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高全喜教授的讲座谈起
近日，我荣幸地收到高全喜教授发来的他的长篇演讲《英国凭什么能成为现代宪政起源地》。高教授在演讲中，从七个方面梳理了英国宪政的历史脉络：大宪章（Magna Carta）以来的法治传统、宗教改革与思想启蒙、光荣革命与“三个法案”、工商社会的发展，以及英美一体的宪政传统。读来十分过瘾。
高教授特别强调：宪政不是抽象的制度设计，而是历史演进中的“共同体秩序”；英国的成功不在于一次性“设计”，而在于数百年的法治、宗教改革与启蒙思想所塑造的文化土壤。这些论述，不仅学理深刻，也直指现实。
拜读之作，我愿进一步补充：宪政不止是制度，它需要政治共同体作为承载体，更需要信仰作为支撑。
二、宪政为什么需要“政治共同体”
所谓“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不是抽象制度，而是“我们”的存在：一群愿意共同生活的人，在历史流变中逐渐形成的秩序与认同。没有共同体，宪政就无从谈起。
在古希腊、罗马，承载体是城邦（polis）；
在中世纪欧洲，是分封的封建结构；
到近代，才逐渐形成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形式的现代政治共同体。
英国的《大宪章》不是抽象条文，而是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契约；光荣革命也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国王、贵族、市民、宗教派别之间妥协的产物。没有这个“我们”，宪政就失去依托。
但更关键的是，共同体能否健康成长，取决于“民情”（mores）——托克维尔所说的公共精神、社会信任与价值认同。而民情的核心，归根到底来自信仰。英美宪政能扎根，不仅因为制度设计巧妙，更因为背后有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的支撑，有“人人平等、权力有限、自由天赋”的信念作为共识。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问题正在于此：几千年来，我们习惯了“皇权—臣民”的二元结构，缺乏真正的公共共同体。人不是公民，而是顺民、暴民、臣民。制度可以快速模仿，但共同体的土壤需要更有耐心地以信仰来滋养。
三、宪政为什么需要“信仰支撑”
宪政的核心是自由（liberty）。但自由若无信仰，就会沦为放纵；民主若无信仰，就会堕落为“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
有道是：专制无需信仰，它靠暴力和恐惧维系；民主必须有信仰，否则必然自我腐烂。
托克维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民主之所以长久，是因为宗教为民主提供了灵魂。他写道：“自由若没有信仰的约束，便会自毁；民主若无信仰的根基，便会腐烂。”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正如高教授在答问中精辟指出的：若人只把自己当作猪，满足于被喂养与支配，宪政永远不会到来。唯有当人意识到自己是有尊严、有自由的受造物，才会追求限制权力、保障自由。这种觉醒，不是单靠利益算计，而是信仰唤醒人性自由天性的结果。
四、中国的宪政转型为何需要基督信仰
这引出最关键的问题：中国的宪政转型，究竟需要怎样的支撑？
当下学界多关注“制度移植”：学美国“三权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学英国“议会制”（parliamentary system），制定一部新宪法……但若缺乏共同体与信仰，制度只会成为空壳。
有人说，中国改革已经失败了。失败的关键就在于中国没有任何一种传统宗教或文化可以制衡权力。宪政转型之所以困难重重，也是如此！儒家虽有价值，却难以在现代社会承担宪政的精神根基；法家更是权力逻辑的延续，与宪政背道而驰。真正能支撑宪政的，是基督信仰。
唯有基督信仰才能揭示：
人是按上帝形象造的（imago Dei），人人平等，有尊严；
权力是有限的，来自上帝与人民的托付，不容滥用；
自由是天赋的（inalienable freedom），而非帝王赏赐的。
除非经历“300年殖民地”或外部强制性的“日本模式”，否则，若想正常自主实现转型，没有这样的真理信仰，中国的宪政只能是空中楼阁。
结语
高全喜教授帮助我们回顾了英国宪政的历史。但若要真正走出一条中国之路，我们还必须看见：宪政不止是制度，它需要政治共同体，更需要信仰的支撑。
是的，没有共同体，宪政无以为依；而没有信仰，自由无以为立。
专制无需信仰，但民主必须信仰。
而对中国来说，这个信仰，唯有基督信仰——真理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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