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菸草起源于美洲，据说那里的印第安人把菸草视为上帝赐予的灵草，在宗教祭祀场合吸食之，借此向上帝祈求平安、保护家人部落无病无灾，后来才逐渐演变为一种生活享受。菸草传入中国是比较晚近的事，大概不会早于明代吧。起初，菸草在中国也是作为治病的草药，据信吸食可以缓头疼、纾寒温，还能祛除瘴疠之气。明末名医张介宾在其《景岳全书》里就记载说：“此物自古未闻也。近自我明万历时始出于闵【闽】广之间，自后吴楚间皆种植之矣，然总不若闵中者色微黄质细名为金丝烟者力强气胜为优也。求其习服之始，则向以征滇之役，师旅深入瘴地无不染病，独一营安然无恙。问其所以，则众皆服烟。由是徧传，而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景岳全书》卷四十八•本草正•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9月影印本第926页）由此开始，吸菸广泛传播于中土，并且后来居上，居然与饮酒和喝茶鼎足而三，成为中国士庶人等的日常享受之一。对劳动者来说，吸菸无疑是劳作之余的放松和休息，对士大夫知识分子来说，吸菸则是一种悠闲的享乐兼以排遣寂寞之举吧。
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农民，他们爱抽自家种的旱菸，至老不改其所爱，这或者是我抽菸的潜在基因吧。但我少年时代并没有这个爱好，只是看大人们喷云吐雾，不免有些好奇，偶尔尝试一下，却大吃苦头。记得“文革”时期，少年的我去舅舅家玩——舅舅家在旧时代是当地的大户，姥爷过世后给舅舅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一把精致的黄铜水菸壶。我很喜欢看舅舅吸水菸，只见他点上如豆的灯火，把金黄菸丝捻入水菸壶嘴上，就着灯点燃，斯文地慢慢吸进，然后缓缓吐出袅袅青烟，散发出幽幽的香味，令我非常迷惑。舅舅见我好奇，就让我试吸一口，我没有经验，吸得过猛，吸进一嘴苦水，涩臭不堪。然则旱菸如何呢？还想尝一尝。有一天与堂弟在村里放牛，带着从家里偷来的旱菸和卷烟纸，各人卷了一支，点火抽起来，味道很呛，但比水菸汁的苦涩恶臭还是好多了，不料一支吸完却导致中毒，两个半大小子躺在半山腰上不能动弹，很久才醒过来，从此不敢再尝试。直到大学四年都不抽菸——那时学校每学期也给学生发一张菸票，可买两盒好菸，我带回去给祖父和父亲，自己并不抽。
我的抽菸，可能还是因为读了点书、沾染上了小知识分子的感伤所致。盖自1981年底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回家乡的母校中学任教。那时的中学教师生活很艰苦，工资有限而物质匮乏，只觉前途一片渺茫，不免苦闷自怜，实在有些不知所措而又于心不甘。于是借菸烧愁，抽了一学期，精神更为灰暗，乃决意戒除，准备考研究生。1982年放了寒假，到地区师专的一个同学那里，他把房子借给我复习，自己回重庆探亲过节去了。于是，旧年新年之际的一个月里，空荡荡的师专里只有我在熬夜复习，颇感疲累和寂寞，只得抽菸提神兼以发舒心情，菸量陡增。后来侥幸考上了，一个人到外地读书多年，平素寡交游，常与菸为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到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已堪称资深菸民，香菸须臾不能离手了。如此无日不可无此君，终于明白“瘾君子”之上瘾，实在无理可说，而既然成瘾也就无可如何了。最感难耐的，自然是瘾犯了却没菸了。白日里还好办，最难办的是半夜三更醒了却无菸可抽，真急煞人也，捡起白天撇弃的菸头复抽过瘾，也是难免的事情。饭可以不吃、菸不能不抽，是我等瘾君子的豪言壮语。而学友兼菸友们以菸会友论文之时，学术豪气似乎随烟气而俱增，即使不善言辞如我者，也变得言谈锋利、辨才无碍、所向披靡。这或者算是抽菸的一点好处吧。
抽菸诚然有提神醒脑、舒压解气的作用，但损害身体也无可讳言，所以不仅嗜好者自己常常为此倍感矛盾，而且无形中也会把这种矛盾带给亲朋友好，由此产生一些有趣的遭遇。
