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1940年12月16日出版的《宇宙风》半月刊第111期上，有一篇《一个沦陷区少女的日记》。这应该是一篇小说，作者“金启华”可能是真名。就我所知，那时真有个金启华，安徽来安人，恰是文学之士——1938年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1942年毕业并留校任教，据说稍后考入西南联大文科研究院，实际上是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文学研究院的。1951年金启华任教于山东师范学院，1954年调任南京师范学院至终老，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对《诗经》、唐诗尤其是杜诗以及宋词很有研究。当金启华先生写作这篇小说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在随校辗转过程中对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与悲愤感同身受，于是写了这篇《一个沦陷区少女的日记》，透过一个少女的心与眼，对家国的灾难、侵略者的横暴和流民的悲辛与不甘，有非常痛切的表现。当然，作为一篇小说，作者虽然有生活的观察，但小说毕竟难免拟想，在真切性上是不能与真正的日记相比的。
推想起来，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里肯定有不止一人偷偷写日记，暗暗记下自己的观察和体验、悲愤和抗争。只可惜时过境迁，这样的沦陷日记是很难保存下来、更少出版机会。也因此颇感慰心的是，居然有那么一部沦陷区人士的日记，而且是山东沦陷区里一个少女的日记被保存下来了，最近即将由美中时报出版社出版。该社的张来民先生是我的老朋友，由于他的推荐，我得以提前拜读这部《山东沦陷区乡村女教师日记》的手稿和校样，深感它是一本特别珍贵的战时文献，具有历史与文学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日记细致地记述了少女田瑩在沦陷区的重重压抑和坚定不移的家国情怀，使读者对艰难的抗战史有了具体而微的理解，所以是非常难得的微观史学文献，另一方面日记也细腻记述了一个乡村少女的战时体验、成长经历和坚韧守望的心路历程，无疑是沦陷区抵抗文学的宝贵收获。
二
抗战时期的山东地位特殊、情况复杂。“七七”事变后日军猖狂进攻华北，山东地接京津且濒临渤海黄海，成为日军重点进攻地区、受到海陆两面的夹击。彼时掌握山东军政大权的军阀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擅自撤退，致使山东大部很快沦于敌手，成为沦陷区。国民政府先后任命沈鸿烈和何思源为山东省主席，努力重建山东基层政权，“国军”也曾组织力量重进山东，如于学忠将军在韩复榘被处决后接掌山东军队指挥大权，担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稍后又出任鲁苏战区总司令，他将山东分散的游击部队改为鲁苏战区十个游击纵队，试图有所作为，却因与省主席沈鸿烈产生矛盾，受其掣肘，也就难有大作为，于学忠在1943年被迫解甲归田。日军在山东的进攻则时有起伏而不免顾此失彼，其基层统治主要靠维持会和新民会勉强维持，只是由于山东地接南北、兼拥海陆的重要性，日军虽然不断收缩山东战线，却一直没有放弃对山东的占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则积极开展平原游击战、积极建立民主政权。抗战初期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黎玉就领导了徂徕山武装起义，并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为山东抗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山东纵队与徐向前、罗荣桓领导的八路军115师汇合为一，山东八路军进一步发展壮大。至1945年8月山东八路军已达27万人、还有民兵50余万，建立了鲁中、鲁西、鲁南、胶东、清河、滨海军区，使山东成为最强大的抗日根据地。中共和八路军的抗日活动赢得了山东人民的积极支持，军民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沂蒙、胶东、滨海涌现出许多军民一心、生死与共的事迹。随着八路军在山东成功开展平原游击战和中共向沦陷区的宣传渗透，日伪占据的沦陷区日渐削弱。……国共与日伪势力就这样在博弈中此消彼长。
