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枢元教授近影（2026年4月24日）
摘 要：鲁枢元是生态批评领域内扛鼎式的杰出学者，他在学术研究之余也创作了不少生态散文，多见于《隐匿的城堡》《大地与云霓》《蓝瓦松》《心中的旷野》《精神守望》等散文集中。鲁枢元的这些散文相当关注生态书写，旨在揭露当今时代面临的生态危机，颠覆人类中心主义，希望人们能够亲近自然，敬畏生命，重建荒野伦理。他在中国当代生态散文史中开创了随笔型生态散文的先河。他的生态散文具有典型的智性特征，对于推进中国当代生态散文发展而言，具有较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关键词：鲁枢元；生态散文；生态伦理；生态批评
鲁枢元最初以文艺心理学的开创性研究获得学术界的青睐；随后又以文学语言学的研究拓展出一片崭新的学术天空，同样给学术界带来新惊喜；但他并未固守已有的学术疆域，而是再次筚路蓝缕，创榛辟莽，又开创了生态文艺学的新园地，并以《生态文艺学》《陶渊明的幽灵》《天地之中说聊斋》等学术著作，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树立了典雅宏伟的历史碑记。学术界对鲁枢元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和阐发已经颇多，但是对作为散文家的鲁枢元的关注却罕见。其实，鲁枢元在学术研究之余，也有志于文学创作，而且主要发力于散文，他的《隐匿的城堡》《大地与云霓》《蓝瓦松》《心中的旷野》 《精神守望》等散文集在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可以被视为新时期以来较重要的一位学者散文家。他的散文或温婉地回忆童年的故乡人事，或自由随性地记录四海游踪，或不卑不亢地叙述文坛交友评点作家作品，或犀利剖析各种社会现象。鲁枢元创作散文，往往不是刻意为文，而是有感而发，无论语言文字还是文章结构，都透显着随笔式的自由洒脱、天真率性，颇有魏晋古风。在此，笔者特别关注他创作的不少与生态问题有关的散文，较有代表性如《荒野的伦理》《我们与牠们》《命债》《蛇与农夫》《海囚》《草魅》《为野草说情》，等等。这些散文专注于呈现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反思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深层关联，探寻现代人应当具备的生态伦理，呼唤生态文明的崛起。鲁枢元的生态散文兼具知识性、哲理性、人文性、审美性，尺幅之间生态意识显豁，艺术韵味深长。他的生态散文多从海德格尔、怀特海、梭罗、史怀泽、利奥波德、罗尔斯顿等欧美哲学家、生态思想者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同时也关注中国古典生态智慧，出入于中西古今之间，游刃有余。鲁枢元的生态散文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强劲发展注入了一股源头活水。
1990年夏，鲁枢元在西北毛乌素大沙漠做田野考察。
一、生态危机的揭露和生态忧患意识
对于几乎所有的生态作家而言，对生态危机的直观感受以及由此引发的或急或缓的生态忧患意识，均是他们从事生态文学创作的最初出发点。有些作家深受自己的故乡或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触动而踏上生态文学创作之路，例如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亲眼目睹大兴安岭森林溃败而忧愤，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因为故乡科尔沁草原沙化而惶恐，白族作家张长则为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急剧衰退而伤神，藏族作家阿来则为川西高原森林滥伐而忧心，古岳为青藏高原上植被退化、物种锐减而绝望，雪漠为祁连山河西走廊生态急剧恶化而惊骇；也有的作家是生态意识觉醒后，开始自觉关注生态危机，四处漫游，以生态眼光审视各种问题，发而为文，为生态文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例如徐刚、陈应松、哲夫、李存葆、李青松等生态作家均是如此。毫无疑问，鲁枢元也是生态意识觉醒在先，而后自觉地以生态眼光审视当今世界，发现了现代人造成的生态危机早已如泰山压顶般地兵临城下了。
1969年早春，鲁枢元（左1）在湖北沉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
