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留给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记忆,不只有治理通货膨胀、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整顿、政府机构改革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还有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发展轨迹的重大选择:推动中国进一步进入世界市场,并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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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从外交史看,1999年4月朱镕基访美,是一次重要的中国总理访美;如果只从经济史看,它是中国加入WTO漫长谈判中的关键节点之一。但是,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到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以及中美关系史,这次访问具有更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中国面对西方世界的姿态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被迫开放走向主动开放,从被迫进入西方建立的国际体系走向主动加入全球经济规则体系,从害怕外国竞争走向主动接受国际竞争,从“师夷长技”走向公开承认差距、学习世界先进文明并在国际规则中发展自己。
1840年,中国是在炮舰威胁下被迫打开国门;159年后的1999年,一个主权中国的国务院总理主动来到美国,与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谈判,希望美国支持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从“被迫打开”到“主动加入”,其间跨越了一个半世纪。这正是朱镕基访美和中国加入WTO最值得从中国近现代史角度重新认识的意义。
1840年以来:中国从“被迫进入世界”开始
鸦片战争以前,传统中国长期以“天下”秩序理解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失败,更迫使中国面对一个残酷事实:传统中国已经无法按照自己的规则理解和组织世界。
此后,条约、关税、通商口岸、现代外交、国际法、银行、铁路、电报和近代工业等大量制度与技术进入中国。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走向世界”,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世界拖了进去。
但中国很快开始寻找主动学习的道路。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兴办近代工业、铁路、电报和新式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出国。1872年首批中国留美幼童赴美,开启了近代中国系统接触美国教育、工程和现代社会的一条重要通道。此后,美国逐渐成为中国观察现代世界、学习科学技术和现代教育的重要窗口之一。
近代中国的长期难题:既要学习西方,又害怕西方
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始终存在一种深刻张力:一方面,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了战争、强权和民族屈辱;另一方面,现代科学、工业、大学、企业、金融和国家治理的许多先进成果又首先在西方成熟。
于是,“怎样既学习世界,又保持自己”成为中国现代化持续一百多年的难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种矛盾心态的早期表达。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回答:可以学习西方,但不必成为西方;可以进入西方国家深度参与建立的国际经济体系,但并不意味着接受西方的一切政治制度。这一思路在朱镕基时代表现得尤其鲜明。
从中美隔绝到重新打开大门
1949年以后,随着冷战形成和朝鲜战争爆发,中美长期处于敌对和隔绝状态。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限制,两国人员、教育和经济往来极其有限。中国与世界最先进的资本、技术、市场和大学体系之间再次形成巨大距离。
20世纪70年代出现历史转折。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随后邓小平访问美国。如果说尼克松访华首先解决的是战略与外交问题,那么邓小平访美已经明确显示出新的国家发展逻辑:中国需要美国,不仅为了战略平衡,也为了现代化。
中国开始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赴美,美国资本、技术、大学教育、企业管理、金融制度和现代经济学重新进入中国。美国不再只是政治和安全意义上的对手,也成为中国现代化可以合作、学习和利用的重要对象。
邓小平打开大门,朱镕基推动中国真正进入世界市场
如果从这一历史脉络理解朱镕基,他的位置就变得清楚。邓小平首先解决的是“中国要不要打开大门”,而到了朱镕基时代,问题进一步变成:“大门打开以后,中国敢不敢真正进入世界市场,与世界最强大的企业同场竞争?”
