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淮阳师范019: 中华学人曾次亮

2022年01月08日 11:56 来源：美中时报顾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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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想为曾次亮写篇文章，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是河南周口人，按古人的说法属于乡先贤；第二，他曾编过中学地理课本，是教育出版界前辈。我工作的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12月1日，其前身为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4月15日。主任是时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1954年10月改任教育部副部长），副主任周建人、胡绳。其中有两位河南籍编辑，而且都是周口人。曾次亮编地理课本，另一位杜子劲是周口西华人，编语文课本。最近为编《永远的淮阳师范》翻检资料，发现他还是淮阳师范校友，教国文，又是语文教育前辈。他的由教师、编辑而逐渐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竟与我颇多相似，不禁倍感亲切，爰作此文。

继承祖业，在颠沛流离中办学

曾次亮（1896—1967），原名纪堂，以字行，河南周口市太康县城关镇人。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地理学家。他出身于书香世家，其祖父、叔祖父和父亲都曾以教私塾为业，人称“父子三秀才”。父亲在他很小时就去世了，靠叔祖父接济，在家乡上私塾、小学以及淮阳省立第四中学。一度因生活困顿而休学，任太康县立简易师范附小教师。1919年考取北平高等师范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1923年任太康县教育局局长，不到一年即离去，从此继承祖业，开始教书生涯。先后在省立第三师范（信阳）、开封私立北仓女子中学（河南大学附中前身）、吉林毓文中学（金日成当时就读于该校）、焦作私立福中中学、南阳省立第五中学、信阳省立女子师范、开封省立女子中学等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他随校南迁。1938年7月12日，日军攻占淮阳，并以淮师作为敌军特务机关司令部，淮阳师范被迫提前于5月30日西迁，先后辗转于鲁山县文庙（1938、1939至1940）、内乡县泰山庙（1938）、西华县杨善寺（1941至1942）、商水县周口镇南寨陆陈会馆（1943）和县项城（1944至1945），在颠沛流离中办学。正是在这段最为动荡不安的艰苦岁月，曾次亮在淮阳师范工作7年（1938—1946），既教地理，也教国文。1946年回到开封，担任《河南省通志》编委、编审。1948年夏奔赴豫西解放区，任中南局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辑。1949年2月到中原大学研究班学习；5月调任中南人民政府教育部（后改为河南省教育厅）编辑；9月调北京，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辑。1950年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第一处（图书审读处）编辑。1954年转任古籍出版社编辑。1956年古籍出版社与中华书局合并，转任中华书局编审，直到1967年2月因肺病医治无效逝世。新中国第一套《初级中学本国地理课本》第一、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1962）即出自他手。著有《四千年气朔交食速算法》（中华书局1998），整理过近代思想家、教育家王韬的《春秋历学三种》《弢园著述总目》（见中华书局《弢园文录外编》1959），另有《史时量尺》《七政法源》《殷周秦汉历谱》《历代历律志数据表解》（未完成）等著作，均未出版。

追求进步，向往光明

作为大时代背景下不断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知识分子，曾次亮后来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他23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受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感受着新思想、新文化的气息，逐渐产生了民主革命的思想。他给家里写信，嘱咐妻子不要给女儿缠足、穿耳环，表明他在封建落后的家乡移风易俗的决心，无疑应为后来他的子女投身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1923年毕业时，他满怀改造教育的理想，回到家乡太康，出任教育局长。本打算大干一场，不料却陷入封建守旧势力的漩涡，最后只得愤而离去。他后来在回忆这段从政经历时说：“要推动县里政学界守旧势力进行有利于人民的文化建设事业，简直是与虎谋皮。你要前进，他们就群起而攻之。”在他任职的十来个月内，“几乎无日不在纠纷扰乱、生气吵架中度过……其中详细情况，若是文学家把它作为二十年代初期一个偏僻小县教育情况的素材，可以描写成一部十万字以上的现实主义小说”。从此他开始了20多年的教师生涯。1927年初，时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江梦霞到北仓女中找到曾次亮，介绍他参加尚处于地下的国民党。北伐军进驻开封，他参加了国民党的公开活动。后来，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开始清党，江梦霞被迫离开开封，后在豫南战役中英勇牺牲。1930年冬，国民党要求党员重新登记，曾次亮断然不予理睬。结果放寒假时，他接到国民党河南省党部通知：“这次举行党员重新登记，独曾次亮抗不履行，目无党纪，着即开除党籍，并另行通知省内各机关、公私学校，不得任用此等害群之马。”看完通知，他反而感到一阵快意。为了生计，他才不得不在北师大同学帮助下，远走吉林毓文中学任教。在毓文中学期间，还参加了学生抗议日寇制造万宝山惨案的游行宣传。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所在的焦作福中中学学生举行罢课，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他因支持学生而被校长解聘。1932年在南阳省立五中，一国文教员诱骗学生填表加入秘密反动组织，曾次亮当众揭露其阴谋，大闹一场后离去。在淮阳师范期间，曾次亮因女儿曾克、曾兰都在延安，被校长污为“奸党之父”。校长还串通亲信贪污学生津贴，为了掩人耳目，把部分赃款均分给教职员，正直的曾次亮不但拒绝接受，还在朝会（早晨例会）上向全体学生揭发。校长恼羞成怒，指使亲信聚闹，企图围打帝次亮。结果适得其反，全校师生站到他的一边。他也被迫离开淮阳师范去了睢阳中学。1946年经友人介绍到开封河南省通志委员会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由教师到编辑的人生转向。

