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建者和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在中国度过了半个世纪的时光，几乎将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所大学。宋雪博士以简洁而充满感情的文字，回顾了司徒雷登一生的中国情缘，以为他逝世六十周年的纪念。本文原刊香港《〈明报〉月刊》2022年第9期，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司徒雷登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美国华盛顿走完了86岁的传奇人生。他出生于杭州，在美完成学业后，又以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先是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1918年受教会委派，参与筹办并长期主持燕京大学，1946年就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离开中国。司徒雷登频繁往来于中美之间，以宗教信仰的热忱投身于教育事业，长期致力于增进中西之间的对话。燕大校友、历史学者林孟熹曾说，“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然而，在几十年世事沉浮之后，他实现了的梦想和未竟的心愿，都已在历史云烟中日渐模糊。

       2022年是司徒雷登逝世60周年，也是其付出毕生心血的燕京大学在院系调整中撤销建制70周年。兹以此文，回顾这位美国人一生的中国情缘，追怀其跌宕起伏的生命际遇，纪念他所亲历和见证的时代。

       一．生于斯，念于斯，魂归于斯

       司徒雷登在中国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见证了这个东方古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他经历了清朝的覆灭与民国的肇建，做过国民政府的座上宾，也当过日本人的阶下囚，在时代的风云激荡中无奈地离去，却始终不曾忘记这片土地。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的出生与成长、事业与情感，都与中国紧密相连。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一个美国基督教家庭，父母都是南长老会的来华传教士，在教会工作之外，也热衷于开办学校，司徒雷登和弟弟们的启蒙教育，就受益于母亲。司徒雷登在杭州度过了愉快的童年，西湖的花灯水榭、新年的美食民俗，成为他最初的中国记忆。11岁时，他跟随休假探亲的父母回到美国读书，1896年毕业于汉普顿-悉尼学院（Hampden-Sydney College），在潘托普斯学院（Pantops Academy）执教三年后，又入读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他决意毕业后从事传教工作。1904年底，司徒雷登携新婚妻子艾琳回到了阔别十七年的中国，在乡村布道数年后，1908年应邀到金陵神学院教授希腊文。他能够熟练使用中文进行教学和演说，也参加了一些辞典和教材的编写工作。1918年，受教会的委派，司徒雷登北上，负责北京汇文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的合并工作。尽管面对重重现实困难，他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在他的协调下，两校的联合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燕京大学”成为新的校名。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燕大首任校长。

蔡元培题写的“燕京大学”校名

       作为“燕京之父”，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的努力下，仅仅十年间，燕大就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跃升为享誉中外的高等学府。1920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大实现了男女合校。原校址办学空间不足，司徒雷登四处奔走，最终买下北京西郊一片王府旧园，并陆续扩大，兴建起宫殿式的新校园；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他不断向各界人士募捐，抗战之前曾十次专程赴美筹款。合校以后，燕大打破宗教界限，延聘中外著名学者任教，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包贵思（Grace M. Boynton）、吴雷川、洪业、刘廷芳、赵紫宸、周作人等，都是一时之选。在司徒雷登的联系与争取下，1928年，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到三十年代，燕大已居于中国教会大学的领袖地位，学科建制不断完善，学术地位日渐提升。抗战时期，司徒雷登坚持在沦陷区维系教育，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学校、逮捕师生。燕大辗转西迁，在成都继续办学，司徒雷登则度过了四年监禁生涯。抗战胜利后不久，司徒雷登因其长期的中国经历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他希望能够促成中国的和平，但在复杂的国内外局势面前，却也无可奈何。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在中美关系的僵局中黯然离去。