这部《山东沦陷区乡村女教师日记》的作者田瑩（自署“冰痕”），是山东黄县（今归龙口市）的一位乡村女知识青年。黄县那时属于胶东地区，抗战时期那里既盘踞着敌伪势力，也有国民党势力的活动，八路军领导的胶东根据地也在艰苦中日渐壮大。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打响了胶东抗日的第一枪，胶东党组织在掖县、蓬莱、黄县等地发动群众，建立了数千人的革命武装和抗日民主政府；稍后成立了胶东军区，许世友任司令员，他领导的八路军第五支队和胶东军区部队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的进攻，进一步扩大了胶东抗日根据。后来曾经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林乎加（1916—2018）当年就曾在胶东地区担任乡村农学校长，开展对基层群众的抗日宣教工作。据一些抗战史研究论著的记述，胶东抗日根据地“至1944年，通过攻势作战连成四大战略区。1945年发起讨伐伪军战役，扩大根据地范围，抗战胜利时已建立5个专署、38个县级政权，部队歼敌13.4万余人，党员达6.3万人。”（以上概述参考了百度百科《胶东抗日根据地》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和《山东抗日战争史》，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著，齐鲁书社，2025年7月）。
田瑩的日记始于1940年4月，终于1943年1月，这正是山东抗战最为艰难的岁月。当田瑩开始写日记时还是一个17岁的少女，小学毕业两年了，因无力升学而居家，稍后在本村的小学觅得教职。这部日记详细记述了她任教期间的见闻与感怀，文笔细腻，令人读来感同身受。日记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田瑩细致地记下了她在沦陷区里生活的困顿与苦闷。从日记里可以看出，田瑩的家乡虽然在乡村，但距离滨海的城市龙口、烟台、青岛较近，抗战前那里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居民多从事商业而非以农耕养家，田瑩的父亲就外出烟台等地经商，业余写作旧派通俗小说，家境原本是不错的。战前黄县的乡村教育也比较普及，黄家众多子女包括田瑩都有上学受教育的机会——田瑩就是在村里的小学接受了良好的初级教育。可是，日寇发动的侵华战争使山东大部沦陷、人民流离失所，滞留在沦陷区的人民生活也大受影响，很快限于困顿和破产的境地。田瑩是很好学的，她在小学毕业后很想升入中学继续学业。但家乡的沦陷使父亲的生意逐渐限于困境，不得不写小说谋生，也无济于事，这使田瑩升学无望。她在日记多次记述失学的痛苦。如农历一九四零年四月初七日的日记——
时光蹉跎，这一年竟过了四个月，春色恼人，处处伤心。从毕业一直到现在，这颗心总没活跃起来，消沉，消沉，仍是消沉。……环境作祟，学业竟半途作废，不使我继续升学，少年华柔，大好时光竟这样无声息地消磨于家庭中。转眼已经十七岁了，正是努力向上的时候，每念及此，澹【潸】然泪下，痛愤非常。
失学是田瑩最大的隐痛，但懂事的她明白这是不得已的事情，只能悄悄隐忍。后来她到村里小学任教，多少弥补了失学之痛，但薪金微薄，对家计没有多大帮助。她只能尽力帮母亲操持家计，每日盼望着在外的父亲寄钱来接济家中，但她知道父亲也是东挪西借、母亲又有孕在身，更倍感沦陷区生活的艰辛与无望。如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就记述她拿了薄薄十元薪金归家的感叹——