鲁枢元的生态散文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他于 2016 年创作的回忆散文《1969：沉湖之战——记一场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该文回忆了作者 23 岁时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到湖北天门、汉川、沔阳三县交界一个名叫沉湖的沼泽湿地，纯粹依靠双手和简单工具，修渠筑路，围湖造田的经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改造被视为向大自然宣战，是可歌可泣的革命活动。但这种改造又是完全违背大自然的生态规律的肆意妄为，是对天然湿地的生态破坏，最终导致了大量天然湖泊的消失，也导致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鲁枢元写道：“在 1969 年，我没有任何生态保护的理念，不知道围垦砍伐掉大片芦苇、荻茅，破坏水生物的环境，使得大量生物种群渐渐绝迹；不知道修筑堤坝建闸使江湖隔断，阻断了洄游、半洄游鱼类的繁殖通道，使大量鱼类走上绝路；不知道围湖造田使湖泊面积不断缩小，地表径流调蓄出现困难，削弱了湖区的抗灾功能，导致旱涝灾害频繁发生；总之，不知道围湖造田这种逆反自然的行为将给生态系统造成长久的损伤，将给人类带来持续的‘反噬’后果。”[1]鲁枢元从生态保护的立场出发对那个年代里不少违反生态规律的做法的历史反思是相当深刻、富有启发性的。其实，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中有不少作品是反思极左政治造成生态灾难的，例如阿城的《树王》、孔捷生的《大林莽》、张长的《希望的绿叶》《最后一棵菩提》、宋学武的《干草》、杨志军的《环湖崩溃》《雪山大地》、老鬼的《血色黄昏》等小说。鲁枢元说：“在当代中国，生态的破坏往往与极左的政治密切相关。”[2] 这无疑一语中的。生态危机往往是权力体制内部症结的一种外显。最终，鲁枢元真切地看到了当初向大自然开战之后出现的湖面缩小、湿地减少、水源污染、生物链断裂的生态后果。面对历史的生态欠账，鲁枢元心情沉重，生态忧患意识溢于言表。
A.N.怀特海（1861-1947）的有机过程哲学对鲁枢元的生态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年轻时鲁枢元并没有从所接受的教育中或从现实生活的经验中获得生态意识，但是到了他展开学术研究的 20世纪 80 年代，他很快就从海德格尔、怀特海等思想家以及罗马俱乐部、法兰克福学派等流派的思想中获得了生态意识的启蒙，开始自觉地以生态眼光审视现代人的生活了。在《批评的环道·精神甲亢》（1988）一文中，鲁枢元就注意到日本学者坍屋太一的《知识价值革命》一书，对该书关于工业社会的经济理论的批判表示激赏。坍屋太一认为，现代人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实质是高消费刺激下的高生产，产品用过即扔，生产与流通的速度加快，时新的产品转瞬之间变成都市里的垃圾，这样一来，现代经济迟早会耗尽大自然的资源，污染人类居住的空间。当然，与物质高消费相伴生的是精神高消费，广告代替了传统的雕塑、绘画和小说，成为用过即扔的东西，甚至友谊、爱情都可以纳入精神的高消费之中。因而，鲁枢元提出了最为独特的文学联想，把这种现代人的物质高消费和精神高消费称为“精神甲亢”。“患有‘甲亢’的病人，新陈代谢加快，快吃快拉，吞食虽多而吸收甚少，身体消瘦，眼球突出，而且神经过敏、喜怒无常，时而亢奋，时而消沉，严重者则口出谵语、神智昏迷”[3] 。可以说，鲁枢元对现代人的精神诊断至今仍然极有针对性。
正是这种被鲁枢元称为“精神甲亢”的高消费不断地推动着现代人以科学技术为工具，吞天噬地，结果造成荒野沦陷、自然崩毁的生态危机。在《荒野的伦理》一文中，鲁枢元写道：“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城市仍然在飞速扩展；除了冰川和沙漠，地球上已经没有剩下多少原始的土地。从飞机上一万米的高空往下看，一座座城市就像大地上生长的一片片的灰白色的癬疥，在地球的绿色肌肤上蔓延，一条条公路、铁路就像捆勒在地球上的一道道绳索，把大地一块块切割。大地，以及‘荒原’，比艾略特时代承受着更多的苦难，而且比艾略特时代更糟的是没有几个人能够听到或愿意倾听大地、荒原上传来的‘大自然’的哭泣。”[4] 也许在常人看来，城市高速扩张，道路四通八达，恰恰是现代文明高歌猛进的体现。但是对于鲁枢元而言，这种进步恰恰是以大自然的溃败为代价的，他对城市扩张导致的荒野消失、湖泊死亡、沙漠扩大、物种锐减等生态危机都极为关注，深表忧虑。在他看来，亘古以来的荒野被人类拖进了浩劫，而下一个蒙难的必将是人类自己。
2018年5月，鲁枢元在美国西部黑山地区尚在施工的
印第安民族英雄“疯马”的巨型塑像前。
