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一场跨越两大思想圣地的对话
美国波士顿，紧邻查尔斯河、距离波士顿市中心仅几英里远的哈佛大学，9月23日至25日，举办了一场AI安全与伦理的高峰对话。这是一场横跨太平洋的学术盛宴，中美两国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安全、伦理治理与经济伦理展开了面对面的思想交锋与深度对话。这场对话，既是美中两国人民友谊在学者层面的生动互动，也是两国学者以智会友、以道相交、共同探求人类未来发展之道的时代见证。
在这场以AI安全与伦理为核心议题的高峰对话中，很少有经济学家像阿玛蒂亚·森那样，能够同时占据“科学”与“伦理”两座高峰。这位出生于印度、求学于剑桥、任教于牛津、最终在哈佛安放学术生涯的经济学家，用一部部深刻著作，将长期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的伦理维度重新拉回经济研究的中心。而在他与牛津大学结缘四十周年之际，这场于哈佛举行的学术盛会，让AI安全与伦理、经济伦理的对话有了新的回响。
本次论坛以“40周年”为核心概念，纪念阿玛蒂亚·森与牛津大学结缘四十年，同时也围绕他所开创的“伦理学与经济学”这一研究主题，展开了跨越大西洋、跨越学科、跨越代际的思想碰撞。论坛上，牛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双聘教授刘光明发表了重磅学术论文《亚当·斯密与西斯蒙第经济伦理在当前AI时代的企业应用》，将经济伦理的思想谱系与中国当代实践、与AI时代的全新命题深度勾连。
线上参加本次论坛的精英界人士中，有我国半导体产业重要开拓者张汝京，以及中国人保的李明巍、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的刘强等一批金融界精英。他们虽身处数字屏幕之后，却以金融一线从业者的视角，为这场学术对话注入了来自产业与市场最真实的脉动。
这既是一位诺奖得主的思想巡礼，也是一位中国学者对西方经济伦理思想谱系的系统回望，更是一场关于“经济学应当走向何方”的时代追问。
一、阿玛蒂亚·森：把伦理带回经济学的“经济学良心”
1.1 从加尔各答到牛津：一个思想者的成长
阿玛蒂亚·森于1933年出生在印度孟加拉邦的圣蒂尼克坦，一个深受泰戈尔教育理念浸润的地方。他早年就读于加尔各答的总统学院，后远赴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深造，先后获得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正是这段横跨东西方的求学经历，在他身上同时埋下了对贫困、饥荒、社会正义的深切关怀，以及对严密逻辑与科学方法的执着追求——这两条看似分离的脉络，最终在他手中合流，共同塑造了一种“以伦理关怀为底色、以科学方法为工具”的独特经济学气质。
1977年，森受聘为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1980年起担任牛津大学Drummond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并成为牛津万灵学院（AllSouls College）院士。在牛津的十余年间，他完成了《贫困与饥荒》《选择、福利与测度》等一系列奠定其学术地位的重要研究。1988年，森转赴哈佛大学，担任Thomas W. Lamont校级讲席教授；1998年至2004年间，他回到剑桥担任三一学院院长，成为首位执掌剑桥或牛津学院的亚裔学者；此后再度重返哈佛，至今仍以经济学与哲学教授的身份活跃于学术前沿。
正是这段始于1977年的牛津之缘，构成了本次论坛“40周年”这一概念的叙事起点：从踏入牛津课堂算起，四十年来，森始终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与“经济学的人道关怀”之间寻找平衡，他的思想也因此在牛津与哈佛两座学术重镇之间持续回响、不断生长。
1.2 《伦理学与经济学》：一册被低估的诺奖奠基之作
在森卷帙浩繁的著作中，《伦理学与经济学》（On Ethics & Economics）是一部篇幅不大却分量极重的作品。这部基于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座的著作，直指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要害：当经济学日益把自己塑造为一门只关心“效率”与“资源配置”的实证科学时，它实际上背离了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与伦理学共生共长的传统，也丢弃了自身对“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根本问题的回应能力。
森在书中鲜明指出，经济学与伦理学本是同源。他批评现代经济学那种“工程师式”的倾向——把人类行为简化为理性自利的最大化计算，把福利简化为可测度的效用与国民收入。在他看来，这既是对经济行为复杂性的误读，也是对经济学本应承担的“促进人的可行能力、实现社会正义”这一使命的背离。他主张重新引入“理性、自由、正义”等伦理维度，让经济学重新成为一门“关于人的学问”。
这部著作之所以被视为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奠基之作，正在于它系统性地为森此后一生的核心学术贡献——“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可行能力与自由发展观、社会选择理论中关于正义与福利的思考——提供了伦理学的哲学根基。199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森，表彰他对福利经济学所作出的多项奠基性贡献，包括重新定义贫困与福利、提出能力方法以及将伦理关怀重新带回经济学分析。可以说，没有《伦理学与经济学》中那种对伦理维度毫不妥协的坚持，就不会有那个“以人的可行能力为核心”的诺贝尔奖体系。本次论坛之所以专门强调这部著作，正是因为它浓缩了森思想中最富人道温度的部分——经济学绝不应沦为冷漠的效率计算，而必须始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
肯·阿罗(KennethJoseph Arrow,1921-2017)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2年与约翰·希克斯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其研究横跨经济学与伦理学领域，核心贡献覆盖多个重要方向:提出了作为社会选择理论核心成果的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在满足若干合理条件的前提下，不存在一种能从个人偏好出发、形成一致社会偏好的社会选择规则(除非独裁)，这一结论深刻影响了福利经济学、民主投票理论，也直接启发了阿玛蒂亚·森后来在福利与可行能力理论上的研究;与热拉尔·德布鲁共同构建阿罗一德布鲁模型，严格证明了竞争市场下均衡存在且有效的条件，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的基础;开创性地研究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为现代信息经济学奠基;同时还与希克斯等人共同推动了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定理的严格化。