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讲的第一点是，我记得在2016年，曾经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布过一个产权保护的文件。在这个产权保护文件出台之前，按照现在的规定，有关部门起草了这个文件之后，要由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第三方评估。当时分管领导正好出差，于是就把这活儿交给我了，因此实际上这个评估是我牵头做的。我记得我们在做评估的时候提出了两件事情：一是我当时提出，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文件，写进《宪法》。因为文件（草案）原来的提法还是按照现行《宪法》的提法，关于产权保护，有先有后，有重有轻。所以，我当时提出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二是我们提出对于一些疑似冤假错案建议重新审理。因为是不是冤案错案我们没法做判断，那是要由法官做判断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各界都在呼吁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做评估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提了出来。我们提出来以后，听说最高领导层有了指示，但是好像很长一段时间下面还没有动静。后来中央政法委开座谈会，头一次请了我们两位经济学界的学者去参加，请了我和卢迈。由于那天卢迈迟到了，所以他是后讲的。我在前面先讲，主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讲了为什么要尽快重新审理民营企业的疑似冤案错案。因为经济在下行，民营企业都不投资了。另外，我记得我当时还提了个建议，用巡回法庭的办法来进行重新审理，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有助于这些案子的重新审理，使之更客观，更公正。同时也可以把国家的巡回法庭制度建立起来，树立起威信来。

后来大家也看到了，陆续有一些民营企业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当然，很多方面也都在推这个事情，于是看到了一些成效。再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中财办委托我做了一个课题——有关竞争政策的研究。竞争政策包括竞争中性，包括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以及公平竞争审查等。这篇报告的部分内容在去年（2019年）《比较》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我就不多说了。

其次，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关于民营企业政策现在需要注意防止“塔西佗陷阱”。现在我们非常着急，为什么？中国经济三驾马车都不灵了。最值得关注的是投资，现在的情况是：外企是不想投了，民企是不敢投了，国企是不能投。外企为什么不想投？因为营商环境太差。国企为什么不能投？因为杠杆率太高。民企为什么不敢投？因为信号太乱——一会儿说“要消灭私有制”，一会儿又说“民营企业该离场了”；好不容易，刚才前面专家有提到，2018年11月1号习总书记讲“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结果去年一些地方政府就派驻一些政府官员到民营企业家去——这回倒真成“自己人”了。面对这样一些混乱的信号，民营企业谁还敢投资？！没有人敢投资。

所以，尽管前面有过“非公36条”，后来又有了“新非公36条”，最近又出了一个“发展民营经济28条”，但是刺激的效果或者说给民企提振信心的效果是在不断递减的。因此，要警惕我们发展民营经济的口号或者政策陷入“塔西佗陷阱”。

从人身安全保护，财产安全保护的角度，前面的法律专家们都讲了，我觉得讲的非常好。我只从经济角度讲一下，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很重要？就是因为如果现在都没有人投资的话，经济再继续下行的话，是要出大问题的。

我认为，所谓“党的执政基础”，实际上这些年来就是发展经济，而不是什么国有企业。计划经济时期我们都是国有企业，党的执政基础稳住了吗？那个时候人们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这些年，为什么大家对党还有信心？就是因为经济快速发展，高速增长多年。但是现在经济已经在往下走了，经济增长如果出问题的话，那么社会稳定就会出问题，社会稳定出问题的话，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动摇。这就是我们着急的一个重要理由。

再有，第三点，从历史经验看，无论是党史还是国史，凡是向左走一定是灾难！为什么？因为学过国际政治学的人都知道，在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系谱里，我们本来就是在最左端了，原来左边还有个苏联，现在苏联没了，我们几乎是在最左端。因此，如果再往左走的话，一定会翻车，一定是灾难。

我们总说当年长征是多么的伟大，但是为什么要长征却总是避而不谈？不就是因为执行极左路线丢掉了井冈山根据地嘛！最后不得不被迫长征——长征，出发的时候是多少人？最后到延安时还剩下多少人？后来一搞国共合作，就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这样，“一五”计划实施的比较成功，于是就开始头脑发热，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59年就开始饿死人。到了60年，刘少奇、邓小平搞家庭承包制，稍微往右转一点儿，实际上是回到中间来，经济就开始恢复。好不容易64、65年经济开始好转，66年又开始折腾，搞文化大革命。

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来，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中国经济不好的时候，或者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往右转，发展民营经济；但是为什么经济形势一好转的时候我们就又开始折腾？！到现在我还解答不了，所以提出来请大家来思考。如果我们少折腾几次，我国经济恐怕早就发展到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第四点我想说的是，发展民营经济还是需要民主法治。光是靠领导喊话是不够的，要靠法律，要靠依法治国。所以，今天这个会非常重要。我还是主张首先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尽快写进宪法。如果能够在这个宪法层面上确立这一原则的话，民营经济发展也好，中国经济发展也好，就会大有希望。

第五点，就是要修改《反垄断法》等相关法规，要把竞争中性，禁止歧视民营企业的内容要写进相关法律。此外，我还一直主张，要么把国务院的反垄断委员会做实，要么把市场监督总局的规格提高，就是要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以强化。什么时候中国的竞争政策委员会（反垄断委员会）能够拥有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那样的地位，中国就有希望了。我们要鼓励企业遇到不公平竞争，遇到商业纠纷时，先到公平交易委员会或者公平竞争委员会来打官司，然后由公平竞争委员会来调停仲裁，引导大家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