       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司徒雷登饱受疾病的困扰，由私人秘书傅泾波及家人照顾起居。1954年，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书中追叙平生见闻经历，亦流露出对中国难以割舍的真挚情感：他出生在中国，毕生的事业和梦想都在这片土地。晚年的司徒雷登，在对中国的魂牵梦萦中，留下了两则遗愿：一是将周恩来1947年赠予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交还中国；二是将自己的骨灰运回中国，葬于爱妻的墓旁。艾琳1926年病逝于北京，安葬在燕大墓地，司徒雷登没有续娶，每天清晨都去墓前静坐祷告，可见伉俪情深。三十年后，这位耄耋老人，仍希望能回到日思暮想的妻子身边。

       1962年11月30日，司徒雷登的葬礼在纽约举行，数百名燕大校友从各地赶来，送别他们的老校长。仪式上的音乐，是管风琴演奏的中国民乐《阳关三叠》。“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乐声中，流淌的是诉说不尽的中国情怀。

       司徒雷登离世后，骨灰和花瓶都供奉在傅泾波家中。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傅家开始为这两个遗愿而奔走。1988年5月26日，傅泾波之女傅海澜专程将花瓶送还中国，陈列于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2008年11月17日，在傅泾波之子傅履仁的协助下，司徒雷登的骨灰最终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生于杭州，1946年获颁荣誉公民金钥匙，父母和两个弟弟都长眠于此，在某种意义上，也称得上是归根故乡。黑色墓碑上镌有司徒的肖像，除去名字和生卒年外，只刻着八个字：“燕京大学首任校长”。数位白发的燕大校友见证了这一刻，阴沉的天空中回荡着“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和“星条旗永不落”的旋律，这是昔日的燕大学生们特别为校长准备的。

       在1949年匆匆别去、生死暌违59载之后，司徒雷登魂归中国。

       二．“使燕京大学彻底中国化”

       司徒雷登先后历经传教士、教育家和外交官三种主要身份，而缔造燕京大学，无疑是其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业。他以半生心血，服务燕京27年，将一所经费短缺、师资匮乏、校舍简陋的教会学校，打造成名家云集、人才辈出的一流学府；其主持修建的燕园，也常常被来访者称作“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燕京大学具有基督教背景，主要依靠美国资金的支持，但司徒雷登始终认为，这所学校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要全面地融入中国社会，而“使燕京大学彻底中国化”的办学方针、中国本色的教育导向，也使燕大在中国的13所基督教大学中别具一格。

       燕京大学诞生于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办学理念兼受东西方文化影响，形成“人文荟萃，中外交孚”（燕京大学校歌）的校园氛围。在司徒雷登的领导下，燕大在建筑规划、校政方针、学科建制、学术研究等方面均以“逐渐本土化又不失特色”为宗旨，成功地将西方现代教育制度植根于中国大地上。

燕京大学校园鸟瞰

       燕园的湖光塔影，如今已是北京大学的标志性景观，并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校园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布局，兼具现代实用功能，而其选址与营建的过程，都离不开司徒雷登的一番苦心。燕大在立校之初，男校沿用汇文大学在盔甲厂的校址，女校则位于灯市口佟府夹道，两处校舍都空间逼仄，不能满足大学发展的需要。经过司徒雷登多次踏访与交涉，1920年10月，燕大买下了面对西山、临近颐和园的海淀新校址。这处旧园，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米万钟的勺园，后成为清代王府私园，但在燕大接手时，昔日的园林胜景已经荒落。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受邀负责规划，这位主张“中国建筑复兴”的美国建筑师，在民国初年主持过清华学堂的扩建、金陵女大的设计等工作。校方决定以改良的中国古典风格建造校园，宫殿式的楼宇外观雕梁画栋，内部则装上现代的照明、暖气和水管，按司徒的话说，是“把中式的外景和现代的内部设置结合起来，象征着中华文化和现代知识的完美结合”。此外，仿照通州燃灯塔建造的水塔，结合湖岸地形修筑的亭台池苑，更增加了这所校园的中国意趣。1926年，燕大男女校迁入海淀，1929年10月1日，燕大举办了隆重的新校址落成仪式，师生及中外各界代表1300余人共同庆祝这一时刻。对于燕大在十年间“一日千里，自小屋数楹，一变而成此高楼大厦”的飞速发展，颜惠庆、罗家伦、沈尹默、张伯苓等均到场志贺。教育部代表罗家伦在致辞中，除去赞许中国式的校舍“为中外合作之象征”之外，着重提出现代大学应完成的两种任务，“一为贯输知识，良以一民族必须在学说上有相当学说方能独立；一为适于需要，盖在中国办学，原系为中国训育人才，必须使其所学一切能应中国之需要也”。在有形的建筑风格之外，无形的教育理念更折射出燕大的办学旨趣；而燕大对中国研究的重视和本土化的价值追求，尤能体现大学教育的学术取向与时代责任。