阿罗是阿玛蒂亚·森在哈佛大学的导师之一，二人亦师亦友，森将《伦理学与经济学》献给他，既是因为阿罗是自己学术上的重要师长辈，更因为阿罗本人的研究横跨了经济学与伦理学领域，森深受阿罗社会选择理论影响，将"不可能定理”作为自己早期研究的重要起点，后来通过放宽条件、引入人际比较等思路推进了该领域的发展，而早在1972年便已获诺奖的阿罗，还在1998年的诺贝尔奖晚宴上由森提名。阿罗1921年8月23 日生于美国纽约，二战期间曾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担任气象军官，194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1951年在导师阿尔伯特·哈特的指导下获该校博士学位，他曾于1968一1979年任教于斯坦福大学，1979年后任教于哈佛大学，还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7年2月21日逝世，作为连接经济学、社会选择与伦理决策的枢纽人物，他所构建起的学术血脉与思想渊源，正是森献书致敬的核心原因。
1.3 能力方法：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
森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贡献，当属“能力方法”。他主张，评价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应只看他拥有多少收入或财富，而应看他实际拥有多少“做某事的自由”——即“可行能力”。贫困的真正含义，不是收入的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剥夺；发展的真正目标，不是GDP的增长，而是人的可行能力的拓展。
这一思想彻底改变了国际社会对发展与贫困的理解，直接启发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也深刻影响了全球反贫困实践与公共政策设计。在森看来，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与发展；而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最终必须回归到“人”本身。这一理念，正是他将伦理带入经济学的最生动注脚，也为后来者——包括远在中国的经济伦理研究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二、思想谱系：亚当·斯密与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传统
2.1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与国富的隐秘关联
论坛上，刘光明教授的重磅论文《亚当·斯密与西斯蒙第经济伦理在当前与AI时代的企业应用》，首先将目光投向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斯密简化为“看不见的手”与“自利即效率”的标签，却常常忽略一个关键事实：斯密首先是道德哲学家，《道德情操论》先于《国富论》问世，而《国富论》中关于“自利”的论述，必须放在《道德情操论》所奠定的“同情”与“正义”框架下才能获得完整理解。
斯密认为，人类既有自利的冲动，也有天然的同情心与对正义的追求。市场之所以能够运转，并不仅仅因为个体的自利，更因为一个由“公正的旁观者”所维系的社会伦理秩序。刘光明教授在论文中强调，还原一个完整的亚当·斯密，对于今天纠正那种“市场万能、伦理缺席”的误解至关重要——现代经济学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恰恰遗落了斯密最珍视的“道德情操”维度。
2.2 西斯蒙第：为“人的福利”而申辩的先驱
论文的另一位主角，是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与斯密对市场自发秩序的乐观不同，西斯蒙第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最早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系统反思。他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尖锐指出，财富的无限增长并不等于幸福的普遍增进；当生产的发展以劳动者的贫困、失业与身心摧残为代价时，这种“繁荣”本身就是一种扭曲。
西斯蒙第主张，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对象不是“财富”，而是“人的福利”；经济活动的目的，应当是为所有人的幸福创造条件，而非仅仅服务于资本的增值。他关于消费与生产的平衡、关于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呼吁、关于“以人为目的而非手段”的立场，使其成为经济思想史上最具人道温度的先驱之一，也被后人视为“为穷人说话”的经济学家。
2.3 一脉相承：从斯密、西斯蒙第到森
刘光明教授在论文中清晰地勾勒出一条贯穿经济思想史的伦理线索：亚当·斯密以“道德情操”确立了经济与伦理同源的传统；西斯蒙第以“人的福利”为旗帜，对单纯追求财富增长提出最早的伦理抗议；而阿玛蒂亚·森则以“能力方法”和“伦理学与经济学”的雄辩论证，将这条被主流经济学压抑已久的伦理线索重新激活，并赋予其现代的形式与科学的方法。
换言之，森并非凭空创造了经济伦理，而是接续并升华了斯密与西斯蒙第早已开辟的传统。理解森，必须回到斯密与西斯蒙第；而理解斯密与西斯蒙第在今天的意义，又必须借助森的现代阐释。这正是刘光明教授这篇论文的独特价值所在——它把三颗相距两个多世纪的思想星辰，连成了同一条闪光的伦理之河。
三、刘光明教授：经济伦理研究的中国传承者
3.1 从实务到学理：一位“双栖”学者的求索
在本次论坛的发言席上，刘光明教授以“牛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为第一头衔亮相，同时作为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中国经济伦理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鲜为人知的是，刘光明的学术之路，起步于中国产业与改革的第一线——他早年曾在大型国有企业从事政工与经济管理工作，亲身经历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深刻变革，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敏锐地意识到：经济的变革若缺少伦理的支撑，终将在效率与公平、财富与人心之间失衡。
带着这份来自实践的追问，刘光明转入学术研究，长期任教于高校并扎根中国社会科学院，深耕经济伦理学、企业伦理、企业文化建设等方向。他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商业活动中的经济伦理问题》等多项研究，执笔过金华、杭州、泸州、宁波等地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战略课题，著有《企业信用》《集团公司企业文化》等系列成果。对他而言，经济伦理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抽象玄思，而是切切实实关乎企业成败、关乎社会和谐、关乎国家治理的现实课题。
