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历史文化总体特征的观察与思考，最早开始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曹子西先生。他在1987年发表的《北京历史演变的轨迹和特征》一文中，简要列举了北京历史发展的几大特点：

       一是“北京作为文化古都和现代城市，它的地位与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上，有一个由低到高、从小到大的演进过程。尽管其中也曾出现一些曲折和反复，但总起来说，这个城市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

       二是“北京地处我国中原、华北与东北各族人民生活的交结地带。自古以来，民族关系的错综复杂，民族矛盾的时缓时剧，民族融汇的逐步凝聚，就是北京历史演进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三是“北京地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融为一体，古老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真可以说，整个北京城就是一座展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宝藏的，生动、真实而有代表性的博览馆”；

       四是“北京在旧社会是历代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堡垒和中心，北京人民为了摆脱受奴役受压迫的地位，曾经进行过长期的、曲折的和顽强的斗争”。

       以上四项，第一二两项是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的，第三项谈到了文化的丰富性，第四项谈到了社会的阶级性。前两项确实体现了北京的特性，可以视为北京历史文化的基本特征，但后两项却是各类城市共有的属性，并非一地一城所特有。于是，经过若干年后，当曹子西先生于1995年再次谈到北京历史文化的特性时，便略去了后两项，只着重强调了“对北京历史发展中两个基本特点的认识”，也就是对北京历史由低到高的发展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汇融合的认识。

       1990年，侯仁之先生在《论北京建城之始》一文中指出：“应该看到，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的城市其建城之始早于北京，可是后来却逐渐衰落下去，甚至沦为废墟。就是与蓟同时建立为诸侯国的燕，其故址所在，也早已湮没无闻，以致旧说不一，莫衷一是。而蓟却一直发展下来。北京以蓟为最初的起点，在建城之后，不断发展，历久不衰，一直至今。”此文第一次十分明确地将北京城市文明发展的持续性突出出来。

       1995年，宿白先生在为《北京文博》所做的发刊词上说：“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后，北京地区的人类文明绵连延续，距今约七十至二十万年左右。仅从北京地区开始建城起，即有三千多年不间断的历史，这在世界著名城市中也是罕见的。”“历史上的北京是中原通往东北和内蒙古草原的重镇，是交通的中枢和战略的屏障，是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中心。”这里又对北京历史文化的持续性和多元性作了简要的概述。

       1997年，笔者在《北京地区博物馆建设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无论从古代遗存的数量和质量上看，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都是无可置疑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表面数字的深处，包蕴着十分特异的历史内涵，而恰是这些内涵，构成了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基本特征”，并由此归纳了北京历史文化的四大本质特征：

       1，悠久性：北京是华夏远祖‘北京人’的故乡，早在五十万年前，生活在北京周口店一带的‘北京人’就点燃了北京地区人类文化的火把，照亮了北京这块广袤的土地，使她成为最早进入原始农业文化的区域之一。

       2，持续性：自西周初年燕国安邦建都，北京地区进入了成熟的文明形态，已达悠悠三千余载。在这三千余年中，历经朝代的更迭交替、历史的兴衰起伏，北京地区的文明之火却生生不息，从不间断，而且越烧越旺，历久而弥昌。这一文明发展的持续性，在世界任何著名城市中都是罕见的，它既产生于华夏文明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又来源于北京地区人文地理的特殊开放性，非其他一般地区可比。而由此遗留下的各历史时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积淀，就形成了北京地区始终不衰的文明史。

       3，递进性：先秦之时，北京为方国、诸侯国的所在，属于区域政权，影响只限于局部范围；自西汉王朝起，燕蓟之地在成为藩国都城的同时也成为州郡治所，开始统领一方，成为具有战略地位的北方重镇，至隋唐更发展成全国的重要城邑；公元938年，辽太宗定幽州为‘南京’，成为辽王朝的陪都，公元1151年金王朝正式迁都燕京，号‘中都’，北京由此又成了当时神州半壁河山的政治中心；从公元1272年元朝于燕京建大都开始，历经明王朝、清王朝，北京最终发展成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拂去数千年的历史风尘，豁然可见北京的发展由以下主线所贯穿：方国、诸侯国之都——州郡治所——北方重镇——辽朝陪都——金中都——元明清都城，即前后不仅持续发展，而且地位日隆，呈逐次递进式。在顺序递进的过程中，燕京文化的辐射圈不断扩大，文明的程度不断提高，政治的机制不断完善，各方面的地位都在不断攀升。反观中国几千年纷繁错杂的历史风云，独有北京的地位能不断上升，绝非偶然之事，必有其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出于这根本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才依然定都北京，继续保持了她在如此泱泱大国的中心地位。

       4，多元性：早在周秦时期，北京就处于贯通中国南北交通的要道，此后历朝历代，她更是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交通枢纽。从地势上说，她南接中原，腹地广阔；西望长安，古道通达；北邻草原，任马驰骋；东达大海，百无遮拦。这种地势的险要、交通的发达，使北京自古以来就成为各民族的汇聚之地，又成为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他文化的融会之所。加上后期元人的东渐、明王朝的北徙、清人的南下，更不断造就了北京地区历史的多元性、民族的多元性、文化的多元性，使之成为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