       作为第一个向中国教育部申请并获得正式立案的外国捐资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燕京大学1929年正式完成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注册工作，并进行改组，接受中国政府管理，把部分权力下放给北京校董会，在财政和行政上获得相对的自主权，吴雷川出任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与此同时，燕大确立了以学术为中心的办学宗旨，宗教课程改为选修，废除校内礼拜仪式，教会色彩逐渐淡化，以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这些策略，固然有民族主义浪潮中，教会学校在面对“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等挑战时所做出的折衷与调适，但更根本的出发点，还是燕大对“中国化”、“世俗化”的追求。

       在司徒雷登的倡导下，燕大自立校起，就以“造就有精神、有品格，将来可以造成新中国之成人”为宗旨，“采用西国良法而不失中国固有之文化”（《燕京大学文理科简章（1919）》），以开放的姿态，倡导中国本色的教育与多元文化的沟通，在发展中“极力求了解中国新兴的思想潮流与社会运动”，“极力求适合于中国的新社会”（胡适《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形成了开明自由的学风。

       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开风气之先，以传播西学引领时代潮流，然而，作为一所西方人创办的教会大学，校方很早就意识到，如果燕京要成为一所中国的大学，就必须强调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教务长洪业更是直言“燕京大学要在国内大学间立足，非把中文系办好不可”。燕大实行严格的学分制和选课制，国文课程设置一方面参照北大等校的教学经验，一方面按照西方模式进行量化。根据燕大档案，1920年规定入读本科者，须获得148学分方可毕业，其中48学分为必修课，包括10学分国文课程。日后具体分值虽有变动，但国文始终作为全校必修课，且分量不低。与同时期的国立大学相比，燕京大学在课程方面更注重语言训练，比较研究、新文学陆续进入课堂并完成学院化。燕大以双语教育见长，在要求全校学生必修国文和英文之外，还为闽粤浙苏籍学生开设“京语”必修课。1922年，燕大成立新文学部，由周作人开设“国语文学”、“文学通论”等课，这比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1929年）、冯文炳在北大开设“新文艺试作”（1934年）都要早。20年代的燕大国文系还设有若干比较研究课程，包括“近代文学之比较研究”（郭绍虞）、“诗的比较研究”（黄子通）等。这得益于教会大学的比较眼光与国际视野，同时也体现出燕大的师资实力和学科特色。

       当年执教于燕大者，多中西硕学名家，国文系师资雄厚。五四时期，著名的“一钱、二周、三沈、五马”，半数以上曾任教于燕大。三十年代，燕大与北大、清华鼎足而三，三校教师往来兼课，学术互有影响。以1935-1936学年为例，燕大国文系所开课程分为普通课目、学术思想、语言文字学、文学和专题研究五组，共计36门，授课教师包括陆侃如、董璠、谭超英、李镜池、刘节、刘盼遂、钱穆、黄子通、于式玉、容庚、王力、奉宽、顾随、郭绍虞、赵紫宸、闻一多。本科教育之外，燕大还“以研究中华国学，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设立国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为了募集资金，司徒雷登不断宣传燕大在文化研究方面的成绩和使命，1925年，在陪同霍尔基金遗产委托人参访故宫时，提出“中国文化，如此伟大，吾等宜设法保存而光大之”，这一宏愿，最终落实为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至今仍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学社所出版的《燕京学报》和一系列汉学引得，也奠立了燕大在中国研究领域的重镇地位。

