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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之间：“钱学森之问”视域下的王光镐《尺牍情深—邹衡师写给学生王光镐的16封信》

2026年09月12日 10:35 美中时报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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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与温家宝总理的谈话，原文是：“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此话被后人们概括为：“钱学森之问”。

展读王光镐《尺牍情深—邹衡师写给学生王光镐的16封信》一书（美中时报出版社 2026年6月第1版），我们似乎找到了某些答案。

尺牍二字始见于《汉书·陈遵传》：“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盖古时书函长约一尺，故名尺牍，或名“尺素。”；《文选·饮马长城窟》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中华文明史上最著名的尺牍当属司马迁《报任安书》，其“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句，因为伟人引用，而成千古巨响。

历览文史，名人尺牍，累代不绝，文脉涛涛，诡丽辐辏，蔚为大观。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说：“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之《謁公孙》，杨揮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槃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

尺素寸心，是尺牍文化最大的特色。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唐杜甫《偶题》）

杰出人物的尺牍寸心，往往在文化史的长河中既潜流滋润，又会掀起滚滚巨浪。

杰出人物或人才，是指某人在某个领域，才能或成就特别突出。

能发表“天启”般的研究成果，从而引起世界注目的人，毫无疑问，当属“杰出”之属了。

王光镐就是这样一位杰出人物。

王光镐在《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一书中指出：

“普照神舟的华夏文明，是在燕山南北各大文化的交融、碰撞下产生的，甚至是在被后人斥为‘蛮夷’之地的燕山以北文化的直接作用下形成的。这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谜底，也即多年来人们苦苦追寻的华夏文明之根。它的揭示，不禁丝毫无损于中原文化的光辉，还突显了神州大地自古以来的多元一体，彰显了燕山南北两大地域自古有之的唇齿相依。”

石破必引“天惊”！

《美中时报》2026年5月26日发表顾戈《考古重大发现印证了王光镐12年前的预言：红山文化南下与黄帝集团》一文中惊叹：“王光镐先生的这一段话，堪称中国上古史宏观叙事的‘天启’”。

当我们的目光聚焦“天启之杰”时，发现他身后那巨大的身影。

那是王光镐的恩师—邹衡先生。

邹衡先生（1927-2005），是中国考古的一代宗师，在国内是殿堂级、奠基性的学术大家；在国际上是中国夏商周考古最具代表性、最受认可的学者，影响力深远，为誉为“夏商周考古第一人”。

1996年5月16日，由国家领导人亲自参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全面启动。

数十位国内知名专家和高等院校组成浩荡大军，挥戈入阵。

国家要求于1999年10月1日（建国50周年）能完成，并公布阶段性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邹衡教授出任工程专家组成员。

1950年，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的历史究竟有多少年？

这是个乍一听谁都能回答的再简单不过的问题。

“五千年！”

这连五年级小学生都可以随口回答的不是问题的问题，却令夏商周研究专家们尴尬不已。

五千年文明史，数之不尽的华夏灿烂文化，光辉于世界之林，骄傲于热血之颠。然而，我们拿得出手的仅仅是关于祖先最初文明历史的古代文献，而这些文献记载的大多数只是推测，并非信史，且被曾经的“古史辨”学派几乎全部“层累”地推翻。

我国古籍大多以远古帝王作为历史的起点。如：《竹书纪年》、《五德终始说》、《世本》、《大戴礼记·帝系》，以及太史公的《史记》，都是从黄帝开始叙述，以黄帝作为历史的开端。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共和元年为纪年之始，亦即公元前841年，共和以前的《三代世表》，只记帝系而不记年，太史公在《三代世表》的序言里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

《史记》为正史中的第一部，以黄帝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并采用一个“约定成俗”的年代，大家似认可同遵。

然而，连太史公都承认“乖异”的“纪年”问题，始终困扰着新中国的学者专家们，恍惚之论，荒唐之说，汹汹嗷嗷，何异说梦？

有道是：当人们沉默了的时候，石头开始说话。

替石头说话的，是考古学家。

邹衡先生说：“我热爱考古学，执著于考古学，迷恋于考古学，要献身的也是考古学，甚至不可须臾离开考古学。可以说，考古学就是我的人生观。”

邹衡先生说到做到。

1956年，年仅28岁的邹衡在《考古学报》发表《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一文。

此文一出，一群还在讨论二里岗是否是殷墟支线，或者二里岗可能真比殷墟早，这两个专题的考古学家们突然发现自己落后了。一个28岁的年轻人，走在了他们的前面。

1964年，被迫赋闲许久的邹衡先生突然发表了《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

此文即出，标志着夏商周文化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迄今为止，邹衡先生这篇论文最早对安阳殷墟晚商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科学分期，成功地建立起殷墟文化的年代标尺，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被考古学界公认为是最全面、最系统的研究成果。

