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近日合办了第180期上海发展沙龙，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兼首席经济学家魏加宁先生在沙龙上作了题为“政策刺激，还是改革开放？”的演讲。他认为，面对经济下行，正确的药方不应当是“有为政府”，而应当是“有限政府”，是“法治政府”。首先要做正确的事，然后才是正确地做事。如果大方向错了，你越努力，可能离目标越远。如果各地政府把法治环境搞好了，你用不着招商引资，也不需要优惠政策，国内外投资者就会不请自来。因为要挣钱，要盈利，这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自身具有的内在动力，用不着各级政府去操心。
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三大因素
第一个是短期因素，就是新冠疫情冲击。这个因素众所周知，在此不做赘述。
第二个是长期趋势，即所谓潜在增长率在下降。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大红利”都在逐渐消失。首先，人口红利在消失，而且还出现了“老龄化”；其次，资本红利在消失，从长期看储蓄率在下降，而且负债率在上升；同时，吸引外资也越来越困难了。最后，技术红利消失，山寨技术遇到了知识产权保护，引进技术遇到了中美高科技冷战。此外，从国家战略角度看，正如阿吉翁所言，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其技术来源如果不能够从“追赶模仿型”转向“前沿创新型”，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从企业微观角度讲，正如张维迎所言，如果不能够从“套利型企业”转向“创新型企业”，也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综上所述，一个基本结论就是：未来中国，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增长。
第三个因素是“改革红利”消失。如果问对中国经济改革贡献最大的两位经济学家是谁，我认为一个是吴敬琏，一个是厉以宁。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过去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对了什么？最重要的无非是两件事：宏观上引入了市场经济，所以有“吴市场”一说；微观上引入了股份制，所以有“厉股份”之称。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又放慢了呢？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林有为”打败了“吴市场”，强调有为政府，结果导致各地政府乱作为；另一方面就是“郎国进”打败了“厉股份”，导致中国经济国进民退。
二、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三大严峻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最近的连锁爆雷，这在预料之中，不足为奇。2015年我们在做《十三五时期经济金融风险评估》时，就指出了内外风险的连锁反应链条，从外部风险和人口老龄化风险，到房地产风险，以及财政风险、金融风险，一直到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风险。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的，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第二个风险，是我们许多人还没有看到的潜在风险，就是我们很有可能正在错失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宝贵机遇。上一轮新技术革命浪潮爆发时，由于马洪同志带领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们大声疾呼，一方面不断提醒中央高层领导，一方面大力进行社会动员，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全社会大讨论，使得我国从上到下都有了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从而推动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从而抓住了上一轮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宝贵机遇，获得了“技术红利”，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今天数字化在全面提速，新的拐点——大模型正在迅速“涌现”，不久的将来，大模型将无所不在。未来人的价值是什么？只有拥有独立思考，拥有独立见解，否则，所有其他很多事情都会被大模型、被AI所替代。现在国际上，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正在风起云涌，数字化技术正在快速迭代，所以我们要有新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否则，中国就有可能被新的数字化和新的全球化所淘汰。
第三个重大挑战就是民营企业政策和口号是不是已经掉入了“塔西佗陷阱”？！最近一个时期，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新政策、新措施，但似乎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还在减弱，投资的积极性还在降低。所以我有一种担心，就是我们的民营企业政策会不会陷入了“塔西佗陷阱”？雷颐教授在《中国切片：1900》一书中曾经指出，清朝末年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由于在对待洋务的态度上左右摇摆，最后导致清政府失去了公信力。
三、如何应对三大挑战？
面对当前的三大挑战，必须加快改革，加快转型。
（一）以政府转型应对经济下行
我同意林毅夫说的，当前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至于是不是能够达到8%另当别论，但至少不应当是现在这么低。
然而，正确的药方不应当是“有为政府”，而应当是“有限政府”，是“法治政府”。首先要做正确的事，然后才是正确地做事。如果大方向错了，你越努力，可能离目标越远。如果各地政府把法治环境搞好了，你用不着招商引资，也不需要优惠政策，国内外投资者就会不请自来。因为要挣钱，要盈利，这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自身具有的内在动力，用不着各级政府去操心。
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一个是法治，一个是“两平”，即“和平发展”和“公平竞争”。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最关心的就是法治和“两平”。
（二）以政策转型应对宏观调控失灵
