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砚台的记念》:“慰情”或“载道”


2022年09月02日 07:39    来源:美中时报    吕东亮


       《砚台的记念:听风庐随笔》是著名学者解志熙先生的一部随笔集。此集分为三辑:第一辑记述的是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际遇与思绪;第二辑书写的是作者的学界交游与学术渊源,有着“却顾所来径”的意味;第三辑则是以文言的笔致所写的酬对及自述之文,别有一番意趣。解志熙先生在该书后记中谦称自己不擅创作,“只是寄居人间、体会人情,于亲老、家园、师长、母校等人世缘分,毕竟不能完全无感、浑然忘怀也,所以有时也随情酬对、随缘书写,便有了这些长短不一、新旧并存、骈散杂陈的文字”,认为“此集也不过雪泥鸿爪而已,倘能因此存留若干痕迹,亦可聊胜于无,够不够文则无所谓也”。读罢全书,感到作者所言的“慰情”确实一以贯之;掩卷深思,却觉得这些文字存有“载道”的力量。


       解志熙先生对于散文曾有一个论断:散文是最富于直接表现性的文体。对此我深以为然,并在自己相关文章中多次征引。也是因为此,我最先读的是书中作者关于自己祖父、父亲的一组文字。这组文字算是标准的散文,是可以看到解志熙先生的性情和关怀的。《人与树同在》叙述的是作者自己和家人对与普通人同在之普通树木的感念,《砚台的记念》写的是由砚台所传承的父子对于传统笔墨教化的敬惜,而《寡言的祖父》《另类的父亲》则是直接讲述祖父、父亲的人生经历。在作者的笔下,祖父和父亲虽然都是守家创业的农人,却在时代风云中有着不同寻常的传奇故事,也承受了生活的艰辛和重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中国艰难行进的光影。祖父和父亲对社会人生有着过人的识见,安贫乐道、纯朴善良却也不乏担当之义,他们的进退和持守无疑深刻地影响了解志熙先生的人格。读这组关乎亲情的散文时,我不禁想起朱自清先生的《背影》,这主要不是题材的相似,而是朴质文风以及相应的语言形象的契合。作者在文中娓娓道来、不疾不徐,缓缓流淌的语言之河中洋溢着人伦的欢欣美好。第一辑文字中的《糊涂得对》《善缘偶记》《“不知不愠”摭谈》《抽菸谑谈录》则都可以称得上“不离经验而又深化经验”的“知性散文”。所谓“知性散文”,其实是解志熙先生在论文《别有文章出心裁——中国现代“知性散文”叙论》里的界定和精彩阐发。在这篇论文中,解志熙先生认为:“知性散文表达的则是经过反省与玩味、获得理解和深化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写作这类散文的多是学者型的作家,知性散文其实就是他们所‘历’、所‘阅’、所‘思’的艺术结晶”,“在他们的散文中不仅多了一般散文所没有的博雅之知与浓厚的书卷气,而且对人生较少执一不通的偏见,而更富于有同情的理解与豁达的态度。或许正因为如此,知性散文往往以睿智开明而富美感的人生-人文漫谈见长”。解先生在论文中看重“知性散文”对于“小品文”“抒情散文”的纠弊补偏作用,私心里也许更欣赏这种文风,所以行文走笔,自然是“知性散文”的路子了。解先生的这几篇文章,确实是从经验出发,结合读书深思,将碎片化的、偶遇的个人经验升华为存在之哲思,非常耐人寻味。《糊涂得对》谈积郁而狂之人的奇缘,《善缘偶记》谈医患之间的善缘,都令人感慨世间缘分的可贵可叹;《“不知不愠”摭谈》《“好名之疾”漫谈》从读书的困惑及发现谈起,结合自己处世经验,分析人的种种心理偏至现象之可笑可悲,深入阐发了仁恕之道的意义,也让人感慨生存之不易;《抽菸谑谈录》谑谈自己的抽烟纪历,坦陈个体意义上的人之为人的缺点,《待病存在观》则结合自身病患经验、祖父讲古以及新冠疫情以来的世态,睿智地指出“人类确是原病之身、是待病的乃至带病的存在”,提醒人们不能不带着“原病”意识先行筹划自己的存在,这真是疫情以来难得的触动人心的明达之言。


