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公共讨论中，尤其是在中文世界里，一个几乎被视为共识的判断是：
只要制度设计得足够好，自由就能得到保障。
法律要完备，
程序要精密，
权力要制衡，
监管要加强。
但经济学、政治学与法学在其最深处，
其实早已不断指向一个相同的结论：
制度本身，并不能最终约束权力。
真正的问题不是“制度够不够好”，
而是一个更底层、也更危险的问题：
如果制度本身掌握在权力手中，
那么，究竟是谁能约束权力？
一、经济学的困境：制度为什么会“失效”？
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
制度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能降低不确定性、约束机会主义行为。
但正如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反复强调的那样：
制度本身并不是自我执行的。
制度必须被解释、被执行、被裁量。
而这些行为，
永远依赖于掌握强制力的人。
一旦执行制度的权力
本身不受更高约束，
制度就会发生结构性退化：
换言之，只要人性并不完美，
权力就不可能天然自律，
制度也就不可能成为自我完备的约束机制。
这就是为什么：
在缺乏终极约束的体系中，
制度最终会倾向于服务于权力，而不是限制权力。
二、政治学的死结：制衡为何无法成为“最后答案”？
现代政治学的经典回答是：
用权力制衡权力。
詹姆斯·麦迪逊 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
必须以野心对抗野心。
但问题在于：
制衡是一种技术安排，
而不是一种终极裁判机制。
政治学本身承认几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1.制衡结构可能被整合、俘获，从而失去实质约束力；
2.制衡主体可能共享同一意识形态；
3.制衡在紧急状态中最容易被暂停；
4.制衡无法裁决“谁是最终正义者”。
因此，制衡最多只能延缓权力失控，
却永远无法回答这个终极问题：
当所有权力都达成一致时，
谁还有资格说“不”？
三、法学的悖论：法律为何无法成为权力的终极边界？
法治社会常被理解为：
法律高于权力（即所谓“法治高于人治”）。
但法学自身早已揭示了一个尖锐悖论：
也因此，正如 哈耶克 所警告的：
法治一旦失去超越性根基，
就可能蜕变为“合法形式下的专断统治”。
在实践中，
法律若失去高于国家的正当性来源，
就会发生三种退化：
此时，
“依法”并不等于“正义”，
而只是“依权”。
四、一个跨学科汇合的结论：终极主权不可回避
当经济学、政治学与法学
在各自的极限处不断逼近同一个问题时，
一个结论变得无法回避：
如果制度本身需要被约束，
而约束制度的仍是权力，
那么权力在逻辑上就是“自我约束”，
即：不可被真正约束。
要使权力受到真实而非形式性的限制，
必须存在一个不属于权力系统内部的终极约束者。
只有在这一前提下，
权力才能被理解为：
• 受托的，而非自授的（delegated, not self-authorized）；
• 有限的，而非至高的（limited, not absolute）；
• 必须交账的，而非自我正当化的（accountable, notself-legitimating）。
制度，也才第一次拥有
不可被随意突破的边界。
五、简要的数理模型证明
不喜欢太学术化的，这部分可直接跳过……
模型一：最简“约束缺失定理”模型
这里所说的“约束”，指的是最终、不可申诉的约束（ultimate constraint）。一个社会系统是否可能在自身内部生成这种约束，正是问题的关键。
设定（极简）
关键关系
1. 制度不是自执行的：
C (P) = I 且 C (I) = ?。
如果不存在高于制度的约束者：
C (I) = P
则推出：
C(P)=P
结论（定理）
当制度的最终约束者仍是权力本身时，
权力在逻辑上等于“自我约束”，
即：不可被真正约束。
唯一解
要使 C(P)≠P，
必须存在一个 S，使得：
C(I) =S，且S ∉P
即：
只有当终极约束者不属于权力系统内部，
权力才可能被真正约束。
这就是“终极主权不可回避”的数理表达。
模型二：委托—代理 + 终极审计模型
设定
权力 P 是代理人（Agent）
人民 / 社会是名义委托人（Principal）
制度 I是契约
但代理人同时掌握契约解释权与执行权
经典经济学问题
在委托—代理模型中：
如果代理人同时控制监督与惩罚机制，
那么契约必然失效。
这是标准的道德风险 + 信息不对称。
解决条件（定理）
契约要有效，必须满足：
∃S such that S has ultimate audit authority
并且：
S ∉{P,I}
即：
终极审计权必须在系统之外。
推论
若 S=国家，失败（国家即代理人）
若 S=人民意志，失败（解释权仍被权力垄断）
若 S=技术/规则，失败（执行仍依赖权力）
唯一逻辑解：
终极审计权来自一个
高于并独立于人间权力的超验主权。
以上模型证明：
一个系统，
不可能在内部生成
对自身的最终约束。
这不是神学命题，
而是科学定理——
一个关于“权力何以可能被约束”的跨文明、跨学科定理。
六、自由的真正根基：不是制度，而是归属
自由并不是制度“创造”的，
而是制度承认并守护的。
但承认的前提是：
权力本身知道——
有些东西不属于它。
这正是“终极主权”在文明中的意义：
一个不承认
高于国家的超验、终极主权的社会，
在逻辑上，
不可能为个人权利提供稳固保障。
七、结论：制度无法拯救文明，归属才能
制度可以限制罪恶，
却不能医治罪恶；
制度可以延缓崩坏，
却无法阻止堕落；
制度可以制造秩序，
却无法回答意义。
真正的问题不是：
制度设计得是否足够聪明。
而是：
权力究竟向谁负责？
人的尊严由谁担保？
自由的边界由谁划定？
没有终极主权的制度，
只能制造暂时的秩序；
承认终极主权的制度，
才可能守护真正的自由。
这也正是为什么：
制度无法拯救文明，
归属才能。
一句话总结：
现代文明最大的幻觉，
是以为制度可以替代上帝；
中国“五四”以来，
在缺乏对启蒙理性自身盲区的反思之下，
将其误当作终极答案。
而真正的自由，
恰恰始于权力重新承认
自己不是上帝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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