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某些汉学研究者坚持说，长城是中国的“国界”，它分隔开了两个不同的国家；不少民族学者认为，正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燕山是北蛮与华夏两大民族的分界线，其北自古就是“山戎、猃狁、荤粥”等北蛮的聚集地；历史学者则坚信，燕山以北自古为游牧经济区，以南为农耕经济区，这一格局自“唐虞以上”亘古未变。

然而，郑家沟遗址的发现，以红山文化五千年前便穿越燕山、扎根冀西北的铁证，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些长期以来的固有认知，为重新审视燕山南北的政治版图、经济版图、文化版图、民族版图，提供了全新视角。

其三，早在先秦典籍《逸周书》《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山海经》中，就记载了黄帝集团曾在古涿鹿一带，先后与炎帝族展开了黄炎大战，与蚩尤族爆发了涿鹿之战，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黄帝集团因此崛起，中华文明也因此崛起。而古涿鹿就是今涿鹿，与郑家沟遗址相互毗邻；根据文献的记载，黄帝的年代刚好在距今五千年上下，与郑家沟遗址的年代也完美契合。这不禁引人深思：郑家沟遗址与黄帝集团是否存在深层关联？中华民族始祖黄帝是否由塞外的红山文化走出来的？

上述三问，第一问事关考古，第二问事关历史，第三问事关民族，都和华夏文明的源头叙事紧密相关。

为了回应这三大核心疑问，我们特别推荐考古学者王光镐十二年前发表的一篇论述。文中，他以严谨的学术视角，科学论证了红山文化晚期的南下，清晰阐释了红山文化与黄帝集团的内在关联。即便今日品读，仍具振聋发聩的思想力与耳目一新的学术价值。

早自汉代以来，对中华始祖黄帝的发源地，就形成了各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辗转至今，有说黄帝出自西部陕甘的，有称黄帝源自东方齐鲁的，有称他来自南方长江流域的，有称黄帝族原本就是扎根中原的，可谓东、西、南、北、中，无处不是黄帝的故乡。黄帝起源，因此成为华夏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千古疑团。

上世纪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综览历代诸说，高屋建瓴地指出：“《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此论如空谷传声，打破了学界的认知僵局。在此基础上，王光镐先生在下面转发的论述中，综合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的十大学科证据，全面论证了黄帝集团源自红山文化的科学性与必然性。因此，在汉以来的黄帝族源诸说中，终于有了一个最具完整体系、最有科学依据的一说。当然，这也是迄今最详实可靠的一说。

古往今来，中华始祖黄帝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我们这些黄炎子孙。正是郑家沟遗址的发现，以及王光镐等学者的论证，让黄帝的形象从传说走向实证，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

这是华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全球华人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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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耐人寻味的是，当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趋于极盛后，当后来居上的它不仅领先于北京地区文化，而且领先于中原诸文化后，却在东北大地上突然销声匿迹，顷刻间不知所踪。考古工作者在总结红山文化之后的东北地区考古发现时说：“东北地区迄今发现确属此时的考古学文化只有分布在辽东半岛的小珠山上层文化一种。”[i]这就是说，在红山文化结束后，东北大地只剩下一些偏在一隅的小文化，而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代表红山文化的后续发展。

在红山文化诸类型中，时代最晚的是小河沿文化，发现于敖汉旗小河沿乡[ii]。有人认为此文化晚于红山文化，称其为“后红山文化”[iii]，有人认为它仍属红山文化，是红山文化中最晚的类型，时代大体与庙底沟文化同时[iv]。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小河沿文化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3640年～前2667年间[v]，确与年代在公元前3500年～前3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相当而略晚，故此以上两说当以后说为是。至于小河沿文化的性状，则如学者所言，其遗存明显比红山文化稀少[vi]，亦与红山文化的繁盛不相匹配。这就是说，在前述小珠山上层文化之外，即便再加上小河沿文化，也不足以体现红山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鉴于上述事实，学者不无理由地强调：“需要指出的是，在东北其它地区尚缺乏确属晚于红山文化后段的原始时期遗存的发现，这主要是有待工作的问题。不过，东北地区西南部在红山文化显示出文明的起源之后，确实存在一个较大的‘空白’阶段。当然，在这阶段内该地区决非无人活动，但不拘怎样，红山文化后段一经结束，昔日繁荣、动荡的社会局面骤然消失，则是可以确认的。”[vii]这种现象确实颇为奇特，恐怕不能简单地由考古工作的缺失也就是“有待工作的问题”来解释。而根据历史的常识，除了天灾人祸等“非可抗力”造成的毁灭性灾难外，文化与族群突然消失的一种最大可能，就是他们出现了整体性的转移。而证之以种种发现，目前尚无任何迹象表明公元前三千纪的燕山以北发生了毁灭性天灾，如日中天的红山集团也不至于为哪个不知名的弱小部族所灭绝，所以唯一可以做出的解释是，红山集团在东北大地的突然消失，就是由他们的群体性转移造成的。至于转移的原因，则很可能是他们的进一步成长在当地受到了限制，因此要寻找适合他们发展的更大空间。甚至可以推测，他们迁徙的轨迹也和后世东北地区的不少民族一样，是由关外迁入了关内，进入了更加适宜生存与发展的平原地区。