第六点我想说的就是发展民营经济亟待理论创新。首先，现在说发展民营经济总让人感觉都是一种短期行为——经济形势不好了就说要发展民营经济；等经济形势一好了又都忘到脑后边去了，又想起来要“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到底应当怎么定位？！要从理论上反思我们是怎么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再到中国，一步一步是怎么演变的，在这一演变的过程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比如，马克思讲的是二分法，只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但是他没想到后来又出了一个中产阶级。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包括中小民营企业家在内的中产阶级，这是国家统一的黏合剂，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只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政策制定才更加容易。否则，两极分化的话，富人能够接受的政策穷人接受不了；穷人能够接受的政策富人接受不了。只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出现的社会才能够真正实现稳定。所以，我提个建议，能不能就民营经济发展开一个内部的理论研讨会，从理论上把它说清楚。

当务之急是要从理论上说清楚，到底为什么要发展民营经济？！有一个说法叫作“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同时我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对民营企业的“补充”，国有企业应该去做那些民营企业干不了、干不好的事情。国有企业的作用应当是在公共职能或者社会责任，而不是在一般的竞争性领域。所以提出来请大家讨论。

其次，从实践上讲，前面的领导专家都讲过了，民营企业已经是“五六七八九”了，你说它不是主体那它是什么？所以，理论要跟上这个实际情况的变化，要与时俱进。

第七点，要吸取历史教训。回顾近代历史：首先，清朝末年，铁路国有化引发了四川的“保路运动”，进而导致清政府垮台。其次，国民党为什么倒台？过去教科书讲的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国民党腐败，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可是为什么会出现通货膨胀？为什么会出现国民党腐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国民党以“接收敌伪资产”为名，全面推进国有化，导致物资匮乏，物价上涨，然后出现了价格差以后，倒买倒卖、投机倒把就出来了，于是国民党腐败蔓延。最早造反的是谁呢？大家知道的“2·28起义”，就是因为抓小摊小贩，一下子引起了台湾全岛暴动，蒋介石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所以在应对“2·28起义”的时候，采取了怀柔政策，其中一条就是允许民营经济存在。否则的话，蒋介石很可能连台湾都去不了了。

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经过反思后决定实施土改。我们当年搞土改是把地主都抓起来干掉了，把地分给农民，然后过两天再通过集体化把土地收回来。而台湾省搞土改是怎么做的？其中一条就是用公营企业的股票去置换地主的土地，把土地置换过来分给农民，等于逼着这些地主变成了企业家，如辜家过去就是台湾的大地主，然后都变成了企业家。所以，台湾的土改既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又解决了地主的补偿问题，既发展了农业又发展了工业。一个好的政策，应该是使社会更加和谐，而不是过去的斗争思维，通过“阶级斗争”撕裂社会，撕裂国家。

但是，台湾当时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就是说能不能把公营企业的股票分给地主？因为孙中山曾经有过一个遗训，就是“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于是蒋介石就让专家们帮助“解套”。经过讨论，专家们解释说，孙中山讲的这个“节制”，强调的是“调节”，而不是“限制”的意思，给蒋介石解了套。于是台湾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但很快就遇到了供给过剩，和我们搞公私合营后出现短缺正好相反。由于台湾岛内市场太小，很快出现了供给过剩，于是又开展了第二次大辩论，能不能实行“出口导向”。经过两次大辩论，两次思想解放，台湾经济实现了起飞。

回过头来看，回顾我们改革开放的40年，实际上也是不断进行思想解放的40年。

首先，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提出，等于是把社会主义的评判标准与意识形态的捆绑给解套了——以前说是不是社会主义，看什么？主要看意识形态。邓小平说看什么？一看对提高生产力水平有没有好处？二看对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有没有好处？三看对提高综合国力有没有好处？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等于是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捆绑解套了——以前说社会主义必须搞计划经济，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再次，“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提出，等于是把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的捆绑解套了——以前说社会主义只能是公有制，现在说多种所有制可以并存了。于是，民营企业的存在就合理合法了。

再有，“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提出，等于是把社会主义与按劳分配的捆绑解套了——以前说社会主义只能是按劳分配，现在说多种要素分配可以相结合。

最后，“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等于是把“党的属性”的捆绑解套了——以前说中国共产党只能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先进生产力代表也可以加入共产党。

尤其是，2018年，习总书记说“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等于是把社会主义与所谓“党的初心”的捆绑解套了。因为在有些人看来，党的初心就是要“消灭私有制”，那么现在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了，你怎么能够自己人消灭自己人呢？！

所以说，过去40年，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危机，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当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快消除两个不确定性：一个是对外的不确定性，就是中美贸易战到底打还是不打？关税加还是不加？否则，企业的合同怎么签？！投资决策怎么做？！最近，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签署以后，对于稳定民营企业信心，稳定出口有很大的好处。

第二个不确定性就是，国内的改革到底改还是不改，怎么改？国有企业到底怎么定位？！如果国有企业定位不适当的话，民营企业是不敢投资的。民营企业起早贪黑地干了半天，最后都被国有企业吃掉了，那我何必费那个劲儿呢？！

应当说，当前对中国来讲确实是关键时期：从世界经济来看，现在欧洲是负利率，美国经济繁荣已经十年了；一旦欧洲经济再起来，资金再往欧洲跑的话，那对我们就是雪上加霜。但是翻过来看也可能是机遇：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出现像1992年那种思想解放的良好氛围，改革开放能够快速推进的话，资金就会往中国来，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

今天的演讲就讲到这里，说得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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