3.2 重磅论文：《亚当·斯密与西斯蒙第经济伦理在当前AI时代的企业应用》
这篇论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一次纯书斋式的思想史回溯，而是一次直指当下与未来的应用研究。刘光明教授以“当前”与“AI时代”为双重坐标，系统考察了亚当·斯密与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思想，如何能够转化为AI时代企业经营的现实准则——当算法开始替代人作决策、当数据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当平台与智能体重塑商业边界，斯密所强调的“道德情操”与“公正旁观者”，西斯蒙第所坚守的“人的福利”与“以人为目的”，恰恰为企业在效率狂奔中守住伦理底线提供了古老而常新的价值坐标。
本次40周年纪念大会上，刘光明教授发表的重磅论文《亚当·斯密与西斯蒙第经济伦理在当前与AI时代的企业应用》，是对其多年经济伦理研究的系统性总结与升华。论文以“回到思想源头”为方法，通过细致比勘亚当·斯密与西斯蒙第两位思想巨擘的经济伦理思想，梳理出经济伦理从古典到现代的内在演进逻辑，并以此映照当代经济实践的伦理困境。
论文指出，亚当·斯密与西斯蒙第看似一正一反——一个为市场秩序辩护，一个为市场后果忧虑——实则共同指向同一个根本命题：经济活动的终极意义，在于增进人的福祉与社会的正义，而非财富的单纯累积。斯密以“道德情操”为市场奠定伦理地基，西斯蒙第以“人的福利”为经济发展划出伦理边界；二者共同构成了经济伦理最原初、也最恒久的追问。刘光明教授特别强调，这一思想传统在中国有着天然的共鸣土壤——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富民以德”“先义后利”的思想，与斯密、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关怀遥相呼应，也预示着中国学者在经济伦理研究上完全可以实现从“引介西方”到“自主建构”的跃升。
3.3 现实案例：中石油塔里木油田的企业文化与企业人文指标体系
如果说山东瑞福油脂的《企业伦理宪章》体现了传统老字号对伦理的坚守，那么中石油塔里木油田的企业文化与企业人文指标体系，则展示了国有大型能源企业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以“人”为中心落地经济伦理。这一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光明研究员与中石油孙龙德副总裁等共同在塔里木油田实施，深入演绎了“管理以文化为基础”的理念与以人为本的具体路径，成为企业文化与人文指标体系建设的典范样本。
塔里木油田是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田，也是西气东输的主力气源地，作业环境艰苦、勘探开发难度堪称世界级。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塔里木人铸就了“艰苦奋斗、真抓实干，求实创新、五湖四海”的塔里木精神，形成了“任劳任怨、默默付出”的塔里木品格，喊出了“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的豪迈誓言。这些宝贵的精神文化，正是企业人文指标体系的灵魂所在。
企业人文指标体系的价值，在于把抽象的“以人为本”转化为可衡量、可考核、可落实的管理维度。它关注员工的成长与发展、健康与尊严、价值实现与幸福感，让企业文化从墙上的口号变成员工切身可感的制度安排与人文关怀。无论是科学合理的薪酬分配、向基层一线和关键岗位倾斜的激励机制，还是对员工职业健康与生命安全的保障，处处体现着“健康至上、以人为本”的文化自觉。
塔里木油田的实践表明：对于肩负能源报国使命的国有大型企业而言，企业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凝聚队伍、攻坚克难、行稳致远的深层动力。以“人”为核心的企业人文指标体系，正是经济伦理在企业管理领域最生动的落地——让制度有温度、让管理有文化、让发展有人文。
3.4 现实案例：山东瑞福油脂的《企业伦理宪章》
山东瑞福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正是经济伦理从理论走向企业实践的一个鲜活样本。这家以“崔字牌”小磨香油享誉全国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将企业伦理落地为一份成文的《企业伦理宪章》。2017年4月16日，瑞福油脂隆重举行《企业伦理宪章》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刘光明教授等学者出席见证，标志着经济伦理研究与企业经营实践的一次深度握手。
瑞福油脂的伦理底色，源于家族代代相传的祖训。自1932年立下“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祖训以来，从崔升扬、崔信山到现任董事长、第二十代传人崔瑞福，“人无信不立、店无信不兴”的信念深深扎根。崔瑞福提出“一辈子只吃一碗饭，一百年只做一件事”“有质量就有市场，有诚信就有未来”“走大道，走正道”的经营理念，把“专于一业、诚信为本”凝练为企业不可动摇的价值铁律。
这份《企业伦理宪章》的意义，在于它把抽象的经济伦理转化为可执行的企业制度与员工行为准则。瑞福油脂把伦理宪章写进企业文化的血脉，靠文化管人、靠制度管事，让“做食品就要用良心做”成为每一位员工发自内心的自觉。无论是原料把关、生产流程还是质量管理，处处体现着“诚信立根、品质铸骨”的伦理坚守。
作为企业伦理落地的现实案例，瑞福油脂《企业伦理宪章》证明：经济伦理绝不是悬置在学术殿堂里的空洞概念，而是可以内化为企业核心竞争力、转化为基业长青现实力量的具体实践。这一案例，与刘光明教授论文所强调的“在当前与AI时代的企业应用”形成了最有力的呼应——无论技术如何演进，诚信与责任始终是企业经营最坚实的伦理基石。
3.5 中国视域：经济伦理的本土化建构
刘光明教授的经济伦理研究，始终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在他看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也面临诚信缺失、责任淡薄、唯利是图等伦理挑战。如何在保持经济活力的同时重建商业伦理，如何在拥抱市场逻辑的同时守护社会正义，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
他主张，经济伦理的本土化建构，既要汲取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从斯密、西斯蒙第到森）的合理内核，更要植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具体而言，就是把“以义取利”“诚信经营”“社会责任”内化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准则，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确立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从而实现效率与公平、市场与伦理、经济与社会的统一。这一立场，使刘光明的经济伦理研究既具有扎实的学理根基，又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成为本次论坛上中国学者发出的重要声音。