而从老哈河上游及大凌河中上游出发，在向温暖肥沃的平原地区挺进时，北京是必到之地。

前面第二章在论证远古时期北京地区的三大创世纪发展时，曾经谈到恰在公元前三千纪初叶，也就是正好在红山文化结束之时，黄帝集团从北京西北的涿鹿及延庆一带崛起，接连奏响了战炎帝、诛蚩尤、盟诸侯、建都邑等华彩乐章，还创建了一整套以王权、军队、官吏、刑罚为标志的国家机器的雏形，开启了煌煌五千年中华文明史。那么，这个在北京西北一带出现的黄帝集团，会不会和突然消失的红山文化集团有关呢？

对黄帝集团的前后居地，历来的文献记载往往一言蔽之以“无常处”。《吕氏春秋·季春纪·圜道》云：“黄帝曰：‘帝无常处也，有处者乃无处也。’”《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晋书·载记第三十》云：“昔轩辕氏亦迁居无常二十余年。”《辽史·兵卫志上》云：“轩辕氏合符东海，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上记载皆以中华始祖黄帝居无常处。细审这个“无常处”的含义，一则无非是说黄帝集团好迁徙，“迁居无常二十余年”；二则揭示了黄帝集团并非涿鹿的原住民，当有另外的来源；三则涿鹿之前的黄帝地望已无从查考，故一言蔽之以“无常处”。但在探明了红山文化的性状之后，我们有理由推测，公元前三千年前后在北京西北一带如狂飙般崛起的黄帝集团，正是由位在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集团迁徙来的。

理由之一是，黄帝族与炎帝族在今北京西北一带展开的“阪泉之战”，史称是黄帝族的“南伐”，即黄帝集团原居阪泉以北。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了两座西汉前期墓葬，发现了先秦时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其中有《黄帝伐赤帝》一节，上载：“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viii]此文所言的赤帝即炎帝，“反山之原”即阪泉，其“黄帝南伐赤帝”一语则表明，黄、炎大战前的黄帝族原居于阪泉以北。古阪泉在今北京延庆县，说已详第二章第三节。而由北京延庆向北搜索，在距今五千年前，唯一的强势集团必非红山文化集团而莫属。见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的第一大史迹就是“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可见与炎帝的阪泉之战，正是黄帝集团的出山之战。

理由之二是，上节已论，东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重心不断南移，到红山文化晚期已南移到今内蒙古东南端，直逼燕山北麓。照此趋势发展下去，红山集团的翻越燕山进入冀北无疑是大势所趋。

理由之三是，按照文明演进的递嬗关系，红山文化集团的性状恰与黄帝集团上下链接。

前文已述，在红山文化后期，以老哈河上游及大凌河中上游为中心的红山集团已大步迈向国家文明的门槛。不难设想，当他们一旦脱离狭促崎岖的山林地带，进入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后，积蓄的能量一定会很快爆发出来，迅速点燃绚丽的文明之光。而恰恰在位置与之毗邻的河北涿鹿一带，在时代紧承其后的公元前三千纪初叶，黄帝集团一举开创了文明大业，这二者在发展关系上恰好薪火相传。

理由之四是，东北地区有不少黄帝族的后裔，表明那里确实和黄帝集团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

《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路史》卷十四载：黄帝次妃嫫母“生苍林、禺阳……苍林姬姓，生始均，是居北狄。”以上所谓“北狄”，是对古代北方各部族的统称，《礼记·王制》即明谓“北方曰狄”。《山海经》和《路史》说北狄之国是由黄帝之孙始均创建的，就是对东北地区有黄帝后人的明文载述。

