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我也未能漏网，被逼着写了一篇小文《蒙冤的“大哥”及其他——〈狂人日记〉的偏颇与新文化的问题》，乃借机对鲁迅过甚其辞的反传统论调和自以为是的立人之道有所反思。随后的8月，母校河南大学文学院召集高校近代文学研究生开办“中国近代文学第一届暑期青年讲习班”，也要我讲一次课。我对近代文学毫无研究，能讲什么呢？可是母校之命、师兄之令，不能不去。于是便拿这篇关于《狂人日记》的小文做引子胡乱敷衍一通。其中为“大哥”鸣冤时，却不由自主地提到了我的大师兄关爱和——
《狂人日记》那种写实与象征的分裂描写，那种宏大的新人学主题，尤其是对仁义道德的凌厉攻击，就把那个狂人的大哥给丑化了。其实我们看看，狂人的大哥并没有多少问题是吧？一个弟弟出了心理上的毛病，大哥还是尽心尽意地照顾他。可是小说却借助象征的写法，把那个大哥漫画化以至丑化了，隐含作者最后跟读者达成一种共谋，把那个大哥变成一个莫须有的吃人者，一个没有人味的封建家长，这真让大哥蒙冤了！其实，以我对中国传统家族和礼教的了解，包括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我知道这些描写并不具备普遍的真实性。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礼教，其实是很讲人情、很有人情味的，并不是人吃人的，比西方要好多了，有人情味多了，所以鲁迅对“大哥”的描写其实是不公道也不人道的。鲁迅自己也是封建大家庭长大的，他从小为什么那么孝敬，对弟弟们那么友爱呢？那都是传统文化教育出来的。可是，恰恰在鲁迅和周作人获得新观念、成为新人学的鼓吹者之后，两兄弟却闹得不可开交了，以至成为不相谋面的长庚启明、从此分道扬镳了。……其实在中国大家庭里大哥最难当，大哥是要仁义的，我自己都能体会到啊。我常对关爱和老师开玩笑说，谁让你是觉新呢？我就是觉慧，我是师弟我就可以耍赖呀。他就一直让着我，一直照顾我，那是很有人情味的。你们能相信关爱和老师是一个吃人的封建大哥吗？绝不能那么说吧？我自己的亲哥哥也是一个仁义的大哥。鲁迅当然也是传统的人文观念培养出来的嘛！他是那么好的一个长孙长子长兄，那么负责任，那么孝敬，那么照顾弟弟，这不挺好嘛！你怎么在小说里把大哥写成那样呢？以莫须有的罪名与读者共谋，最后把这大哥糊弄成了一个吃人恶魔。我所谓“蒙冤的大哥”，广义上是说整个传统文化都是蒙冤的，新文化人的批判是不公道的。同时他们提倡的那种新人学太简单化了，是缺乏道德灵魂的新人学，那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借着评论《狂人日记》进而对“五四”新文化提出的一点小小的质疑。（《关于鲁迅、〈狂人日记〉与新文化的反思》, 2019年8月19日晚在河南大学讲，许萌据录音整理、解志熙订正）
在讲鲁迅和新文化的严肃场合，我却说起自己的大师兄关爱和，这委实有点唐突。推究起来，我这样说，一则大概因为讲习班上要么是关师兄的学生、要么是读过他论著的外校研究生，便顺手拿关师兄作为好大哥的典范，与苛严的鲁迅开个玩笑，活跃一下课堂气氛；二则关师兄刚从领导岗上退下就召集研究生开班论学，我们老哥俩因此重聚开封，真是分外亲切，而窃念鲁迅的仁义吃人、兄弟相害之论，或许是他当大哥当累了、想卸担子也未可知也。
1996 年6 月师生合影于河南大学礼堂前（中排右起王文金、刘增杰、任访秋、魏绍馨、赵明五先生，前排右一关爱和、后排左一解志熙）
关师兄则是永不言累的大哥，遇到他是我一生的幸运。我们初识是1983年。那年“五一”节，正在家乡中学工作的我，突然接到河南大学的研究生复试通知，到校后接待我的就是关师兄。关师兄言语不多，却体贴地安排我寄居在研究生宿舍，省去了住宿费，每天带我去吃饭、领我去参加复试，……我相跟在他后面，对厚道的他很自然地信任，像在异乡遇到了大哥。复试完了、我不大自信，心想也许再无机会来开封了，默默准备回乡。关兄前来送别，不爱言语的他似乎无意地说了一句：“任先生说小解基础不错”，那其实是让我放心。不久，果然接到了录取通知书，9月到开封报到，又与关兄聚在一起，从此成为永远的师兄弟。
