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行将结束，2026年即将到来。在这辞旧迎新的重要时刻，美中时报出版社隆重推出《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华战略评估蓝皮书》。该书与年初出版的《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转型》相互呼应，构成一组主题鲜明、逻辑完整的“姊妹篇”。
两部著作在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与研究宗旨上高度一致，均聚焦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系统性演变与深层逻辑。所不同的是，研究侧重点各有分工：前者着重分析美国对华战略的现实实践与政策走向，后者则侧重梳理其战略理论基础与思想脉络。
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其严峻程度前所未有。基于这一判断，《蓝皮书》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战略对策建议。
以下刊发的，正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华战略评估蓝皮书》的后记，敬请读者关注。
在人类历史的浩瀚长河中，2025年注定将作为一个充满跌宕起伏与深刻转折的年份被载入史册。这一年，全球地缘政治的板块经历了剧烈的挤压与重组，而处于这场风暴眼中心的，正是牵动世界神经的美中关系。
在惊涛骇浪的时代洪流中，美中关系蹒跚地走完了2025年的全程。对于致力于观察、记录并思考这一大国关系走向的美中时报出版社而言，这一年具有非同寻常的标本意义。岁首年初，当华盛顿的寒风尚未散去，美国总统权力交接的历史时刻——1月20日，我们推出了重磅研究专著《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转型》；而在本年度即将落下帷幕、世界局势更趋复杂的此刻，我们又紧锣密鼓地出版了《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华战略评估蓝皮书》。
一年之内，一头一尾；两部巨著，首尾呼应。这种针对同一战略主题、在同一年度内连续出版两部具有高度关联性与互补性的重量级著作的现象，在中美关系研究出版史上尚属首例。
这两部于2025年相继问世的著作，实为互为表里、逻辑严密、血脉相通的“姊妹篇”。尽管《从特朗普到拜登》的时间跨度涵盖了拜登政府的四年，但两书的研究核心始终紧扣“特朗普现象”及其延续性，深刻揭示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深层逻辑。研究表明，尽管美国两党在诸多内政议题上撕裂严重，甚至在文化与价值观上势同水火，但在对华战略立场上，却展现出了惊人的、跨越党派的历史一致性。这两部著作的共同归宿与研究初衷，皆是透过冷峻的现实分析，试图在重重迷雾中探寻美中关系回归友好的动因与途径。
回望2017：那个令人鼓舞的春天
翻开历史的卷轴，回望八年前的那个春天，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2017年4月6日，阳光明媚的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刚刚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的唐纳德·特朗普，迎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到访。彼时的空气中并未弥漫着今日的硝烟，反而充满了某种不可名状的期待与温情。在那次历史性的会晤中，习近平主席留下了一句广为流传、至今仍被无数观察家反复引用的名言：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There area thousand reasons to make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a success, and not asingle reason to break it）
这一表态，曾如同一股暖流，穿过太平洋的波涛，在美国政界、商界乃至普通民众中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与高度评价。那时的世界，普遍沉浸在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之中。作为始终以推动“美中友好”为宗旨的美中时报团队，我们当时亦深受鼓舞，坚信在两国元首的掌舵领航下，双边关系将克服分歧，驶向合作共赢的彼岸。
这种乐观并非毫无根据。从纯粹的理性与客观数据考量，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人口总量约占世界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占据全球逾三分之一，双边贸易额更一度达到全球的五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两国的经济结构存在着天然的、深层的互补性：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高端服务业与中国的庞大制造能力、广阔消费市场，本应构成完美的经济闭环。
在那个时期，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深度的经济相互依赖是防止冲突的最有效“防波堤”。理论上，中美完全具备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基础；若能维持友好合作，两国完全有能力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核扩散、反恐等全球性挑战。正是在此背景下，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创造的“中美国”（Chimerica）一词曾风靡一时，学术界甚至提出了“G2”概念，主张“美中共治”，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寄予了无限的遐想。
幻象的破灭与战略的急转
然而，历史的演进往往充满了讽刺，地缘政治的残酷逻辑从不以人们的善良意志为转移。
谁能预料，就在海湖庄园的杯盏交错之后不久，美中关系不仅没有迎来预期的蜜月期，反而迅速发生了结构性的质变，呈现出断崖式的下滑，甚至一度坠入建交以来的冰点。
2017年8月，就在那次会晤仅仅四个月后，特朗普政府根据“301条款”对华发起了规模空前的贸易战。紧接着，科技战、人权战、外交战层层加码，正式拉开了美国对华“去中国化”（De-Sinicization）与“去风险”（De-risking）大战略的序幕。这一转变之快、力度之大，令许多习惯了过去四十年“接触政策”惯性思维的人士措手不及。