又《山海经·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犬戎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畜牧族之一，史载“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ix]，诛杀幽王并迫使周室东迁的就是这个犬戎。而据《山海经》此文，可知他们也是黄帝之子苗龙的后裔。

东胡是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北方强族，世居西辽河一带，史载他们也是黄帝的子孙。《晋书·慕容廆载记》云：“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云：“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有熊氏即黄帝，高辛氏帝喾是黄帝的曾孙。而据上述文献的记载，东胡或者是有熊氏的后代，或者是帝喾少子厌越的后代，总之都是黄帝的后裔。

按照某些文献的载述，匈奴族也是黄帝的苗裔。《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索隐》引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史记集解》引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以上诸说，或以夏禹的后裔淳维为匈奴之祖，于殷商时逃往北边；又或以夏桀的儿子獯粥在夏朝灭亡后拐带他老爸的几个妃子逃往北方，后来成了雄踞北地的匈奴祖先，总之皆以匈奴之祖为夏人苗裔。郭沫若亦主此说，他认为夏人原为河套一带的戎族，后来有一支向北迁徙，逐渐流变为匈奴[x]。既然是夏人的后裔，自然也就是黄帝族的苗裔，因为于史可证，“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xi]。

史载鲜卑族同样是黄帝的苗裔。十六国时创建了前燕国的慕容廆是鲜卑人，前引《晋书·慕容廆载记》便明言他是“有熊氏之苗裔”。鲜卑人在十六国时创建的小朝廷除前燕外，还有代、后燕、西燕、西秦、南凉、南燕等，足见黄帝余绪在北国流布之广。

继十六国而起的北魏拓跋氏也属鲜卑族，同样尊黄帝为始祖。《魏书·序记》云：“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黄帝）其裔始均，……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此文说，北魏皇族的“拓跋”姓氏便来自“以土德王”的黄帝。其故在于，鲜卑语的“托”即“土”，土为黄，而“跋”的含义是“后”，“后”为古之帝称，于是“拓跋”即为“土后”，“土后”即为“黄帝”。颇为奇特的是，北魏拓跋氏不仅在姓氏中标明他们是黄帝族的后裔，还说由黄帝之孙始均开始，到北魏拓跋氏之祖为止，居然有“六十七世”的谱牒可循。此言确凿与否已无从稽考，但由此足见鲜卑人对自己是黄帝后裔的深信不疑，并说明自始均以降确有黄帝后裔世居东北地区。

关于东北地区形形色色黄帝后裔的由来，《魏书·序记》给出的解释是：“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即以这些黄帝后裔皆因黄帝之孙“受封北土”而来。岂不知在文明初兴的黄帝时代，这种殖民式的异地分封既与当时的国情不符，也与黄帝集团的实力不符，是根本不可能的[xii]。纵观整个中华文明史，由围绕一个中心部族的“万邦林立”，到西周时期的诸侯分封，再到秦汉以后郡县制的建立，是国家政体演进的三大步骤。黄帝所处的是第一阶段，不可能在方外之地裂土分封。于是，黄帝后裔在东北地区的绵延不绝，只能出于那里是黄帝集团祖地的缘故。

理由之五是，史称黄帝南征的主力部队是由“熊、罴、貔、豹、虎”组成的，而这恰是北方山林部族的标记。

《大戴礼记·五帝德》引孔子曰：“黄帝……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史记·五帝本纪》亦云：“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由上可知，阪泉大战中黄帝一方的主力部队即“熊、罴、貔、貅、貙、虎”。单从字面上看，这都是北方山林常见的猛兽。其中熊即黑熊；罴为熊的一种，毛色黄白，《史记正义》说“罴如熊，黄白色”可证；貔属虎类，《史记正义》引郭璞云：“貔，虎属也”；貅同貔，也是虎类的一种，或曰雄性称貔，雌性称貅；貙，《尔雅·释兽》云：“貙獌，似狸。”注曰：“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狸”。以上熊、罴、貔、貅、貙、虎，是一个比一个凶猛的山林野兽，事如唐柳宗元《柳先生集》十六所言：“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在燕山以北，现在有不少地方已退化成干旱的山地丘陵，但在黄帝时代，那里水草丰美，树木葱茏，是百兽繁衍之地，更是上述猛兽成群出没之所。《汉书·匈奴传下》载：“北边塞至辽东，……草木茂盛，多禽兽。”这就是对古代辽东一带草木茂盛和“多禽兽”的描述。《诗经·大雅·韩奕》郑玄注云：“貔，似虎或曰似熊，辽东人谓之白罴。”[xiii]这也说明貔、罴常出没于辽东一带。