说来，关师兄与我都是77级的大学生，只是他在河南读本科，我在甘肃读本科，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关师兄大我五岁，在77级同学中也不算大的，但他天生一副大哥心肠，并且家教又好，为人仁义谦和、稳重厚道，所以读本科时就是他们那个班的班长大哥。1981年底毕业时关师兄考上了任访秋先生的近代文学研究生，以后两年再没招生，所以任访秋、赵明、刘增杰三先生门下就他一个“独苗”。到我们这一届四个人入学后，同门多了，任先生才开起了专业课“中国新文学的渊源”。于是关师兄也便与我们四个师弟，加上从天津社科院文学所来进修的张宜雷兄和任先生的助手李慈健兄，七个人一块上课，从此朝夕与共。关师兄和李慈健、袁凯声三个原本就是本科的同班同学，加上我这个外省来的77级小兄弟，四个人尤其要好，稳重厚道的关师兄是当然的大哥。我是外地人，几位师兄对我绝不见外，尤其是关师兄与我性情颇为相契，很谈得来，他一直把我当弟弟看待。关师兄毕业留校后在校西门外分到一小套房子，他的小家在郑州，此间就他一人独居，我便常常去聊天、顺便也蹭蹭饭，有时晚了便联床夜话，谈论学术和人生，早晨则相跟着他到西门外喝羊肉汤。不待说，每次都是关师兄买单，我是只管吃的吃货，至今依然。此后多年来，小到衣食住行，大到恋爱结婚，关师兄都像长兄一样对我关怀备至，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关师兄人如其名，是个特别温厚的暖男，从不摆师兄架子，偶尔的严厉，我也只经见过一次，那还是为了我的婚恋问题。我是个家乡观念很重的人，1990年读博结束后回到开封，想着工作几年略报河大和老师的恩情，就回甘肃兰州工作，好就近照顾老家，所以便回避婚恋，不想惹麻烦。这样拖了两年多，三十过头了，老师们不免着急，好性子的关师兄也看不下去了。有一天傍晚，他敲开了我的屋门，虎着个脸严厉地说：“托人给你找了一个，已经在某某女老师家里等着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再要推托，我叫了师兄弟们在门外伺候着，拉着打着也得让你去，你到底去不去？!”见师兄发威，我哪能不去呢，只好俯首帖耳地跟着他去，想着敷衍一下就回来，没料到倒是与对方很有眼缘，交往了一年多，准备着成家了。关师兄那时已经担任了中文系主任，对我说：“知道你穷，就派你出去讲一个月的自学辅导吧，可以挣三千元，系里再借你五千元，凑合着结婚吧!婚礼的事就别操心啦，我和李慈健看着办！”于是在两位师兄的操持下，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至今已二十五年矣。
在学术上关师兄更是为我们一帮小兄弟树立了好榜样。他出生于教师家庭，是地道的读书种子，读书好学深思，一马当先地走在前面，为学又宁静致远，很有持久坚持的耐性。在那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思想解放、学术解禁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大势，许多在过去不能研究的问题可以研究了；同时，崇尚新思维、热衷新方法的创新冲动，也日甚一日地激荡着学术界。这种解放和创新的热潮也传到古都开封的河南大学，让我们一帮年轻学子跃跃欲试。关师兄在学术上起步甚早，本科时期就曾撰写发表过关于柳亚子的学术论文，毕业后师从任访秋师，对近代文学以至于古典文学狠下功夫。他的硕士论文选择长期被否定的曾国藩及其影响下的中后期桐城派为研究课题。于是苦读桐城派古文、联系晚清时势演变和士人心态的变化，撰写出洞察中后期桐城派“文心”“义法”与“辞章”之蜕变的出色论文，1984年末答辩时深受诸先生的赞许，其核心部分《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吴汝纶的文学活动与作用》，随即投稿于著名的《文学遗产》杂志，次年第3期就刊出了。这在当年的河大中文系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大事。其实就我所知，整个八十年代全国的文学硕士生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的，关师兄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之特例，也是凤毛麟角之少数。但谦和的关师兄并不自得，他默默不动声色地继续拓展，此后广泛而且深入地探讨近代新旧体文学诸面向、各文体之难题，不断有扎实厚重的论作发表，让我这个师弟敬佩不已。
一马当先的关师兄，也不忘鼓励我这个小师弟在学术上努力奋进，更及时提醒我沉潜自制。那时见关师兄知难而上，我也向他看齐，选了一个比较难的题目——中国现代散文化抒情小说的艺术优长问题——做硕士论文，凭着一点阅读感受和刚刚学得的新理论新方法，胡乱鼓捣出了一篇冗长的毕业论文，心里其实并不自信，关爱和及袁凯声两师兄却鼓励我大胆投稿给《文学评论》。我觉得自己一个无名小卒投稿，人家不会看啊。关、袁两师兄就“慨尔慷”地激励我说：“咱就是个无名小卒，投不中也不算丢人，你有什么好担心的！”于是，我在1986年6月末给《文学评论》投了稿，但估计人家不会看，所以只寄了简短的提要。随后，我也被留校工作，旋即又受刘增杰师之命北上参加博士生考试，于是借机在北图看了一个月的旧刊物，而将投稿的事完全忘在了脑后。7月末回到河大、准备回乡探亲，打开房门却见门底下塞进一封信。信是《文学评论》的编辑邢少涛兄写来的，他说看了我的论文提要，对其中分析抒情小说艺术的部分“感兴趣”，希望“在《文评》上发表。”这完全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信早已拆开了，是关师兄拆的——他知道我在外地，便替我收信，先我看到《文学评论》的薄薄回信，估计是用稿函，便拆开看了，信封的背面则是他谆谆的附函叮嘱——