朱镕基的回答是肯定的。
经济特区仍带有试验田性质,很多国内产业仍可依靠关税和行政保护;加入WTO则不同,它意味着整个中国经济更加系统地进入全球市场规则。因此,从改革开放史来看,加入WTO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扩大开放,而是改革开放的一次制度性升级。
朱镕基眼中的美国:可以学习,也可以争论
朱镕基对美国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一点,是他并不认为承认美国在某些方面先进,就等于否定中国。
1999年4月14日,他访问麻省理工学院(MIT),回忆1947年自己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清华那时被称为中国的MIT”,并谈到当时使用的教材很多来自MIT。这段轻松的回忆体现了一种典型的改革开放思维:承认差距并不可耻。美国科技先进,可以学;大学办得好,可以学;企业管理和金融制度有值得借鉴之处,也可以研究。
但把朱镕基简单称为“亲美派”并不准确。在MIT答问中,他针对美国一方面批评对华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又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问题,明确要求美国真正实行自己所倡导的自由贸易。他还以幽默方式指出,美国不能只想着向中国出口小麦和柑橘,中国也希望购买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面对当时已经出现的“中国威胁论”,朱镕基直接反问:中国究竟能对美国构成什么威胁?他强调,中国不是美国潜在的对手,更不是美国的敌人。二十多年后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这些话准确反映了当时中国领导层的主要战略任务:不是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而是利用和平环境、资本、技术和市场发展中国自己。
朱镕基的态度因此可以概括为:敢于学习美国,也敢于批评美国;能够合作就合作,涉及国家利益就据理力争。这不是简单的亲美或反美,而是以中国现代化利益为出发点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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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访美:从“美国打开中国”到“中国主动敲门”
1999年4月,朱镕基正式访问美国。此时中美关系并不轻松:台湾、人权、西藏、贸易逆差、知识产权、技术出口限制以及“中国威胁论”等问题同时存在。
但朱镕基仍然去了。更重要的是,他带去了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推动加入WTO的方案。
如果把中国近代史压缩成两个画面,这种历史反差极具象征意义:1840年,西方列强要求中国开放市场;159年以后,中国总理主动来到美国,希望美国支持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过去是西方要求中国开放,现在变成中国主动要求进入世界市场;过去中国害怕外国商品和企业竞争,现在中国开始希望中国商品进入全世界,并愿意让中国企业面对国际竞争。
1999年4月8日,中美发表关于中国加入WTO谈判状况的联合声明,明确表示中国加入WTO符合中国、美国以及全球贸易体系的利益。双方承认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有重要问题没有解决。4月10日双方再次发表声明,美国表示强烈支持中国在1999年加入WTO,并要求谈判代表继续工作。
因此,朱镕基访美虽然没有当场完成最终协议,却把中美入世谈判推进到极为关键的位置。
朱镕基此次访美原本被寄予一个巨大期待: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最终双边协议。但克林顿政府出于国内政治和谈判考虑,没有在访问期间完成协议。
从短期外交效果看,这当然是遗憾,甚至一度被一些观察者视为挫折。但从历史结果看,它并不是失败。双方已经跨过大量最困难的谈判障碍。
半年以后,1999年11月15日,中美终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双边协议。WTO时任总干事迈克·穆尔称之为中国加入WTO的“重大一步”。中国通往WTO的大门由此真正打开。
加入WTO并不是免费的午餐。中国必须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开放服务业、调整贸易制度、修改大量法律法规,并使经济运行规则进一步与WTO规则衔接。这意味着银行、汽车、农业、电信、服务业以及大量国有企业都将面对更加直接的国际竞争。
很多人担心:中国企业会不会被外国企业打垮?
朱镕基当然知道风险。但他的改革逻辑恰恰是:如果中国企业永远躲在行政保护墙后面,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
保护可以保护产业,也可以保护落后。开放本身因此成为改革的一部分。
WTO的深层意义:用外部开放倒逼内部改革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改革意味着触动国企、银行、财政、政府部门、地方保护和垄断行业等深层利益,仅依靠内部力量推动越来越困难。
朱镕基采取了一种极具风险但也极具改革意味的方法:把中国放进全球竞争体系,用外部开放倒逼内部改革。
外国企业来了,竞争来了;国际规则签了,承诺必须兑现;政府管理方式、企业治理和法律制度也必须相应改变。
因此,WTO不仅是一项外交协议,也是一项国内改革政策。入世不是改革完成后的奖品,而成为继续推进改革的一根杠杆。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镕基真正“引进”中国的,不只是美国资本和商品,而是竞争、规则和压力。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第143个成员。
把这一事件放在1840年以来的历史中观察,其象征意义十分鲜明。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进入西方国际体系,是在战争失败和不平等条约压力下被迫进行的;加入WTO虽然同样意味着接受大量既有国际规则,但性质根本不同。
中国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谈判,可以讨价还价,可以决定接受哪些条件,也可以决定何时签署。最终,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经过谈判后主动选择加入的制度体系。
因此,从“被迫接受规则”到“主动谈判并加入规则”,本身就是中国国家能力和国际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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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中国现代化的一次重大历史进步
把加入WTO称为历史进步,并不是因为WTO或者全球化没有缺陷,而是因为它推动中国进一步接受了几项现代经济运行原则:市场竞争、规则经济、国际分工和更高程度的政策透明度。
