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如叶橹先生在发现并评论昌耀的文论中所言，真正的诗人是以自己的诗篇作为生命形式的呈现，而他的生命也就借此存在于他的诗中。同样地，一个真正的诗评家，在解读一首诗的时候，亦是将自己的生命以某种形式赋予了这首诗——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诗歌景观：在一首诗中，两个杰出的生命在静静对话，交换，并相互注释，从而完成了一起现实世界中不可能的诗歌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叶橹先生的生命，就是由这样大大小小的诗歌事件延续而成，他的解读诗歌，不仅仅是在解读诗人在诗篇中所展开的生命，同时亦是在解读自己的生命，而他自己的生命，又赋予了他所解读的诗篇以更为广阔深邃的空间——叶橹先生就这般以他的不懈的追求，完成了他的“生命诗学”。
从一开始，叶橹先生便获得了一种坚定而自信的风度。他的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2月号的《激情的赞歌》一文，在谈到闻捷时，欣喜的发现溢于文字：
一年来，闻捷给我们写出了《吐鲁番的情歌》《博斯腾湖滨》等好多首优美的诗篇，我们有理由这样说：我们的国家又出现了一个有才能的诗人……
发表在《奔流》1957年7月号的《公刘的近作》一文中，他再度显示了自己的眼力：
从诗人近年来所发表的诗篇来看，无论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而这，正是公刘以往的诗篇所缺少的。当诗人一旦把这种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和对生活的深刻观察，思考结合起来的时候，他的诗篇就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写这些评论文字的时候，叶橹先生还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我们不能不惊讶于他对重要的诗歌和诗人出现时的迅捷的反应，敏锐的判断。自然，这一切应归之于叶橹先生的广阔阅读以及对自己学识的自信，同时，亦来自于他对生命赋予自己的一种诗歌使命的确认。今天，我们都已认可闻捷，公刘是那个时代产生的重要诗人，但在叶橹先生写出他的极具预见性的文章的时候，一切还都处于不确定之中。而成为一种奇迹的是，这种即时的对诗歌和诗人的敏锐而准确的反应，判断，竟伴随了叶橹先生的一生，并在他的对昌耀的发现与推荐，对洛夫的三千行长诗《漂木》文本的解读中，达到了一个杰出的诗评家所能达到的高度——批评家的评论与诗人的创作一般，发现，创造同样是决定性的。而且，与许多强健的大诗人一般，叶橹先生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的诗评家。
今天，我们回顾叶橹先生漫长的一生，可以说，1956年，1957年，是他作为诗评家的第一个金色收获期。他的《激情的赞歌——读闻捷的诗》《关于抒情诗》《公刘的近作》等文论，以及关于郭小川的诗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的批评，皆站在那个时代的诗歌评论的制高点上，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意气风范，引起了诗坛聚焦式的关注。以至于当时的《人民文学》《文艺报》，皆对这个尚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的青年才俊，表示出了异乎寻常的关心，关爱，希望他能去当时这两个文坛的最高阵地工作。而受到他批评的大诗人郭小川，当时是中国作协秘书长，亦恋恋难忘其批评才华，路过武汉时，特意约了一次尽兴的面谈，并热心地为这个即将毕业的高材生规划今后的人生。然而，1957年的一阵“奇异的风”，突然将叶橹先生卷入了生活的炼狱，中断了他刚刚开始的似乎是一片光明的评论家生涯。关于这股“奇异的风”的源头，2023年4月出版的《我们的心灵史——叶橹对话录》的第一章第三节中，叶橹先生有这样的回忆：
1957年，我就要毕业了，没有心思去多问社会上的事，运动也就比不上另外一个班的学生搞得轰轰烈烈，他们班就有好几个“右派”。然后他们那个班就问我们：“你们不做榜样啦？你们怎么一点都不动的？”我是班长也不知道啊。他说这样吧，我们弄两个辩论会吧。随后我就想到胡风的话题，我就这个问题做了专题发言，会场上还专门拉起了横幅。这次辩论会有几千人到场……