小解：不知何日归来，合作的文章前两部分在李慈健处，你务必将后一部分写好再回甘肃。我们八月中旬即回修改、打印，你不写好，前功尽弃，将失去一个好机会。务必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写好后交给李慈健，我们回来后去取！( 关. 7.26日 )
1986 年7 月26 日关爱和给解志熙的留言
所谓“合作的文章”，指的是关师兄、袁师兄和我三人6月间讨论合写的一篇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论文。那是因为1986年秋季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要在北京召开中国近现代文学分期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也接受了我们三个的选题，那对我们这样的外省青年学子的确是难得的“好机会”，而文章只缺我负责的最后一部分了，所以关师兄再三叮嘱，希望我“务必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所谓“胜利”云云指的是《文学评论》的用稿和北上读博之事。那时的我是很可能被这些“胜利”消息弄得沾沾自喜的，幸好关师兄及时发出告诫，让我清醒下来。我一直保存着这个有他附函的信，今日翻出来重看，仍感念师兄的苦心。
这样的好师兄、好大哥，也只有中国的人文传统才会有吧，这是中国人的福分。并且，像关师兄这样的好大哥，对所有师弟师妹都是尽心照拂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河大近现代文学学科点走出了多少学弟学妹啊，关师兄则是迄今唯一长年留守看家的辛苦大哥！
然而，“为大不易”。比如，当大哥的就得宽容无赖的小弟，甚至像《狂人日记》里的大哥那样还得百般宽待发狂的弟弟。所以我去年在河大讲《狂人日记》里“蒙冤的大哥”时，就举了我自己如何无赖地为难关师兄的事例，说明大哥是多么难为。这里再摘引一段吧——
我没想到那个关于近现代文学史分期的合作文章，还带来一个更严重的后遗症。到了1987年的冬天，我的大师兄关爱和，那时候他已经出任河大中文系的副主任了，他叫我赶快从北京回河大来，有紧急事情。我回来才发现面临一个严峻的任务——为一本文学史写绪论。那时河大邀请全国的学者编了一本《中国近代文学史》，任访秋先生担任主编，1988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由中华书局重版了，现在又由河大出版社修订重版，你们应该都看过吧？那书的前面有一个很长的绪论。那就是关爱和、袁凯声和我三个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自作主张写出来的。当决定要联袂写作之初，我不想参与，再三抵抗。可架不住两位师兄的“大义”劝说，只得从命。三人在河大商量出一个大纲，然后从开封来到郑州关爱和老师的家里，准备分头写文章、再做统改。我当时想伺机撒腿回北京，可是没有跑脱——关爱和老师说不行，你得把它写完才能走，我就故意刁难他，说那我就得吃黄鳝才写。1987年的寒冬腊月天郑州市场上黄鳝很少，关爱和老师骑着一个破自行车，在全郑州跑了大半天，终于买到几条黄鳝，回来气愤愤地说：“给你个吃货，做了给你吃，吃完就写文章！”我吃了黄鳝就没办法了，只得硬着头皮写。……勉强地写了几页纸，就撇下不管啦。你们看，当师弟、当弟弟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在师兄和哥哥面前耍赖。我撒腿就走，把任务丢给了两位师兄，随你们怎么办吧！他们就辛苦地把这个文章完成，成为那个《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绪论。据出版后的反馈说，这个书受到好评，而最受好评的就是这个绪论。这侥幸得让我暗自惭愧，很不好意思啊，后来一直不敢提这个文章。（《关于鲁迅、〈狂人日记〉与新文化的反思》）
为大不易 厚道有加 —— 给关师兄