至于黄帝的“教熊、罴、貔、貅、貙、虎”，可能的解释有三种：一种是指“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xiv]，即黄帝训练这六种猛兽以供驱使；第二种是说“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xv]，即用猛兽的称谓为猛士冠名，用以壮声色、震敌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熊、罴、貔、貅、貙、虎”为部队番号；第三种则是按当时的习俗，“熊、罴、貔、貅、貙、虎”可能是黄帝麾下各部族的图腾徽号。从客观情况分析，后两种的可能性为大，尤以最后一种可能最为接近史实。但无论属于哪种可能，这都反映了黄帝集团与这些猛兽群居的北方山林的天然联系。

史称黄帝“号有熊”，这也透露出黄帝集团与北方山林的联系。

《世本·帝系》宋衷注云：黄帝“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黄帝号有熊。”又引谯周曰：“黄帝，有熊国君。”皇甫谧《帝王世纪》云：黄帝“受国于有熊。”综合此类记载，可知黄帝之国称“有熊”。对于此国号的由来，历来的解释莫衷一是，最权威的解释来自《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根据这个记载，古往今来的人们多以黄帝号有熊是因新郑而起的，即以新郑古称有熊，黄帝居新郑，故号有熊。然而早在这种说法见载于晋司马彪撰著的《续汉书》之前，汉人宋衷注《世本》时就特别强调，黄帝号有熊是因为“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即明言有熊国早在黄帝之前便已存在，更在黄帝迁都新郑之前便已存在。事实上，如果摒弃各种主观臆测，不难看出破解“黄帝号有熊”密码的钥匙已经蕴含在黄、炎大战的史实中。

在叙述黄帝集团与炎帝大战的六大部族时，《大戴礼记·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皆以“熊”为首，可见“熊”是黄帝战阵的首要部分。这为首的部分必非黄帝自己的部族莫属，由此说明熊是黄帝族的图腾，这便是“黄帝号有熊”的由来。既然以熊为图腾和国号，自然也透漏出黄帝族和燕山以北山地丘陵地带的关系，因为那里是群熊的集居地。

将黄帝“号有熊”的相关因素串联起来，其中的逻辑关系是：

1，先有一个位在北部山林的方国，因那里群熊出没而以“熊”为图腾，称“有熊”；

2，黄帝降生于有熊国并承嗣君位，故号“有熊”；

3，黄帝率部南下涿鹿，再南下新郑，并以新郑为都；

4，中国古代地名往往随人一同搬迁，因此迁到河南新郑之后的黄帝都邑仍称“有熊”。

总之，综合事情的沿革与发展，应该是先有黄帝的有熊国，后有新郑的号有熊，过去人们恰恰把这个因果关系搞颠倒了。

理由之六是，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往往把黄帝神格化为“北斗神”和“天鼋”，这就把黄帝的出生地准确无误地对号入座到了塞北之地。

明辑录本《竹书纪年》卷一云：“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纬书集成·河图始开图》云：“黄帝名轩辕，北斗神也。”以上或以黄帝因“大电绕北斗枢星”感孕而生，或以黄帝为“北斗神”。它们虽然是神话，但却明显反映出黄帝的降生与“北斗”所在的方位有关。

《路史·前纪七·轩辕氏》云：“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路史》系南宋罗泌所撰，内容远涉上古，引据浩繁。其称轩辕氏出于“空桑之北”，也和黄帝的“北斗神”之说不谋而合。

又《国语·周语下》云：“我姬氏出自天鼋。”此姬氏是指开创了周朝的姬姓周人，而这里的“天鼋”，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天鼋即轩辕也”[xvi]，指的就是轩辕黄帝。周人的先祖为后稷，而“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黄帝曾孙”[xvii]，知周之先祖亦为黄帝之后，故有“我姬氏出自天鼋”之说。案天鼋为龟属大鼈，古人视为神物，传说是北方太阴之神。于是，以黄帝为“天鼋”，也无异于把黄帝归位到了北方。

理由之七是，在黄帝史迹中随处可见北方民族的印记。

《周易·系辞下》云：“黄帝、尧、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马。”宋衷注：“相土，黄帝臣。”《云笈七签·轩辕本纪》云：“（黄）帝始教人乘马。”以上文献皆把马的驯化役使与黄帝联在了一起。在中国古代，燕山南北是最早驯化和役使马的地区之一。《左传·昭公四年》云：“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此文冀指冀州，是古九州之一，主要范围包括“今山西全省，河北的西、北境及河南的北部，辽宁的西部”[xviii]。而“冀之北土”，所言即冀州北部，主要指燕山地带。由此可见，燕山地带即“马之所生”，而传说中的黄帝“服牛乘马”，恰好透露出黄帝族与燕山地带的渊源关系。

