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上旬得知恩师任访秋先生病危的消息，我即匆忙返汴探望。其时先生昏迷不醒已达数日，病情的凶险和他困顿已极的神情，使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但转危为安的可能也不是一点就没有。6月16日下午我到医院与先生道别时(当时我因清华的教学工作尚未结束，且必须带小女雪洁在6月18日上午赶到清华幼儿园接受入园检查，所以不得不挈妇将雏，启程返京)，看到先生的病情似乎有明显的好转，不但由昏迷中苏醒，并且还在护士的帮助下与我作了短暂的交谈。这让我略感宽慰，衷心祈祷先生从此脱离危险，早日康复。返京后又数次与关爱和师兄联系，得知先生喉管已可缝合，正在恢复中，这更让我欢欣鼓舞。殊不料，噩耗突降，先生终于不起，而于7月3日撒手人世。回想半月前与先生的话别，竟成永诀，悲不自胜；复念先生病危期间，我本应时刻陪侍在侧，却因公私事务缠身而未能克尽弟子之劳，愧复何言!
然而不论是为私还是为公，我都理应写点什么。连日来，久旱的北方普降大雨，车窗外的草木在雨露滋润下生意盎然，一片青翠。顾念先生一生从教70年，其教泽之深广，世所罕比；而先生为人谦和，虽作育人才无数而从不矜夸，其化人也诚如雨露润物，沉潜而无声，故学界罕知。即以我自己为例，原本出生乡野，不才少文，而能略窥学术门径，较为顺利地走上学术道路，追根溯源，端赖先生的优容不弃和苦心栽培。今日回想先生对我的深恩厚泽，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至为深刻。这两件事既是先生和我之间师生因缘的印证，从中亦可以看出先生迥异时贤的学术眼界和瞩意高远的教学之道。
1986 年6 月20 日下午在河南大学10 号楼硕士论文答辩 （左起刘增杰先生、魏绍馨先生、任访秋先生、赵明先生，右解志熙）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报考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际。1983年春季，我在故乡母校甘肃省环县第一中学工作一年之后报考了任先生和刘增杰先生、赵明先生合招的硕士生。因为自己学术基础薄弱，加上僻处边远山区，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几乎毫无所知，所以我的初试成绩并不好，总分大概只排在第三或者第四名，而最主要的专业科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成绩只勉强及格，在参加复试的七名同学中可能是最差的。因此当我在同年的“五一”前后赴河南大学参加复试时，心中颇为惶恐，实在没有底，但最终我却被录取。据我后来所知这与任先生的破格优容和迥异时贤的教学之道有关。记得那年的复试特别认真，除三位先生亲临口试外，还加试了有相当难度的笔试，而笔试试题显然出于任先生之手：三道大题中有两题是关于古典文学的，另外一题——鲁迅为何在其第二部小说集《彷徨》的扉页上题写屈原《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涉及到现代作家与古典文学的关系。说实话，如此注重古典文学基础以及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的考题，大大出乎我们这些现代文学考生的意料，所以复试中有几位同学一时不知从何下笔，而我则因复试成绩较好而蒙先生赏拔录取。但我今日重提此事，并无得意之感，因为我当时的古典文学基础并不见得比与试同学好多少，想来倒是因为我僻处边远山区，无时新书籍可读，所能温习者惟有古典文学书籍而已，并且侥幸的是在我们那所山区中学的图书馆中居然有先生5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所以我在考前对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略知一二，也在无意中占了便宜。而我之所以对此事铭记不忘，一则自然是因为先生的优容不弃，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从一个乡村青年走上了学术道路；二则更重要的是日后越来越感到先生当日以这样的考题测试考生，可谓用心良苦，瞩意高远。因为不论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哪一段，熟悉古典文学的传统都是至关重要的。至少我自己受此警示，在入学之后，虽专攻现代文学．但从不敢懈怠对古典文学的补习，至今在研究工作中每当涉及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的问题时尚不至于茫然无知，则全赖先生的开启。所以先生的优容不仅使我走上了学术之路，而且他的“别有用心”的考题从一开始就端正了我的求学路径。进而言之，先生如此瞩意命题，亦凝结着他一生治学的宝贵经验。如所周知。任先生一生治学，从容出入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从不划地自限，故能上下贯通，多所创获，尤于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之来龙去脉颇多过人的发现。先生晚年，更是深思熟虑，治学以近代文学为中介，而着力发明中国文学以至于中国文化从古典向现代转化的内在源流。