在对自然生态危机的揭露中，鲁枢元特别关注的是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互为因果的关系，用他的术语就是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关联性问题。这是鲁枢元生态批评中最为核心的观念，也是他的生态散文反复宣讲的核心主旨。在《心中的旷野·题记》中，鲁枢元写道： “大自然中荒野遭逢的厄运，也许在根本上还是来自人类心中那片旷野的变异；就像现代都市地面的硬化总是伴随着人的心肠的硬化一样；就像我们国土上大、小江河的污染总是伴随着大、小官僚的腐败一样。说到底，荒野的悲剧也是人心的悲剧，人们终也走不出‘天人感应’的宿命，不同的只是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所谓保护自然，所谓善待荒原，也许还必须首先从改善我们自己心灵的源头做出反省。”[5] 的确，所谓生态危机，终究只是人性危机、心灵危机的一种外显，正是现代人丧失了超越性的信仰，生命陷入极度空虚中，他们才会只想着以物质、商品填补心灵的空缺，才会想着如何勘天斗地、役使万物，最终造成生灵凋敝、自然溃败。因此鲁枢元指出，要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单纯靠发展科技与加强管理根本是不够的，必须引进精神生态的维度，首先必须从改善我们心灵的源头开始，就是正本清源的睿智之言。当然，改善心灵的源头，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技术支持的摒弃、对社会改良的忽视，而只是意味着敦促现代人重建超越性的信仰，重拾简朴生活的观念，重建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信念，是解决生态危机的首要命题。
2015年，鲁枢元在新疆天山腹地。
二、生态伦理的呼唤与建设
对生态危机的揭露和忧患，还是鲁枢元生态散文主旨中破的一面，而更为重要的是，鲁枢元在他的生态散文中颠覆人类中心主义，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倡导荒野伦理，追求返回自然的诗意生活，呈现出生态伦理立的一面。
鲁枢元很早就注意到了日常生活中的生态伦理问题。例如在《阿城与羊》（1988）一文中，鲁枢元就谈及肉食中的生态伦理问题。该散文从阿城在杭州西湖边作家聚会中谈及北京人爱吃羊肉入手，谈到人为了生存要吃羊肉，另一方面像阿城这样的作家也会同情羊的遭遇。鲁枢元就深感人在肉食与护生伦理之间的困惑，他说：“人活着，就不能不从自然界的生物圈中利己地摄取着；作为人，则人类又不能不从更高意义上与自然、与其他生命存在，主动地求取认同。物质与精神、肉与灵，在这里又成了人生的一大纠葛……精神注定要在物质中苦苦挣扎。文学常常告诉人们，这就是人面临的处境。”[6]其实，肉食与素食之间的生态伦理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文明，尤其是那些对动物的痛苦非常敏感的人更是深受困扰；而这种困扰至今也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张炜曾指出，人类文明若想发展到更高层面，素食可能是必要的选择。不知道，这是一种违反生态学规律的一己私见，还是博大的智慧洞见。
《心中的旷野》学林出版社初版（2007）
浙江文艺出版社增订版（2024）
鲁枢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人对待其他动物的野蛮暴力，呼唤人同情其他自然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例如他在《荒野的伦理》中批判人类的凶残蛮横：“人不知什么时候起变得如此凶残蛮横，为了他的奢侈的装饰，他杀掉大象，砸下象的牙齿；为了他的虚荣的包装他杀掉雪豹剥去豹皮；为了他饕餮的食欲，他采取切断鸡雏翅膀的手段给鸡催肥；为了他饱食中的乐趣而特别讲究吃活鱼、活虾、活蝎，让炸焦的鱼盛在碟子里的时候还摆动着尾巴，让敲开颅骨的猴子被调羹搅拌脑浆时还弹腾四肢。人们在生活中都知道反对‘暴君’，但人类对自然界中人类之外的生命却采取‘暴君式的统治’，是谁给了人类这一切权利呢？”[7] 的确，现代人在吃、穿、娱乐、科学实验等方面基本上坚持强硬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不承认其他动物生命的内在价值，不考虑它们的权利和福利，漠视它们的痛苦与快乐，有意遮蔽它们的情感世界和价值判断。这里潜藏着现代文明最大的黑箱。如果任由这个黑箱持续癌变下去，人类文明的人性基础、人道基础必然会遭到严重的侵蚀，甚至有崩溃之虞。
在《我们与牠们》一文中，鲁枢元重新启用“牠们”一词指与人类一样具有生命活力的动物，他认为用“它们”指代动物是把动物降低为砖石土木塑料水泥桌子板凳痰盂马桶一样的“东西”，这种语言的指向暴露了人对待其他生命存在的冷漠和麻木。鲁枢元还认为 20 世纪固然是人类之间互相残杀的世纪，但更是人对兽大规模残杀的世纪。而《圣经》中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要为此负一定的责任，与之相对，在中国古典思想中，人与动物的关系更为亲密。不过，在史怀泽、罗尔斯顿等西方思想家的努力下，西方人也日益重视敬畏生命、融入自然的生态伦理。
