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作为导火索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长期“滞胀”。尤其是作为西方阵营首领的美国，在经济陷入“滞胀”泥潭的同时，又接连遭遇越战失败、“反战运动”和“水门事件”等多重打击。面对此种局面，苏联政府无视自身存在的“隐性滞胀”，错判西方“滞胀”的形成的真正原因，不仅加紧宣传计划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黯淡前景，并且转而采取强势外交和扩张战略，结果错失了改革良机，导致了经济崩溃。
（一）被长期忽视的苏联“隐性滞胀”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滞胀”问题的关注，大都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而对同时期苏联存在的“隐性滞胀”及其影响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化的“滞胀”。只不过，经济停滞往往被虚假的统计数据所掩盖，而通货膨胀又总是被价格的行政控制给隐形化，然而苏联领导人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能够自觉认识到这一点。
1、苏联的经济停滞被统计数据所粉饰
目前国际社会所广泛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都属于国民账户体系的产物（SNA）。但在苏联时期，使用的却是计划经济国家使用的物质生产体系（MPS）。学术界早就指出，MPS统计体系存在两大问题：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认定服务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因此MPS统计指标体系只注重物质生产部门，不统计非物质生产部门，导致苏联的服务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长期停滞不前。另一方面，由于MPS统计体系计算的是中间产品价值而非最终产品价值，这使得重复计算现象十分严重，与只计算最终产品价值的SNA体系相比，物质生产部门的总规模和增长率都被严重高估。因此，官方口径的经济增长速度看起来似乎相对较快，20世纪80年代以前，用国民收入或社会总产值口径计算的苏联经济增长速度长期维持在5%~10%的水平，远超同期采用GDP或GNP核算的西方发达国家。
鉴于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水分过大，为了准确把握苏联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于70年代对外公布了其对苏联经济的推算数据，并在之后多次进行过反复推算。CIA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苏联的官方资料，并将苏联的原始数据换算成SNA体系，以便推算出苏联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此后，国际社会在分析苏联经济增长状况时大多以CIA的推算数据作为主要依据。
随着西方资料不断流入以及社会环境逐渐宽松，苏联本土学者对于苏联经济增长的独立估算在80年代也开始活跃起来，其中以汉宁最为著名。汉宁认为，苏联官方统计资料极不可靠，早年价格基准混乱，因此独自重新估算了苏联的经济增长。
将上述三种数据进行比较之后不难看出，苏联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数据与美国CIA的推算数据以及苏联学者的独立估算数据都相距甚远。例如，美国CIA推算的苏联GNP不仅绝对值比苏联80年代末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要低10%左右，增长率更是不到苏联官方版本的一半。如果与1951年后的社会总产值或国民收入作比较，美国CIA推算的苏联GNP年均增速仅为苏联官方统计数据的60%。1928-1987年，苏联官方公布的国民收入增长了89.5倍，而美国CIA的推算数据为10.2倍，苏联学者的独立估算只有6.9倍。
进而不难看出，无论是苏联政府的官方统计数据，还是美国CIA的推算数据，或者是苏联学者的独立估算数据，在长期趋势上都是相当一致的，就是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不断放缓。首先，即使是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苏联经济增长放缓趋势也显而易见：平均增长速度从50年代的10%以上，下降到70年代前半期的5.7%，后半期的4.3%，分别下降了4.4%和1.4%。其次，如果根据美国CIA发布的推算数据，苏联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也是从50年代的5.6%，下降到70年代上半期的3.0%，下半期的2.3%，分别下降了1.6%和0.7%。最后，根据苏联学者的独立估算，苏联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更是从50年代的7.2%，下降到70年代前半期的3.2%，下半期的1.0%，分别下降了4%和2.2%。
2、苏联的通货膨胀被行政管制所压低
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当总供给少于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时，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放开的，因此，通货膨胀会显性地表现为物价上涨；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被行政管制，因此，通货膨胀就会被隐性化，从而以商品短缺的形态表现出来。经济学理论早已证明，由价格管制所导致的抑制性通货膨胀（隐性通胀）比公开性通货膨胀（显性通胀）更为有害，这主要是因为：（1）价格管制不仅不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市场供求的扭曲，激化经济的深层次矛盾，使商品短缺成为常态；（2）隐性通货膨胀扭曲了通货膨胀表现的一般形式，失真的价格会导致决策出现失误，资源出现错配。