四年后，随着特朗普在充满争议与动荡的大选中胜出，重返白宫开启第二任期，其对华战略更是迎来了全面的、系统性的升级。如果说特朗普的第一任期还带有某种商人的交易色彩，那么他的第二任期则展现出了更为冷酷的战略决绝。
正如《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华战略评估蓝皮书》中所详尽披露的，特朗普2.0时代的对华战略呈现出“内外兼修”的强硬态势：对内，实施全方位的“剥离中国”政策，从关键矿产到高端芯片，从生物医药到港口起重机，美国正在不惜代价地重塑供应链，力求在经济安全上实现“零依赖”；对外，美国构建起了一个更为紧密的全球遏制网络，强化“五眼联盟”、升级“AUKUS”、巩固“美日韩铁三角”，并显著加快了武装台湾的步伐，实现美台军事一体化，试图通过“豪猪战略”般的极限威慑，来避免台海热战的爆发。
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开局具有浓浓的火药味。上任不久，他便签署行政命令，将美国“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国防部长相应改称“战争部长”，以极具象征意味的方式释放出强硬信号。
早在1月，特朗普上任伊始就下令推进新一代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建设。白宫方面称，该计划旨在应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和巡航导弹等“不断演进的空中威胁”，以加强对美国本土及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能力。
4月，美国陆军正式将其“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命名为“暗鹰”（Dark Eagle），凸显其远程打击与战略威慑定位。5月，特朗普宣布已选定“金穹”（GoldenDome）导弹防御系统的初步方案，并任命美国太空军副司令迈克尔·盖特林（Michael Guetlein）将军负责监督该项目进展。特朗普宣称，“一旦完全建成，‘金穹’将能够拦截从世界另一边，甚至从太空发射的导弹”。
围绕太空与导弹防御能力的建设随即加速推进。9月，太空发展局宣布成功发射首批“运输层”卫星，为作战人员提供更具韧性的太空通信支持。至2025年底前，“战争部”批准向相关企业授予总额达35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建造72颗红外预警卫星，目标是为导弹防御体系提供“火控级别”的实时数据。12月，美国太空军又通过商业航天初创企业“火箭实验室”（Rocket Lab）发射4枚新型实验卫星DiskSat，用于测试极低轨道运行的新设计。同月18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确保美国在太空探索、安全与商业领域继续引领世界”。
在远程打击与作战形态方面，美军继续将高超音速武器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同时加快推进大规模无人机、无人水面舰艇和无人潜航器的建设构想。“复制者2”项目正式启动，重点发展反无人机能力，用于保护军事基地和关键设施，部分能力亦面向本土防御需求。
海军建设方面，特朗普于12月宣布打造“黄金舰队”，其中包括新一代大型水面战舰——“特朗普级”战列舰。他在宣布计划时强调，这两艘新型战列舰中的每一艘“都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战列舰”。
在军费投入与战略承诺上，特朗普的表态同样引人注目。2025年9月30日，他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向数百名美军高级将领和指挥官承诺，2026年军费投入将超过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先后两次对台湾军售，后一次金额高达11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综合来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军事投入全面提速，战略姿态显著前移，军备建设与威慑能力同步强化。完全可以说，2025年是美国名副其实的“备战之年”。
人们不禁要问：短短八年间，从“一千条理由搞好关系”到“全方位战略竞争与遏制”，中美关系何以至此？
误读与觉醒：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面对美国日益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中国国内的主流解释往往将其归因于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权力恐惧”逻辑。按照这一叙事，美国对华遏制的根源在于其深陷“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即作为既有霸权的美国，因恐惧中国崛起并可能取而代之，不得不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压制。这种观点在中国舆论场中颇具市场，因为它将中美冲突简化为“老二挑战老大”的结构性权力竞争，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回避了更为复杂、也更具争议性的制度与价值层面的归因。
然而，这一解释或许只触及了问题的表象，甚至可能构成对美国战略动机的严重误读。
2025年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
特朗普总统单枪匹马地扭转了三十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误判：即通过向中国开放我们的市场，鼓励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并将我们的制造业外包给中国，我们将促进中国进入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并没有发生。中国变得富裕和强大，并利用其财富和力量取得了相当大的优势。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判断并非特朗普个人的特立独行之见，而是已上升为美国两党在对华问题上的高度共识。