我的两位导师严家炎先生和刘增杰先生，就常常为我的抽菸而陷入欲阻还劝的境地。记得1989年后半年我拼命赶写博士论文，熬夜要提神，菸抽得很多。每写完一章面呈导师审阅的时候，严先生都劝我少抽点，我自己答应着而其实仍然故我。在赶稿最为紧张的日子里，有一天严先生突然拿出五百元钱给我贴补生活，我说：“我是带工资上学的啊，还有些稿费什么的，生活不困难的！”谢绝了严先生的帮助，严先生才说实话道：“其实是给你买烟的。”严先生说这话的时候，似乎很为自己的矛盾而不好意思，让我发现了他的可爱而且可乐的一面。最有趣的遭遇，发生在1990年9月末的一昼夜里。那天我要启程回河南大学工作了，火车票是晚上8点的，下午5点应严先生之命，到他所住的双榆树街道的一间饭馆小酌话别。席间严先生恳切地劝我说：“志熙，我很欣赏你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唯一要劝你的是，以后逐渐把抽菸减下来吧！”我自然唯唯应诺。饭后与先生告别，准备乘公交去火车站。此时严先生似乎想起了什么，让我等一等，转身急忙骑自行车回家又紧忙赶回来，交给我一包东西，自我解嘲地说：“这是国外友人送我的一包洋菸，我刚才劝你少抽菸，但是临别了，还是把这包烟送给你吧！”我就这样带着严先生的馈赠，晚上8点登上了开往开封的火车。8点还不到睡眠的时候，烟瘾频发，于是时不时到两车之间的抽菸处过瘾。来回反复，终于引起了在我上铺的一位中年女军人的注意。她问了我的情况，劝告我说：“我是大夫，专治肺病的，打开过许多肺癌病人的腹腔，他们的肺十有八九都熏得焦黑，惨不忍睹，很难挽救。你还很年轻，烟瘾就这么重，要下决心戒啊！”这语重心长的规劝，让我非常惭愧，只好悄悄睡下，不敢再出去过瘾。第二天一大早到达开封，立即到我的硕士导师刘增杰先生家里“报到”。刘先生和潘师母见我回来了，都很高兴，潘师母给我准备早饭，刘先生和我聊天，说了没两句，就说到了我的抽菸问题：“你前一阵赶论文，菸抽多了吧，闻闻你的衣裳，都带着烟味啊！”话刚说罢，刘先生又起身拿菸给我道：“看你烟瘾又犯了吧，那就抽一点吧！”这一昼夜之际的遭遇，给我留下至为深刻的印象，至今犹记两位导师和那位女医生的恳切劝告。
“都说抽烟的小伙子搞对象困难”，这是李庆西的小说《王二麻子》的开头，但凡事都有意外——有时一个小伙子非常专注地爱好吸菸，无形中也会感动某个美好的女性。《王二麻子》就说了这样一个故事：青年工人王二麻子好抽菸，每天清早都雷打不动地到一个街角的杂货店去买盒菸，如此执着地坚持，终于打动了卖菸的姑娘，把她变成了自己的爱人。这篇小说让我想起自己的一段经历：我在北大读博的时候，因为预定要回母校河南大学工作，所以决意不在北京谈恋爱，免得返回时为难。于是读书之余，抽菸成了唯一的爱好。那时我的住所附近，只有一家卖菸的百货店，在中关园的一个街道口。于是每天去那里买菸，可谓风雨无阻。因此与卖菸的女孩子熟悉了，渐成默契，她知道我喜欢抽什么牌子，我去了就默默拿出来给我。有时遇到价廉物美的好菸，她也会给我留一点。为了感谢她的关照，我有时也会略为停留，与她和她的伙伴聊几句天。如此这般，主客之交淡如烟，并没有想到别的。过了一年多，有一天例行去买菸，却见那女孩很不高兴的样子，说是“没菸了，别再来了！”然后就哭着进了里间。我完全不懂出了什么事，只得问另一个年纪大些的女服务员：“大姐，她这是怎么啦？”那位大姐笑了笑说：“你这小伙子，她在闹情绪啊，你以后就别再来烦她啦！”那时的我完全是个不懂女性的直男，直到看了《王二麻子》，才多少明白其中的缘故。
后来我回到河南大学工作，生活稳定了，就恋爱结婚了。妻子是个温厚的人。她知道我嗜好已深，所以并没有要求我戒，只是希望我能逐渐减量。但我总是坚持不了多久又故态复萌，并且复发之后，烟瘾有增无减，妻子不免埋怨。新世纪初年与妻女一同年来到清华，2002年底迁入新居，地方宽敞了，抽菸也更放纵了，客厅卧室全无禁忌。如此这般不过两年，白皙的墙壁被我熏成土黄色。妻子的女同事来我家玩，惊讶得问：“你家墙壁涂的是什么涂料？颜色怎么这么特别啊？”妻子只能苦笑。家里养点花草，也都逃不过我的烟熏。女儿大些了，也加入劝阻的行列。其实，她们娘俩都知道我嗜菸如命，戒是戒不掉的，只要求我少抽点。我答应了，后来不再在客厅卧室乱放烟气，而只限于在书房和阳台上独自享受，抽菸量并没有减多少。对我的冥顽不灵，妻子自然难免担心和生气，可是又拿我无可奈何，有时还有点可怜我，真是矛盾得很。见我菸多的时候，妻子会偷偷为我暗藏一点。每当我深夜赶稿却不幸断了菸粮的时候，只得向家里的女菩萨求救。这时妻子会埋怨着把我支走，然后从藏匿处取出一盒菸，扔给来给我救急。这样可笑的拉锯战，在我们夫妇之间已经打了好多年。最感惭愧的是，2003年SARS病毒发作，据说抽菸不易感染此疾，于是抽菸人意外地迎来扬眉吐气的日子。我妻子所教的一个学生的父母感染了，连带着老师同学家属全部封闭。我和妻女被圈禁在家里，除了陪她们吃饭看电视，我就到阳台上抽菸消遣，娘俩都不敢反对，岂不快哉！