由于苏联长期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固定价格制度，官方公布的消费价格指数往往被人为压低，通货膨胀基本上处于隐性状态。从战后至80年代以前的情况看，即使根据西方学者重新调整和计算过的数字，苏联的消费价格指数也要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低很多，这主要是因为苏联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抑制社会总需求，用定额配给和财政补贴等办法维持价格的稳定，使通货膨胀不以明显的物价上涨形式表现出来。但是，70年代中期，苏联消费品的供给量与人民群众的需求量出现严重失调，大约相差20%左右，商品短缺、排队购物成为苏联的一大特色。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公开承认通货膨胀问题，只承认消费品供求失衡，消费品短缺，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总统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才被迫承认：“最近几年居民的现金收入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物质补偿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脱节现象。事实上，从1971至1985年，苏联的货币流通量增长了2.1倍，而消费品生产只增加了1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实行“休克疗法”，将价格全面放开，形成市场化的价格调节机制，于是1992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惊人的2608.8%，此后五年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这其中固然有俄罗斯政府经济改革过于激进的因素，但苏联时期被长期压抑的“隐性通胀”显性化，才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更深层原因。
有学者认为，苏联经济自80年代以后进入了一个停滞、通胀和短缺纠缠在一起的“滞胀阶段”。如前所述，事实上至少从70年代开始，苏联经济就已经进入了“滞胀”状态。只是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石油红利”和统计数据的严重失真，苏联的“滞胀”被隐形化了，因而被各方所忽视。
3、苏联的“滞胀”被主客观因素隐形化
首先，苏联“滞胀”的深层次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重点分析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但土地通常被忽略不计）的投入量都不变时，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TFP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当TFP增速加快时，经济增速往往也会加快；当TFP增速回落时，经济增速往往也会减缓。TFP成为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具有未来增长性的标志性指标。当生产率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工资水平却未随之改变时，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西方发达国家的TFP理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成型，但是始终未能引起苏联领导人的重视。受制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苏联政府只关注“劳动生产率”，因而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被有意忽视。由于苏联官方一直没有关注TFP的计量和分析工作，使得现存资料中关于苏联TFP的讨论大多来自西方学者。
不同学者的估算值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趋势却相当一致：就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经基本停滞，甚至出现了下滑。虽然苏联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来掩盖苏联经济陷入“滞胀”的事实，但是TFP的停滞和下滑却表明，苏联过去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增加要素投入获得的，随着资源浪费和日渐紧缺，这种高速增长很难维持下去。除西方的估测外，苏联科学院院士阿甘别疆利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也对生产率变化趋势进行了估计，结果发现：在1961-1984年期间，苏联的TFP除了柯西金改革时期稍有提高以外，一直都呈下降趋势。
在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大背景下，这种停滞乃至下滑对于苏联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因此，后来的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不仅有油价暴跌等外生因素，更是长期积累的内在体制性矛盾的必然爆发。
其次，苏联的“滞胀”被“石油红利”暂时掩盖下来。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了19倍，原料价格上涨了7-9倍。从1969年起的十年期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增加了9倍。其中，仅苏联秋明油田的产量，就从1974年的1.16亿吨增长到1980年的3.12亿吨，占全苏石油产量的50%以上。作为主要石油输出国之一，苏联借机大量出口石油。据统计，1974-1984年，苏联仅从出售石油与石油产品所获得的收入，就高达大约2700-3200亿美元。“石油红利”为帮助苏联经济渡过难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经济停滞和生产率下滑的严重性，暂时拖延了矛盾的暴露。
苏共中央智囊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事后指出：当时苏联应该把这种赚取石油外汇视为一个喘息的时机，并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个时机推动体制改革，使国民经济走上正轨；但苏联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这“主要是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了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经济改革推向前的尝试，取消了研究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他接着又指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论是我还是我的许多同事都不止一次地想到，西西伯利亚的石油挽救了我国经济。而后来才开始意识到，这个财富又严重破坏了我国经济，它使我们不可饶恕地丢失了很多时间，长久地推迟了已经成熟甚至过分成熟的改革。”他还说：“那时我们把载能体无限度地增长，从这里找到了摆脱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那时没有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懂得‘不是挣来的财富最容易使人腐败’这句古老的谚语，不但适合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家。”
