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4日，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致辞中没有回避中美之间的竞争，而是明确提出：“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在谈到中美和平共处时，他进一步提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美中时报：《特朗普在白宫欢迎习近平：为美中两国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几句话应该连起来理解。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中美竞争已经是现实，不必回避；但竞争必须有边界；边界的底线是不冲突、不对抗；为了守住这条底线，两国军队必须保持沟通，建立危机预防机制；最终目的，则是避免中美两个大国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不是否认中美之间存在竞争，而是在承认竞争的基础上讨论怎样管理竞争。
对抗中国：五角大楼已做好准备
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同于十年前。美国正在加强印太军事部署，五角大楼针对可能发生的高强度冲突制定越来越具体的预案；中国也在持续推进军事现代化。台湾、南海、人工智能、网络、太空、无人系统、半导体和供应链等问题相互交织，使中美战略竞争越来越具有安全和军事含义。因此，一边是两国领导人强调和平共处、危机沟通，另一边是双方为最坏情况进行军事准备。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同时构成了今天中美关系的现实。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华政策长期存在一种重要思路，即通过贸易、投资、教育、外交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在扩大双方共同利益的同时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中美之间虽然始终存在台湾、人权、贸易和安全等方面的矛盾，但经济合作长期是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随着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向，美国对华战略也发生重大转型。特朗普第一任期成为这一战略演变的重要转折点。贸易逆差不再仅仅被作为经济问题讨论，5G、半导体、先进制造和供应链也越来越被放进国家安全框架。与此同时，美国军事战略更加突出大国竞争。五角大楼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也逐渐从反恐战争转向如何应对具有完整工业体系、先进科技能力和核武器的大国。
这种转变意味着美国军队必须重新思考一系列问题：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的生存能力如何，关岛等基地能否承受远程精确打击，第一岛链发生军事危机以后怎样持续补给，卫星和通信网络遭到攻击以后如何维持指挥，弹药库存能够支持多长时间的高强度作战，以及美国的军工生产能力能否在长期冲突中及时补充消耗。
因此，去年1月美中时报出版社出版的《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转型》第10章：《对抗中国：五角大楼已做好准备》。该书所要说明的并不是美国已经作出同中国开战的政治决定，而是美国军事体系正在越来越系统地针对与中国有关的高强度军事突发事件进行预案设计和能力建设。
拜登政府上台以后，美国并没有简单回到特朗普以前的对华政策。特朗普第一任期推动了战略转折，拜登时期则进一步强调联盟、先进技术、供应链以及制度化竞争。美国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合作，AUKUS等机制的发展，也进一步深化了印太地区的军事与先进技术合作。
这种变化对于西太平洋军事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本土距离潜在冲突地区遥远，如果印太发生高强度军事危机，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能否提供基地、后勤、情报、运输和其他支持，将直接影响美国的持续行动能力。因此，美国对华军事战略越来越不是单纯计算美军自身拥有多少舰艇、飞机和导弹，而是把盟友体系、基地网络、工业生产、后勤运输和供应链同时纳入规划。
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这一竞争又进入新的技术环境。人工智能加速进入国家安全体系，无人作战系统迅速发展，俄乌战争凸显高强度战争对弹药和工业生产能力的巨大消耗，供应链也越来越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军事准备因此从宏观战略进一步进入具体的战争持续能力。
“戴维森窗口”：战争准备已经具体到弹药和战争持续时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戴维森窗口”（Davidson Window）真正产生的历史影响，或许并不在于它能否准确预测一场战争，而在于它改变了美国准备战争的时间尺度。
2021年3月，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上将（Adm. Philip S. Davidson）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谈到台海潜在冲突时警告说，中国正在加快实现其战略目标，台湾显然是其中的重要目标之一，“威胁在这个十年已经显现，事实上就在未来六年”。此后，2021年至2027年这一时间区间逐渐被美国战略界称为“戴维森窗口”。（美中友好智库编著：《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战略评估蓝皮书》，美中时报出版社，2026年1月第1版）
四五年以后再回头看，真正值得关注的已经不是戴维森当年的判断究竟是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这一时间概念产生了怎样的政策后果。《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有关涉华条款表明，美国国会已经要求国防体系围绕涉及中国的高强度冲突情景，对弹药需求、库存消耗、工业补充能力、战略运输、预备役动员以及印太持续作战能力进行更加具体的制度化规划。
