。郭老以敏锐的学术思维和敢于直言挑战权威和针砭时弊的精神，深得法学界的推崇和尊敬。其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仍十分新颖和前沿，被称誉为“白发青年、皓首赤子”。有人向郭老请教养生秘诀 ，郭老回答：“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不要人云亦云，应该要有独立的思考，有错误就要改正，不要随大流起哄，不能讲偏离人民利益、偏离社会正义的话，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学者，也才能长寿。”郭老提出："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等命题，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谁来保障人民的利益？使之成为最高的法律。唯有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衡权力才能实现。这一套理论叫做宪政民主，蔡定剑先生临终遗言：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这个大道就是自然法，人定法要遵循自然法，才能体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才能做到参赞化育，基业长青。美国著名法官卡普里奥在捍卫公正的同时，更守护着每一个人的尊严。无论当事人是贫穷还是富有，是位高权重还是平凡普通，他都一视同仁，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他会耐心地倾听他们的陈述，用温和的语气与他们交流，让每一个人在法庭上都能感受到被重视。在他的法庭上，没有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只有平等对话的双方。这种对尊严的守护，让法律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成为了保护人、温暖人的力量。他会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适当的宽容和引导，让他们有机会重新融入社会，开启新的人生。这种“第二次机会”，对于那些曾经犯错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礼物，是重新找回自我、实现价值的希望。他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条文的执行者，更是一个人性的守护者、希望的传递者。他的司法理念和实践，为整个司法界树立了榜样，让我们看到了法律也可以充满温情和人性。这也是俞老所期盼的那一束最温暖、最明亮的法治阳光。三老的时代落幕了，留下的思考还很多。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三老的成就三老的精神已为晚辈后学铺好了路，搭好了梯。一定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薪火相传，法治天下！唯有法天法地，弘道弘仁。才能允公允能，共生共荣。以此缅怀郭道晖先生！缅怀“中国法治三老”！
上联：法治天下，让每个案件体现公平正义。
下联：宪政民主，使每个国家保障自由平等。
横批：大道之行也
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
——痛悼郭道晖先生
俞梅荪
4月11日傍晚，两位北大法律系老同学告知郭道晖先生去世的噩耗，我心如刀绞，悲痛不已，彻夜难眠。
2026年1月21日，93岁李步云先生去世，使我经常思念98岁郭道晖先生，不知其健康状态，默默祝他健康长寿。他驾鹤西去了，音容笑貌，恍如昨日，往事历历在目。
郭道晖先生
1988年12月，中国法学会召开“法治十年研讨会”，据说大会秘书长郭道晖对与会者的资格审查很严，即对提交的论文审查很严格。我不认识他，没有机会交流，寄去《经济立法的超前性》和《我国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现状与未来》两文，碰碰运气。没想到，都被入选，还安排我作大会发言。在会上认识郭老，蔡定剑是会务人员，从事立法工作不久，与我彻夜长谈。此会在回龙观宾馆召开。
1998年1月，我被上海《文某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法人团伙盗印机要文件，栽赃陷害，冤狱三年，刑满释放不到一年，未能提交论文。应中国法学会宋副会长的热情邀请，免去会务费500元和食宿费。会议主持人刘翰和李林专来房间看我，表示欢迎。大家的热情洋溢，使我深为感动，诚惶诚恐又恍恍惚惚，似从未间断立法工作，似未坐牢，不知今夕是何年？
一别十年，与郭老重逢，激动不已。我说起被《文某报》的构陷。他很愤怒，说是自己在“反右”运动蒙难长达21年。他的热情鼓励，使我深为感动。我不好意思在会上白吃白喝，要为大会作贡献，况且狱中不让看法律书而荒废了，要加倍努力学习，仔细拜读每一篇论文，整理综述而作贡献。
“法治三老”：(左起) 李步云、郭道晖、江平
今晚，我找出当年整理的《走向新世纪法治的现实与趋势——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年会综述》（原载《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5期和《中国律师》杂志），其中第一位是郭道晖发言：
第一部分 从法制到法治
郭道晖认为：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标志着由“人治”到“法治”和克服“以党治国”的弊病到实行“以法治国”的历史性转变。它明确了人民（包括作为领导力量的共产党）是法治的最高主体。这既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也可防止“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
我在会上买了他的专著《法的时代精神》，回家反复学习，记忆犹新。
今晚，我找出此书，《前言》提到：“1979年之前，中国长期无法治之苦，从我切身经历中也深有感受。我学有所成，出书有十来本，字有百多万，中心思想只有一条：‘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要竭力为人民的权力和权利鼓与呼。”当年我在书中标注之处。