正是确立了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鲁枢元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现代人都展开了严厉的生态反思。例如《命债》一文写作者小时候在开封生活时曾仅仅为了玩耍就捕杀过不少蜻蜓，在作者生态意识觉醒后，他为此感到负疚、抱愧终生。“我欠下的这笔‘命债’，如果推上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法庭，是可以成立许多罪名的”[8]。一个世纪前，鲁迅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为了展示传统文化吃人的恐怖景象，展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狂人的自我反思意识。而今，当生态伦理觉醒后，鲁枢元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曾经对待其他自然生命的残暴。这种生态伦理角度的自我反思同样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说鲁迅在散文《风筝》中反思的是封建道德对儿童天性的扼杀，是一种现代人际伦理的珍贵启蒙；那么可以说，鲁枢元在散文《命债》中反思的是人类对动物习以为常的暴力行为，是一种生态伦理的珍贵启蒙。鲁枢元的《命债》与丰子恺、迟子建等作家的生态伦理反思构成了一种有趣的文学史呼应。
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不但要求人们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不要过度地以暴力化态度对待其他自然生命，更要求人们不要肆意地违背生态规律，要尊重其他自然生命的天性。因此鲁枢元在《疯牛病与精神生态》中对现代人违背牛的草食性，强行喂肉，结果导致疯牛病，就大发感慨，“自然生态的失衡与人类精神的破损同时展开。在吃草的牛被人们强迫吃下羊的脑髓时，人的心肠也早已经变冷、变硬；当牛的生命变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物件时，人的心灵也开始在商品交换中被渐渐物化”[9]。《农夫与蛇》则评述了一个奇怪的新闻事件。据说浙江义乌一个老汉以 200 元钱购得一条蝮蛇，用白酒浸泡了半年之久，当老汉开盖欲取蛇酒时，不料被蛇咬死。平常人看此新闻，多是同情老汉，对那条蛇往往不闻不问，但鲁枢元却同情那条遭到无妄之灾的蛇。可以说，鲁枢元真正地持众生平等观，希望人都能够设身处地为其他自然生命考虑一下它们的生存权利，尊重它们的自然天性。
鲁枢元在他的生态散文中不但关注各种动物的生存权利，也同样关注野草等植物的生存权利。《草魅》一文写到野草的生命力非常强悍，能够轻易地打败城市草坪，夺回生存空间。而《为野草说情》一文则对现代城市处处水泥硬化的恶劣生态提出批评，希望为野草保持一定的生存空间。鲁枢元既是在为野草说情，也是在为现代人提供一种新的审美眼光，那是一种克服机械、异化、标准化的参差多态的生态审美眼光。
荒野伦理是鲁枢元生态散文的一个核心主旨。他对无处不在的生态危机深感忧虑，极力标举荒野伦理，倡导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例如《心中的旷野• 题记》里，鲁枢元就对现代人日益远离荒野、进入荒芜城市深表忧虑，说道： “尽管生态学界的先知先觉们一再敲起警钟，在我们生存的环境中，荒野仍在继续远离我们而去，甚至一去不复返。如今，在我们的视野里已经再也找不到一块没有车辙的土地，找不到一块没有电线的天空。大气中弥漫着汽车释放的甲烷，海洋中沉淀着工业排放的重金属，太空中穿行着密集的电磁波，就连神圣的喜马拉雅山上也开始丢下成堆的垃圾……荒野，就这样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点一点消失。”[10] 现代文明的扩张过程，就是荒野日益被蚕食、消失的过程。然而荒野曾经孕育了远古人类，孕育了人类的古典文明，人类的身心之根依然在荒野之中。如果荒野彻底消失，人类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因此鲁枢元认为，“拯救的唯一希望在于——当人们意识到荒野的消失时，荒野便开始走进人的心灵，开始重新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一定的位置”[11] 。现代人远离大自然，远离荒野后，他才开始意识到大自然、荒野的重要性，从而尊重大自然、尊重荒野，渴望重返大自然、重返荒野，这就是“荒野开始走进人的心灵”；也只有当现代人开始在心灵中存有荒野时，现代人才能重新接通大自然的血脉，荒野也才有可能重新复兴。在散文《荒野的伦理》中，鲁枢元立足于个人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夹叙夹议地讲述了身边的大自然不断溃败的悲剧现实，呼吁现代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学会与荒野共处，不要漠视荒野的伦理。