四、AI安全与伦理高峰对话：思想交锋与时代碰撞
4.1 论坛主旨：让经济学重新“有温度”
本次“AI安全与伦理高峰对话”以纪念阿玛蒂亚·森与牛津大学结缘40周年为契机，将“伦理学与经济学”确立为核心议题。论坛旨在回应一个当代经济学的根本焦虑：当算法、数据与效率逻辑日益主导经济决策，当金融创新与产业变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社会结构，经济学是否正在失去对人本身的关怀？
论坛上，阿玛蒂亚·森本人就其经济伦理思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重申了《伦理学与经济学》的核心主张——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是历史的误会，更是当代经济学的重大损失；经济发展必须回归“人的可行能力”这一根本尺度。森以其特有的从容与深邃，向与会者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便是最前沿的经济分析，也完全可以同时是温暖而合乎人性的。
4.2 金融精英在线齐聚：从理论到实践的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论坛特别设置了线上参会通道，吸引了来自产业与金融一线的精英人士。他们之中，有我国半导体产业的重要开拓者，也有来自国有大型保险集团与银行总行的骨干，以线上方式全程参与了这场学术盛会。
在本次论坛线上参会的精英界人士中，有一位特殊的与会者——我国半导体产业的重要开拓者、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作为精英界人士的第一位，张汝京的到来，为这场经济伦理的学术对话注入了一份来自硬核科技与产业报国的厚重底色。
张汝京被誉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开拓者”。早年赴美国求学，先后获得南卫理公会大学工程学士与德州大学硕士学位，并曾长期任职于美国德州仪器等国际半导体巨头。然而，一颗报国的赤子之心始终牵引着他。2000年，他回国创办中芯国际，在极短时间内建成中国大陆第一条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填补了中国芯片制造的多项空白，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自主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多年来，他始终秉持“产业报国、自主可控”的信念，把中国半导体产业自立自强作为毕生追求。这份深沉的爱国情怀，正是一种最朴素而深沉的经济伦理——把个人才能、企业发展与国家的繁荣、人民的福祉紧紧相连。
支撑张汝京在艰难产业之路上始终不渝的，除了爱国情怀，还有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作为一名虔诚信徒，张汝京的信仰早已融入他的工作与生活。在他的人生信条里，祷告不是逃避现实，而是面对挑战时汲取力量、坚定方向的精神源泉。他常怀信心，坚持“祷告就有力量、祷告就有平安、祷告就有路途、用祷告战胜一切！"——这句简短而坚定的话语，恰是他数十年产业报国生涯的真实写照。
当中国半导体面临“卡脖子”的艰难时刻，当技术攻关遭遇重重险阻，正是这种源自信仰的坚韧与笃定，支撑他一次又一次迎难而上、攻坚克难。
在张汝京身上，爱国情怀与宗教信仰实现了一种独特的融合：爱国，是他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行动自觉；信仰，则是他内心力量的源泉与安顿。两者共同塑造了一位既有家国担当、又有精神坚守的产业开拓者。这份“以信念战胜困难”的品格，与本次论坛所倡导的经济伦理——以人为本、向善而行、坚韧不拔——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也为与会者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启迪。
作为国有大型保险集团的核心业务骨干，李明巍长期从事风险管理与产业金融服务，深知保险这一“社会稳定器”在服务实体经济、保障民生福祉中的伦理分量；作为工商银行总行从事宏观金融与产业投融资的资深从业者，刘强则见证了金融如何深度介入实体经济的肌理。他们虽身处不同的金融岗位，却共同关心着同一个问题：在AI与数字化浪潮席卷金融业的今天，金融如何坚守服务实体经济、增进社会福祉的本分，而不迷失于纯粹逐利的逻辑。
张汝京与李明巍、刘强等精英在论坛互动环节的发言，恰与刘光明教授论文中的判断形成了呼应：经济伦理不是悬置在学术殿堂里的空洞概念，而是每一笔业务、每一项决策、每一次创新背后都要面对的活生生的问题。当理论的光照进实践的土壤，这场论坛的意义才真正完整。
4.3 两地互动：跨越大西洋的学术共同体
"40周年两地互动”的另一层意涵，在于牛津与哈佛两座学术重镇之间、以及更广泛的东西方学术共同体之间的持续对话。从1977年森踏入牛津，到今日刘光明教授以中国学者的身份在纪念大会上发出声音，四十年的时间跨度，恰恰映照出经济伦理这一议题从欧美中心走向全球对话的历史进程。中国学者与金融从业者的深度参与，标志着经济伦理研究已不再只是西方的专利，而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学共同体共同面对、共同建设的时代议题。
五、AI时代：经济伦理的新命题
5.1 算法时代的伦理挑战
如果说四十年前，森面对的还主要是主流经济学对伦理维度的忽视，那么今天，经济伦理正面临一个全新的、更具颠覆性的挑战者——人工智能。
AI在带来效率革命的同时，也提出了尖锐的伦理命题：算法会不会放大既有偏见，造成新的不公？数据驱动的决策能否保持透明与可问责？当机器承担越来越多的经济决策，人类的主体性与尊严如何安放？技术效率与人文关怀之间，能否兼得？刘光明教授在论坛上指出，这些问题无法靠技术本身回答，而必须回到经济伦理的思想传统中去寻找方向——森所强调的“以人的可行能力为中心”，恰恰为AI时代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价值坐标。
5.2 "AI时代的芯”：伦理与技术的双轮驱动
论坛提出了“AI时代的芯”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表述。这里的“芯”，既指作为AI物质基础的芯片与算力，更喻指驱动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的“价值内核”。刘光明教授强调，AI时代的产业发展，需要“技术之芯”与“伦理之芯”的双轮驱动：没有先进的芯片与算力，产业发展就缺乏物质支撑；而缺乏伦理的规约与指引，再强大的技术也可能偏离造福人类的初衷。
这恰恰回应了森与刘光明共同的学术关切：技术必须服务于人，效率必须让位于人的全面发展。在AI重塑生产方式、组织结构与就业格局的今天，坚持这一价值内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
六、AI时代对企业和国家的重大贡献
6.1 对企业：从效率革命到责任经营
在刘光明教授看来，AI时代对中国企业的意义，远不止于效率与利润的提升。他强调，AI为中国企业提供的，是一个“既做大做强、又向善而行”的历史性机遇。