“辩论会”是1957年6月2日举行的。6月8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全面反右的序幕。顺理成章地，叶橹先生被打成了右派，从似乎正沐浴的天堂的光辉，一下子坠入了炼狱。叶橹先生当时的绝望、灰暗、凄凉的心境是可以想象的，他曾想从武汉长江大桥一跳了之，但对于孤苦的母亲的顾虑，使他收回了念头，发下狠心，活下去，倒要看看这个世界到底会怎么样。其后的炼狱生涯，《我们的心灵史——叶橹对话录》所附的“叶橹大事记”中，是这样备记的：1957年7月被打成右派；1959年——1966年在湖北矿山、农场劳动；1966年5月回到南京，在街道劳动；1969年12月下放江苏灌南农村；1971年落户江苏高邮农村；1976年——1980年在江苏高邮县城“搬运公司”劳动；1980年3月落实政策……这打成右派、劳改、流放的时间，加起来近23年。是的，一个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一位极富才华和前景的年轻批评家的23年时光，就这样省略号一般地掠过了。今天的年轻人，大概是难以想象这炼狱的23年的，其肉体的折磨，精神的荒凉，皆甚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流放的黑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年西伯利亚流放，至少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反思，有《福音书》相伴，甚至可以潦草地写下一些笔记，成为名著《死屋手记》的基础；曼德尔斯塔姆的流放沃洛涅日，此间他的诗歌创作却进入了一个高产期，他在三个笔记本上写满了诗，在诗中拓展了土地与命运的新向度……而叶橹先生的23年劳改，流放，拖板车等苦役之外的时间，就是孤独，隔离，被迫不断地清空自己的精神世界，以至于23年后，他被新时代的命运推到大学讲台上，竟不知如何在黑板上书写。
然而，人类复杂的命运往往还有着它的奇诡之处。叶橹先生23年的劳改，流放，竟使得他与另一位几乎同时坠入炼狱，又有着几乎相同的流放时间的大诗人——昌耀的生命产生了一种叠印，共振。甚至他们在流放中的婚姻都是如此相似：昌耀在荒凉的青藏高原与一位不懂汉语的土伯特女人结婚而安居寂寞；叶橹先生则在苏北一偏远的高邮乡村与一位不识字的善良的农家姑娘成家而艰难度日——这使得他比别的批评家都更有利地深入昌耀的诗歌与生命。今天的诗人与批评家们都争着与昌耀这位大诗人攀缘，而他的最早的两三个发现者之一，最深刻有力的诗歌文本解读者——叶橹先生，却默默地偏坐一隅，观望着这一幕颇具黑色幽默的场面。整个诗界似乎都在有意忘却，复出后的昌耀的诗歌是被当时的主流诗坛目为怪物而拒斥的，80年代的“诗人丛书”曾收入昌耀的诗集，但最终被出版社以“看不懂”为由打了回票。这位流放青藏高原的诗人直到1986年才出版了他的《昌耀抒情诗集》，而且是无奈地以先向读者征订到一定数量的方式才得以出版。在1987年的全国第三届诗集评奖中，叶橹先生作为评委之一，力荐昌耀诗而未果，他愤懑中不甘明珠沉陷，从此投入了对昌耀诗的研究，完成于1988年3月，载于《诗刊》当年第7期的《杜鹃啼血与精卫填海》一文，对昌耀的诗及生命做了深刻且极具预见性的解读：
读昌耀的诗，你会首先感到，这是一个真正把诗作为自己生命的最高形式来真诚追求的人。尽管他生活在那一片贫瘠荒漠的土地，精神和肉体遭受过残酷的戕害，然而，他的心灵的天地却显示出一种深邃的丰富性……
《慈航》在当代中国诗坛上应当被视为具有像《神曲》那样一种主题构筑的诗。但丁所表现的是中世纪的灵魂的净化和超脱，是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辟了一个时代的过渡时期的人对自身灵魂的拷问。而昌耀则是通过20世纪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逆转，通过特定人物的命运经历来审判历史，剖视人的灵魂的。“慈航”这一宗教名词的借用，只有在象征与反讽的意义上来把握和理解，才能真正懂得这首诗的命意所在……
之后，叶橹先生又集中精力对昌耀的长诗《慈航》作了杰出的解读。《解读<慈航>》一文发表在《名作欣赏》1991年第3期，是叶橹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他再次提醒世界：