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理论著述
鲁枢元在生态散文中最为关注的还是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型。早在1988年和张炜的通信中，鲁枢元就说：“你的《三想》，我想应该是属于下一个新时代（实际上已经存在了的这个时代，只是有待于今后历史学家的认可罢了）。”[12] 张炜的短篇小说《三想》与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三想》同题，但是托尔斯泰的小说重在反映俄罗斯农奴制社会中上层阶级的虚伪与底层人民的淳朴，而张炜的小说重在反映现代人对自然生态的残酷迫害以及对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生态伦理的呼唤。鲁枢元说张炜的《三想》属于一个新时代，就是属于新的生态文明时代。可以说，对生态文明转型的自觉意识赋予了鲁枢元生态散文真正宏大坚实的精神底座。在《说鱼上树——精神生态与人类困境》一文中，鲁枢元就认为，当鱼不愿意再被困于水中时，鱼最终进化成了上树的鸟；现代人也需要由物质的池塘飞往精神的天空，要转变观念。鲁枢元看到，为了克服目前泛滥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的恶化，人类文明只能再次转向淡化物欲、注重精神、升华情感、强调创造的生态文明。
当然，这种生态文明，不是对古老传统的生活方式的简单回归，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在《诗人的返乡梦》一文中，鲁枢元写到卢梭、华兹华斯、里尔克、泰戈尔等作家、诗人返回乡村、返回自然的田园梦。但是鲁枢元也指出，回归，并不是简单、机械的倒退，而是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从人类的根源处萌发出新的世界，所谓“根源”就是“最初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那个有机统一的天地，这个天地虽然已经被现代社会搅得破裂颠倒，但神圣的原则依然在历史的缥缈处赫然高悬，‘回归’即寻回这个长久以来被人遗忘的存在”[13]。鲁枢元始终关注前现代的田园梦与后现代的生态乌托邦之间的精神关联，他曾说：“桃花源、水车村、东方乌托邦、农业型乌托邦、生态乌托邦，前现代浪漫与后现代浪漫，这里没有斗狠斗勇的恶性竞争，没有无妄损耗的生命内卷，没有自暴自弃的躺平，没有无可奈何的佛系，有的只是低物质损耗的高品位生活：健康的生态、清洁的精神、岁月的静好、诗意的人生。”[14] 在人类返本归根之后，新的生态文明才能喷薄而出，那便是鲁枢元心心念念的“低物质能量运转中的高层次生活”。
三、生态散文的特征和创作根源
如果我们把鲁枢元的生态散文放在中国当代生态散文发展史中来审视，我们可以发现其呈现出较为独特的审美风貌和精神风姿。鲁枢元的生态散文在中国当代生态散文发展史中是一种典型的随笔型生态散文，具有强烈的学者智性特点。尤其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鲁枢元在文学评论中也特别关注作家的生态伦理，甚至能够把不少文学评论文章写成文采斐然的生态散文。
首先看看随笔型生态散文。在中国当代生态散文发展史中，影响最大的是以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韩少功的《山南水北》、阎连科的《711 号园》、胡冬林的《山林笔记》、古岳的《聆听草原》、傅菲的《深山已晚》、沈念的《大湖消息》、肖辉跃的《醒来的河流》等散文集为代表的对特定地区自然生态状况精彩描绘的篇章。创作此类生态散文，需要作家充分融入本乡本土的生活中，熟悉鸟兽虫鱼、风花雪月、季节物候，甚至要具备相应的博物学、生物学知识。此类生态散文或表达作家对特定地方的生态危机的忧虑，或抒发作家融入特定地方之后的身心落定之感，抒情与叙事融合得丝丝入扣，自然物象明媚，生态视野醒豁。但是鲁枢元却在中国当代生态散文发展史中开创了随笔型生态散文， 他典型的生态散文，如《荒野的伦理》《我们与牠们》《疯牛病与精神生态》《蛇与农夫》《有感于“东郭先生卖狼肉”》《海囚》《为野草说情》等，往往从现实的生态事件入手，思接千古，驰骋中外，旁征博引，生态的情感隐含在铿锵有力的论说中，带给读者别样的生态启蒙，在散文写法上与培根随笔、蒙田随笔、鲁迅杂文等构成一种文学史上的呼应，也与詹克明散文集《空钓寒江》中的不少文章也存在风格上的相似性。例如《有感于“东郭先生卖狼肉”》（1995） 一文，从听说城市里“东郭狼肉餐厅”挂牌营业开始，鲁枢元谈及“东郭先生”寓言中的那只狼忘恩负义，再转而指出东郭先生的温情主义其实也是需要坚持的一种原则；最后该文谈到美国西部牧场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起打狼运动，结果导致野狼灭绝，破坏了草原的生态平衡，又不得不于 60 多年后再次把野狼引入草原，恢复生态平衡。