一方面，AI赋能企业实现数智化转型，大幅提升研发、生产、营销与决策效率，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另一方面，AI也倒逼企业建立更高标准的伦理治理——数据安全、算法公平、消费者权益、员工权益，正成为新时代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刘光明教授所倡导的，中国企业应当在拥抱AI的同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把“诚信、责任、利他”内化为经营基因，打造既有全球竞争力、又有伦理温度的世界一流企业。
6.2 对国家：从技术追赶到大国责任
从国家层面看，AI时代的到来，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战略提供了强劲引擎。在"双碳"目标、自主可控、新质生产力等国家战略的牵引下，AI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推动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
刘光明教授特别指出，中国在AI时代不仅要做技术的领跑者，更要做伦理的贡献者。面对全球共同面临的AI治理难题，中国有责任、也有条件，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发展实践，为AI时代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把“科技向善”“以人为本”“增进人民福祉”作为AI发展的根本价值导向。这种“以伦理引领技术”的路径，正是森的经济伦理思想在中国语境下的当代回响，也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独特思想贡献。
七、AI时代金融业的伦理治理：李明巍、刘强的一线视角
7.1 保险业的伦理底色：李明巍谈“社会稳定器”
作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的核心业务骨干，李明巍在论坛线上发言中，从保险业的角度谈了自己对经济伦理的切身体会。他指出，保险业天然是一个“以诚信为生命”的行业：投保人把对未来的保障托付给保险公司，本质上是一种深度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正是经济伦理在金融领域最具体的体现。
在AI与数字化浪潮下，保险业正经历深刻变革：智能核保、精准定价、在线理赔、数字人客服，让服务效率大幅提升。但李明巍同时提醒，技术进步也带来了新的伦理命题——算法定价是否会造成“数据歧视”，让某些群体难以获得公平保障？智能理赔的自动化决策，能否保证透明与可申诉？个人健康与行为数据的采集使用，如何在服务与隐私之间守住边界？
李明巍强调，对于中国人保这样的国有大型保险集团而言，服务实体经济、保障民生福祉、守护人民美好生活，是比任何单一利润指标都更为根本的使命。保险业拥抱AI，必须以“增进保障、守护公平”为依归，绝不能让技术放大偏见、背离普惠。这份来自金融一线的清醒认识，与刘光明教授在论文中强调的“以义取利、诚信经营”的伦理主张形成了深刻共鸣。
7.2 银行与实体经济的血脉：刘强谈金融本源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的刘强，则从银行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观察。他指出，金融的使命从来不是自我循环、空转套利，而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血脉畅通。作为全球资产规模领先的国有大行，工商银行长期深耕产业投融资，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制造业、科创企业、中小企业与广大民生领域。
刘强认为，AI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打开了新的空间：智能风控提升了信贷决策的精准度，大数据分析帮助银行更好地识别真正需要支持的实体经济主体，供应链金融的数字化让资金更顺畅地流向产业链上下游。但他同样警示，金融创新若脱离伦理约束，就可能异化为风险与泡沫的温床。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反复教训表明，金融必须始终牢记“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本源，在效率与稳健、创新与风险、逐利与责任之间保持平衡。
在刘强看来，这正是“伦理学与经济学”这一议题在金融领域最鲜活的注脚：金融的每一次创新、每一笔业务，背后都站着一个关乎诚信、责任与公平的伦理判断。而这种判断力，既需要制度与监管的约束，更需要从业者内心对“金融向善”的坚守。
7.3 金融与伦理：从学术命题到职业信仰
李明巍与刘强的发言，共同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经济伦理并非高悬于学术殿堂的抽象教条，而是沉淀在每一个金融岗位、每一次业务决策中的具体选择。对于一线金融从业者而言，守住“诚信、责任、服务实体”的底线，就是在践行最朴素也最根本的经济伦理。
他们代表了一个庞大而重要的群体——那些在算法与数据日益主导的时代，依然坚持以人的需求、社会的福祉为依归的金融从业者。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经济学重新有温度”这一命题在现实中最好的证明。
八、森的思想宝藏：从饥荒研究到自由发展观
8.1 《贫困与饥荒》：一册改变世界的经典
要真正理解森的经济伦理思想，就不能不回到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贫困与饥荒》。在这部著作中，森以缜密的经济学分析颠覆了一个流行已久的迷思：饥荒往往并非源于粮食的绝对短缺，而是源于“权利”的丧失——当大量人口丧失了对粮食的购买与获取权利时，即便市场上粮食充足，他们仍会陷入饥饿。
这一“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贫困与饥荒的社会制度根源，也直接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反贫困问题的重新理解。它向世人昭示：经济问题的解决，绝不能脱离对公平、权利与正义的伦理考量。这一研究不仅为森赢得了世界声誉，也为其日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奠定了坚实基础。
8.2 《以自由看待发展》：发展的伦理宣言
如果说《伦理学与经济学》为森的思想提供了伦理学的哲学根基，那么《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as Freedom）则将其系统化为一种完整的发展观。在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中，森提出：发展的实质，是人的自由的扩展；而人的自由，最终体现为其“可行能力”——即实际能够选择并实现自己珍视的生活的能力。
收入增长、市场发育、技术进步，都只是手段；人的自由与可行能力的拓展，才是发展的终极目的。这一“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框架，深刻影响了全球发展理念的转向，使国际社会逐渐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关注教育、健康、政治参与、社会平等等多维的人类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逐步完善。
8.3 身份、正义与公共理性：森的伦理政治学
