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开始意识到，叶橹先生的文学世界，不仅仅属于诗评诗论，他还是一位随笔大家——他作为随笔大家的成就，足以媲美他的诗歌文本批评大师的身份。遗憾的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叶橹作为诗评大家的盛名，仍遮蔽着他作为随笔大家的成就，批评界仍缺乏关注他的随笔的有说服力的研究文字，就我个人的阅读范围而言，似乎仅见他的学生孙德喜的一篇《叶橹散文：多重身份的写作》。叶橹先生曾多次对朋友和学生说，你们可以不看我《叶橹文集》里的诗评诗论部分，但可以好好读读第三卷随笔部分。可见他对自己随笔创作的看重。
本文作者与叶橹先生合影
有一个值得玩味的文学现象，人们对自己的时代往往是看不清晰的。宋人固执地认为，词是诗之余，而后人的评价中，词成了代表宋的文学高峰。明清时，洪应明的《菜根谭》，张潮的《幽梦影》等，被称为所谓清言小品，不入文学的主流——但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就是伟大的格言诗集，是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峰之一。当今的人们，认为小说和诗是主流，而我一直异端地认为，在后人的眼中，能够代表今天文学的可能是随笔——那种将思想的力量、思辨的锋锐、诗性的力量熔铸为一体的随笔。如同宋人眼中的词是诗之余，今天的随笔，也几乎是诗人、小说家、学者们的余事，但也正因为是“余事”，它比小说和诗获得了更大的文体自由度，更大的发挥空间。实际上鲁迅先生创作量最大的所谓“杂文”，在文学的意义上称之为随笔更为合适。鲁迅先生本质上是一位诗人，他的《野草》就是伟大的散文诗集，鲁迅先生那些最好的杂文内部，皆燃烧着一团诗的火焰，因而使得他的文字经久耐读，常读常新——鲁迅就是一位随笔大师。
关于当下的随笔，有诗人、作家随笔与学者随笔之说，叶橹先生的随笔，按理可归入学者随笔，但我以为这不够准确。叶橹先生性格率真，喜爱自由与酒，不喜欢系统性的框框条条，这些本就属于诗人的气质，加上他私下里确实写了一些诗，还曾在《诗刊》发表过诗歌，这使得他的随笔风格，置于学者随笔与诗人随笔之间，并获得了两者的优点：学者之风，使他的随笔具有了一种逻辑的力量，苍劲的笔力；而诗人的天性，则使他的随笔时有苏轼所言的佳境，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关于叶橹先生的随笔创作，他在自己的文章《闻风不动思有邪》中有这样一个不够“正统”的说法：
我之所以仍不时地写点东西，是与我的睡眠状态极差有关的。我晚上的睡眠时间，可以用一句“化整为零”来加以描述。能够一次性睡上两个小时，对我就是幸运之至了。总是睡了一个小时左右就醒了，然后胡思乱想一气，再睡;于是反复数次，天就亮了。正是在每次睡眠的间隙中，我的胡思乱想，常常促成我的写作欲望。我虽以写诗评诗论为主，但也不时写点随感之类的短文。这类短文大都是睡不着觉时胡思乱想所致。
叶橹先生的随笔创作，几乎与他的诗评、诗论创作同步，于二十世纪的80年代展笔，跨度迄今已有四十余年。2014年7月，凤凰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叶橹文集》，“诗论卷”“诗评卷”“随笔卷”各一本，可见叶橹先生是把他的随笔创作放在与与诗论、诗评等量齐观的位置上的。在这之前的2001年，叶橹先生还专门出版过一本随笔集《季节感受》，38万字。从2014年至今的叶橹随笔，仍分散于各类报刊、杂志，及作者自己的抽屉，尚未成书，好在为他看重的随笔，皆已有所收集。从思想锋芒上来说，叶橹先生随笔创作的黄金时期，应是二十世纪的80年代，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这个时期，从23年的“流放”悲剧中归来的叶橹先生，文字的功力得到了恢复，长期的流放所压抑的情感得到抒发，与自己对时代悲剧的反思，对自己悲剧命运的反思，刚好汇合于一起，促成了一个随笔创作的爆发期。这期间的大部分随笔，堪称鲁迅精神血脉的嫡传，其思想的深度，思维的透澈，触须的敏锐，强大的反思力量，艺术的感染力度，堪与邵燕祥先生的晚年随笔媲美。这些遍布当时各类报刊的随笔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单看其中的一些随笔的题目，如《读书的自由》《尽信与不信》《历史和我们》《清谈误国辨》《愚民》等等，似乎就是从鲁迅的杂文式随笔题目排列而来。叶橹先生的这些随笔中，鲁迅式的思想火花不时闪烁，与那个黄金时期的诗歌一般，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视界。
如《清谈误国辨》一文，由传统的“清谈误国”一说发端，作者认为此说并不是那么简单，中国历史是如此复杂，人们很多时候总是颠倒了事实的因果关系，由此作者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锐见：