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历史演变。过去四十余年中，美国并非没有遏制中国崛起的能力与机会。恰恰相反，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美国是推动中国崛起的最重要、也最关键的外部力量。
奥巴马总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清晰阐述美国的对华立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繁荣、稳定的中国崛起。他明确指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长远利益，也符合美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成功”，“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够合作，世界将从中受益。”这些表态并非空洞的外交辞令，而是与美国长期政策实践高度一致。
从支持中国持续享有最惠国待遇，到力排国内反对声音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不仅未对中国实施全面技术封锁，反而在相当长时期内默许甚至推动技术转移（特朗普政府斥责为“知识产权盗窃”），到向中国留学生大规模敞开高等教育体系的大门，美国过去数十年的战略逻辑是连贯且清晰的。
然而，这一逻辑始终隐含着一个不可逾越的前提性“底线”——美国可以接受中国的崛起，但前提是：中国最终将演变为一个与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既有国际规则相兼容的国家。换言之，美国无法接受一个奉行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并试图系统性挑战自由国际秩序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主导地位。
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长期对华推行的“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其核心理论假设在于“现代化必然导向民主化”。美国战略与政策界曾坚定地相信：通过将中国纳入国际经济与制度体系，提供资本、市场与技术支持，推动其经济快速增长，必然会催生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进而促进公民社会的成熟，最终推动中国在实现富强之后走向政治自由化，成为类似日本、韩国、德国那样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
然而，2012年之后中国的发展轨迹，彻底动摇并最终击碎了这一战略预期。美国逐渐意识到，中国在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并未按照既有理论路径向自由民主制度转型，反而在政治体制层面呈现出明显的“回撤”与“硬化”趋势。对内，社会治理与意识形态管控不断强化，权力集中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外，中国开始系统性地提出并推广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在部分领域展现出重塑或改写既有国际规则的意图，并与俄罗斯建立起被官方表述为“无上限”的深度战略协作关系。
在华盛顿看来，中国这种“威权主义的韧性”与“修正主义的对外政策”相结合，构成了对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威胁。美国前国务卿莲佩奥蓬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党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演讲中明确指出：
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那么有朝一日，中共将侵蚀我们的自由，颠覆自由社会建立的法治秩序。如果我们就此卑躬屈膝，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要看中共的脸色行事，而中共的行动正是自由世界的最大挑战。（文澜江著：《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转型》第38页，美中时报出版社2025年1月）
正是在这一认知框架下，美中关系的持续恶化才显现出其真正的症结与根本原因。问题的核心并非简单的GDP排名之争或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而是一场关于人类社会应当如何组织、国际体系应当遵循何种规则的“道路之争”。
立场决定命运：历史的铁律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是一面最诚实的镜子。
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先生曾有过一句极具洞察力的论断：“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句话背后，蕴含着二战后国际秩序运行的深层密码。
这不是因为美国是慈善家，而是因为美国主导建立了一套基于规则的、开放的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谁选择与这个体系对接，谁就能获得资本、技术、市场与安全保障。
让我们看看历史的清单：二战结束时，德国与日本作为战败国，山河破碎、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但是，在它们通过民主化改造并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后，在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与安全保护伞下，这两个国家迅速实现复兴，不仅经济腾飞，更跻身世界受人尊敬的强国之列。
再看亚洲，“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它们的腾飞奇迹无一例外，都离不开与美国的紧密盟友或伙伴关系。它们利用美国的市场完成了原始积累，利用美国的技术完成了产业升级，利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维持了发展的稳定环境。