该文忽中忽西， 忽古忽今，视野宏阔，由社会新闻引发，深入谈及人与自然相处之道，令人解颐，亦引人深思。又如《梁鸯驯兽》（1995）一文中，鲁枢元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开始，肯定《列子》中周宣王的差役梁鸯用“无为而治”的方法驯兽，批判现代人驯兽则依靠暴力和奸诈，例如街头的耍猴人和马戏团的驯兽师，因此作者感叹现代人对待野兽的暴力态度往往也会造成野兽的暴力反扑，从而造成悲剧。最后作者关注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怀泽的“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西方现代的史怀泽与中国古代的梁鸯结成了‘知音’，而他们共同弹奏的一首乐曲，便叫作‘尊重生命’，当人类最后学会与其他生物友好共处、多元共生时，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一点”[15]。这就是随笔的典型写法，自由运思，笔触轻灵，又机锋鲜明。
其次，看看鲁枢元生态散文的智性特征。鲁枢元首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他写散文是对自己的文学梦的一种交代，而写随笔型的生态散文同时也是对生态情怀的一种诗意表达。作为学者，他不像有的学者那样过度痴迷于概念命名与逻辑推演，撰著的论文也是诗意激情蕴藏在篇章营构与言辞行文中，少有常见学术论文的系统性、酸腐气。而他的生态散文与其他作家的生态散文相比，显著特征就是鲜明的智性特征。绝大多数当代生态散文，都是言志抒情散文，而鲁枢元的生态散文并不侧重对特定地方的自然生态的精雕细琢，也不以对人与自然之间欲说还休的各种故事的叙事取胜，而是以广博的生态见闻、超卓的生态意识与生态精神见长。他往往能够看破现代文明的繁荣幻象，洞察到日常生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隐秘关联；能够越过种种意识形态的迷雾，看到生态文明的终极光芒。他的生态散文最吸引人的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生态意识的智性光芒。例如在《澡堂》一文中，鲁枢元由自己在欧洲入住高档酒店写起，“在欧洲一座高档宾馆的房间里，我曾经感到过人类的孤单。房间华丽、洁净、气派，紫红的尼龙地毯，淡雅的塑料壁纸，合成纤维板的写字台，合金不锈钢窗，洁白的床单，浆洗板正的毛巾，卫生间的洁具全被洗得一尘不染，口杯上、马桶上都套有‘已消毒’的封套。这种极度的‘清洁’让人觉得冷漠、疏离，它既不是大森林中那种清新，也不是山泉溪润的那种洁净，这是一种类似蒸馏水的洁净，一种人工制造出来的洁净，一种单调的、枯燥的、死寂的、毫无生气的洁净”[16] 。平常人大都会被高档酒店彻底征服，为其干净整洁的外在表象而欢呼文明与财富的胜利，但是鲁枢元却看出了其中的人类孤独乃至文明溃败，这就是生态意识带来的最为独特的智性光芒。随后鲁枢元写到他还是怀念故乡开封 20 世纪 50 年代那种大澡堂子，因为那种大澡堂子虽然表面上看来拥挤甚至肮脏，但却是有生命的。他最后感叹道：“现代的生活方式，现代科学技术正在愈来愈把人与生物环境隔离开来，人愈来愈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无生命的东西所包围。在生物量接近于零的环境里，人将失去自己的自然属性，成为地球生物圈的一种怪物。”[17] 这是对现代文明最一针见血的生态批判！其中的智性光芒令人叹服，颇似禅宗大德的机锋棒喝。
再看鲁枢元文学评论的生态维度。鲁枢元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不过他也较为关注文坛动态，时时就重要的作家作品做出批评。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他非常关注作家作品的生态维度。例如在《韩少功小说的精神性存在》（1994）一文中，鲁枢元就特别关注韩少功小说对社会发展的质疑、对都市的厌倦与对乡村的怀恋、对物欲的抑制与对精神的崇尚等主题，而这些主题也正是生态批评的核心主题。他在《姚拓是一棵树》一文中介绍和评述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姚拓，也指出姚拓越来越关心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关心地球上的生态平衡，对现代工业社会中过度的开发，对现代商业社会中过度的消费都表达过深切的忧虑；姚拓甚至主张人类要把爱施与万物。在《东坡与刚峰》一文中，鲁枢元评述苏东坡和海瑞两个历史人物，最后特别赞赏苏东坡具有绿色情商，钟情与珍惜天地万物，“当下，中国在营造‘和谐社会’时，在宣传海瑞的‘廉洁品德’时，切不可忘记了苏轼的‘生态精神’”[18] 。当然，更为可贵的是，鲁枢元能够把文学评论写成文采斐然的生态散文，例如《成一的千山》《诗人与都市之战》《九月里的寓言》等数篇堪称典型。《成一的千山》评的是山西作家成一的小说《千山》，但是鲁枢元写成的却是一篇关于沉默的人与寂静的千山之间情感交流的生态散文。《诗人与都市之战》中，鲁枢元评述了台湾诗人罗门的诗歌，但是作者借他人之酒浇自己之块垒，完成了从生态意识角度对现代城市文明的犀利批判。