2027年之所以具有特殊象征意义，还因为这一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一百周年。此后，美国军方和国会越来越频繁地把2027年作为衡量印太战备水平的重要时间节点。“戴维森窗口”也由一名战区司令在国会听证会上的风险判断，逐渐进入美国国防规划、军力建设、弹药储备、基地韧性、后勤运输和台湾防御准备的政策讨论之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戴维森窗口”并不意味着戴维森预测中国一定会在2027年攻打台湾，更不意味着美国掌握了北京已经决定在2027年发动战争的证据。它首先是一种军事能力和战略风险判断：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持续推进，美国必须按照中国在这一时间节点前后可能具备更强台海军事行动能力的最坏情况进行准备。
《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提供了观察这种变化的一个窗口。有关条款要求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的行动计划纳入弹药需求规划，同时考虑盟友和伙伴的相关需求。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还在研究多战区同时发生冲突情况下的关键弹药需求。有关条款要求评估库存需求、弹药可能耗尽的时间以及工业基础重新补充库存所需要的时间，并总结乌克兰战争中的弹药消耗经验。这说明军事规划已经从“拥有什么武器”进入“真正打起来以后能够持续多久”的阶段。
印太地区的准备更加具体。相关材料要求研究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等高强度突发情景下的动员和持续战备问题，内容涉及现役和预备役部队、战略空运和海运、铁路和公路运输、预置库存、后勤瓶颈、指挥控制，以及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台湾等方面的互操作能力。
这些条款至少说明，美国军事规划正在从战争爆发初期进一步考虑冲突持续后的问题。弹药能使用多久，后勤能否维持，预备役如何补充，军工体系能否及时扩大生产，都成为现实的规划内容。也就是说，“五角大楼已做好准备”的含义正在发生变化：它不再只是准备怎样开始一场战争，而是越来越重视怎样维持一场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的高强度冲突。
在所有潜在风险中，台湾问题尤其敏感。中国政府把台湾问题定位为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问题；美国则在其政策框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台湾维持自卫能力。由于双方对问题性质和安全风险的理解不同，同一项军事行动往往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解释。
《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显示，美国相关安排涉及台湾安全合作，并提出开展无人系统和反无人系统方面的合作，包括共同开发和共同生产。其他条款还涉及加强印太地区多边防御合作和军事活动，同时提出加强台湾防御能力。
从美国的威慑逻辑看，提高台湾的防御能力能够增加使用武力的成本，从而降低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从北京的安全判断看，美国持续深化与台湾的军事联系，则可能被理解为改变台海安全环境。中国随后采取的军事反制，又可能被美国视为进一步加强威慑的理由。于是，一方认为自己是在增加安全，另一方却认为自己的安全因此减少。这就是所谓“安全困境”的核心：一个国家为了提高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可能使另一个国家感到更加不安全，后者于是采取反制，最终导致双方都投入更多军事资源，却未必因此感到更加安全。台海风险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也正在于这种循环。
这种相互作用尤其危险。美国如果因为中国加强军事能力而进一步扩大印太军事准备，中国又因为美国扩大军事部署而进一步强化自身军事能力，双方就可能不断从对方的行动中寻找自己原有判断的证据。结果是，两国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防御，同时都认为对方的行为具有进攻性。
“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首先来自战略误判
“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一条证明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战争的科学定律。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大国力量变化以后产生的恐惧、猜疑和战略误判。如果双方都按照对方的最坏意图制定政策，就可能逐渐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安全困境。
2015年9月，习近平访美时提出，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2026年9月，他再次来到美国，在白宫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十一年间，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贸易摩擦扩大到科技竞争，先进技术越来越具有国家安全属性，供应链安全受到更多关注，人工智能进入大国竞争核心，台湾问题的军事因素更加突出，美国印太军事准备也不断发展。正因为如此，2026年的这句话已经具有不同于2015年的现实背景。2015年的问题更多是如何防止中美关系滑向大国对抗；2026年需要面对的，则是当双方已经在为最坏情况进行越来越具体的准备以后，怎样防止最坏情况真的发生。前一句话提醒人们战略误判可能制造陷阱，后一句话则提出陷阱并非不可跨越。连接两句话的关键，正是十一年间越来越重要的两个字——管理。管理竞争，管理分歧，管理军事风险，管理人工智能带来的新风险，也管理双方对于彼此意图的判断。
和平统一台湾：从“第一选择”到政治制度
今天再看《对抗中国：五角大楼已做好准备》这个标题，需要增加一个新的时代注脚。五角大楼的职责之一，本来就是研究最坏情况，中国军队同样会按照自己的安全判断进行军事准备。问题不在于军队为什么制定战争预案，而在于当战争准备越来越充分的时候，两国政治领导人有没有把避免战争的机制准备得同样充分。