这其实还是小事。“为大不易”的更大难题是，作为当家大弟子、师门大师兄的关爱和，命定了不能像师弟一样自由任性而为，因为他上承着难违的师命当专业的“守家人”、必须始终坚守在学科点上“当家理事”，为此他不得不付出牺牲个人生活和个人学术的代价。关师兄读硕士期间成婚，妻子在郑州一所大学工作，不久就有了宝贝女儿。按说，硕士毕业的关师兄是理应也很想回郑州与妻女团聚的，那时郑州也有大学欢迎他去。可是，正因为关师兄在学术上过于出色，他又是河大学科点的大弟子、大师哥，导师们理所当然地命他留在本系工作。关师兄虽然不很情愿，可他是个非常尊重师长的弟子，只能委屈自己、接受导师的安排，从此与妻女两地分居至今，独自在郑州与开封之间来回奔波近四十年。并且，关师兄弟兄四人中也数他最孝顺，所以父母三十多年前退休后就来开封依靠着他，他无法独善其身。
于是，作为孝子仁兄的关师兄只能负重而行。为了学科点和中文系的发展，他不得不辅助着导师、带着学科点去做大项目……集体大项目一个接一个，他的个人研究被压缩，真是苦不堪言；并且他又接连被任命为中文系的副主任、主任，直至河南大学的副校长、校长和书记，学术研究被行政事务严重挤占，在“官位”上的他其实寝食难安、备受煎熬。自然，在有些好上进的学人看来，一个学者如此被重视、被重用岂非大佳事？可就我所知，关师兄实在无心于此，他最想当的乃是一个单纯的学者教授，可是为了保护本学科的发展，老师们命令他去做行政，他不得不如坐针毡地处在那些位置上，而且从此“仕途顺利”。三十年来我一直从旁看着他“步步高升”地负重而行。如此这般，先是中文系（文学院）、后来是学校各系科，几乎把一切棘手的人事问题都推到“关主任”、“关校长”、“关书记”那里，让他备受各种“考验”、苦心“安抚”各种人物。其实，作为地方院校的河南大学资源有限、僧多粥少，关师兄无论如何尽力而为，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更不可能把什么事都处理得宜。如此负重难歇，实在非常累人啊。到2017年关师兄终于退下来，我也为他松了口气。
最感念的是关师兄对我这个师弟的决然放行。我得老实招认，看着关师兄负重累累，给我深刻的教训，我因此一直谢绝老师的和学校的好意安排。而那时河大很缺现代文学原始文献，也让我非常苦恼，于是在1994年5月接受了清华人文学院的邀约，准备河大博士点申请过了就赴清华工作。可是，稍后河大申报博士单位的时候，省里却只保省会的一所大学，让河大不要报。在这种情况下我心不自安，难以一走了之，只得放弃调离之念，电告清华人文学院的徐葆耕先生：“此间事未了，请另找贤能。歉甚。”北京的师友知道了不免着急，有一天我甚至收到了老前辈樊骏先生促行的长信，恰巧关师兄在旁，也看了樊先生的信，于是陪我到医院边的小摊上喝酒聊天。见我默然无语，关师兄说：“为了学科点，坚持几年吧。”后来河大的博士点在1997年末通过了，清华文学院又约我去工作，河大领导让我再等两年。如此等到1999年暑期，徐葆耕先生决意来开封与河大商量我的调动事宜，但此时河大的主要领导表示不便与徐先生见面。这让我很为难，不知怎么回答徐先生，只能求助于正在郑州度假的关师兄。他立刻回开封接待了徐葆耕先生一行。随后学校终于同意放行，让我在2000年初顺利办理了调离手续。新世纪初的一天，我在清华园接待了前来开会的关师兄。他对我说：“真希望也能像你一样，只当个老师和学者，安心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我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可此时的他已是河大校长，委实身不由己，所以我只能开玩笑说：“谁让我是觉慧，可以任性呀，还有大哥照顾，你是老大觉新，谁能放你呀，你总不能自己放自己吧！”
毫无疑问，学术才是关师兄的真心所爱。尽管多年来他一直庶务缠身，但此心从未动摇。记得2001年关师兄接任河大校长，我不免担心他从此疏远了学术，便建议严家炎师邀请他加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编写组，担任晚清民初文学史的主撰。严先生本来就很欣赏爱和兄的治学，欣然发出了邀请，关师兄高兴地接受了，说是借此可以不脱离学术。于是我们师兄弟又一起商略学术、斟酌文辞达八年之久，其间聚会讨论或互阅文稿，诚所谓疑义相与析、得意互欣赏，愉快与焦虑兼有，一如当年读研究生的时候。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关师兄长期担任着校长书记的职务，却从未放弃个人的学术研究，其治学且更为沉稳从容，每一两年总有重要的学术专论发表。