当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鲁枢元能够用生态思维来分析文坛现状，提出富有创造性的理解思路。在《文学丛林中的生态平衡》（1995）中，鲁枢元针对当时中国文坛派系林立、彼此攻讦、不可共存的现状，根据生态学原则，认为他们可以多元共存。“虑及文学创作的复杂性、虑及创作主体的有机天性，文学的天地可能更像一座生机盎然的热带丛林，文学的生态更接近于自然的生态。置身于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一定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中的文学家们也可以看作一个‘生物群落’，文学家与文学家之间与其环境之间构成的功能体系也可以看作一个‘生态系统’”[19]。可以说，这种生态学的多元共存观非常适合当时的文坛发展。更有意思的是，鲁枢元甚至把不同作家比喻为不同的物种： “诗人、小说家个体之间的差异，比如海明威与泰戈尔、丁玲与张爱玲，或许有点类似于鹰隼与麋鹿的差异。那么，同一时代同一地域中的文学人为何就不能共生共处呢？”[20]因此鲁枢元反对那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残酷斗争，呼唤交往、对话、和解、整合，倡导多元共生、互相尊重的文学生态；这无疑是对当代文学发展大有裨益的生态学智慧。
鲁枢元的生态文化个案研究：《陶渊明的幽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初版、美国施普林格出版社2017英文版（孟祥春翻译）；《天地之中说聊斋》中州古籍出版社2023初版、崧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湾）2025繁体字版、美国学术出版社英文版（Stephen J.Roddy翻译）即出版。
鲁枢元的生态散文的创作根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他的个人生活经验和天性，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三是西方海德格尔、怀特海、利奥波德等思想家的生态意识。
先看他的个人生活经验和天性。鲁枢元出生成长于河南开封，大学就读于河南大学。虽然如今看来开封已经是一个繁荣发达、远离自然的现代都市，但是在鲁枢元年幼成长时的开封还是比较原生态的，他能够与大自然保持着灵性的往来。他在散文集《蓝瓦松》中记录了不少乡间生活、与自然生命交流的童年趣事。这种成长背景铸就了他亲近自然、质朴单纯的天性。这种天性才是他随后坚持生态文艺学研究的精神基因，也是他生态散文创作的基因所在。鲁枢元曾在《中国村落的诗意栖居》一文中指出乡村田园才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终极理想，那里才有身心与自然、与环境的亲近、体贴、融会与和谐，才有诗意栖居的可能。这也是鲁枢元钟情乡村生活的自然流露。鲁枢元曾在《本色》一文中说：“在五光十色的色彩世界里，我最喜欢的是本色。本色当然不是一种颜色，但举凡本色，无论是拂晓的朝阳、子夜的素月、初春的花蕾、深秋的红叶，还是蜻蜓的翅膀、乌龟的甲壳、斑驳的城砖、锈蚀的铜鼎，我都能感受到一种舒心的愉悦”[21]。鲁枢元说自己喜欢本色，这也是他本色天性的自然流露。当然，天地间最大的本色就是大自然，因而他钟情大自然，关注生态，乃天命所归。
2026年初夏，在黄河科技学院段村乡村生态文化研究基地，鲁枢元与村民在一起。
其次，看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的关联。鲁枢元性喜自由，率性而为，对儒家的礼治秩序颇不感兴趣，但是对道家的知白守黑、无为自然的智慧很亲近，因此他倾心解读陶渊明；他对民间社会中惜生护生、与自然万物共生息的生态智慧也很感兴趣，因此他要在天地境界中重说《聊斋志异》；此外，他对佛教的众生平等、惜生护生的生态伦理也有同感。在鲁枢元看来，佛教可以为动物保护提供精神、信仰的支撑，使之不至于沦落为简单的功利行为。在《梵净山弥勒道场与傩信仰》一文中，鲁枢元也曾写道：“大多数宗教文化都是与自然界以及人的自然天性相互融渗的，东方宗教与原始宗教更是如此。营造人类纪的生态社会，修补地球生态系统的精神圈，有必要对宗教文化做出新的阐释。”[22] 后来，鲁枢元曾多次参与江西庐山万杉寺的生态活动，亦与他对佛教中的生态理念的雅好亲近有关。