1972年，邹衡先生冒着犯颜中央首长的风险，强项顶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展开双臂，阻止了琉璃河畔的推土机。因为，他暗自做了个大胆的判断，这可能是燕国首都。

1973—1974年琉璃河考古有了重大发现。燕国古都的被发现，北京建城历史迅速前移。这是邹衡先生率先提出，并且坚持挖掘，最后终于有了巨大发现，说他是琉璃河考古的首功之臣，名至实归啊！

1977年11月15日，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在武汉召开，与会多达32个单位的110人。

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大家达成共识，一致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中晚期，二里头文化的末段为商早期，郑州商城为中商文化，安阳殷墟则是晚商文化。这样的排序恰好把夏商周三代梳理清晰，而且天衣无缝，一脉相承，终于把商代600多年的历史串了起来，当时的与会者都感到特别兴奋，因为大家多年的辛苦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答案。

正当大家为达成一个新的共识而激动，并且以为从此以后找到可研究的方向时，一直在边上沉默寡言的邹衡先生突然发难了。

邹衡先生这次是有备而来，做了充分的资料准备。他前后两次抢着发言，而且发言时间长达六个小时，几乎把与会者轰晕了。他在会上提出了令四座皆惊的不同观点，把大会高亢的氛围推向了另一个高潮，而这股高超的突然袭击，却把大家推入了无边无际的茫然之海。在他出击的六个小时中，所有与会专家如在海上航船迷了路的人一般，竟然无法反驳。

在两次发言中，邹衡先生提出的观点是：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代表，它的四个分期，代表着夏不同时代的文明，原来的“中商”文化成了“早商”文化；原先的“早商”文化却成了“晚夏”文化；以此类推。

紧接着，邹衡先生在1978年发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1979年发表《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1980年出版《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一书。他的系统观点从此为大家所了解。

于是，邹衡先生以“夏商周考古第一人”之名誉满天下。

随后，邹衡先生带领学生们一铲一铲地继续开创辉煌的考古业绩，暂不论述。

“夏商周考古第一人”，一眼看穿千重土，挥铲泼墨写春秋。

“天启之杰”，孤帆远影楚宫尽，笔走京华岁月稠。

1973年9月，王光镐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拜在邹衡先生门下。由此，两人开创师生、同事、亦师亦友的辉煌历程。

邹衡先生择人标准有三。

首先，“老实不老实”。

王光镐为北京老高三学生，尽得“文革”前新中国少年培育之精华；随后，八年草原插队和兵团战士，具马背铁骑之筋骨，与为人民服务之赤胆忠心；初进校门，作为学生党员，被委以“上管改”重任，担任了邹衡先生清查和批判小组组长。因从未违心整人，而得罪领导。其“老实”本色可见一斑。

邹衡先生耳提命面地教诲王光镐：“要知道老实可是做学问的第一要义啊！”。

其次，要“肯干”。

邹衡先生说：“老实是一种做人的品质，肯干是一种做事的风格，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有不少人为人很老实，可真的事到临头了，未必能扑下身子一铲一铲地干”。

王光镐理解：“邹先生这话我是听得明白的，因为切身经历告诉我，考古田野的一锹一铲，以及室内整理的粘对陶片、核对线图等，都是极其艰苦枯燥的，倘若没有没有清心问道的吃苦耐劳精神，光是老实是无济于事的。”

于是，王光镐从1981年起，丢下枯燥乏味的考古学专著，独自一人钻进湖北当阳玉泉寺的深山老林，用整整四年时间整理当阳赵家湖出土的297座楚墓。这批楚墓的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共计1230余件。他师法邹衡先生，领着宜昌博物馆的五位小姑娘长居玉泉寺，粘陶片、画线图、排陶器，渐渐悟得楚墓分期及楚文化的精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楚文化源流新证》一书，为自己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邹衡先生笑而不语，王光镐猜出来了：“那就是总不能找一个既老实又肯干的榆木疙瘩吧，聪明才智也是免不了的。”

邹衡先生：“是的！加上这一条就完整了。”

邹衡先生教诲王光镐说：考古犹如啃核桃，一层硬硬的外壳千沟百壑，挡住了不少人，里头的果仁也很难完整剥出，又难住了不少人。而以这两大层次划分，考古中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赏玩核桃的，终日把核桃握在手里摩挲，摩挲得油光锃亮，既是秀核桃，也是秀自己。这部分人，说是搞考古，但实际上一辈子也没深入进去，仅得其皮毛而已。另一类人倒是敲开硬壳进去了，却陷在核桃仁的沟壑里跳不出来，终其一生都沉湎在有限的田野资料中，结果是既不能通过宏观比较真正认知手中的资料，也无法通过科学整理把考古资料变成可以开口说话的史料。至于第三种人，那就是通过努力实现了“进得去出的来”的三大突破，由此从考古学的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