拿了薄薄的十元钞票，走进了家门，走进了那阴暗零乱的屋子，照例是母亲含愁的脸，弟妹含笑无知的脸，捏着那十元钞票，我真想痛哭出来，这区区十元钱，够得什么呢？
生在这大变动时代，生在这风雨飘摇的中国，生在这简陋古老的乡村，而且又是帝国主义压迫下，我还有什么话说，现在富人尚难以求生，穷人更何须说得。
父亲奔波风尘，只为生活忙碌，只以血汗赚钱，又要顾及到家中妻子儿女，他的心会有一时的安适吗？
母亲尚在产期，就要打算粮草，如果有钱那倒容易，所差就是无钱，连鸡蛋都舍不得买呢！对着如此景况，我会不害愁吗？我还有别的心思吗？什么前途，什么希望，想到此时，一切的心都淡了。
留在沦陷区农村的村民生活困顿、没有前途，外出到城市如烟台、青岛谋生的人也生计艰难，甚至更惨。田瑩的在外经商的父亲后来失业了，靠借债度日、有家难归。田瑩写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的日记，更悲愤难抑地记述了自己的同村玩伴和小学同学嘉铎在外因失业而被迫自杀的悲剧——
忽听见光叔说加铎是自杀，吃了多量的安眠药片，已无可救药。 原因是商店要裁员，凡是今年新来的一律裁下，他当然是被裁之一，这样来家，恐怕要受斥责，懊悔之下，以死了之。本来在意料中，他恐怕是自杀，至今果然证实了。本来他的环境太坏，家里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一个人了解他，总之家庭害了他，社会害了他，懦弱者、牺牲者，一个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是全个社会害了他，害了他……
他为什么就死了呢，那临死前的心情呦，那踌躇、那痛楚的心， 难道他没有一些留恋吗？
他叔父来了，说灵柩随后就到，我怎样形容我的心哪？我只想尽情的哭出来，我恨不能亲自飞到他的眼前，把他抓活了来。他为什么就死了呢？他还那样年轻，青年人不应该如此的懦弱，我们要挣扎，我们要活着呀！我们……
对年轻的田瑩来说，更切身的苦闷是婚姻问题。作为一个受到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影响的年轻姑娘，田瑩有自己的爱情理想，从她的日记看她也暗暗有所爱恋，但难以如愿；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家计的艰难，父母亲不得不考虑把她嫁出去。对此她起初是不想接受的，后来眼看父母窘困愁苦日增，她只能勉强自己接受这个不能自主的命运。一九四二年五月的两则日记就记下她的苦闷和无奈——
下午母亲领小弟弟来叫光叔，仿佛又关于我的婚事，心机一动，我立刻就明白了，不过究竟怎样我却不知晓。唉！真愁人，家中生活日渐困窘，父亲昨日来信说，在目前青岛生意非常恶劣，各家都裁人，谋事真非容易。这许多事情凑在一起，压上了我的身，我真有点承受不起。我想我尚年轻，婚事一层并不须求，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上面去，然而问题却逼到了眼前。我没有一点快乐与希望的心情，对于这些事情，我只感到可怕与平凡，一切是多么没意思呀！生为一个女人是这么不容易呀！
——五月二十五日日记
母亲把光叔叫来，仍是为了那婚事，母亲已是千肯万肯了，而且很着急，这一个严重的问题似乎就在眼前。我彷徨无主，惆 怅难言，对谁来泄露这心曲呢？
——五月二十九日日记
这些记述真切地反映了沦陷区人民在日伪统治下日渐困顿的生活、压抑在心的苦闷以至于绝望自杀的悲剧，令我们在七八十年之后读来仍然悲愤难抑。
另一方面，这部少女日记虽在沦陷区的压抑环境中偷偷写出，仍然充满了不可遏止的家国情怀、对日伪的愤怒抗议和蛰居待旦的心灵坚守。如一九四零年农历六月初二日的日记，就记述了八路军与伪军的激烈交火，表达了对枉为中国人的伪军之鄙夷与谴责——
午后，太阳更光明了。轧轧的飞机声，又充入耳际，不知多少同胞，又要被炸了。这几天来，八路军和伪军作战很激烈，不分胜负，两方都死伤不少人。晚上时常可以听到炮声和机关枪声。可耻呀！同胞们，中国人打中国人，打得是这样的兴奋。天地间最高能的莫过于人类，最万恶的也莫过于人类，自相残杀，原是人类的天性吗？
“可耻呀！同胞们，中国人打中国人”，乃是指斥同样作为中国人的伪军之无耻的。一九四零年农历七月初九日的日记则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抗议——