黄帝族的喜迁已见前述，这也深深烙下了北方民族居无定所的印记。

理由之八是，细审黄帝称谓的由来及某些黄帝故事，甚至可以和红山文化联系起来。

关于“黄帝”称谓，自司马迁以来多根据后起的“阴阳五行说”，解释为“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xix]，即以“黄”寓意土色，而轩辕有土德之瑞，故此名之。《说文·黄部》云：“黄，地之色也，从田。”这里亦以“黄”的本义为地之色。但查甲骨字形，黄“象人佩有玉璜之形”[xx]，台湾学人李孝定综合甲文各家的解释后也说：“黄实古玉佩之象也”[xxi]，可见“黄”的初义是佩玉，“地之色”是后起义。《诗经·齐风·著》云：“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耳。”毛传：“黄，黄玉。”此处的“黄”即指玉。黄帝的年代早于殷商甲文，故此“黄帝”之黄必当训为“玉”，而非后起的“土色”。无独有偶，恰如前文所述，红山文化的玉文化非常繁荣，佩玉之风十分盛行，而这刚好和标榜崇尚玉、佩戴玉的“黄帝”称谓相符，说明黄帝和红山集团确实桴鼓相应。

黄帝大战蚩尤时留下了一段传说，是说由于蚩尤部的顽强抵抗，黄帝族久战不胜，最后因为得到了女神的天佑，才终于取得了胜利。《山海经·大荒北经》云：“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太平御览》卷十五引《黄帝问玄女战法》云：“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龙鱼河图》云：“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以上皆说黄帝战蚩尤时得到了女魃或玄女的帮助，从而化险为夷，取得了最后胜利。这虽然是神话，但恰与红山文化集团的女神崇拜如出一辙，而助黄帝的玄女，很可能就是红山集团供奉的女神。在红山文化中，出土了不少鸟纹图案或鸟形器皿，如鸟兽图尊形陶器、鸟形壶、玉鸟等[xxii]，这也和神话中玄女的“人首鸟形”若合符节。

理由之九是，考古工作已为红山文化集团南下涿鹿提供了直接证据。

最重要的考古证据即前引苏秉琦先生关于南北两大文化在涿鹿一带会合的论述。这段论述明确指出，在距今五六千年前，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一南一北向外扩张，最终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特别是在距离涿鹿不远的蔚县四十里铺和三关等地，发现了时代紧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后的红山文化遗存，还出土了特征明显的红山文化彩陶罐[xxiii]，都表明红山文化确实来到了涿鹿一带。这些资料的年代或许略早于黄帝时代，但这对后来黄帝集团的南下涿鹿仍不失为重要的佐证。因为一则红山文化确曾南下，二则很可能正是由于红山集团与中原集团在涿鹿一带的接触与碰撞，才刺激了红山文化文明因素的生长，并最终导致了黄帝集团的南征。

理由之十是，恰与黄帝集团南下涿鹿同时，在与涿鹿一衣带水的北京地区，发现了和黄帝集团颇为相合的雪山一期文化，而雪山一期文化又和燕山以北的小河沿文化同属一个类型。

如第二章第三节所论，北京雪山一期文化距今约5600～4900年，恰与黄帝的年代范围相合。不仅如此，它还在诸多方面与黄帝集团的属性相契，表明这就是黄帝集团的文化。于此之外，雪山一期文化还与燕山以北的小河沿文化具有鲜明的共性，特别是它们的典型器如夹砂筒形罐、双耳小口高领罐等，简直如出一范，以至有的学者认为小河沿文化就是“雪山一期文化的发源地和终结地”[xxiv]，也有的干脆认为小河沿文化直接就是雪山一期文化[xxv]。小河沿文化的性质及年代已如前述，它位于燕北红山文化的中心地带，是红山文化中时代最晚的一支。既然雪山一期文化是黄帝集团的文化，那么和它同属一个类型的小河沿文化当然也就和黄帝集团有关了，这便为黄帝集团源起于燕山以北提供了又一个证据。