大凡一个国家，在它欣欣向荣的上升期，清谈之风是不太可能形成的。清谈之盛行，其实是人们的一种复杂心态的反映。譬如，眼看世风日下，而一些“在野”的平民百姓，手中无权惩治那些贪官污吏，眼看着腐败风气在日复一日地败坏着人们的道德，侵蚀人们的心灵，于是满腔激愤之情无处发泄，只好用清谈的方式来消解自己内心的积郁。这样的清谈，你能说它是误国的吗？
又如《愚民》一文，同样体现了作者深刻的洞察与卓绝的思辨：
愚民一词，主体自然是民，可是冠一愚字，则至少可作两种解释。当愚字作动词用时，显然是愚弄之谓，愚弄老百姓，也就只能是统治者的行为。历来的统治者都希望把平民百姓变成俯首帖耳的顺民，那前提则必须是先愚弄他们。因为有了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乃有大量的愚民产生，于是便有了愚民一词的第二种解释，这里的愚字已经成了形容词……
在对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的层层分析、剖解之后，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柳暗花明又一村”地提出画家兼诗人黄永玉的例子，为“刁民”一词作了平反。黄永玉定居香港后，自称为“湘西老刁民”，作者认为他是经过了彻底的反思和自省之后，才这样给自己加冕的。当顺民做愚民的时间太长了，才知道“刁”的可爱与可贵。
无疑地，叶橹先生的这些文字，有着浓郁的鲁迅味道，称之为鲁迅血脉的嫡传，并不为过。当然，由于这些随笔其深刻的洞察和思辨，往往来自叶橹先生自己坎坷命运的反思，因而别有一番时代赋予的沉重感，以及自己的个人特色。《制造幽默》一文，作者就是以自己的时代经历，对似乎已无新意的“幽默”一词，作了令人抚掌不已的解构与再构。文章由当时正红火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获得灵感，大贪官和珅每次进餐前，都要做出庄严神态，以领唱者的身份口中念念有词：“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紧接着一群妻妾围桌合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再后的场面就具有讽刺意味了，和珅进入为他独设的餐桌，两名侍女轮流为他喂食，真正做到了“食来张口”……作者由和珅的虚伪，联系到自己“流放”期间的一次经历，那时是1968年，正是“三忠于”活动的高潮，作者作为“右派”在南京一街道办的“永红机修组”当工人，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在一次“表忠心”的学习会上，单位的小头头慷慨激昂地带头发言，大意是我们现在能过上这种幸福生活，全靠毛主席老人家的英明领导，所以他对全家人说了，以后在每次吃饭之前，一定要首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种虚伪的前后呼应，使文章的幽默感顿生。但文章的令人叫绝之处，是作者指出这些历史上虚伪地制造“幽默”的人物们，有时也会造成自己的“悲剧”。“文革”期间，有带领呼口号者由于精神过于紧张，而把“打倒江渭清”错喊成“打倒江青”，而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作者从潜意识的角度分析，认为这个紧跟潮流的喊口号者，是因为“江青”二字已在他的心理形成了一种“情结”，才会发生这种在局外人看来幽默意味十足的事情。但作者接着又煞有介事的推理到，如果此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竟在“平反”时宣称自己当年的行为是“有意为之”的革命行动，岂不制造了一个更大的幽默！《制造幽默》一文就这样在对传统幽默的层层解构中，实际上将文章写成了一种颇有后现代意味的大幽默剧。
而将自己的人生苦难，坎坷经历，作为随笔创作的推力，最终抵达一种生命的大境界的，是在叶橹先生的晚年随笔创作中，其中的一篇《阅读天空和大地》，堪称不可多得的随笔杰作。如果说，叶橹先生的早期随笔，更多的是一种鲁迅杂文风格的短制，匕首寒光闪烁，而到了后期，尤其是年逾七旬之后，因为年岁的增长，生命的不断觉醒，超越，可以使他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审视自己过去的苦难岁月，因而他晚期的随笔创作虽没有过去的多产，每篇的包容量却愈来愈大，显示出一种沉雄之风。而且，他晚期的随笔创作，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考虑报刊发表的字数限制，现在，他完全是为自己的生命而写作，为了给自己坎坷的一生有所交代而写作，可以放任自己的笔端自由地驰骋为大篇，在往事与苦难、沉痛与反思中，将自己的生命推向最终的大彻大悟。三千余字的《阅读天空和大地》，不仅是叶橹晚期随笔的代表作，整篇文字所呈现出来的沉郁，博大，厚重，甚至令人联想到俄罗斯伟大作家们关于苦难的书写，是配得上作者自己及中国那个时代苦难的杰作。