上午，遂善叔来了。刚从济南回家，他从烟台经过，曾去看过父亲哩。没有事情，只说目前要想去北京，但不知为了什么又作罢。母亲又问了一会青岛的情形，他说买卖也不好，做公债信的多，一切都受 XX 的协制，东三省又不准汇钱，农村经济不是更要恐慌吗？亡国奴不是这样容易做的。往后的痛苦比这时要厉害的多呀！一切农商业都操纵在 XX人手里。
这里的“XX”是“日本”的代指。身在沦陷区的田瑩常常要面对日伪的“和平”宣传，她不能不应付，但内心的坚守是毫不动摇的。有时她和她的同事以慢待抵制之，如一九四一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记述道：“新民会的会员又领着一批人来了，一个个都洋洋得意的样子，而且贼眉贼眼的很有些流氓气。我们气不过都走出教室，然而他们又尾随着我们，真可恨极了。天还不晌便放学了，校长声明，下午要早早来听讲。我们商议说，故意晚点来。”稍早的一九四一年农历二月十七日的日记则记录了一次实在躲不开的遭遇，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
天微有些阴，吃了早饭，匆匆的上学校，因为今天城里新民会来宣传演讲，约于上午八点钟到齐。到校不久，位庄北杨家疃两处小学都来了，分站在操场的两端。又不久，新民会的人也来了，于是我们也把学生整队出校，站在操场的南端。后来大家又复坐下，天色灰沉沉的，带几分忧郁。操场上除了学生外，只寥寥有几个人。校门口放一张桌子，是预备演讲用的。第一个是个中国人，初上桌子时，有些局促不安，脸孔还时常发红，大概也有羞愧吧。至于演讲的大意，无非是中日亲善、兴亚救国，这一类的亡国话。后来换了一个日本人，约莫有二十七八岁，细细的修短和度的身材，清癯的微白的脸，剑一样的眉，英俊的眼，态度沉静而庄严，面上永远没有笑容，装束更是朴素，灰小夹袄、青布夹裤、白线袜、软底布鞋。虽然是这样一个并不讨厌的人，然而他究竟是日本人啊。我们愁深如海，我们不能饶恕他。我们虽没力量杀死他，然而我们绝不会忘记他。他演讲的时间很久，我们听得都有些头昏，于是离开操场回到办公室。无意间又触到校门口那两面大国旗，一面是五色旗，一面是太阳旗，这滋味多么令人痛心哪。记得有三年不曾看见我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可恨哪这些走狗还是那样，洋洋得意的风度。
从田瑩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她之所以具有坚定的家国情怀以至于阶级政治意识，除了传统教育之外，还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宣传教育活动有关。前面提到的林乎加先生在抗战时期就是在胶东地区乡学校开展宣教工作的中共人士，后来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这种宣传教育工作恰是国民党方面很欠缺的。此所以并非偶然的是，田瑩在日记里常常写到当自己苦闷不堪的时候，同村同校的另一个年长些的教师博光叔总是及时地与她谈心、给她鼓励并指导她阅读进步书籍，甚至定期定点地给她和同村青年讲解《新哲学》，帮助他们认识社会和人生、增强对生活和国家的信心。看得出来，“博光叔”其实是一个有着中共背景的宣传教育工作者。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的日记里，就有“午后光叔仍来（家）讲书，今天是讲中国过去及现在的战争事迹、国家将来的趋势”的记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六日的日记更有这样的记述：“傍晚去本珍家，遇博光叔在那里讲《新哲学》。”田瑩稍后也成了这个沦陷区乡村青年读书会的积极分子，并从博光那里借回《新哲学》在家阅读。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记就记述了她在家认真阅读《新哲学》的情景：“饭后拢了拢头，伏在桌上看《新哲学》。很沉静的读着，内容很好，我倒喜欢，不过有比较深刻的地方，我必须细读才能明了。……”紧接着的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记，更详细地记下了《新哲学》对自己的思想启迪——