反之，历史的另一面冰冷的残酷。所有以美国为敌、试图挑战这一秩序的国家，往往陷入落后、孤立甚至瓦解的泥潭。苏联曾是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但在与美国的长期对抗中，因体制僵化与经济枯竭而最终解体。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米洛舍维奇时期的南联盟，以及当下的古巴、伊朗、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国，因长期采取反美立场，至今仍承受着严厉的制裁，国家发展停滞，民众生活困顿。
新加坡建国总理、被誉为“亚洲基辛格”的李光耀先生，生前曾以其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对中国发出过极具远见的忠告。他曾语重心长地指出：“未来二三十年，与美国对抗对中国来说毫无益处，可能还会损害目前这些利益。”
李光耀不仅是政治家，更是一位冷峻的现实主义者。他深知科技与军事实力的代差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弥补。他直言不讳地警告：“在技术发展和应用上超过美国之前，难以想象中国会选择在军事上与美国抗衡。”“如果你和美国开展军备竞赛，你就会输，这相当于自寻死路。”（参见文澜江著：《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转型》，美中时报出版社，2025年1月版）
遗憾的是，这些逆耳的忠言，在一段时间内似乎并未被充分听取。
“朋友”的定义：底层的制度逻辑
经过数年激烈的博弈与对抗，尤其是经历了经济脱钩的阵痛后，中方似乎也深刻意识到了这一地缘政治现实。最近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在不同国际场合频频释放信号，调低调门，不断表达与美国做伙伴、做朋友的强烈意愿。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面对中方伸出的“橄榄枝”，华盛顿的反应却异常冷淡。美方不仅未予积极回应，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进对华竞争战略，在芯片禁令、投资限制、台湾问题上步步紧逼。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同样可以成为伙伴或朋友，应该“求同存异”。历史上确有此类先例：二战期间，美苏为了反法西斯这一共同目标而结盟；冷战后期，美中为了共同应对苏联威胁而展开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
但是要知道，这些“伙伴关系”往往具有高度的工具性、权宜性与脆弱性。它们是建立在“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一地缘政治算计之上的。一旦外部的共同威胁消失，这种基于利益算计的脆弱联盟便会迅速瓦解。二战后美苏迅速分道扬镳并陷入冷战，近年来中美关系在苏联威胁消失后的反复震荡，皆是这一历史规律的明证。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美国的战略认知中，中国已被视为取代冷战时期苏联、成为其最主要、最具系统性的竞争对手。
早在2019年6月1日，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发布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就明确指出，随着中国持续巩固并扩大其经济与军事优势，中国在短期内寻求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取得主导地位，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占据战略优势。
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战略》，进一步强调中国正系统性地整合其经济、外交、军事与科技实力，在印太地区构建势力范围，并以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为战略目标。报告宣称，中国的“胁迫与侵略行为”遍及全球，而在印太地区表现得尤为集中和突出。
这一战略定位随后被制度化并上升为法律层面的安排。2023年12月22日，拜登总统签署《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首次将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列为“外国敌对势力”阵营的首要对象。这不仅是美国历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的首次表述，更是中美建交四十余年来极具标志性意义的重大转折。
2024年8月，美国对其威慑战略方向作出重要调整，首次将中国核武库的扩展作为核心关切，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已从常规军事与地区层面的竞争，延伸至核层级与战略稳定领域。
至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俄罗斯排除在主要竞争对手序列之外，把中国定位为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科技与军事体系中唯一的、系统性的、关乎国家命运的“大国竞争”对手。随后出台的《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更是将美国对华全球遏制战略正式固化为联邦法律。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华战略评估蓝皮书》在此提出一个核心论断，这也是贯穿全书的理论基石：
在21世纪高度制度化、信息化与互联互通的全球体系中，“朋友”早已超越了情感或外交修辞的范畴，而演变为一种深层的制度性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真正稳固的、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不能仅靠领导人的个人私交，也不能仅靠买卖商品的商业利益，它必须建立在国家“底层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具备基本兼容性的前提之上。试想，当一个以自由市场、个人权利、法治契约、言论自由和透明治理为核心价值观的超级大国，面对一个坚持“政治挂帅”、政治逻辑往往凌驾于经济逻辑之上、司法服从于党派意志、习惯只算政治账而不算经济账、严控公民言论、践踏人权的威权体制时，这种制度层面的根本性不兼容，是无法掩盖的。
这种不兼容，注定会持续制造摩擦。在贸易上，表现为对“公平竞争”理解的南辕北辙；在投资上，表现为对“国家安全”定义的互不信任；在人文交流上，表现为对“信息自由”的根本对立。最终，这种制度性的摩擦热量，将烧毁任何仅靠商业利益搭建起来的合作桥梁。