《阅读天空和大地》这篇随笔，是叶橹对自己过去23年“流放”岁月沉思的结晶：1957年7月被打成右派；1959年——1966年在湖北矿山、农场劳动；1966年5月回到南京，在街道劳动；1969年12月下放江苏灌南农村；1971年落户江苏高邮农村；1976年——1980年在江苏高邮县城“搬运公司”劳动；1980年3月落实政策……这打成右派、劳改、流放的时间，加起来约23年。文中提及，一次一位朋友在跟叶橹闲聊时问：“这23年你没有书读，为什么你后来还能教书写书？”叶橹灵机一动，颇有些激动地回答：“我没有读书，但是我阅读了23年的天空和大地。”这看似轻松甚至有些幽默的回答里，所包含的肉体的折磨、精神的荒凉其实是令人颤栗的，我们不妨对照一下俄罗斯诗人作家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年西伯利亚流放，至少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反思，有《福音书》相伴，甚至可以潦草地写下一些笔记，成为名著《死屋手记》的基础；曼德尔斯塔姆的流放沃洛涅日，此间他的诗歌创作却进入了一个高产期，他在三个笔记本上写满了诗，在诗中拓展了土地与命运的新向度……而叶橹先生的23年劳改，流放，拖板车等苦役之外的时间，就是孤独，隔离，被迫不断地清空自己的精神世界，以至于23年后，他被新时代的命运推到大学讲台上，竟不知如何在黑板上书写。叶橹先生所谓的“阅读天空”，得之于他晚年的诗性“觉悟”，而当初的具体情景，他在文中是这样叙写的：
人所共知，牢房是没有窗户的。它只在门上有一个小洞，以供光线进入和外面巡警在外能够看到屋内犯人的情况。犯人只能席地而坐，不能擅自起立活动。只能需要“方便”时大声向巡警“报告”，经批准后才可“行便”。于是对犯人来说，除从门上的小洞向外窥视，就只有闭目默想了。这时候我才逐渐知道，要想仰望一下天空是有多么的不易。因为除了每天早上半小时的“放风”我们是见不着天空的……
由此若干年后，叶橹先生读到台湾诗人商禽的那首《长颈鹿》，写牢房中的人因仰望岁月而使颈项成为“长颈鹿”的超现实幻觉时，不禁回忆起自己的牢狱经历，而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这篇随笔中最令人痛心的一个场景，是写作者刑满之后的1962年，以“留场就业”的身份转移到黄湖农场，被分配去拾牛粪。拾牛粪的定额必须每天完成，否则不能休息。这一天上午，叶橹只捡了半担牛粪，突然见不远处有一头牛在排泄，便兴冲冲地就要去拾。谁知放牛的小孩认定叶橹是“阶级敌人”，怎么也不让拾，还抓住叶橹拾牛粪的铁扒，说就是不让你们劳改犯拾。拉拉扯扯间，叶橹不禁怒从心起，打了小孩一巴掌后，匆匆逃走了，已经拾好的半担牛粪也不要了……漂泊的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面对的是一群调皮的孩童，抱了他茅屋上飘落下的一些茅草，匆匆躲入竹林，只是欺负他“老无力”，以至于杜甫尚有余兴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景；而叶橹所面对的这个时代造就的“勇敢”的小孩，是把流放的叶橹当作了阶级敌人，要压倒他。年轻的叶橹打了小孩一巴掌后，却是自己匆匆逃走了——留给他的只有一辈子的痛，烙在晚年的随笔里。
哲人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当然，今天的诗人们仍在写诗，但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诗了。或许同样可以说，自叶橹写下随笔《阅读天空和大地》之后，阅读天空和大地这一姿态，已不再属于传统的诗意，而是注入了历史的沉重与新的内涵，必须换一种解读方式了。
作为一位随笔大家，叶橹先生随笔创作的内容是丰富的，形式是多样的，除了给人印象深刻的鲁迅式的“横眉冷目”之外，他还有大量可归于“闲适”类的随笔，《叶橹文集》第三卷“随笔集”中的“心象景观”辑，基本属于这样的文字，单看那些随笔的标题，如《怀念石榴树》《初识水网》《那年明月夜》《烧老鹅》《无梦不成眠》等等，即感“闲适”之气扑面而来。但叶橹的“闲适”，不同于梁实秋的那种以趣味性为主的闲适，叶橹的“闲适”，往往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看似寻常的事与物，寻到一种新的视角，再通过层层思辨，最终达到一种生命的“觉悟”。应该说，这样“闲适”的随笔实际上是诗性的，属于着更高的层次。