《新哲学》上所说的：现在是经济恐慌的时代，我们所最苦恼的是失业和生活难的问题。人遇到失业和生活难的时候，当然要觉得失望的，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必然要有的感情，不过除了失望之外，同时还有许多感想，这感想可就是人各不同了，有的人失望到了极点，会感到人生没有意味，以为世界无可留恋，于是就自杀，这种人的感想里就潜伏着一种厌世主义的哲学思想，这是第一种。有的人相信运命观念，遇到困难的时候只埋怨自己的命苦，既然是命定了，当然只好忍受着牛马的生活，不敢希望抬头，这种人以为困难是命中注定的主动忍受，这里就有宿命论的哲学思想，这是第二种。又有的人认为生活难并不是生前命运注定，而是事实上有许多原因造成，如果能看清楚这原因，从事实上去求解决，终有一天可以将我们的生活提高，于是他临到困难的当前就不屈服忍受，更不会自杀，他只是认真的去研究事实，研究所以造成困难的种种原因，并且根据所研究所知道的去决定奋斗的方法。这种人认为人们只要看清楚客观事实，就可以努力克服眼前的困难，这里就有了现实主义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唯物论的哲学思想，这是第三种。这三种感想只是最常见的，并不能概括一切。还有第四种人，把人生看作游戏，把职业看作享受虚荣的手段，这是享受主义或享乐主义，也是与一种哲学思想有关系的。
我就是第二种的宿命论的哲学思想潜入者，这是自然发生的哲学思想，也是生活环境的影响。若是顺着自然发生的思想去做事，常常会将我们引入迷途。为要防止这种危险，我们就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去懂得正确的哲学，由正确的哲学里获得稳固的认识，找到正确的方法去认识我们周围的一切。有了正确的认识，才有正确的行为，才可以解决当前的困难。
（田瑩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记原稿）
这本《新哲学》显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之列——事实上，田瑩学习《新哲学》的这则日记的第一大段，乃是对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第一章“绪论”第二节的摘录，接着的一段才是田瑩的读后感。大概由于《大众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著作不能在沦陷区流通，所以曾经被改名为《新哲学》以为掩护吧。田瑩的这则日记生动地表明，中共和八路军在山东的发展壮大与国民党军政势力在山东的节节败退，的确与深入基层民众的宣传教育工作之有无息息相关。应该说，田瑩学习《新哲学》的日记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沦陷区传播的珍贵史料。同时，日记也记录了八路军报纸在沦陷区的传播，使备感压抑的田瑩深受鼓舞。如一九四一年六月七日的日记就记录了田瑩看到八路军报纸的感愧之情——
走进办公室，只马大叔一人在改算草。他微笑着告诉我说：校长的小屋里来了两张八路的报纸。我走去看，我的眼光扫遍了模糊不清的报纸，我不能详细的看，我立刻醒悟似的忆起了一切，往日的激情，往日抗日情绪的紧张激烈，反观出今日的生活的安适，我的心不由得痛楚了一下，我感到现实空虚的可怕。我仿佛看见了许多有力的、坚强的青年，散布在田边山角，热情充满了他们的脸，热血烧沸了他们的心，他们在流着汗，拼命工作抵抗，他们微笑的牺牲了。我又一次看报纸，我瞥见了报纸的每个角落，都响遍了青年们的呐喊。我不知怎样安配我自己，我赶快的离开了这使人窒息的小屋，我又回到了办公室，一切还是那么平和，阳光静静的躺在窗台上、风琴上，人们悠闲的踱着，微笑的谈着，衣衫鬓影，还是那么耀人。一个小小的区域，竟是这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校长那里看到“八路的报纸”，足证八路军的宣传工作深入到沦陷区基层。