国家战略不能只回答“战争发生以后怎么办”，还必须回答“怎样使战争不发生”。前一个问题需要军队、武器、弹药、基地、后勤、人工智能和工业生产能力；后一个问题需要外交、热线、规则、沟通、危机管理和政治判断。对于核时代的大国而言，这两种能力同样属于国家战略能力。而后者更为重要。
对于今天的中美关系而言，台湾问题正是检验这一命题最重要、也最危险的领域之一。
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中华民国政府管辖；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大陆建立，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海峡两岸由此进入长期分治状态。此后近八十年，两岸形成各自治理的政治现实，互不隶属。如何结束这种长期政治分隔，成为两岸关系中最根本、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进入新时代以后，北京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2022年中国政府发表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明确表示，和平统一是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选择”，将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与此同时，又明确表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并称使用武力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下采取的最后手段。
美国的公开政策则有另一套表述。美国长期奉行自己的“一中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主张两岸分歧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同时，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提供维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的防务支持，并保持抵抗以武力或其他胁迫方式危及台湾安全、社会或经济制度的能力。
因此，台湾问题的危险之处，不仅在于北京、华盛顿与台北之间存在政治分歧，更在于这种分歧背后存在军事力量介入的可能。一旦“统一”与“武力”、“阻止武力改变现状”与“军事介入”相互连接，台湾海峡就可能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中最容易发生误判、升级乃至直接军事冲突的地区之一。
也正因为如此，如果说中美两国真正希望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就不能只满足于战争发生以后如何“管控危机”，而应进一步追问：怎样才能从源头上降低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危机热线当然需要，军队之间的常态化对话当然需要，海空相遇规则和危机沟通机制也同样需要。但这些机制解决的主要是“怎样避免一次危机失控”，而不是“怎样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如果台湾海峡始终存在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可能，那么再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本质上也只能是一道最后的保险，而不是和平本身。
因此，从避免中美军事冲突的角度看，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能否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从政策上的“第一选择”，进一步变成各方可以长期信赖的政治制度？
北京如果能够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逐步转变为以和平方式处理两岸政治分歧的长期制度性安排；台湾方面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台海局势急剧升级的单方面行动；美国则继续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坚持和平解决两岸分歧，那么台湾问题就有可能从中美之间最危险的潜在军事引爆点，逐渐转变为一个可以通过长期政治谈判处理的问题。北京现行政策仍明确保留使用武力的选项，而美国公开政策则强调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因此，这一转变目前显然仍面临重大政治障碍。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概念：“和平统一”与“和平解决”并不完全相同。“和平统一”预设了最终政治结果，而“和平解决”首先确立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无论两岸最终形成怎样的政治安排，都不能通过战争强加，而应通过两岸人民能够接受的和平政治过程形成。对于避免中美战争而言，首先需要建立的，正是这种对和平方式本身的共同约束。
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那么“修昔底德陷阱”才真正具有被跨越的基础。因为到那时，中美关系就不必长期依赖“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来维持和平，也不必把“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作为避免战争的最后防线。
最高水平的和平，不是双方都有能力在战争爆发之后控制战争，而是双方共同创造条件，使战争越来越没有发生的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真正考验，也许不在华盛顿，也不在北京的一次峰会，而在台湾海峡。台湾问题如果始终保留武力解决的可能，中美之间就始终存在一个可能把战略竞争转化为军事冲突的引爆点；如果台湾问题能够被真正置于和平解决的轨道之上，那么中美两个大国才可能把“避免战争”从一种危机管理技术，提升为一种稳定、持久和可以预期的战略关系。
和平不是没有战争。和平是让战争失去成为政策选项的必要性。
这或许才是“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这句话最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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