我认为，就中国目前而言，凯恩斯主义恐怕已经走到尽头了——靠政府投资拉动的效果在不断递减。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重越来越高，但经济增长的速度却越来越低，说明投资拉动效果递减。我个人认为，政府与其去投项目，不如投消费，因为消费乘数大于投资乘数，而且投资乘数在不断递减。
1998年修公路，经济效益好，社会效益也好。到了2008年，再修公路就不行了，有效益的路基本上都修完了。于是2008年修高铁，到了2018年再修高铁也不行了。因为这几年高铁80%都修在了老少边穷地区，修好以后谁去坐，谁坐得起？如果没有人坐，成本如何回收？于是2020年提出“新基建”。但是我在2020年4月曾经在新供给论坛上提出：当务之急，不是新基建，而是新医院。如果疫情期间我们把资金主要投到建医院、建病房，那么疫情过后，整个医疗服务水平就会上一个台阶。
相比投消费，我认为，投社保的效果可能更好。因为高收入组的消费乘数效应相对较低，低收入组消费乘数是较高的。你给富人100块钱，他就会存起来；但如果你给穷人，他马上就会消费。更何况，救济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所以我主张，政府把更多的钱投到社保上，同时减免企业的社保缴费，让他们腾出精力和资金去投资。
（三）以数字化转型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宝贵机遇
数字化时代，创新发生了哪些变化？首先，在研发环节，工业时代强调的是专注式思维，它是一种求同的思维。在这方面，日本人是单一文化，曾经具有优势。但是到了数字化时代，需要的是发散式思维，是一种求异的思维，说白了就是“找不同”。在这方面，美国是多元文化，所以具有优势。
在生产环节，工业时代强调的是垂直一体化。数字化时代，由于信息成本的降低，强调的是横向的水平分工——零部件模块化，接口标准化，生产外包全球化。
上述变化是由于消费环节发生了变化。过去在工业时代，大型计算机、大型交换机需要的芯片，保质期至少要在20年到25年以上，所以日本人通过精雕细刻、高投入搞出来的高性能、高品质的芯片就占有优势。但是现在，耐用品变成了快消品，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使用用时间大多是两三年。所以台湾人和韩国人就发现，能够用低成本、短时间、快速生产出来，这才是技术优势。
数字化时代，决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时代强调的是垂直的集中决策，所以科层体制非常发达。到了数字化时代强调的是横向的分布式决策，所以团队运作就显得非常重要。
在企业环节，工业时代主要是价格竞争。日本人发现，到了数字化时代，更多的是创新竞争。因为老龄化以后，市场在缩小，如果企业都去拼价格的话，到最后，所有的企业全会死掉，所以日本人现在在研究如何提高价格？那么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够提高附加价值，才能够提高产品的价格。
此外，创新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过去的习惯是，企业正在出售的产品要与企业正在研发的产品之间保持一定的时间距离。但是这种按部就班的研发模式现在遇到了美国这种探索式颠覆式创新，有的人甚至是大学都没有上完，就辍学下海搞创业了，只要有个好的idea，风险投资一拥而上，很快就把产品搞出来了，这种颠覆式创新打败了日本按部就班的开发式创新。
最后是企业文化的变化。工业时代强调的是纪律严明、整齐划一、统一工作服。到了数字化时代，强调宽松氛围，自由随意，个性化服装。只有有了宽松的氛围，有了思想市场，才有可能出现创新的意愿和新的思想。
（四）以新一轮改革开放，争取新一轮发展红利
面对当前的风险与挑战，如果能倒逼我们加快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我们就能赢得新的发展红利。根据我们的研究，至少可以获得这样几个红利。
首先是“竞争政策红利”。目前，由于不公平竞争，不仅会带来效率的损失，而且会带来公平的损失，还会带来福利的损失。我们曾经计算过，由于不公平竞争带来的福利损失，能够占到GDP的22.8%。如果我们能够推进竞争政策，实现公平竞争的话，每年能够提高GDP1.5到2个百分点。
其次，如果能够推进国企改革，我们就可以获得风险化解的红利。
一是用国铁改革化解高铁债务。日本当年进行国铁改革，把一家国铁拆分成七家公司，改制上市，不仅解决了债务问题，解决了经营赤字问题，而且还提高了经济效益，提高了服务质量。所以如果我们推进国铁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就可以解决高铁债务风险。
二是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化解金融风险。我国的企业结构和金融结构正好相反，企业结构是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而金融结构恰恰以国有大型银行为主，结构错位必然导致资源错配。如果把商业银行去国有化，就可以用减持国有股份换来的资金来化解金融风险，处置不良资产。
三是推进地方国企改革，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我们从2003年就开始研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但是由于不进行相应的改革，结果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越做越大。如果我们推进地方国企改革，就能够用盘活的地方国有资产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最后，推进民进国升，实现“布局调整红利”。就是在全国人大设一个评估委员会，让国资委把国有企业的数据拿来，让工商联把民营企业的数据拿来，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进行评估——凡是民营企业能够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做得很好的领域，国有企业就坚决退出，退出干什么？我不是说不要国有企业，而是要让国有企业去干那些民营企业干不了、干不好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所以我的提法叫做“民进国升”，这样就可以获得“布局调整红利”。
回顾过去40年，有一个基本经验，或者说是基本规律，就是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2018年习总书记两次讲话，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广东，讲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的话，我们就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话，我们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
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魏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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