田瑩的日记是悄悄写给自己、没想披露于人的，不料却以自然而然的记述成就了一部具体而微的“沦陷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史”，而它所记述的沦陷区“日常生活”，与一些妥协文人所谓只因不幸生逢乱世、故此不妨苟全性命、但求现世安稳的“日常生活”态度大异其趣——在田瑩的日记中蕴含着真切的生活苦闷、深挚的家国情怀和不屈的抵抗意志，这才是沦陷区人民“日常生活”的真实！
三
与金启华的小说《一个沦陷区少女的日记》不同，田瑩的这部记述其在沦陷区所见所感的日记并未自觉地追求文学性，但其自然而然地书写所达到的文学性或艺术美感，却毫不逊色于金启华自觉创作的小说《一个沦陷区少女的日记》。
田瑩日记的文学性其实并非偶然的幸致。田瑩虽然只读完小学，但出生于一个有艺术传统的家庭——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有相当文学艺术修养的旧派通俗小说家。来自家庭的潜移默化的文艺熏陶，使田瑩自幼就爱好文学而且养成了良好的艺术感受力，她在小学期间就比较广泛涉猎了不少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小学毕业后失学在家的两年和随后任教小学的三年间，她为了排遣生活的烦恼和沦陷的压抑，进一步阅读了颇多的古今中外文学经典，尤其爱读现代文学作品，几乎是如饥似渴地寻找文学作品来阅读，这进一步提高了田瑩的文艺修养。父亲给田瑩的回信也肯定了她的文学修养——“父亲来信夸奖我说，不，是鼓励，说我信写得好，措辞简练透彻，确有可观。又说这样对文学的修养，狠下过一番苦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是的，从田瑩的日记里可以频频看到她经常阅读鲁迅、茅盾、冰心、丁玲、巴金、张恨水的作品以至西方抒情文学如《茵梦湖》等作品，并在日记里记下自己的阅读体会。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的日记，就记下了她重读《作家》月刊鲁迅逝世专号而激动和悲切的复杂心情——
重翻《作家月刊》，看见了一篇一篇沉痛的文章，充满了青年们茫然无主的情绪，还有那些鲁迅先生的照片手迹，那些生动的照片，从年轻的学生时代，直到老年，直到他死后，沉郁的脸上总是那么平静。青年时代的鲁迅，更是端正可爱，沉毅的饱圆的脸，剑一样的眉，紧皱的眉峰，一对深沉的、秀长的眼睛，紧闭的口辅，表示了先生清洁高远的命运，脱俗超人的气派。先生的伟大是无可比拟，先生的英勇是一切所不能阻挡的，然而先生死了，文坛上坠落了一颗明星，中国失去了引路的明灯，青年门失去了一双臂膀。这伟大的、前进的文学家，这新文化的创造者、指导者，这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最坚决、最英勇的战士，就这样轻轻的被死神拖走了，他还算年轻，他还有更重的责任，然而他不顾一切的走了，他丢下一切的走了，他永远的安息了。
记起鲁迅先生，我的心便生出一种焦急的情绪，一种失望，一种无法补偿的失望，我是没有机会看见他了。那样有思想的老人是多么可爱啊，然而可爱的人却都死了。
此前一天的日记所记则是“晚上把《虹》看了半本，很受感动，一时情绪非常紧张，我听得自己的心在砰砰的直跳。但睡眠却安适，只是早晨又起晏了。”《虹》是另一个现代小说大家茅盾的代表作之一。而在一九四一年农历三月初二的日记里，又有在博光叔家“翻看一本《现代中国小品散文选》，觉得内容很好，因此爱不释手的默读着”的记载。诸如此类文学阅读及其体会的记录，在田瑩的日记里可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些阅读无形中提高了田瑩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能力，使她的日记书写虽无意于文学却自然而然具备了比较充分的文学性。
文学性在田瑩日记里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比较显而易见的是记叙人事观感的体贴入微、笔端常带感情而且善于融景入情，很有感染力。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日的日记里，田瑩得知少时玩伴嘉铎死于青岛的消息而不胜震惊以至于不禁木然，次日的日记则在象征性情景下细致地抒写了自己痛定思痛的悲愤心情——