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诗依然保持沉默而不给以应有的肯定，让岁月的尘垢淹没了它的艺术光彩，或是在若干年之后再让人们重新来发掘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应该说是一种批评的失职和审美的失误……
《慈航》之后，对大诗人洛夫先生的晚年巨作《漂木》的解读，是叶橹先生批评家生涯的另一高峰，是叶橹先生于主流诗坛沉默多年后的又一次极具生命力的爆发。长达三千行的《漂木》，是诗魔洛夫年逾七旬后的伟大诗章，是他一生生命的结晶，于2001年出版，虽为华语诗坛目为一个奇迹，但主要还是震惊于一个如此高龄的大诗人不衰的创作力，尚未有相匹配的诗歌解读文本来支撑它的伟大——对此，打个或许不是很妥帖的比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富有创造性，但如果没有其他杰出科学家的观察实验成果来与之相呼应，就难以成就它坚实的伟大。2002年11月，似乎已完成了一生诗歌使命的洛夫先生，在移居加拿大后，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大陆漫游。11月27日晚，我与岱松等诗友陪洛夫先生游秦淮时，对他提及叶橹先生的诗评生涯及命运的磨难，洛夫先生当即表示了特别的关注。于是，通过我的手机，两位姓莫的老人（洛夫本名莫洛夫；叶橹原名莫绍裘）愉快地交谈起来……次年，叶橹先生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解读<漂木>》问世了，发表在极具影响力的《名作欣赏》11期——它至少是大陆著名诗评家中，第一个对《漂木》文本的权威性解读，亦完全可以看着是两个饱经沧桑，穿越了命运的强健生命的对话。叶橹先生把洛夫的诗歌生涯归纳为两次“放逐”——第一次是1949年的由大陆去台湾，被迫的历史的放逐；而晚年的移居加拿大，是第二次放逐，一种自我选择的放逐。其实，叶橹先生为洛夫归纳的两次“放逐”中，又何尝没有自己的影子——一次是自1957年起的长达23年的被历史的放逐，他进入了劳改农场，偏远的乡村；第二次是自1992年至2002年，这期间，他与浮躁的主流诗坛及商品经济社会的主动脱离，亦可看着是一次自我的放逐。这里，我想再略谈一下他的的第二次“自我放逐”。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开足马力走向所谓市场，同时亦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而作为这种回应，诗歌的精神亦趋向全面的溃败。表面上依然热闹的诗坛需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批评文字呢？或是热衷于花拳绣腿，试图博取声名的所谓宏观梳理；或是站在某个圈子的里面或外围，大唱赞美或大呼反对；或煞有介事地进入诗歌文本，兜了半天圈子，只是为了拿诗歌来验证某个从别处搬来的时髦哲学；更多更坏的则是为了所谓的市场需求而制作的不着边际的赞美——哪儿还能见到生命与生命撞击的火花。叶橹先生的那种以生命为“试金石”的文本解读，显然不能适应这个浮躁时代的需求，而这个时代喧哗的泡沫，亦经不起这块“试金石”的撞击——这种情况下，叶橹先生最好的选择，就是沉默。当然，这种沉默是相对于浮躁的表面诗坛而言，在偏居一隅的扬州，他仍在密切地关注那些同样被浮躁的诗坛淹没的青年诗人，激发他们的创作潜力。更多的时候，叶橹先生则像潜入深海的大鲸，静静等待着另一个巨大撞击的到来——这如期到来的巨大撞击，就是洛夫的长诗《漂木》。
叶橹先生曾多次说，他把这部三千行的巨著前后读了有十余遍。如果没有两个生命的强烈吸引，以及相互撞击的绚丽的火花，是不可能做到的。当别的评论家尚迷恋于“诗魔”洛夫魔术般的语言的时候，叶橹先生已穿越了这些，直抵诗人的生命本质——对于《漂木》这样的巨著，只有对诗中展现的诗人生命的解读，才能真正呈现其伟大。《解读<漂木>》一文的开篇中，我们似乎又听到了叶橹先生在推举《慈航》时的声音：
洛夫在古稀之年为华文诗坛贡献出的长诗《漂木》，不仅是他个人创作上的一个奇迹，也必将是中国新诗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
仿佛是一种惯性，叶橹先生的笔锋很快便探入诗篇的生命：
也许正是基于对生命本质的关注，才造成了洛夫对生命存在本身的复杂多元的质地与色彩的包涵与容纳……所以他对生命本身的审视表现出严厉甚至是酷烈的逼视。
对着《漂木》第一章的结尾：
如是我闻
木头说，确曾离开过
走得很远
现在又回到这个旧的磁场
院子里满地的白雪
依然无人打扫
叶橹先生不由感叹：