鲁枢元的生态散文创作也与不少西方思想家息息相关。海德格尔、舍勒、怀特，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他的影响都较大，促使他自觉地反思现代文明的局限。梭罗、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史怀泽等生态思想家对他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他把梭罗和陶渊明视为自己精神的两个重要指针，对其简单生活的教诲深为服膺。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对于鲁枢元而言也具有振聋发聩的重要意义。罗尔斯顿的荒野哲学对鲁枢元的影响也较大。在《心中的旷野》中，他也像罗尔斯顿一样确信，只有在荒野里才蕴藏着这个世界的希望，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我们这个世界，只有在荒野中我们才能重新找回理智和信仰，因此他倡导荒野的伦理。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立场使得鲁枢元极大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他在《我们与牠们》一文中就重点引述了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他相信史怀泽所言，同情动物是真正人道的天然要素，人类与生物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正是来自天国的福音。鲁枢元在吸取西方生态思想时是抱着极为开放、拿来主义的态度。
四、结语：鲁枢元生态散文的独特价值
鲁枢元散文集中有一篇散文《迷路》，讲的是作者在生活中方向感不强，经常迷路，遭遇过麻烦，但恰恰是迷路，让作者发现了别样的人生风景。“迷路可以将熟悉化为陌生，将陈旧化为新鲜、将平常化为神奇、将现实化为梦幻。‘跟着感觉走，拉着梦的手’，如果没有现实的、确定的、功利的目的，那真是一种高峰体验、一种超级享受”[23] 。其实，进入生态批评领域，对于鲁枢元而言也许就是一种迷路，但是这种迷路最终成就了他的学术高峰。而创作生态散文，对于他的学术研究而言，也许也是一种迷路，但是这种迷路也给他带来独特的文学收获。他的《荒野的伦理》《我们与牠们》《命债》《海囚》《为野草说情》等生态散文在《生态文艺学》 《生态批评的空间》《陶渊明的幽灵》《天地之中说聊斋》等学术著作的堂皇大厦之外，像片片花草、丛丛灌木一样，摇曳生姿，别有风韵，把一个学者的生态情怀展示得更为生动、更为贴切。对于中国当代生态散文的发展而言，鲁枢元的生态散文也具有不菲的价值。他开创了随笔型生态散文，为中国当代生态散文增添了一个审美品类。他的生态散文具有相当典型的智性特征，为中国当代生态散文展示出生态学者的智慧光芒。至于他对生态危机的揭露和批判、对生态伦理的呼唤和建设，也与徐刚、陈应松、刘亮程、韩少功、张炜、苇岸、胡冬林、傅菲等生态作家构成一种文学场上的呼应 [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研究（1978-2025）”（项目编号：25BZW121）阶段性成果】
注 释：
[1][2][18] 鲁枢元《精神守望》，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301页、第302页、第47页。
[3][6][12][15][19][20][21]鲁枢元《大地与云霓》，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5页、第253 页、第226页、第262页、第305页、第306页、第199页。
[4][5][7][8][9][10][11][13][22] 鲁枢元：《心中的旷野》，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第 4页、第6页、第19页、第21页、第3页、第3页、第336页、第369页。
[ 14] 鲁枢元《东方乌托邦与后现代浪漫——生态讲习录》，《长江学术》2023年第2期。
[ 16][ 17] 鲁枢元《蓝瓦松》，郑州：海燕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第59页。
[23] 鲁枢元《隐匿的城堡》，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4] 汪树东《点燃当代人的生态文明想象——当代中国生态散文发展综论》，《东吴学术》2025年第2期。
[原载《文艺评论》2026年第1期，责任编辑：尹文雯]
文中图片全部由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办公室提供
（汪树东: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小凤: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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