午夜，窗外又滴滴答答的落雨了。这幽灵似的雨啊！在这暗夜的寂静的空气里，显的多么空虚啊！这里充满了死的气息，这死一般的寂寞呀！
早晨雨停了，然而仍是阴霾的天气，沉郁的阴云罩住天空，给了人不可名状的悲愁与压力。天气很暖，没有一丝风，静静的，空气有些沉闷。
她们又提到了加铎，我起初还勉强着苦笑，然而眼泪却终于夺眶而出。这热情之泪啊，就让它流吧！听到他的死耗，我第一次哭了，昨天只是木然。我们究竟太熟了，我们同在一起消磨了六年的学生光阴，今年春天我曾在他家里睡，初春的晚上薄寒袭人，晶莹的月下，我们常低徊攀谈。他祖父的生日，家里开了留声机，特地叫我去听，桌边围了那么些人，轮、本珍。如是两三回。灯光下几个人讲着一些事，他那口吃的话语，他的希望，他的意志，如今还很清晰的响在我耳际，我不能够忘记他，他对我表示着诚恳、纯洁的好感，然而我是个矫情的人，我不能接受任何人的好意。我往往给他以淡漠的表情，我对任何人都有些不近人情的地方，对他当然不能例外。如今往事都成陈迹，我用什么方法追回既死的他。就这样的别离了吗？那临死前的心情是怎样的凄凉？死是这么的伟大吗？为什么偏要叫这些青年死去呢？
屋子里悄悄的，只我和增誉，窗外又潇潇的落雨了，一丝丝细如愁呀！忽然天色暗得惊人，那黑暗就像要压了下来，一阵寒风卷来，吹得窗外的槐树飒飒的响，这声音很悲凄很悲愤。我忽然意识出这是加铎的幽灵来家了，这阴沉的天色便是象征了。
同时，诚如田瑩自己所说，其日记“是我生活的真迹，心泉流过的痕迹”，所以她的书写就带有自我心理分析的成分，从而赋予日记以细腻的心理特色。这特色其实贯穿于整部日记的记事、抒情、写景以至记梦，成为其文学性的现代性之所在。如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七日的日记，先是美的梦境和美的景色的描述——
晚上不断的做梦，许多美丽的梦，一个连着一个，仿佛一晚上都在做梦。
时候像在傍晚，薄暮时分，家人都坐在院中，屋宇房舍也焕然一新，西天落日将坠，血红的光渲染了半边天，夕阳将沉的回瞥，照彻了一时的黑暗，一切都幻成美丽的色彩。西边的粉墙下，一株石榴树，石榴累累满枝，红艳欲滴，仿佛还有一株英挺的松树，苍翠浓绿。在夕阳的幽辉里，英伟的松针也含着几分温柔。又仿佛有一株杏树，娇小精致的枝干，一头绒样的粉色的花，缀满了枝头，艳红的霞光里，它像披了喜纱似的，晕上了一层淡淡的红光，那样幽媚，那样醉人。西天还是血一般的鲜红，碧绿的松针、粉红的杏花，浸在夕阳的幽辉里，像喝醉了酒的少女的面颊，向着人嫣然一笑，这幽煌的光辉就像大年夜烛光灯影下一般。我亲切的记得，我含着微笑，注视这美丽的西天和西天下那几株娇艳的树，然而这是梦。
然后是欣遇自己的“梦中情人”——“一个英挺俊秀的少年”的记述，细腻地传达出一个少女情窦初开而羞喜交加的心理，而其实那一切仍只是一场美丽的梦境而已，读来很有弗洛伊德所谓“白日梦”的复杂微妙之美感——
另一个时候，是白昼，光景是仍在学校，课室内纷乱的人群中，发现了那个久埋藏于我心底的影子，他还是坐在那最后的一个桌子上埋头看书，偶然抬头，仍是那张微笑的端正的脸，仍是那漆黑的锋利的目光，飘散的短发还覆在额际，紧闭的口辅，表示了坚定的意志，一种至少是属于沉静的美，一身纯白的衣裤还是那么洁净，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依然很鲜明，一个英挺俊秀的少年站在我的眼前，但一抬头不见了他，人群也没有了，课室也没有了，时间失了记录，空间，失了存在，我自己也没有了。啊！一个梦，这久埋藏的心底的影子突然闯于我的梦中。醒来依然是光明的太阳爬满窗，蔚蓝的天，罩在头上，我并不曾见过他，徒引起我的牵念，徒使我苦苦的追忆，他现在到底怎样了？听说漆黑的短发已经剃去，在医院里埋头看书呢！不想了，一切多么无聊！
窃以为，《山东沦陷区乡村女教师日记》在心理描写和分析上的成就，其实比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多数日记体小说更出色。这对不过二十岁的田瑩来说，是非常难得而又自然而然的成功，而之所以成功则在于田瑩自觉地将其日记视为“心泉流过的痕迹”，所以她的记述乃是其心理的自然流露，微妙真切而无勉强之感。