面对这样一幅苍荡凄清的画面，你不能不对生命的艰辛与悲怆从内心升起一种诗意的向往……
在这个浮躁的世界的尽头，在命运的“天涯”，两个饱经沧桑而依然强健如初的生命，就这样汇聚到了一起。这汇聚中相互激荡的高峰，是2007年9月，叶橹先生呕心沥血的十三万字《〈漂木〉论》的出版，这本专著由十篇关于《漂木》的论文构成，是诗评家中最早的对洛夫长诗《漂木》这一出现在21世纪初的重要作品的系统性评论，巩固了洛夫作为诗歌史的大诗人的地位。大诗人与大诗评家之间的相互激荡，在2015年出版的极具洛夫特色的诗集《唐诗解构》中继续延伸，直至2018年3月19日，享年91岁的一代诗魔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
我相信，在任何时代，满足于寻章摘句，沉溺于雕虫之技的文学批评者比比皆是，而像叶橹先生这样，以自己饱经沧桑的生命为背景，来解读艾青，解读昌耀，解读洛夫的批评文字，某种意义上讲，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与叶橹先生所评论的这些大诗人的作品一般，是一种特殊的时代遭遇，际遇，是个人命运与历史长河的某种神秘交汇。然而，我们今天梳理叶橹先生的“生命诗学”时，发现它的胚胎在他的早期文章中就已经孕育了——虽然这几篇早期文章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但这种印记很大程度上只是那个时代的一顶通行的帽子，去掉这顶帽子，那些清新的批评文字依然成立。在早期的《关于抒情诗》的一文中，叶橹先生曾引用了别林斯基的长长的一段话，尤其其中的这几句：“人们能在诗中的忧郁中认识自己的忧郁；在他的灵魂中认识自己的灵魂，并且在那里不仅仅看到诗人，还看到‘人’。”显然，这些文字对叶橹先生有着巨大的启发，但他并未拘于其中，而是由“人”潜入到更具诗意的“生命”，并不断地使之深层，丰富。他在次年的评论公刘的文字中，可谓初绽了他的“生命诗学”的胚芽：“但是仅仅指出这一点似乎仍然不能把公刘的这些诗篇在艺术上的全部特色揭示出来。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考察到公刘作为一个诗人所具备的那种个人的艺术气质。”虽然1957年那阵“奇异的风”突然摧折了初绽的“胚芽”，但叶橹先生于23年后复出的批评文字，就是从这“胚芽”上继续生长并展开的。尽管有23年的漫长冬季，使之没能展一片叶，开一朵花，但它的根须却是一直在地层默默地深潜，以至于时机一到，一棵蓊蓊郁郁的大树很快就神奇地出现在地平线上。
尽管，叶橹先生没有将他的“生命诗学”归纳为一种系统理论，但他却是一直以自己的批评文字，呈示着，展开着，发展着他的“生命诗学”。他曾说：“我不是一个擅长于建构严密理论体系的人，我写诗评诗论，更多地是凭自己的艺术感受。”其实，这正是他对诗歌生命的真实体认。生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复杂的过程，不同的时间，境遇，面对不同类型的诗人与诗，都会有着不同的生命反应。因此，叶橹先生的诗评文字，如果出现有不统一的地方，并不奇怪，这正是“生命诗学”的本来面目——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甚至相矛盾的观点，浑然地包容于一个评论家的完整的生命之中，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杰出。而那些始终迁就着一种理论体系的评论，在生命的意义上讲，其实是一种扭曲。生命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要把“生命诗学”归纳为一种凝固的理论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一种对“诗歌生命”不断解读的过程。而如果要有所归纳的话，我认为，叶橹先生“生命诗学”的本质，就是面对一首诗时，不仅要解读它的语言及语言所呈露的艺术特色，还要深入地解读这一切所展现出来的诗人的生命——而这，才是真正评价一首诗高下、真伪的关键。最终，叶橹先生将自己的“生命诗学”发展到以自己饱经沧桑的生命，解读另一个诗人诗篇中复杂的生命；以自己度尽劫波的大彻大悟，解读另一个诗人在诗篇中的穿越，升华，从而达到了一个诗评家的辉煌之境。由叶橹先生的“生命诗学”之核，还延伸出他的两个重要思想：
（一）鼓励诗人大胆地在艺术上进行探索。