由此可见，如果不是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飞涨带来的“石油红利”，苏联经济的“隐性滞胀”是难以一直掩盖下去的，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苏联解体问题研究权威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西伯利亚的石油，苏联很可能提前20年坍塌解体。”
再次，官僚主义使得苏联政府对“隐性滞胀”危害视而不见。
由于苏联在经济上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在经济上出现了“隐性滞胀”，而且在政治上形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从而导致苏联领导人对国内外形势出现了严重误判，致使苏联没有能够抓住西方发达国家“滞胀”的时机，及时推进本国的体制改革，彻底解决上述体制问题，结果导致经济崩溃。
（二）苏联“隐性滞胀”的直接后果：错判内外形势，战略决策失误
苏联领导人在无视本国的“隐性滞胀”、高估自己国家实力的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滞胀”成因也出现了严重误判，并据此做出错误决策。
1、误判西方“滞胀”成因，叫停国内体制改革
20世纪70年代，当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滞胀”泥潭时，在苏联，无论是学术界还是高层领导，都没能认识到西方“滞胀”实际上正是政府过度干预所致，反而以为这是资本主义已到达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认为它恰好证明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功。
首先，苏联学者认为，“滞胀”取代了萧条，成为资本主义危机新的表现形式。在危机周期发生的过程中，经济停滞越来越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且破坏性也逐渐扩大。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促成了系统而又反复的危机，这是加强或放松管制都不能解决的，唯有过渡到不同的阶级结构才能够持久地解决经济危机。
其次，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五大上十分自信地指出，“资本主义世界这次危机的尖锐程度和深度只有30年代初期的危机可以与之相比，它同时遍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主要中心。这次严重的危机震撼了战后形成的高度发达的国家垄断经济，资本主义已经无法消除其固有的矛盾”，并且乐观地认为，“最近几年的事态比过去更有力地证明，资本主义是没有前途的社会。”
苏联领导人和学术界对西方“滞胀”成因的严重误判，促使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被进一步强化。在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苏联对于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和有限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自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以后，苏联的所有官方文件都开始用“完善”替代了“改革”一词。勃列日涅夫还在197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五月全会”上强调：“经济上的集中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1979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麦德维杰夫在“一五计划”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提出，要揭露借改善计划制度之名，而引向“市场社会主义”方向去的“伪善建议”，要积极地抵制这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谰言”。西方“滞胀”时期苏联领导人对改革的态度反而消极起来，认为苏联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不需要改革，甚至最终取消了改革。在对计划经济制度盲目自信的支撑下，苏联的外交政策也从70年代开始发生重大改变，转而实施进攻性战略和强势外交。
2、改革良机误作扩张机遇，军费开支规模不降反升
本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已经逐渐暴露，苏联经济也已经步入了“隐性滞胀”，但是作为重要的石油出口国，苏联凭借着“石油红利”所带来的“优势幻觉”，开始四面出击，形成了一边是美国在收缩战线，而另一边是苏联反而在雄心勃勃地推进全球争霸战略和军备竞赛，两大阵营的对抗态势出现了“苏攻美守”、“东升西降”的战略性逆转。
苏联高层领导认为，凭借着“石油红利”，苏联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经济、国防和全球争霸方面取得显著“成就”。误判国内外形势的苏联领导层开始转而采取“进攻性”全球争霸战略，向发展中国家积极推送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加大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扩张、渗透和争夺。在中东，苏联积极介入阿以冲突，全力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排挤美国；在亚洲，苏联借重印度，扶植越南，甚至直接入侵阿富汗；在非洲，积极介入安格拉内战，扶植亲苏政权；在拉丁美洲，进一步发展与古巴的特殊关系，将古巴牢牢捆绑在苏联的战车上；加之美国因经济“滞胀”困局导致全球战略转入收缩性调整期，从而使苏联误以为已经取得了对美“优势地位”。时任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甚至夸口说道，“在世界海洋地图上难以找到苏联舰只航行不到的地区”。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正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扩张的顶点，也成为了苏联的“滑铁卢”。从此之后，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久久不能自拔。在不断失血、体力不支的状态下，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扩张势头才逐渐开始趋缓。这一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大肆扩张既“害人”又“害己”，造成了恶劣的负面影响和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