四
学术界和出版界长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使在沦陷的险恶环境里仍有不少有心人悄悄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和记述。忽视这些珍贵的记忆和记述是很不应该的。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在北大图书馆翻阅民国旧书报刊，偶然看到《大中》杂志上连载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赵承信的《狱中杂记》，真是过目难忘。其所谓“狱中”，指的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封，校领导层的司徒雷登、陆志韦（曾任燕大校长）和一众教授如邓之诚、张东荪、赵紫宸、赵承信等都被逮捕、关押在老北大红楼的地下室里，羁押一个多月后才保释出狱蛰居家中，他们出狱后相约撰写狱中记，记下自己的战争体验和铁窗记忆。赵承信所写即是《狱中杂记》，战后在《大中》杂志上连载。我一章章读过杂志上的《狱中杂记》，很震撼也很感慨。后来到北大图书馆借书，图书管理员容许我进书库随意翻阅，居然在书架上翻到了《狱中杂记》的连载装订本，当时误以为那是赵承信自己装订后留存在老燕大图书馆的，后来才知道是《大众》杂志社合订的，以便于关心此书的读者能够集中阅读，庶几不忘民族抵抗的艰难历史。同样的，亲历了上海沦陷区生活的作家郑振铎和李健吾等也在战后写作了《蛰居散记》和《切梦刀》等散文集，特意为那段艰难的战时生活留下了记忆的存证。应该说，这些战争亲历者当年所写的日记与战后的回忆录，记录了个人真实的战时经验和切身的生命体验，读读它们，无疑更能感同身受地体会身处战争中的个人备受压抑的苦闷和可贵的心灵坚守，也更能体会全民抗战的艰难与伟大。这些日记和回忆在宏大的抗战叙事之外提供了个人切身的战争体验，如今作为微观史学的珍贵文献和现代散文的独特文本，在近年渐渐受到关注。即如赵承信的《狱中杂记》、邓之诚的《南冠纪事》、张东荪的《狱中生活简记》、赵紫宸的《系狱记》，连同许广平的《遭难前后》，就被三晋出版社合编为“囚居丛书”，于2015年郑重推出。而郑振铎的《蛰居散记》和李健吾的《切梦刀》也在近年得到重版并被收入他们的文集或全集中。这些无疑都是很有意义也很有眼光的出版举措。
最容易被忽视的是一些无名小人物的战时亲历记如日记等，他们本是无名的小人物，当年在沦陷区默默写记、根本没有想到出版，即使侥幸保存下来，出版机会也很少。令人欣慰的是，其中的一些日记，如上海沦陷区青年颜滨的日记和山东沦陷区女青年田瑩当年所写的日记后来流落到旧书摊，近年被有心人购买下来、得以幸存。颜滨的日记已被整理为近四十万言的《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由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6月出版，田瑩的日记也被整理为三十万言的《山东沦陷区乡村女教师日记》，并以手迹与释文对开本的方式，由美中时报出版社推出。这要特别感谢历史学者采金先生——《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和《山东沦陷区乡村女教师日记》的搜集者和整理者，都是采金先生，没有他的慧眼识珠、慷慨购置和用心整理，这两部日记很可能早就散逸不存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两部写于南北沦陷区的日记都是沦陷区抵抗文学的宝贵收获。承张来民先生的美意，使我有机会较早看到《山东沦陷区乡村女教师日记》的手迹和校样，觉得其意义不亚于纳粹德国统治下的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藏身密室所写的《安妮日记》，所以为文略为介绍，希望引起更多学者和读者的注意。
2026年8月12日草成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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