“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这是伟大导师列宁语录，我上学时读的。随着苏联的解体，不再提了。
郭道晖先生却视其为第一要务，多年前，我的首长顾明同志也是这么说的，我也是这么做的。故被上海《文某报》法人团伙诈骗偷盗，构陷为牢狱之灾。
郭老如此强调，唤起我的使命感，融化在血液中，成了我衡量一切法律问题的标准，促使我后来在张思之、江平、顾明的热情鼓励下，致力于为失地农民维权，达十多起，其中为河北桃林口水库四万失地农民，人均讨回一万二千元补偿款，共计五亿元，似超过我从事经济立法十年之功。我恨不得为四万万农民兄弟讨回更多的利益！
送上我的《会议综述》文，这是2024年5月，我到北大校友会看老师，路过英杰交流中心，看到“十多所高校建立智能数字实验室的联席会议”大牌子。忽然想起我曾致力于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研究，就探头探脑地进去看看，竟然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正在主席台上作大会发言，一别30年，他成了副校长，使我惊喜。
次日会议，“北大法宝”负责人发言，看到我在台下，在发言中当众提到1986年我和首长顾明对“北大法宝”创办的支持，使我惊喜。如今其海内外用户几十万，300多职工，一别近40年，叹为观止，钦佩不已，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要重新学习啦。
送上的此文，那天我参观“北大法宝”文献库，竟存储了我在八九十年代发表在核心期刊的论文20多篇，更使我惊喜，当时送给我的，见有其水印。算是反哺小鸡小狗吧，问题是我是他们的创始者之一，反哺的是被折断翅膀的老鹰也无妨啦！
当时，我唱起小时候唱的《回延安》“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延安……”（见附件）
我还找出李步云老师的签名送书，承蒙江平为我无罪辩护，有幸受到“法学三老”的厚爱。三老离去，一个时代结束了吗？历史的责任正在向我辈袭来，当继续发愤之有所作也！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一身伤痕真情在，满目风雨壮歌行
——4月12日12时，于冤案第33年第11760日，比郭道晖冤案长12年；比清华大学女同学朱令（1973-2023）中毒之案发，早了10个月；比石家庄农民聂树斌（1974-1995）强奸之案发，早了9个月；他俩小我20岁却英年早逝，使我痛心。我有幸还活着，继续革命永向前！
北大法学院经济法学80后师弟郑率感言：
老俞师兄好！
说来有缘，小弟有意学法律之后，买了1998年李步云、郭道晖先生和郝铁川合编的《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汇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界重大理论争鸣与历史纪实，真实记录了从法制到法治进程中的思想交锋与曲折历程。所以对您提及的几位老师都不陌生，我来北大读书之后，第一次去中关村图书大厦参加讲座，就遇到张思之、江平两位先生。所以也算辗转的和您熟悉的法治几老都有一个间接的接触吧。
您一生坎坷，堪比中国的法治之路。如小弟上次所劝，最好分些精力去研究一下您的祖父，重新写一下传记，既是为往圣继绝学，也有助于您走出之前的遭遇。否则半生困于一事，又没有翻盘，确实很让人难受……
朱镕基为《法的时代精神》作序言
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前言片段
李步云签名送书《走向法治》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70后周博士感言：
“法学三老”已随黄鹤去，只留法治空悠悠。年轻一点的法学生，其实已不太知道三老，可能也不感兴趣了。我作为一个在法学院读了十年，又从事法制工作的70后，实事求是讲，当年三老等前辈点燃的法治之火，于今并未欲燃愈烈。三老走的时候，内心多少应该还是有点儿遗憾的吧。
老俞，您也是有家国情怀的法律人，作为后辈，也向您致敬。希望中国法治，很快有再起飞的一天。
本文作者俞梅荪先生
附件：
60年代我小时候唱的
《回延安》改词
重回燕园，抚今追昔，不禁心潮起伏，便依其曲调改填新词，以寄情怀：
离别四十年今日回燕园
(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延安)
楼阁映暖阳 未名湖水金光闪
眼望你壮丽的校园
我心潮澎湃忆当年
曾记得燕园书声朗
书香浓啊 未名湖畔美
燕园的师长同窗培育了咱
曾记得未名湖边勤学
我在运动场跑步1500米争先
曾记得改革潮涌 毕业上征途
立法十年 初心未改志更坚
风雨征程多磨砺
法治丹心不曾变
法律光辉思想
永远闪亮在我心间
啊～离别四十年 今日回燕园
阳光照大路 红旗满校园
啊北大 啊北大
我满怀豪情抒壮志
歌唱北大精神代代传
沿着北大光辉的路
昂首阔步永向前
一身伤痕真情在
满目风雨壮歌行
郭道晖（1928-2026.4.11），湖南长沙人，祖籍湘阴，中国法学家，1951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生前担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被誉为“中国法治三老”之一。出身湘阴郭氏名门，曾祖父郭仑焘与郭嵩焘、郭昆焘并称“湘阴郭氏三杰”。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担任朱镕基入党介绍人，历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中国法学》杂志总编辑。1979年后专注于法学研究，参与立法与法学理论构建，提出“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等观点，推动“法治”入宪。2020年续聘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著有《法理学精义》《中国立法制度》等20余部专著，20余篇论文被译为外文发表。2026年4月11日逝世，享年9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