邹衡先生的教诲，恰恰是王光镐“天启之杰”的成功之路。

“夏商周考古第一人”的老师，遇到了“天启之杰”的学生，当他们共同经历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83年—1989年）中国考古学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思想解放、风云际会、范式转换、新旧学说激烈交锋的“黄金时代”，如古诗所云：“昨夜星辰昨夜风，画堂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唐李商隐《无题》）。当我们回眸“黄金时代”的辉煌业绩时，突然看到那“一点通”的“心灵史”。

它就是《尺度情深—邹衡师写给学生王光镐的16封信》。

这十六封信的收信人王光镐，他是那特殊年代特有的“工农兵学员”。1973年进入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至武汉大学。在讲究出身与学历的八十年代高校里，“工农兵学员”往往处于学术鄙视的底端，面临着职称晋升困难、被同事排挤等现实困难。

有道是，给你知识的人是老实，给你“饭碗”的人是恩师。

“昆山玉碎凤凰叫”（唐李贺）。大时代的风云激荡与个人的命运彷徨交织之际，作为恩师，邹衡先生在视力日益衰退，几近半盲的晚年，依然在黄卷青灯之下，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为这位远在异乡、备受煎熬的学生写下了一封封长信。

这十六封信，既是业师对人实业优的弟子的创业指导，又如血浓于水的父辈对子辈的慰藉疏导，更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导师，高擎真理火炬，照亮诸多学子辉煌的未来。

关于本书，王光镐说：

“要想读懂这十六封信，有两点情况不得不略作说明：一是我的夫人是北大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一起分到了武汉，我分在武大，她分在湖北博物馆。我对武汉湿热天气并无不适，可我的夫人却始终无法适应这里的气候与环境，常年饱受困扰。邹衡师深知这一点，他不仅对此表示理解，而且为此想过办法，甚至为此做过努力。可是通过信里的字里行间，也许只有我能读懂，老先生是真心希望我在武汉扎下根来，把我已经开头的楚文化研究做下去。

二是我先天不足，学历仅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工农兵学员”。然而，我在武大任教期间，适逢武大海纳百川的黄金时代，前后两任校长对我这个来自外校的“工农兵学员”抬爱有加。加之武大史学界泰斗唐长孺、吴于廑、石泉等人的提携，我先于1982年被破格提拔为讲师，后于1987年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想不到，这让同事中那些毕业于六十年代、一直在讲师席位上徘徊的学长们十分不爽。这种不爽是很难憋闷在心里的，于是我被他们孤立、排挤。这样一来，他们的不爽，瞬间转化为我的不爽。而我作为后学晚辈，完全没有还手能力，只好想着逃之夭夭。因此，邹先生的信里多次提及我是否调往湖北博物馆或湖北社科院的事，就是针对我当时的念头而言。但是，他对此始终持反对意见，只是不断嘱咐我要加强自身，处理好同事关系。于是，无论多难，我在湖北期间一直没有离开武大。

说了这么多，其实，作为邹衡师的学生，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在整理这一封封浸润着老师心血的来信时，我心情格外沉重。虽然时光流转、岁月变迁，距离这些信件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余年，可在整理它们的这些天里，我依旧辗转难眠，心情沉重得无法自拔。因为，最终我还是辜负了老师的教导和期望，离开了武大，离开了考古。今日的我，在心里仍止不住地猜想，当初邹衡师不知该对我有多么的失望！

不过，尊敬的邹衡师，正是因为您孜孜不倦的教导，让我在退休后，在我面临各种可能的选择时，做出了一个令家人乃至周围所有人都匪夷所思的决定---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甘于枯燥，从零开始，投入“北京学”的研究，以此重归专业路。同时，也正是您的教导，让我在研究中始终坚守‘二重证据法’的方向，独辟蹊径，开拓出一条全新道路，为‘北京学’研究做出了些微贡献。贡献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迷途知返的学生按您的话去做了，只是为了不让您太过失望。”

笔者行文至此，得光镐兄喜讯：由美中时报出版社出版的《尺牍情深—邹衡师写给学生王光镐的16封信》一书，按规定，只能在亚马逊等国外网站发行，现刚刚经中宣部批准，可在国内各大网站发行啦！广大国内读者拜读大著，指日可待。

该书扉页王光镐亲题：仅以此纪念邹衡师百年诞辰！

拜读之余，笔者感慨万分，回答世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既在宏伟壮丽的航天空间站，又在五谷丰登的肥田沃土，其实，不是也在杰出的师生的尺牍寸心之间吗？

感慨之余，笔者耳边响起了苏东波《醉翁操》里那美丽的诗句：

山有时而童颜，

水有时而回川。

思翁无岁月，

翁今为飞仙。

此意在人间，

试听徽外三两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