此外，为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苏联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古巴消耗的石油，几乎全部以比石油输出国组织平均价格低40%的价格从苏联进口；而1978—1979年苏联每年为越南的花费近300万美元。阿富汗战争长达十年，苏联耗资200多亿美元，死伤官兵5万多人。在此基础上，苏联对于阿拉伯、非洲等国家的支持，也使得苏联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渐渐力不从心。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军费开支一直以极快的速度增长。1970-1975年苏联军费增长了近1倍，远远超过同时期苏联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军费开支在苏联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1979年的军费开支已占当年财政支出的30%以上，占国民收入的20%以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2%，几乎等于当年对国民经济投资的总和。由于苏联军费支出快速增长，使其军费支出总额很快就超过了美国。
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是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累计军费开支相当于苏联的两倍。然而进入70年代以后，从1972年开始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其在70年代的累计军费开支超过美国20％～30％，1979年甚至超过美国的50％。而苏联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2／3到3／4。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只能加速苏联经济的破产。军备竞赛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员物资。1980年苏联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有将近50％的产品用于军事目的，每年用于扩军备战的油料消耗，相当于二次大战时苏联4年耗油量的两倍左右；到80年代初期, 在苏联大约有500万至800万人在军工企业中工作, 而美国只有220万人左右。
3、体制改革全面停滞，科技革命错失良机
表面上的“虚假繁荣”使得苏联领导人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弱点视而不见，因而错失体制改革的天赐良机，使得苏联没能抓住西方“滞胀”的时机，实现本国的科技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以至于到80年代国际油价暴跌时引发了苏联内部的经济灾难，并为日后的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有学者指出“这笔（石油）收入在以总产值指标衡量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也掩盖了苏联70年代中后期的停滞与衰退，它像雨后天空的彩虹一样，给苏联以虚幻的繁荣。待短暂的彩虹逝去，依然是飘散着片片乌云的天空。”
虽然苏联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很长时间都高于美国，但其扭曲的研发结构和体制约束使得研发投入并未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未能使分母GDP快速做大。出于美苏争霸的需要，军事工业一直是苏联经济的重中之重，在这一时期仍然拼命发展钢铁、机械、金属等传统重工业部门，而对于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技术等现代高科技反应不敏感。巅峰时期，苏联接近85%的研发用于军事用途，而美国只有50%左右，并且大多实现了军转民。这种结构性扭曲和体制性弊端，不仅使苏联与美国在科技上的差距越拉越远，而且也使得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据统计，勃列日涅夫在位的70年代，列宁格勒的30个科学研究所，55%的科研人员没有任何创造性贡献，工程师只发挥了他们潜能的20%。尽管在1954年，苏联的控制论奠基人之一阿列克谢·利亚普诺夫就早于美国人两年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并且在70年代前取得了不亚于西方世界的理论成果，但由于扭曲的研发结构和体制束缚，苏联的人工智能研究却呈现出后劲不足的状况，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主流学界的发展水平。20 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通过专家系统等早期成果使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走向实践应用，而苏联的人工智能技术却开始陷入困境，逐渐与国际主流研究界在人工智能领域出现明显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在随后20年里被进一步拉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科技水平要差15-20年，苏联一直加以重点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几乎比美国落后两代。苏联新兴科技部门发展逐渐失速的现象，在计算机、互联网等多个领域都有明显表现，其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军事研发挤占了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存空间”。
（本文节选自《西方滞胀时期苏联的形势错判与战略失误》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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