森的思考还延伸至身份认同、社会正义与公共理性等更广阔的领域。在《身份与暴力》中，他呼吁超越单一的、被强加的群体身份，尊重每个人身份的多重性与自由选择的可能；在《正义的理念》中，他主张以“现实比较”与“公共理性”的方式追求正义，而非沉溺于抽象的理想制度设计。
这些看似远离“经济”的思考，实则与其经济伦理一脉相承：无论是经济决策、社会发展，还是身份政治与制度安排，森都坚持一个根本立场——尊重人的自主性，增进人的可行能力，以公开的讨论与理性的协商寻求更公正的社会安排。这种将经济、伦理与政治贯通一体的视野，正是森作为“经济学良心”的完整写照。
九、历史回望与当代启示：经济伦理的复归
9.1 主流经济学的“伦理失忆”
回顾经济学史，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经济学本是“道德哲学”的嫡传。在亚当·斯密那个年代，经济学尚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经济行为被置于善恶、正当与不正当的伦理框架下加以考察。然而，随着19世纪以来边际革命与实证主义的兴起，经济学逐渐标榜“价值中立”，把伦理维度排除出分析框架，把自己塑造为一门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
这种“伦理失忆”带来了巨大的代价：经济学日益擅长计算效率与配置，却越来越难以回答“什么是好的社会”“什么是人的生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日益加剧的收入分配失衡、气候变化、发展不均等问题，都在反复叩问：缺乏伦理之维的经济学，是否正在迷失方向？
9.2 森的复归：让伦理重新进入经济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森的思想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他以坚实的学理论证，让被逐出经济学大门的“伦理”重新登堂入室；他证明，引入伦理关怀不仅不会损害经济学的科学性，反而能让经济学更加贴近真实、更能解释并改善人的处境。
森的复归，不是简单地向古典经济学的复归，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既尊重市场与效率，又坚持公平与正义；既重视科学的精确，又拥抱伦理的温度。这种复归，为陷入“伦理失忆”的主流经济学提供了一条出路，也为所有关心经济与人的关系的思想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9.3 对中国经济学的启示
对于正在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中国学术界而言，森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刘光明教授在论坛上指出，中国经济学既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中立”框架，也不能闭门造车、排斥人类共同的思想成果，而应在扎根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广泛汲取从斯密、西斯蒙第到森的合理养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伦理理论。
这一立场，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无论是共同富裕、乡村振兴，还是绿色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其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经济伦理意涵。让经济学的分析重新面向人、为了人，正是中国经济学自主建构应有的价值底色。
十、AI治理的全球图景与中国方案
10.1 全球AI治理的伦理共识
随着AI技术加速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AI治理已成为全球性的紧迫议题。从数据安全、算法透明，到就业冲击、伦理风险，各国都在探索如何在拥抱AI红利的同时，有效管控其风险。联合国、主要经济体与国际组织，正就AI伦理原则展开广泛协商，围绕“以人为本”“负责任的AI"“可解释性”“隐私保护”等议题凝聚共识。
一个日益清晰的全球共识是：AI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技术必须服务于增进人类福祉，而非反噬人的主体性与尊严。这一共识，恰恰与经济伦理的核心命题不谋而合——AI时代的经济发展，同样需要伦理之光的指引。
10.2 中国的实践与担当
作为AI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在推动AI治理方面展现了大国担当。中国发布了一系列关于AI伦理、数据安全与算法治理的规范性文件，明确提出“科技向善”“以人为本”的治理导向，主张在发展与安全、创新与规范之间实现平衡。同时，中国积极推动AI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行动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刘光明教授强调，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为全球AI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基于深厚的文化传统与丰富的治理实践，中国可以把“以人民为中心”“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等价值理念融入AI治理框架，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AI治理体系，让AI技术的红利真正惠及世界。
10.3 “AI时代的芯”：从技术内核到价值内核
论坛上反复出现的“AI时代的芯”这一表述，浓缩了本次对话的核心关切。它提醒我们：在追求芯片算力、算法先进性的同时，绝不能忘记驱动文明前行的“价值之芯”。技术之芯让AI“跑得起来”，伦理之芯则让AI“走得正、行得远”。
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拥抱AI的同时，必须建立负责任的治理架构，把数据伦理、算法公平、社会责任内化为组织基因；对于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发展AI产业的同时，必须完善制度供给与伦理规约，让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与人民福祉。这种“技术之芯”与“伦理之芯”的统一，正是AI时代经济伦理最深刻也最现实的表达。
十一、经济伦理的三重面向：市场、企业与社会
11.1 市场的伦理边界
经济伦理的第一个面向，是对市场本身的反思。市场是配置资源的高效机制，是人类经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市场并非万能，更非天然正当。纯粹的市场逻辑若失去伦理规约，可能走向垄断、外部性与两极分化；对市场机制的盲目崇拜，则可能遮蔽效率之外同样重要的公平与正义维度。