早在1956年的《关于抒情诗》的一文中，叶橹先生就已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按照配方的方法来构思一首诗，失败就会摆在诗人的面前。艺术创造……是无限丰富和多样的，就是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作品中，也会采用不同的方法的。我们的诗人应该大胆地在艺术上进行发现和创造。
生命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过程。如果离开了创造和发展，这个生命实际上也就死亡了。因此，作为一个以诗歌的生命为自己生命的评论家，是不能忍受诗歌的死亡的。当二十世纪的80年代，叶橹先生为之呐喊助阵的“朦胧诗”已取得社会认可，后起的新生代，第三代诗人的作品又引起社会的质疑，非议，许多当初为“朦胧诗”开路的评论家们都选择了沉默的时候，叶橹先生却毅然站了出来，为这些年轻诗人讲话，以他的丰富阅历和权威，为这些年轻诗人支撑起一方天空。如颇受争议的于坚的长诗《0档案》，叶橹先生的文本评点何等睿智，举重若轻：
《0档案》作为诗歌文本，它的实验性与创造性，恰恰在于它的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如果有人在阅读它时产生了一种厌恶乃至憎恶的感情，这正是它极大的成功……哥伦布拿起鸡蛋在桌上轻轻一敲，它就站起来了……《0档案》正是哥伦布那轻轻地一击，它是一次极其简单却又十分大胆的创造，后来者不必再试图如法炮制。
1989年至1991年间，叶橹先生为《诗歌报》主笔的“现代诗导读”专栏，曾在诗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一首一首地解读着年轻诗人们的探索性作品，小心翼翼地进入这些诗歌的内部，以自己饱经沧桑的生命，阅历，与这些年轻的心灵对话，寻求一种和鸣，共振。叶橹先生有时亦承认，他不能看懂某些年轻诗人的作品，但他不是简单地将它们弃之一边，贬之一边，而是努力地使自己贴近、进入这些作品，试图建立起一种沟通——这实在已越出了一个诗评家的范围，而纯粹是在完成一项诗歌赋予的神圣使命。
（二）对试图建立新诗形式的观点的坚决反对。
愈到晚年，叶橹先生这一观点愈加明显，强烈。完稿于2005年2月的《传统与革命》一文中，他再次强调：
写诗，特别是现代诗，最本质的一个要求，就是诗人要具备生动敏锐的艺术感觉与诗性直觉，要有充分表达和表现自由思想和愿望的能力。这个基本素质决定了诗人在从事写作之初，不可能首先考虑要符合什么样的形式与格律，而必须从能够最充分地实现自己的艺术感觉和诗性直觉为前提。
在叶橹先生的“生命诗学”中，一首诗的呼吸，同生命的呼吸一样，是追求极端的自由的，它拒斥任何有违生命的规则，控制，独裁。一首诗，无论有着多么美妙的形式，但如果它阻碍了诗思的自由而充分的发挥，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拆除它。任何的形式，技巧，都有它的陈旧之时，而生命之火常新。如果以叶橹先生的这一思想来重新梳理五·四以来的新诗版图，视野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变得更加开阔，而且，新诗将会获得另一个极高的起点：鲁迅的《野草》——这部散文诗集可能是鲁迅先生最具时空穿透力的作品。它摒弃了一切形式的束缚，直抵最复杂、最真实、最诗意的生命本质。它对未来的新诗或现代诗的发展，无疑具有启示录式的作用。无论是中国诗歌还是世界诗歌，发展到了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都已被其他文体剥离、压缩到了一个极限，因此，有必要来一次反弹，反包容。作为叶橹先生的学生，追随者，我不知道上面的推论能否使先生满意，但我相信，在生命的意义上，先生从来都是一个“先锋派”，真正的“先锋派”。
自然，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它的偏颇之处，面面俱到，等于实际上什么也没说。叶橹先生对于建立新诗的形式毫不妥协的反对，对于新诗的发展，无疑具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已经知道过去的，以及失去的是什么，但不知道等待着我们的将会是什么，我们惟一所能知道的，就是生命必须燃烧下去，诗歌必须延续下去。