我个人认为，叶橹先生写于耄耋之年的随笔《闻风不动思有邪》，可谓这类闲适随笔的代表作之一，在看似闲适、轻松、从容的笔法下，透出的是一种深层生命的感悟。作者告诉我们，“闻风”的灵感，是从洛夫的诗《因为风的缘故》和徐志摩的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向哪一个方向吹》而来，因为这两首诗都透着一种人生无常、命运莫测的气息，令作者感怀。但作者随即强调，更能引起他内心深处共鸣的，还是曾卓的那首《悬崖边的树》，以及其中的诗句“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这两行诗句，仿佛就是为叶橹的生命与命运而写照。接着作者由“风”的种种隐喻，联想到曾经的那个时代的口号“闻风而动”。由于“闻风而动”这种盲目地紧跟潮流，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无数的苦难，作者指出，人既号称万物之灵长，为什么不能在“风”面前坚定一次，做到“闻风不动”，而坚守住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人格。至于“思有邪”，则是作者与孔老夫子有意开的一个玩笑，孔老夫子说，诗三百一言蔽之曰“思无邪”。作者不由疑问到，“诗三百”中的一些诗，真的是“思无邪”吗？认为孔老夫子是有点故意地实行着“以偏概全”的谋略来维护其正统观点罢了。而从人的实际生活状态来看，有谁能够真正做到无时无刻都“思无邪”呢？恐怕没有，因此作者认为，“思有邪”才是一种“情理之中”的应有的现象。由此作者得到了一句“闻风不动思有邪”，颇有格言风采，又极富诗性张力。自爱不已的作者便请洛夫等诗人书法家将此格言写成书法，以作闲时欣赏，引出了一系列文坛趣事。更具意味的一次，是诗人林莽书写此格言时，有意将“闻”字改成“文”字，成了“文风不动思有邪”，而有了新的意味，而随笔亦由此宕开新境。
叶橹先生的随笔世界中，还有一些别开生面、不拘一格的创作，如《〈皇帝的新衣〉三题》，在安徒生童话的基础上，做了现代性的继续发展，叙述了那个讲真话的孩子长大以后几种可能出现的局面，以一种解构的手法，将人性的阴暗，人类的悲哀，置于一种极为荒诞的境地。又如《世说新篇》中的18则，是随感，寓言，乃至微小说在文体边缘的一种融合，创造，在对时代弊病的折射、影射中，显示了叶橹作为思想者的风范。这些新世说皆不长，且录其中一则《鼠的权变》如下：
老鼠在过街时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它回到自己阴暗的洞窟之后，想：人们之所以那么恨我，不过是因为我小偷小摸，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做了些手脚而已。如果我变成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出入，或许人们就会对我另眼相看了。
于是，它经过一番乔装打扮，请狐狸先生为它整容，把三角眼修整得圆滑美观些，还配上一副眼镜以改变“鼠目寸光”的毛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它又到时装店购置了高级服装、礼帽、皮手套，像个“人”样了。
从此，它不再处处躲着人们。岂但不躲，而且还一付趾高气扬的样子。有一次它走过猫的面前，猫竟然对它视而不见。起初它还有点胆怯，可是看到猫无动于衷，便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猫只是对那一股鼠臊的气味嗅了嗅，感到一阵迷惑，终于又闭了眼睛打瞌睡了。
老鼠终于明白了，光天化日之下干坏事，要比在阴暗的角落里小偷小摸更加方便而显光明正大。不过，首先得打扮得像个“人”样。
发表于2018年第四辑《诗探索》的叶橹先生访谈录中，在谈及自己的诗论诗评写作时，他曾有这样的自述：“我写文章从来不打草稿，都是大体的思路先定下来，然后一气呵成。这样的写作过程中，总有灵感光顾我，我也会发挥得非常好。我也曾试过打草稿，但往往拘谨了思路的自由发挥，效果并不理想。”叶橹先生的诗论诗评的夫子自道，其实与苏轼所言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作文之道是相通的，这使得他在不经意间，将一些诗论诗评写成了极好的随笔。他的诗论，尤其是诗评，往往是他作为一个诗性批评家与所评诗人之间的心灵对话，不时闪耀着撞击的火花——而由这些火花构成的评论，自然是极好的随笔。
其实，把评论当作极好的随笔来阅读，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瓦雷里、奥顿、布罗茨基、帕斯等大诗人的一些诗论诗评，就收入了他们的随笔集中，甚而比他们的诗歌更受欢迎。而大哲学家叔本华、大学者罗兰·巴特的许多文章，也是被世人当作深邃的随笔来阅读的。因而，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将诗评大家叶橹先生的部分诗评诗论当作随笔来阅读，不仅是合理之举，亦呈现了叶橹先生随笔创作的多面性。叶橹先生诗评中的《解读<慈航>》《论洛夫的禅诗》等，诗论中的《第三只眼与第六感官》《呼唤长诗杰作》等，皆可以同时当作极好的随笔来阅读，并由此而更为全面地、丰厚地为一个名“叶橹”的杰出生命存照。
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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