森对此有着深刻的自觉：他既坚决捍卫市场与个人自由的价值，又毫不妥协地批判市场的失灵与不公。在他看来，市场需要在公平的规则、合理的社会保障与正义的制度安排下运行，才能成为增进人类福祉的积极力量。刘光明教授在论文中同样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是要在效率与公平、市场与伦理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11.2 企业的伦理自觉
经济伦理的第二个面向，指向企业这一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企业既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伦理责任的承载者。一个负责任的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更要对员工、消费者、社区与环境负责；不仅要创造经济价值，更要创造社会价值。
刘光明教授长期从事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研究，深知伦理之于企业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关乎基业长青的根基。他主张，中国企业应当把诚信经营、社会责任、绿色发展内化为核心竞争能力，以“义利并举”的经营智慧，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坚守道义，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这与李明巍、刘强等金融从业者所强调的“服务实体、金融向善”的立场，在价值取向上完全一致。
11.3 社会的伦理共识
经济伦理的第三个面向，是全社会范围内的伦理共识。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不仅需要健全的法律与制度，更需要广泛认同的道德与价值共识。诚信、公平、责任、合作——这些看似朴素的价值观念，恰恰是市场有效运转、社会和谐发展的无形基石。
在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诚信”“友善”“公平正义”，与经济伦理的核心主张高度契合。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诚信经营、崇尚实干、尊重劳动、鼓励创新的伦理氛围，既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
十二、四十年回望：一场思想长征的当代启示
12.1 从诺奖到课堂：思想如何改变世界
回望森与牛津结缘的四十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学者个人的学术成功，更是一种思想如何从书斋走向世界、改变现实的完整轨迹。森的“能力方法”进入联合国发展报告，他的贫困与饥荒研究影响全球反贫困实践，他的经济伦理思想被写入无数教科书——思想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传播与落地中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现实动能。
这也正是本次论坛的另一层深意：思想不是束之高阁的奢侈品，而是需要被讲授、被传播、被实践的公共财富。刘光明教授以“牛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身份与会，正是这种“思想传承”的生动体现——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创造思想，更在于让思想薪火相传、代代相继。
12.2 中国学者的世界视野与本土关怀
刘光明教授在这场国际论坛上的亮相，具有超越个人意义的象征价值。它标志着中国学者正在从经济伦理思想的“学习者”“引介者”，成长为“对话者”与“建构者”——既能与世界顶尖思想平等对话，又能立足中国实践提出独到见解。
在刘光明教授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贵的气质：既有仰望世界思想星空的开阔视野，又有扎根中国大地的深沉关怀。他把亚当·斯密、西斯蒙第、森的思想引入中国语境，又用中国的发展实践反哺这些思想的当代阐释。这种“世界视野、本土关怀”的学术品格，正是新时代中国学术走向繁荣的缩影。
12.3 面向未来的共同课题
站在四十年的节点上回望，经济伦理的未来图景已然清晰：它不再是冷僻的学术分支，而是关乎人类命运的公共议题。气候危机、数字鸿沟、人口结构变迁、科技伦理——每一个时代命题，都呼唤经济伦理提供价值指引；每一次技术跃迁，都需要伦理之光校准方向。
论坛的意义，正在于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代际的思想者汇聚在一起，就这些共同课题展开平等而深入的对话。牛津与哈佛的学术薪火，中国学者与金融一线精英的实践智慧，共同构成了这场对话最动人的底色。
十三、AI重塑产业：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伦理实践
13.1 制造业：智能工厂背后的价值坚守
在AI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制造业是最具代表性的场景。智能工厂、黑灯车间、柔性生产、工业互联网，让中国制造正经历从“规模制造”向“智能制造”的历史性跃迁。AI赋能之下，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质量管控更加精准、能耗排放持续下降，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的步伐不断加快。
但刘光明教授提醒，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同样不能忘记“人”的位置。当机器与算法承担越来越多的生产任务，劳动者的技能升级、就业保障与尊严维护，就成为不容回避的伦理课题。发展智能制造，应当以提升劳动者素质、改善工作环境、增进产业工人福祉为依归，而非简单以机器替代人。技术进步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从繁重、危险、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充分的发展——这恰恰是森“以人的可行能力为中心”思想在产业领域的生动体现。
13.2 服务业与平台经济：效率与公平的再平衡
在服务与平台经济领域，AI同样带来了深刻的效率变革，也提出了尖锐的公平命题。算法推荐让供需更高效匹配，数字平台让海量小微经营者获得市场入口，智能物流让商品通达天下。然而，平台算法对劳动者的隐性管理、数据垄断与“杀熟”、中小经营者在平台规则面前的弱势地位，都构成了新的伦理挑战。
刘光明教授指出，平台经济的发展，必须在激发创新活力与保护劳动者权益、维护公平竞争之间寻求平衡。让算法更加透明、让规则更加公平、让平台生态更加包容，既是监管的责任，也是平台企业自身应当坚守的伦理自觉。这种“向善的平台治理”，正是经济伦理在数字时代的新课题。
13.3 产业升级中的伦理护航
无论是"双碳"目标下的绿色转型，还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中国产业升级的每一步，都需要伦理之光的护航。绿色制造不能沦为“漂绿”的噱头，科技创新不能异化为无序的竞争内卷，产业政策不能背离增进民生福祉的初衷。
刘光明教授强调，中国产业的未来，应当是“有温度的升级”——在追求技术先进、效率领先的同时，始终把人的发展、社会的公平、环境的可持续放在核心位置。这种“以人为本、向善而行”的产业伦理，既是对斯密、西斯蒙第、森一脉相承的思想传统的当代接续，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应有之义。