       《砚台的记念:听风庐随笔》第二辑多是关于师友的评述文字,这些文字中既有对师友治学风采的表彰,也有对师友为人风骨的称赏。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解志熙先生的独到的学术眼光,也可以领会解志熙先生行走学林之志趣。解志熙先生虽然成名较早,备受学界前辈名家赞誉,但由于性情却疏于学界交游。因而,笔下的学人,或是对自己学业恩泽有加的师长,或是风义相契、互相砥砺的学友。解先生与他们的交往,都是出于对学术的深心敬重,其间的场景言语往往真情弥漫,令人动容。在学术功利化日趋严重的今天,解先生笔下的这个小小的学术共同体真是让人心向往之。言及此,不能不想到解先生学术批评的风格。解先生在专题性研究论文之外,写过一些学术批评文字,曾经结集为《现代文学研究论衡》一书出版,这部书以及随后的批评文字,实事求是、激浊扬清、态度严肃、指陈犀利,都引起过较大的学术反响。钱理群先生曾在公开的文章中称解先生是自己的学术诤友,很多学者也曾赞赏过解先生的学术担当。但也毋庸讳言,解先生的学术批评也曾引起许多学人的不适甚或不快。这些情况,在第二辑中的这些文字中,解志熙先生也有所记述。结合解志熙先生的学术批评文章来读这些关于师友的文字,会更深刻地体认解先生为人为学的个性与风格。解先生对师友的叙写,也带有学路寻踪的意味。此辑文字中的《黄土高原上的文艺风景》《在艰苦中成长》《往事历历在目前》三篇文章,对求学历程的书写则较为直接了。《黄土高原上的文艺风景》讲了陇东大地上“道情皮影戏”的演出情景,高祖“长春公”参与创造的民间戏曲不妨视为解先生的文艺根脉;《在艰苦中成长》《往事历历在目前》则讲述了中学、大学期间的往事,“挖窑洞的学生与打短工的少年”、寒夜苦读的青年等形象跃然纸上,解志熙先生在艰苦条件中坚韧求学的情景如在目下,让人感叹为学有成之不易。作者在文中真诚感念很多师长和同学的帮助,记人记事鲜活生动,留下了一幕幕可以流传在中国当代教育史上的情景。


       收在《砚台的纪念》最后一辑中的文章,则有些别致。这些文章,均用文言写成。解志熙先生古典文学修养深厚,虽然长期致力于新文学研究,文言功夫却也毫不逊色,因而这些长文短制,都写得本色当行,在典雅与浅近之间处理得较为妥帖。更值得注意的是,解志熙先生采用文言进行写作本身就显现了对语言表达的一种理解。在今天的语言环境中,文言文适合于庄重内容的表达,有着礼敬的文化意味。解先生的这几篇文言文也是如此,或是为导师贺寿,或是自明心志,或是为乡邦变迁作记,都怀着庄重敬诚之心。这种心绪以及对文言的灵活驾驭,祛除了时下文言文写作中常见的敷衍之辞、陈腐之气,达到文质相宜的效果。此辑中篇幅最长的文章《村落记——家园琐忆》叙述了自己生长的家园“解家掌”村的盛衰变迁,对村落及其承载的生活之行将消失充满了惋惜之情。该文可作“解家掌”村史来看。在以城镇化为主要标识的现代化冲击之下,出身农家的人将普遍面临“无家可归”的处境,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这种情形下,为自己的村庄写史作传,在纸上存留一个村庄,也可算是聊以自慰的事吧。


       解志熙先生的《砚台的纪念》,文风朴实,情感真切,没有逞才使气的飞扬之笔,也没有为文而造情的造作之气,真正做到了“修辞立其诚”。在“修辞立其诚”之外,这些文字还具有“载道”的意义。这里的“道”,当然已不是封建道统,而是今日之世道义的力量,具体说来就是为人之道、为学之道。《砚台的纪念》中的文字,不论是对于日常生活之际遇的书写,还是对学林师友的记述,都承载了道义,显示了作者的学术和文化担当。《砚台的纪念》中的文字,或可算作是学者散文或“学人之文”,目下的学者散文或张扬学者的生活情趣,或表达正规学术文字之外的读书发现,致力于“载道”的表达委实不多,也许是“文以载道”经过五四新文化之后被批倒了吧。不过,面对当下社会之不良心态尤其是今日学界浮躁功利之学风及其衍生的种种奇闻,真想读到更多的、如同解志熙先生《砚台的纪念》那样睿智、平易、朴实的“载道”的文字。



       公开信息显示,解志熙,1961年10月出生于甘肃省环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78年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就读于河南大学中文系,1986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1992年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2000年至今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稿》、《聊为之说——温故知新小集》等。


       (作者吕东亮系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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