以上十大理由齐备，当为黄帝部族源起于燕北红山集团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关于黄帝的历史发源地，历来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具体情况已见第一、二两章所述。相比之下，在黄帝出生地的历来诸说中，能够像红山集团之说这样获得上述十大证据支持的，迄今绝无仅有。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黄帝集团源出于红山文化之说，是黄帝族源诸说中迄今最为详实也最可凭信的一说。

早在上个世纪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将红山文化与黄帝史迹联系起来。他在首发于1993年的《论西辽河古文化》一文中说：“《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xxvi]此后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苏先生又进一步强调：“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xxvii]上述见解有如空谷传声，给黄帝史迹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但需略加说明的是，种种迹象表明，红山文化开启的仅是文明的源头，并未真正跨入文明的门槛，因此也未能“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xxviii]。同时，这个红山文化即便是黄帝集团的发源地，也未必代表了黄帝时代。因为事如第二章第三节所述，真正意义的黄帝时代应起于黄帝的阪泉、涿鹿之战，起于釜山会盟和黄帝创建的都邑及国家机器，而它只能界定在红山文化终结之后，并非红山文化开始之时。

从考古学文化上看，红山文化的终结与中原仰韶文化的终结基本同时，此后便进入了龙山时代。过去一向认为龙山时代尚处在原始社会，但证之以第二章第三节所述的种种史实，证之以这个时代层出不穷的城池、原始文字、冶金、贵族墓葬、礼仪制度等文明要素，完全可以说，龙山时代就是黄帝导源的五帝时代，就是跨入了国家文明新纪元的时代。

综合上节及本节所论，可知先是北京地区的文化促进了东北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发展，后是鼎盛期的红山文化经由黄帝集团的南下撞击了中原北上的文化，最后终于通过两大文化的综合作用迸发出了绚丽耀眼的中华文明之光。这就是说，普照神州的华夏文明，是在燕山南北各大文化的交融、碰撞下产生的，甚至是在被后人斥为“蛮夷”之地的燕山以北文化的直接作用下形成的。这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谜底，也即多年来人们苦苦追寻的华夏文明之根。它的揭示，不仅丝毫无损于中原文化的光辉，还突显了神州大地自古以来的多元一体，彰显了燕山南北两大地域自古有之的唇齿相依。

中华文明起源的谜底，同时也就是中华始祖黄帝的谜底。现在我们知道，中华始祖黄帝是从塞北的红山文化集团走出来的，从那里南下到了燕山南麓。毋庸讳言，这个结论对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史观无疑是个极大的冲击，对自古以来“华夷之辨”的民族史观更是个极大的颠覆。第一章已述，自西周王朝倾覆于西夷犬戎，夷夏之防就成了历代中原王朝的要务。而倘如把中华始祖黄帝的源起定位在燕山以北，无异于把华夏民族的始祖视同为“蛮夷”，对“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历史观不啻有致命的打击。但客观事实就是如此，既不会因古人的民族偏见而改变，也不会因今人的主观意愿而移易。恰恰相反，一旦黄帝的这个出身得以判明，反而从根基上为塞内外各大民族的同组同源确立了一个绝对的前提。不难设想，假如有朝一日考古工作者用镢头唤醒了燕山这条神奇的龙脉，不仅将从源头上再现中华文明的崛起，还将从根蒂上再现“华”、“夷”两大民族自古以来的血脉相连。

黄帝点燃文明火炬的地点在今涿鹿至延庆一带，首先照亮的却是其东方的北京平原，说已详第二章第三节。而在站稳了北京平原的跳板后，黄帝集团便不失时机的趁势南下，迁都于河南新郑的有熊[xxix]。河南新郑地处黄河中游膏腴之地，位于神州之中，故如《淮南子·天文训》所云：“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黄帝又成了传说中的“中央”神。

总之，从燕山以北到燕山以南，再到中原腹地，中华始祖黄帝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征程中，不仅打通了由东北平原、华北平原联成的东方生命带，还一举开创了光耀千古的中华文明。在这场征程中，北京的枢纽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先是担负了推进东北地区文化发展的使命，后又完成了点燃文明火种的重任，再后成为黄帝集团南下的踏板，从而在中华文明的开创史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

[i]《中国通史·第二卷》第421页。

[ii]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2期。

[iii]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

[iv]索秀芬、李少兵：《小河沿文化年代和源流》，《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

[v]同上注。

[vi]郭大顺：《大南沟的一种后红山文化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2），文物出版社，1989年。

[vii]《中国通史·第二卷》第424页。

[viii]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

[ix]《史记·周本纪》。

[x]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

[xi]《史记·夏本纪》。

[xii]说详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