由于过去23年的炼狱生命的垫衬，使得叶橹先生的评论文字显得异常厚重。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叹，这23年黄金岁月与文字的流放，毕竟太过于残酷，过于漫长了，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先生可能的发展空间——尽管他复出后，仿佛要弥补似的，以近乎爆炸的速度，写下了大量的诗评、诗论，其范围几乎覆盖了五·四以来新诗的所有重要诗人或著名诗人，但他的某些重要的诗学思想，尚未能更深入地开掘下去，留下了一些遗憾。如叶橹先生曾在早期的《公刘的近作》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认为“相当重要”的问题：抒情诗的艺术情节问题。我很遗憾先生的诗歌解读没能从这一早期发现的角度深入开拓下去。今天，我想把先生早期提出的这一“相当重要”的问题，推演为“现代诗的戏剧性问题”，当今的诗人与批评家们，往往沉溺于诗歌的叙事性或口语化等表象的争执，而忽略了这一更为重要问题的探讨。因为现代诗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心灵的独白，如果一首诗的语言不能构成一种戏剧性的背景，让读者有所凭借地进入，参与作者的诗思或独白，这首诗实际上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向读者关闭上了大门。
对叶橹诗学批评的研究，日后将会成为一个课题。但叶橹先生的文学世界，不仅仅属于诗评诗论，他还是一位随笔大家。遗憾的是，当下他诗评大家的盛名，遮蔽了他作为随笔大家的成就。叶橹先生曾多次对朋友和学生说，你们可以不看我《叶橹文集》里的诗评诗论部分，但可以好好读读第三卷随笔部分。可见他对自己随笔创作的看重。
一个值得玩味的文学现象，人们对自己的时代往往是看不清晰的。宋人固执地认为，词是诗之余，而后人的评价中，词成了代表宋的文学高峰。明清时，洪应明的《菜根谭》，张潮的《幽梦影》等，被称为所谓小品，不入文学的主流——但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就是伟大的格言诗集，是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峰之一。当今的人们，认为小说和诗是主流，而我一直异端地认为，在后人的眼中，能够代表今天文学的可能是随笔——那种将思想的力量、思辨的锋锐、诗性的力量熔铸为一体的随笔。如同宋人眼中的词是诗之余，今天的随笔，也几乎是诗人、小说家、学者们的余事，但也正因为是“余事”，它比小说和诗获得了更大的文体自由度，更大的发挥空间。实际上鲁迅先生创作量最大的所谓“杂文”，在文学的意义上称之为随笔更为合适。鲁迅本质上是一位诗人，他的《野草》就是伟大的散文诗集，鲁迅先生那些最好的杂文内部，皆燃烧着一团诗的火焰，因而使得他的文字经久耐读，常读常新——鲁迅就是一位随笔大师。
叶橹先生的大部分随笔，创作于二十世纪的80年代与90年代。2014年7月，凤凰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叶橹文集》，“诗论卷”“诗评卷”“随笔卷”各一本，可见叶橹先生是把他的随笔创作放在与与诗论、诗评等量齐观的位置上的。“随笔卷”中的大部分随笔，堪称鲁迅精神血脉的嫡传，其思想的深度，思维的透澈，触须的敏锐，强大的反思力量，艺术的感染力度，堪与邵燕祥先生的晚年随笔媲美。这些遍布当时各类报刊的随笔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单看其中的一些随笔的题目，如《读书的自由》《尽信与不信》《历史和我们》《清谈误国辨》《愚民》等等，似乎就是从鲁迅的杂文式随笔的题目排列下来的。叶橹先生的这些随笔中，鲁迅式的思想火花不时闪烁，令人眼睛一亮。如《清谈误国辨》中的锐见：
大凡一个国家，在它欣欣向荣的上升期，清谈之风是不太可能形成的。清谈之盛行，其实是人们的一种复杂心态的反映。譬如，眼看世风日下，而一些“在野”的平民百姓，手中无权惩治那些贪官污吏，眼看着腐败风气在日复一日地败坏着人们的道德，侵蚀人们的心灵，于是满腔激愤之情无处发泄，只好用清谈的方式来消解自己内心的积郁。这样的清谈，你能说它是误国的吗？
又如《愚民》中的洞察：
愚民一词，主体自然是民，可是冠一愚字，则至少可作两种解释。当愚字作动词用时，显然是愚弄之谓……历来的统治者都希望把平民百姓变成俯首帖耳的顺民，那前提则必须是先愚弄他们。因为有了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乃有大量的愚民产生，于是便有了愚民一词的第二种解释，这里的愚字已经成了形容词……