1947年，从延安派回开封的中共党员王晓舟，特地看望老师曾次亮。他喜出望外，当即提出要加入共产党。王晓舟动员他全家先到豫西解放区。他当即把三女儿曾耘和儿子曾一平送出，自己却因国民党空袭时被弹片伤了腿而没有走成。直到1948年夏，开封第二次解放，他才在王晓舟帮助下，携妻子武翠莲（武育英）和四女儿曾恬历尽艰辛，投奔豫西解放区，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接见。《新华日报》1948年11月16日以《河南老教育家曾次亮抵豫西》为题，报道了他历经艰险携眷逃离蒋管区、投奔解放区的消息。曾次亮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并于1958年在中华书局加入中国共产党。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大女儿曾克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革命作家。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和开国大典，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文联和作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在汤阴火线上》（1938）、《挺进大别山》（1950，茅盾作序）、《曾克散文选》（1979）、《战犹酣——刘伯承邓小平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与柯岗合著，2002）等。柯岗即她的丈夫张柯岗，军旅作家，有《柯岗文集》（5卷）传世。曾克的《盗天火的诗人——回忆我的老师柯仲平》曾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六年制重点高中语文现代文选读》下册（1985）。儿子曾一平为太原科技大学教授，发明汉字切音子声理想双拼方案、曾码汉字切音子声输入法、巧智拼图和自然世界历法方案等。小女儿曾恬与大学同学童庆炳结婚后都在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工作。著有《太阳还会爬起来：曾恬小说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王蒙作序）。短篇小说《实习生谢虹的故事》获1982年《人民教育》全国文学作品大赛佳作奖。晚年发明用于生命急救的“平安盒”曾获国家专利。女婿童庆炳为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饱学之士，贯通古今中外

曾次亮一生忠于自己的职业，刻苦自励，无论是当教师、编辑，还是做科研，都有一种庄严的使命感，绝不容许自己有任何懈怠或敷衍塞责。他在淮阳师范教书时，“性孤僻，酷嗜读书，其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购所爱书，深于天文律历学和《红楼梦》研究”（《淮阳师范学校志》）。他除了教地理，也教国文。因为他有真才实学，是公认的“饱学之士”，备课一丝不苟，教学认真，所以深受同学欢迎。他的学生曾回忆说：“我们都喜欢曾先生的课，地理课总是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画地图，讲完了，一幅精美的地图就展现在黑板上。他还善于把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历史故事及诗词歌赋穿插于地理课中，大家听起来津津有味，枯燥的地名通过联想可以记得很牢。”如讲黄河时，他引用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能使同学想象到黄河奔腾澎湃的气势。他教国文课，选文以文言为主，也选白话文。教文言文重点讲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文章风格以及如何欣赏。教白话文一般只略说全文主旨，介绍作者生平，分析作品特点，并列出作者的代表作，供学生课外阅读。所以他教的学生语文基础比较扎实，知识面较宽。

曾次亮的编辑生涯，从河南省通志委员会、中南区教科书委员会、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到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并成为他的终生职业。他编写了新中国成后的第一套《初级中学本国地理课本》，先后使用10多年。到中华书局后，他的学术兴趣就逐渐转向以中国历史为主，旁及文字学、音韵学、词学、红学及围棋。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上海出版的“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除外）中的天文志、律历志，其整理校勘方法都是由他确定的。俞筱尧《教员·编辑·历算专家——记曾次亮先生》说他“前20年的大部分精力用于教学，围绕教学钻研学问。后来自修了较扎实的天文学知识，逐渐成为他主要的专业，并且有自己的创造性的成果。识者都认为他是我国难得的研究古天文学的专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十分重视曾次亮的天文历算研究，曾邀请他参加在北京科学会堂的座谈会，他也得到了不少研究古代天文历法的参考资料。他的同事、著名文史专家宋云彬在日记中曾多次提到曾次亮，说他“实有专长”，“余于历律为门外汉，前标点时皆请教曾次亮”（《宋云彬日记》）。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启功曾在中华书局参加标点清史的工作。他对于历史历法问题有时没有把握，就向曾次亮请教。直到后来很久，他见到曾次亮的女婿童庆炳时还会问起：“曾老先生怎么样了？身体还好吗？他的学问很好。”（童庆炳《启功先生二三事》）他的助手赵琪在《忆曾次亮师》中说：“他虽然学的是史地专业，但兴趣广泛，古典文学、诗词、音律他都爱好，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曾先生早年就爱好天文，在大学时，每于晴朗的夜晚，与知己同学漫步校园，切磋学业，他常仰视天象，漫话星空以为乐事。后来，由于考史的需要，倾半生精力钻研“二十四史”的天文志和律历志，加之他对现代天文学也有一定根底，所以能贯通古今中外。”1936年他曾自费刊印《汉语拼音新方案》《曾氏速记术》《十三月新历法》，称为“三小发明”，另编有《词选》。最能说明他业余爱好钻研之深的，当属“红学”。1963年，他看到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讨论《红楼梦》的文章，认为讨论有偏向，就给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写信，提出他的看法。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亲自在北京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召开座谈会，邀请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等红学家，讨论他的意见。这说明，他的《红楼梦》研究决不是“玩票”性质，而是已经上升到“红学”研究的学术高度。（于2022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