这一迥异时贤的学术思路对门下弟子影响至为深刻。我自己尤受启迪的是入学之初，读到先生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上的《〈女神〉中的“泛神论”思想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一文，真有茅塞顿开之感。在这篇文章的发端，先生即指出：“过去论《女神》中‘泛神论’思想的多偏重于诗人所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忽略了它是渊源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现在读了诗人自己论述的文章(指郭沫若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和《论中德文化书》二文——志熙按)，使我们对《女神》中的‘泛神论’思想，就会有着进一步的理解。同时诗人这种对‘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看法，在1923年出现于中国思想界，的确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一件事。”这确是迥异常论的慧眼卓识，而先生之所以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显然与他深厚的古典修养和通达的学术眼界有关。而我自己正是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才对先生以古典文学试题测试现代文学考生的高远瞩意有所理解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记得80年代中期钱理群老师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曾颇为欣赏伍晓明同一内容的文章，但事实上伍晓明的文章晚出任先生文好几年，所以当我在1997年受刘增杰先生之命编选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点新时期以来的学术选集《19—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集》时，特意收录了任先生此文。其实，在先生的论著中，像这样博通古今、考镜源流的发现又何止一二；而可叹息者，学术界要认识先生与众不同的学术眼界和瞩意高远的教学之道，似乎尚需时日。
第二件事发生在我就读北大的第二年——1987年。此时我虽远离任先生，而先生注重沟通学术思想史与文学史关系的治学、教学特点，却又一次保护我在北大的博士资格考试中化险为夷。所谓博士资格考试其实应该叫博士论文写作资格考试才是。按北大的规定，博士生入学后第二年应通过所属一级学科中各主要分支学科主考老师的联合考试，且各科成绩均不低于85分，才可以做博士学位论文，否则即失去进一步学习的机会。说来真是不应该，我当时因为年少气盛，对古典文学主考老师的问题——他问我中国古典小说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其实也就是要我谈谈古代小说发展史——颇不耐烦，以为这样笼统的问题人人都能说出些一二三四，但谁也说不出个真正的子丑寅卯，所以我只用了三句话就将它打发了。虽然主考老师颇为耐心地再三启发我，我却固执地不愿承教，拒绝按他的启发去作发挥和补充。我的傲慢和固执当然使这位老师很不高兴（据考试结束后陪送这位老师返寓的同窗回来说，这位老师在回家途中即生气地直言我瞧不起他），所以坚持只给我80分。今日我亦身为人师，不难理解这位老师被伤害后的愤怒，他不当面斥责我已足见涵量了，所以我当时若真因此而使学业半途而废，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导师严家炎先生当时虽然着急，却无法为我说情。但庆幸的是——据严先生事后说，王瑶先生却主动为我说了好话。
其实，我和我的同窗最害怕的倒是过不了王先生这一关。因为考试前钱理群老师即警告我们师兄弟俩说：王先生好给不知山高水深的学生一个下马威，以杀杀其没来由的虚骄之气，而以王先生的博雅，他的问题也就往往出其不意，打学生一个措手不及而几乎从不失手的。所以我和我的同窗当时是怀着极为惶恐的心情走进考场——王瑶先生的书房的。而事情也真如钱老师所警告的那样，在各位主考老师一一考问过我们之后，袖手旁观的王瑶先生果然笑呵呵地向我们师兄弟俩发动了“突然袭击”。他首先用一个有关古代白话小说的版本学问题把我的那位极富才情的同窗掀下马来，接着又乘胜追击，考问我：胡适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与西方实证-实验主义思想和中国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有无关系?