《司徒雷登回忆录》书影

       胡适在为司徒回忆录所作的序言中总结道，“作为一个对燕京大学有兴趣并关注它成长的朋友和邻居，我觉得司徒博士的成功主要在以下两方面。首先，他和他的同事们，白手起家地策划并建立了一所规模完整的大学，它是中国13所基督教大学中最好的一所，也是校园最美丽的学校之一。其次，在致力于中国研究的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帮助下，他逐渐建立的这所梦想中的大学成为中国所有基督教大学中中国研究方面最杰出的学校”。此时，这所被司徒称作“实现了的梦想”（a dream that came true）的学校，已经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淡出历史。然而，司徒雷登始终相信，“在这个各种思想碰撞的复杂年代里，燕京大学的影响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三．往来于东西方文明之间

       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中说，“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司徒雷登一生往来于中美之间，亲历了中国从晚清到五四的历史蜕变，见证了国民政府的新生和蒋家王朝的落幕，但始终以朋友而非拯救者的身份与中国对话。他认为文明是没有国界的，是世界性的，“我们的目标是和中国古老的文化结合起来，创造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化”。这不仅体现在将教育独立于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外，寻求文明的互通与共融，即燕大强调的“中西学识，熔于一炉，各采其长”，同时也保持对西方学界的关注，建立和英美高校的联系。燕大的公共关系学院得到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支持，新闻系则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具有密切合作。1937年，燕大实验性地采用了牛津的导师制项目。这些举措，使燕大在立足中国的同时，也在国际化道路上不断拓进。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建校之初，由司徒雷登和同事郭察理（Charles Corbett）、博晨光（Lucius Porter）共同拟定的。他们都出生于中国，认为这所大学的理想，应当包含宗教信仰、科学方法以及无畏的探索精神，因而把《圣经》中的两句名言总结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这则校训，渗透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也影响了燕大的每一个学生，尤其是“服务”的精神，很快发展到大学的象牙塔之外。在燕大社会学系的带领下，以清河乡村试验区、华北乡村建设、燕大救助团等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服务工作，体现出西方理念与乡土中国的结合。燕大不仅是建立在中国的学校，更是植根和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社会共同体。

燕京大学校训

       1936年，适值司徒雷登六十生辰，燕大为此举办了盛大的庆典。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致辞中，称赞司徒身上结合了古希腊人的智慧、希伯来人的宗教精神和中国传统中的人性关怀。这一评价，正点明了东西方文化在司徒身上留下的多重印记。司徒雷登出身于传教士家庭，在美国接受了西方古典教育，又在长期的中国生活中获得了对东方普世道德的认同。在校园纪念刊中，有学生写道，“司徒先生自己虽不是一个中国人，可是他对中国的厚爱并不亚于我们”。作为燕大的领导者，他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为成功的教育家之一，然而，当受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后，这位爱中国也爱美国的老人，在时代的洪流面前，只有诸多的情非得已与力不从心，乃至成为马歇尔失败的对华政策下，透出时代悲剧色彩的政治牺牲品。

       在司徒雷登的遗物中，有一张1949年8月19日的《人民日报》，首版即新华社社论《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阅读此文时的心情，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但在此后不久，他就罹患了严重的中风。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致信杜鲁门总统，以健康原因辞去驻华大使职务，信中自述“用了毕生的精力研究中国的人民和文化，致力于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以此作为在华五十年的回顾和总结。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后，他仍惦念着大洋彼岸的一切，直到生命的终点。可以说，中国关涉到司徒雷登情感和事业的全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图片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