这些文字，无疑有着浓郁的鲁迅味道，称之为鲁迅血脉的嫡传，并不为过。鲁迅先生的《野草》是伟大的诗章，邵燕祥先生本身就是杰出的诗人，因此，他们的随笔自可归之于诗人随笔。而叶橹先生的随笔，按理可归入学者随笔，但我以为这不够准确。叶橹先生性格率真，喜爱自由与酒，不喜欢系统性的框框条条，这些本就属于诗人的气质，加上他私下里确实写了一些诗，还曾在《诗刊》发表过诗歌，这使得他的随笔风格，置于学者随笔与诗人随笔之间，并获得了两者的优点：学者之风，使他的随笔具有了一种逻辑的力量，苍劲的笔力；而诗人的天性，则使他的随笔时有苏轼所言的佳境，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发表于2018年第四辑《诗探索》的叶橹先生访谈录中，在谈及自己的诗论诗评写作时，叶橹先生曾有这样的自述：“我写文章从来不打草稿，都是大体的思路先定下来，然后一气呵成。这样的写作过程中，总有灵感光顾我，我也会发挥得非常好。我也曾试过打草稿，但往往拘谨了思路的自由发挥，效果并不理想。”叶橹先生的诗论诗评的夫子自道，其实与苏轼所言的作文之道是相通的，这使得他在不经意间，将一些诗论诗评写成了极好的随笔。他的诗论，尤其是诗评，往往是他作为一个诗性的批评家与所评诗人之间的心灵对话，不时闪耀着撞击的火花——而由这些火花构成的评论，自然是极好的随笔。
把评论当作极好的随笔来阅读，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瓦雷里、奥顿、布罗茨基、帕斯等大诗人的一些诗论诗评，就收入了他们的随笔集中，甚而比他们的诗歌更受欢迎。而大哲学家叔本华、大学者罗兰·巴特的许多文章，也是被世人当作深邃的随笔来阅读的。因而，将叶橹先生的部分诗评诗论当作随笔来阅读，不仅是合理之举，亦呈现了叶橹先生创作的多面性。叶橹先生诗评中的《解读<慈航>》《论洛夫的禅诗》等，诗论中的《第三只眼与第六感官》《呼唤长诗杰作》等，皆可以同时当作极好的随笔来阅读。而这些诗评诗论式的随笔，亦使叶橹作为一个随笔大家的形象显得更为丰厚。
叶橹，原名莫绍裘，1936年7月出生于南京，2024年，走向他的鲐背之年之际，仍笔耕不辍。然而，叶橹已非莫绍裘，也不仅仅是摇着一叶橹，为诗歌渡航的人，不仅仅是一位诗歌文本批评大家，随笔大家，所有的这些，已与他的苦难和穿越，坎坷而神奇的命运合在了一起，合成了一个象征，或文化符号——叶橹。这个象征，或文化符号，不仅属于这个时代，亦将在诗歌史上留下独特的不会被抹去的印记。
我忍不住又要向废墟致敬
向无答案寻求答案
其实我来主要是为了感恩
……
我很满意我井里滴水不剩的现状
即使沦为废墟
也不会颠覆我那温驯的梦
——《漂木·向废墟致敬》·洛夫
2024年8月
庄晓明简介
庄晓明，号东乡。1964年4月出生于江苏扬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九三学社会员。《扬州诗歌》主编，扬州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在各大刊物发表诗歌、评论、随笔、小说若干。已出版有诗集《晚风》《踏雪回家》《形与影》《汶川安魂曲》《天问的回声》《诗与思》《庄子词典》，随笔集《时间的天窗》，寓言小说集《空中之网》《东乡笔记》，短篇小说集《寓言与迷宫》，诗学论集《后退的先锋》等12部。作品入选《中国现代诗歌名篇赏析》《中国百年新诗经》《江苏百年新诗选》《中国二十世纪民间诗人二十家》《21世纪15年中间代诗人15家》，及《中国年度诗选》《中国诗歌排行榜》《中国诗选》（汉英双语版）等多种选集。《空中之网》入选“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形与影》入选“里下河文学流派经典诗歌榜”。《中华英才》杂志曾对其文学成就做了专题报道。2023年12月20日晚，创作的剧诗《伤逝·子君》，在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由凡丁剧社成功首演。曾获第二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中国地域诗歌奖评论奖、第六届中国长诗奖，以及第九届“华夏诗词奖”优秀论文奖，首届“新旧体诗前沿对话”优秀论文奖等。现居于扬州。
诗集《晚风》《踏雪回家》为“艾青诗歌馆”永久收藏。
多次应邀参加国际性的诗歌学术研讨会。
（本文原载《名作欣赏》2025年第10期）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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