王先生提这样的问题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完全是一个非文学的学术思想史问题，今日看来虽是常识，在当时却属冷僻问题，但侥幸的是这个问题本身倒并未难住我，这是因为我在河南大学求学期间，曾经很幸运地从任先生那里得到过一些学术思想史的熏陶和指教。记得那时任先生给我们开过一门专业课——中国新文学的渊源。在这门课中，任先生不仅把中国新文学与晚明以来的近世文学革新思潮联系起来考察，使我们大开眼界，而且纵论中国学术思想与中国文学变迁的关系，使浅学如我者闻所未闻。而为了听懂任先生的讲课内容，我在课外不得不认真补习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知识，因而对从皮锡瑞到周予同的经学史论著，对章太炎的《尴书》、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史名著以及曹聚仁的通俗著作《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等均曾涉猎，至于胡适推崇清代汉学家的文章亦不陌生。应该说，幸而先有任先生给我的这点学术思想史“家底”，我才能较为从容地应对王先生的问题——记得当时曾举高邮王氏关于《战国策》中“左师触詟愿见赵太后”一语中“触詟”为“触龙言”之误的推断、被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所证实的事为例，说明汉学家基于经验的推断亦有暗合西方近代归纳法之处，但汉学家的治学方法终竟停留在经验性条例的水平，而未能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王先生对我的这番回答似乎颇感意外而又较为满意，因为当时像我这样的青年学子大都耽迷于外来的新方法、新观念热之中，而于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所知甚少，而王先生本人却正关注着近代以来中国古典学术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这一点我是事后才知的)，所以他较感满意之余才主动为我缓颊，促使那位古典文学主考老师改变了主意，放我一马，使我得以继续在北大的学业。但王先生恐怕并不知道我何以能如此侥幸地渡过他亲自设定的关口。
当我自己试后得悉此中曲折，自然对王先生的回护颇为感激，而追根溯源，对任先生给我的学术思想史教育，更是感佩有加，体会转深。事实上，在此之前我对任先生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加入学术思想史内容的良苦用心并不完全理解，此番经王先生的考问，方才明白任先生当日注重文学史与学术史相互发明的治学教学之道。对我这样根底浅薄的青年学子来说，实在是深根固本、瞩意高远之举。至今每想及此事，便觉人生虽不无侥幸，但为人为学也有万难侥幸之时，所以还是一切从难处、从拙处、从源头处做起，方是稳健正大之道。虽然我后来所做的一点工作集中在中西现代文学关系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方面，乍一看似与先生为学的旨趣有所不同，但其实我之所以如此选择，亦由先生导夫先路。至今犹记先生的讲稿《中国新文学渊源》即将成书时，其中“晚清西学输入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一章即交我抄校整理，因而给我极为深刻的影响，我后来的工作只不过继承了先生在这一学术方向上的余绪罢了。至于在方法上的注重“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亦源于先生的启发和示范。前几年我曾针对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些同代学者过好时髦“话语”而殊少笃实工作的学风，因而强调“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成为真正的学术，必须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其言若有一二可采之处，亦因先生早已有以启之。
藐予小子，晚生后进，而能入先生之门，亲承音旨，得闻绪论，幸何如之!但十多年来懒惰荒疏，固守一隅，未能于先生博大的学术取向有所发挥，惭何如之!而今追惟先生对我自为学到为人的诸多教诲，直至对我的远在穷乡僻壤的大家庭生活之关怀和对我的久拖不成的小家庭问题之关心，诚所谓深恩厚泽，有难以语言形容者。先圣有言：“君子之德风”。今先生虽归道山，而先生仁厚的人格和博通的学问仍存人间，其流风余韵，影响所及，必将超出亲承音旨者，而惠及更多的后学，我深信。
（本文选自解志熙著《砚台的记念》，原题：《深恩厚泽忆渊源——悼念任访秋师》，该书将由美中时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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