       笔者在此文中还进一步强调：“以上四大特性，即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最基本内涵。综观全球各大城市，真正具有‘北京人’这样久远文化源头的已然不多，能在整个文明进程中始终保持如此这般持续性、递进性和多元性发展的，更能有几何！这四大特征，不仅是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和底蕴，同时是北京历史文化的特殊优势，是北京建设文化中心的宝贵资源。这种优势和资源，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长久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相互作用和不断磨合中产生的，虽然有其必然性，但十分难得和鲜见，故而弥足珍贵。”

       综上所述，由曹子西先生始而发微，到笔者全面概括北京历史文化的几大特点，前后经历了整十年。可是，正如人们看到的，这个重要话题历十年之久却始终未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就连学术中人也应者寥寥。虽然侯仁之、宿白、曹子西都是各领域的大家，但由他们发声居然也引不起多少反响，岂非咄咄怪事！辗转至今，当北京历史文化的各个细枝末节都被各路方家穷追不舍时，其本质特征和核心属性却仍然乏人问津，着实令人不得其解。反复思考的结果，这只能说是出于如下原因：

       一，任何一地的历史文化特征，都是要通过缜密的考察来论证的，都要通过从早到晚逐个环节的认真审视来甄别。唯其如此才能言之有据地条理出该地贯穿始终的特征，也才能把对此地历史文化的一种感觉上升为缜密的科学结论。否则的话，再怎么强调也不过是随意道来的一种印象罢了，无法引起人们的重视。

       二，凡事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对北京历史文化特异性的研究尤其如此。试想，如果没有对其他城市凿凿有据的横向比较，怎么能知道北京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又怎么能知道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处于何种地位呢？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关键性的比较此前一直阙如，不仅没有系统全面的比较，就连简单粗略的比较也没有。在此情况下，对北京历史文化所做的任何评价都无异于无本之木，难免成为望风扑影之说。

       三，清晰的概念需要用清晰的语言来表达，鲜明的特征也需要由鲜明的语言来概括。倘若只有平铺直叙的表述，而没有基于科学考证提炼出的简要、准确、系统的结论，不仅无法得出清晰的概念，也无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此，当没有进行缜密的论证和全面的比较研究时，当没有归纳出类似“悠久、持续、递进、多元、一统”这样清晰而准确的概念时，人们看到的，只能是“北京作为文化古都和现代城市，它的地位与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上，有一个由低到高、从小到大的演进过程。尽管其中也曾出现一些曲折和反复，但总起来说，这个城市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的泛泛之论。这不仅无法让人们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特异性做出准确的解读，而且禁不住会想，世界上哪座城市不是经过曲折和反复由低到高、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呢？这等司空见惯之事怎么能视为北京历史文化独有的特征呢？

       于是，从上述种种缺憾出发，便有了对本书的构思。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与准备，此书于2006年年中开始动笔，已过去了整整八年。开始时笔者远远没有估计到本书写作的难度，甚至想当然地认为即使充分展开讨论，至多20万字就能把全部问题说清楚，时间上也无非是投人两年。但当深入进去后，当真正着眼于北京历史文化的全貌、人类城市文明的全局后，就如同不经意问踏进了一个浩渺无际的知识海洋，天地之广阔、视点之密集、资料之繁复、观点之歧多无不令人愕然！同时，正如导论所言，为了打通由专业分工带来的局限性，为了充分运用古史研究的“两重证据法”，所要付出的心血更远胜于笔者以前从事的学术研究。到头来，时间上一拖拖了八年，篇幅上一写写了70万。此期间一连数载的离群索居、默默耕耘，尝尽了独坐冷板凳的清苦和寂寥，个中感受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只能说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然而，即便有如此付出，即便这还算得上是一部巨著，但值此即将付梓之际，我却丝毫感受不到一丁丁点儿的如释重负。因为，正如一个刚刚浮出水面深吸了一口气的溺水者一样，笔者太清楚这个浩瀚大海的广阔无垠了！看似这只是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但倘如通过整个大海来看这片地域，其中的内涵实在是太丰富了，丰富得令人瞠目结舌！笔者深知，虽然有这洋洋大观的70万言垫底，但在博大精深的北京历史文化面前，这仍不过是一部拓荒之作罢了，只能给北京的历史文化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回首望去，在这数载的耕耘中，不知留下了多少疑点和难点尚待破解，也不知留下了多少重点和亮点有待展开。面对这些，笔者深感力不从心，只能慨然天地之浩瀚，叹息一己之渺小。好在世人对垦荒者向来是不予苛求的，何况这还是个远离了职场的垦荒者。我唯有寄希望于“长江后浪推前浪”，期待有志者接过这个重任，一个接一个问题、一个接一个章节地完成一部多卷本的“人文北京启示录”，以此为“北京学”树立起一座不可撼动的丰碑，也以此为待时而兴的“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比较学”奠定一块牢固的基石。

       窃愿如此，姑且书以存志！

2014年初写于北京昌平区回龙观“一得斋”

       （本文是王光镐著《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后记，标题为美中时报加。该书第一版2014年10月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2023年6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修改版）

       王光镐，男，1947年生，北京人，祖籍江苏泰州市，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任武汉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主任，著有《楚文化源流新证》、《当阳赵家湖》(合著)、《商代无楚》、《甲文楚字辨》、《黄帝地望诸说考》、《黄帝史迹的研究与北京地区文明的起源》等专著及论文多篇，主持编写了《文物考古文集》、《明代观音殿彩塑》、《明清织绣》、《古玺印》、《中国明清瓷器》等专著，曾获美国王安汉学研究奖助金及国内有关奖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