举其要者，如《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刊于《文学评论》）、《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与创作主题》（刊于《中国社会科学》）、《二十世纪初文学变革中的新旧之争——以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的冲突与交锋为例》（刊于《文学评论》）、《义法说:桐城派古文艺术论的起点和基石》（刊于《文艺研究》）、《别创诗界的黄遵宪》（刊于《文学遗产》）、《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刊于《中国社会科学》）、《同光体诗人的诗学观与创作实践》（刊于《文艺研究》）、《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的诗文与嘉道文学精神》（刊于《文学评论》）、《眼底人才倏新旧,苍茫古意浩难收——晚清古文大师吴汝纶的文化文学选择》（刊于《文学评论》）、《甲午之诗与诗中甲午》（刊于《文学遗产》）、《中国文学的“世纪之变”——以严复、梁启超、王国维为中心》（刊于《文学评论》）、《梁启超“新民说”格局中的史学与文学革命》（刊于《文学评论》）以及《晚清与“五四”:从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刊于《中国社会科学》）……足见关师兄不仅没有疏远学术，而且更进一步更深一层了。我过去一直以为“勤靡余劳”地从事管理工作，便很难“心有常闲”地从事学术。其实事在人为——看来师兄还是师兄，我由衷地感到钦佩和欣慰。
最近，读到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2期，打头的栏目收录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之论五六篇，其中也有关师兄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七十年》。这一系列文章大概是2019年5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召开的“中国文学研究70年”学术研讨会组织的吧。文章作者都是各学科各时段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所以多是高瞻远瞩的议论，显现出指点江山的理论高度和提点学术范式的热情。相形之下，关师兄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七十年》则如一个当家老大哥细数家底一样，亲切地叙述了近代文学学科在建国以来的艰难历程、热忱地评点了近代文学学科在新中国各阶段取得的重要成果和代表学人，而后欣然推介业已形成的近代文学研究基地，如北京基地、苏州基地、上海基地、广州基地的情况，对各基地不惜浓墨重彩地宣讲之不迭，而对自己所在的河南大学开封基地则着墨甚少，对自个的学术贡献几乎不着一字；最后，则是对那些准备“接着讲”的年轻一代学人语重心长的叮咛：“在近代文学学科确立、思想藩篱不复存在的新时代，我们需要阅读史料，更需要独立思考，我们需要大开大合的宏大叙事，也需要步步为营的细心考证；我们需要与其他学科共有的价值取向，也呼唤中国近代文学独特的学术话语。”是的，近四十年辛勤不息的学术耕耘，已使关师兄成为近代文学研究界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哥，并且也众望所归地接任了近代文学学会的会长，但谦虚厚道的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高自标置，而推心置腹地向学科同行细数家底、叮咛周至地鼓励年轻学人僶勉从事——这才是一个学科的当家大哥应有的态度。
关师兄今年64岁，这还不算老，且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正所谓“无事一身轻”，而在学术上恰当成熟老练之时，则专心治学、一偿夙愿，是可以想见的。说来，以前的关师兄为了学科点的发展，一直领着大家做集体项目，个人的学术兴趣其实是自我压抑的，我常常为之惋惜。前不久，关师兄转来他的个人学术计划，决意集中精力探讨“晚清文学界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关联”——这正是他的学术强项，而此前的集体研究往往让他难以尽兴，所以他如今打算尽一己之力来完成。对此，我举双手赞成。祝福关师兄，文章老更成！
（本文选自解志熙著《砚台的记念》，原题：《为大不易 厚道有加—-且说大师兄关爱和》，该书将由美中时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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