十四、面向青年：经济伦理的思想传承
14.1 商学院的责任：培养有伦理的企业家
作为牛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光明教授尤为关注经济伦理思想的传承与青年培养。在他看来，商学院的责任，绝不限于传授管理技能与财务知识，更在于培养具有伦理自觉与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一个只有“术”而无“道”的商人，可能取得一时的成功，却难以行稳致远；唯有“术道合一”、以义取利的经营者，才能真正成就基业长青的事业。
他主张，经济伦理应当成为商学院教育的核心课程，让青年学生在走向商业世界之前，就建立起关于诚信、责任、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坐标。这一理念，与阿玛蒂亚·森“经济学应当成为关于人的学问”的主张一脉相承——无论是企业家、金融从业者还是研究者，都应当在追求专业精进的同时，葆有对“人”的关怀与敬畏。
14.2 青年学子的时代机遇
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年学者与青年从业者，刘光明教授寄予厚望。他指出，AI时代既充满挑战，更蕴藏机遇：经济伦理、科技伦理、数据治理、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正为青年一代提供广阔的学术与事业舞台。
他勉励青年学子，既要仰望星空、追踪世界学术前沿，更要脚踏实地、扎根中国实践；既要掌握扎实的专业本领，更要涵养深厚的家国情怀。唯有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青年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也才能在经济伦理这一关乎人类命运的时代命题中，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
14.3 传承与创新：一场永不落幕的对话
从阿玛蒂亚·森到刘光明教授，从牛津、哈佛到中国的课堂与产业一线，经济伦理的思想火炬，正在一代又一代学者与从业者手中传递。这场跨越四十年的对话并未落幕，而是以更广阔的舞台、更年轻的姿态，向着未来继续延展。
正如本次论坛所昭示的：只要人类还在思考“应当如何生活”“什么是好的社会”，经济伦理的追问就不会停止；只要技术还在重塑经济与社会的面貌，伦理之光的照耀就永远不可或缺。这是一场关于经济学、关于人、关于未来的，永不落幕的对话。
十五、回望与前瞻：经济伦理的永恒命题
15.1 从“效率时代”到“价值时代”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效率时代”迈向“价值时代”的演进轨迹。工业革命以来的两个多世纪，人类在经济效率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然而，效率的凯歌高奏，并不自动带来幸福与正义：贫富分化、环境危机、意义失落，无不在提醒我们，效率之上，还有更根本的价值尺度。
森与刘光明教授共同的贡献，正在于把这一被效率叙事遮蔽的价值尺度重新带回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他们向世人表明：经济发展的最终裁判，不是增长的数字，而是人的可行能力是否得到拓展、人的尊严是否得到尊重、人的福祉是否得到增进。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回归，标志着人类经济思想正从“效率时代”走向“价值时代”。
15.2 经济伦理的永恒性与时代性
经济伦理既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又具有与时俱新的时代性。就其永恒性而言，无论技术如何演进、制度如何变迁，“诚信、公平、责任、正义”这些核心价值始终是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伦理基石；就其时代性而言，每一个时代都会向经济伦理提出新的课题——工业时代关注劳工与分配，金融时代关注风险与责任，而AI时代则聚焦于算法、数据与人的主体性。
正是这种永恒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使经济伦理历久弥新、常思常新。从斯密到西斯蒙第，从森到刘光明，一代代思想家正是在回应各自时代命题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深化着经济伦理的思想内涵。而这场跨越四十年的论坛对话，正是这一思想进程的生动缩影。
15.3 以思想的确定性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面向未来，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技术加速迭代、地缘格局演变、气候变化加剧、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某种确定性的指引——而这种确定性，恰恰来自对根本价值问题的清醒认知与坚定坚守。
经济伦理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价值层面的确定性。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幻，“诚信经营、以人为本、增进福祉、促进正义”这些根本价值，始终是企业和国家行稳致远的定盘星。以思想的确定性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正是本次论坛最深刻的启示，也是经济伦理之于这个时代的最大价值。
结语：以伦理之光，照亮经济与AI的未来
从1977年阿玛蒂亚·森踏入牛津，到今日“AI安全与伦理高峰对话”上的学术对白；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到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再到刘光明教授《亚当·斯密与西斯蒙第经济伦理在当前与AI时代的企业应用》的重磅论文——经济伦理这条思想之河，在两百余年间奔流不息，并在AI时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
这场论坛告诉我们：经济学从来不应只是一门关于效率的科学，更应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始终是人的可行能力的拓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在技术狂飙突进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这样的伦理坐标——让AI服务于人，让增长服务于民，让市场与伦理、效率与正义、企业与国家，在相互成就中共同走向一个更美好、更可持续的未来。
四十年前埋下的思想种子，已在全球经济的土壤中长成参天大树。而这场由牛津、哈佛、中国学者与金融一线精英共同参与的经济伦理对话，正如一道光，将持续照亮经济与AI前行的方向。
（本报特邀记者黄尔坡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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