从这个意义上深刻剖析，经贸关系，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中美关系“压舱石”与“推进器”的历史作用。当安全逻辑压倒效率逻辑，当价值观逻辑压倒利润逻辑，“经贸压舱石”便会瞬间粉碎。
唯一的出路：民主是最大的公约数
面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带来的惊涛骇浪，中国该何去何从？
如果说美国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接触、支持与融入是“胡萝卜”，是希望通过温和的方式诱导中国变革；那么近年来，无论是特朗普的贸易大棒，还是拜登的“小院高墙”，乃至特朗普2.0时代的全面封锁，这些美国对中国的全方位打压与遏制则是“大棒”。
然而，我们必须看清这背后的本质：无论手段是温和的“胡萝卜”还是强硬的“大棒”，美国战略的最终指向始终未变——即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融入现代政治文明。民主是当今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面对美国及其盟友体系的全球性遏制，若中国继续沿袭威权道路，试图通过“闭关锁国”或“内循环”来对抗全球化浪潮，只能加剧与西方世界的对立。这种对抗，不仅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在政治上更是危险的。它可能导致中国重蹈苏联的覆辙，陷入军备竞赛的陷阱，最终耗尽国力，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实，“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绝不仅仅是西方的专利或价值观，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百多年来矢志不渝的孜孜追求。从延安时期的“黄炎培周期律”对话，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庄严承诺，民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目标。
在当今世界，只有民主才是中国与美国、乃至与文明世界最大的“公约数”。
中国要与美国真心做伙伴、做朋友，不能仅靠购买几百架波音飞机或几百万吨大豆，也不能仅靠外交辞令的反复重申。中国必须在深层结构上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实现从威权向民主的现代转型。只有当中国真正建立起独立而可信的司法体系，契约精神才能获得制度性保障，美国企业才会敢于进行长期、稳定、可预期的投资；只有当中国形成公开、透明、可问责的决策机制，美国的战略界与政策制定者才会逐步放下对所谓“秘密意图”和“不可测风险”的深层疑虑；只有当中国真正开放互联网与信息空间，减少对思想、舆论与知识流通的系统性限制，国际社会才可能在理解中国政策逻辑的基础上进行理性互动，而非基于猜测和恐惧作出战略判断；只有当中国的人权与公民基本自由得到切实、持续、可验证的制度保障，美国社会的主流民意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接纳中国，将其视为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合作、也值得尊重的伙伴，而非一个需要被遏制的对手。换言之，中国也只有放下历史包袱，放弃威权模式，勇敢地走向民主，才能真正成为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可信赖、可依靠的“朋友”。这不仅是为了缓和中美关系，更是为了中国自身的长治久安与人民的根本福祉。
期待那个“有一千条理由搞好中美关系”的时代真正归来
2025年的帷幕即将落下，但历史的剧目并未终结，地平线上或许正酝酿着新的风暴。
一年内我们前后出版《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转型》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华战略评估蓝皮书》，绝非仅仅为了从学术象牙塔的角度记录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共同的愿景与终极关怀，在于唤醒一种理性的政治认知：
中美关系的恶化并非不可逆转的历史宿命，但转机的钥匙不在于战术层面的策略调整，而在于战略层面的制度抉择。正如本书反复强调的，在21世纪的十字路口，选择对抗还是合作，选择封闭还是开放，选择固守威权还是拥抱民主，这不仅决定着两个大国的国运兴衰，更将深刻重塑人类文明的走向。
制度由人创造，历史由人书写。归根结底，政治领袖的格局与选择决定了国家的命运。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领袖人物大体可归为三重境界：
第一类，是“权力至上者”。他们将个人权力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视公器为私产。为了维护或扩张自身的权柄，他们不惜透支国家利益，甚至以牺牲人民福祉为代价，遗臭万年。
第二类，是“家国守护者”。他们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具备无私的道德勇气，必要时甚至甘愿让渡个人权力，以成全国家的稳定与人民的长远利益，垂范史册。
第三类，是“时代变革者”。他们将个人的政治抱负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与文明进步的洪流之中。他们懂得顺应民意，主动推动制度革新，使个人的担当转化为国家前行的磅礴动力，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不朽的功勋，彪炳千秋。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我们相信，站在历史转折点的中国领导人，拥有足够的智慧去审视时代，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抉择。
我们始终守望并期待着，那个“有一千条理由搞好中美关系”的时代能够真正归来。
“美中关系好，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这既是过往的历史启示，也是《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转型》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华战略评估蓝皮书》两本著作出版的共同初衷与终极归宿。
美中时报出版社
2025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