但随后不久，全中国的城市都厉行戒菸，“瘾君子”自由放任的好日子结束了，抽菸的场所日渐压缩——乘飞机坐火车当然不能抽，餐馆电影院也不能抽，会议室和教室里更不能抽。这些禁令，我完全理解也愿意配合。于是自动地减少了旅行，几乎不去外地开会——不要说国外不去，就连港台也不去，内地的名山大川，也几乎不涉足，多年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但是，作为教师，总要去上课的，而上课是不能抽菸的，那只能忍耐着，一下课就赶忙跑出去放风过瘾。有一次课间休息，我正在教学楼外的旷地上过瘾，突然从相邻的教学楼里出来一个女孩，径直向我跑来，我认出她是上学期选修过我的课程的一位研究生，来自台湾的，姓名却记不起来了。她自我介绍过后，拿出一个小物件给我说：“这是日本人发明的随身带菸盒。老师课间出来抽菸，总用纸盒纸巾包菸蒂，那很不安全，我回台湾看见这个新产品，就给您带了一个，可以挂在脖子上！”我很感谢她的好意，回家试用那菸蒂盒，却发现了问题——盒子侧旁开了一个长方形的口子，可以往里放菸蒂，但放进去容易，倒出来就难了，往往颇费周章，不得不用剪刀或牙签去掏。我很佩服日本人的创意，但想来这个发明人自己很可能没有试验过。不过，日本人的创意还是启发了我，让我发现妻子弃置的装薄荷糖的小铁盒可以废物利用——用它来收装菸蒂不仅大小合适、坚实耐用，而且顶盖开合的设计，投扔都很自如，封闭也特严密，不用担心着火，这不是天造地设的随身带菸蒂盒吗？从此之后，这个废物利用的菸蒂盒就常伴我身，我也常向菸友们推荐它，大家无不满意。
前年夏天，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病逝。富仁先生和我是同好的菸友，他是得肺癌去世的，那肯定与他的嗜菸有绝大关系。学界流传着富仁先生嗜菸如命的好多故事，而他也终于因此而殒命，亦可谓求仁得仁吧。《谷风》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人生的乐与苦、利与害总是相关的，有其乐必有其苦，有其利必受其害。以富仁先生的明达，当然深明嗜烟之害，而仍然难以克制自己，也是甘苦自知吧。人，都各有其嗜好，即使洞明嗜好之害也难以割爱，如此爱疾其谁能免？这大概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弱点吧。我开始抽菸的时候还是二十多岁的愣头青，如今已是年近六十的小老头。去年体检查出了糖尿病，医生要我戒菸，而迄未行动，也还是因为嗜好过深也。此生或者与此终老亦未可知。此处且把化学味浓的“烟”改为绿色植物的“菸”，大雅君子当笑我是瘾君子的精神胜利法，我先认了罢。
解志熙，1961年10月出生于甘肃省环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78年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就读于河南大学中文系，1986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1992年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2000年至今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稿》、《聊为之说——温故知新小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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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志熙：待病存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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