加入WTO不仅要求企业改变,也要求政府修改大量法律法规、降低关税、改善市场准入、提高贸易制度透明度,并按照国际承诺调整经济管理方式。
它推动中国从主要依靠行政保护的经济体系进一步转向规则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经济体系。
更重要的是,它把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积累起来的巨大生产能力与世界市场连接起来。WTO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原因,却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巨大加速器。
中国入世以后,出口迅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制造业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沿海工业带迅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现代工业体系。
中国最终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这一切不能简单归功于WTO,更不能全部归功于朱镕基。中国高速增长来自改革开放长期积累、人口红利、教育普及、基础设施建设、地方竞争、企业家精神、全球产业转移以及中国人的高储蓄和劳动投入。
但WTO完成了一个关键连接:把中国内部已经积累起来的生产能力,与全球市场、资本和技术网络大规模连接起来。朱镕基是推动这一连接最终完成的关键改革者之一。
评价朱镕基和入世不能只有赞美。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造成大量职工下岗,一些老工业城市长期承受衰退压力;社会保障体系一度跟不上市场化改革速度;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在高速增长时期扩大;出口导向工业化也带来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和劳动权益等问题。
因此,加入WTO促进了中国现代化,但现代化的成本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一些人从改革中获得巨大机会,另一些人则承担了沉重的转型成本。
宏观经济成功不能抹去个体遭遇的痛苦。承认这些代价,并不会否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步,反而使评价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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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之一
今天谈中美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贸易战、科技竞争、芯片管制、台湾、南海和供应链重组。但从更长历史看,中美关系还有另一面。
美国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外部合作伙伴之一。美国市场吸收大量中国商品,美国企业向中国投资,美国大学培养大量中国留学生,美国科技、管理和现代经济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则向美国提供巨大的市场、制造能力和大量价格具有竞争力的商品。
1999年的朱镕基访美因此处在中美关系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两个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不同的大国,仍然相信经贸合作可以扩大双方共同利益。
美国希望通过全球化把中国更深地纳入现有国际体系;中国则希望利用全球化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双方目的并不完全相同,却在相当长时期形成了巨大的利益交集。
全球化造就了一个更强大的中国
美国当年支持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有自己的经济和战略判断。美国消费者获得大量价格较低的商品,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全球供应链效率提高。
但美国没有充分预料到的是:中国利用全球化成长得如此之快。
中国并没有永远停留在鞋子、玩具和服装等低端制造环节,而是不断向汽车、高铁、通信设备、工业机器人、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和越来越多高技术产业升级。
于是,中美关系逐渐发生性质变化:过去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希望进入世界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后来面对的却是一个在制造业、科技和全球影响力上越来越具有竞争力的大国。
这形成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美国帮助中国进入全球化,而全球化又帮助中国成长为美国最重要的竞争者之一。
1999年,朱镕基来到美国,希望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当时中国担心的是:美国会不会不让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
二十多年以后,美国讨论的问题却变成:怎样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怎样“去风险”,怎样限制关键技术流向中国。
当年,中国担心美国关门;今天,美国开始担心中国已经进入得太深。
这种历史反转本身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功的一个侧面证明,也说明中美关系已经从发展阶段差异极大的合作关系,逐渐转变为合作与战略竞争并存的大国关系。
从1840到2001:中国真正改变的是面对世界的心态
如果把这160年的历史压缩来看,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不仅是经济总量增长,更是面对世界的心态发生变化。
1840年,是害怕和被迫开放;19世纪后期,是有限学习;20世纪中叶,中美一度重新隔绝;1978年以后,中国主动开放;2001年,中国主动进入全球经济规则体系。
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从一种防御性现代化,逐渐走向竞争性现代化。过去的问题是:怎样防止外国打败中国?后来变成:怎样让中国企业进入全球竞争,并在竞争中变得强大?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心态。
朱镕基留给今天的启示:开放不是软弱
今天当然不可能简单回到199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科技实力、军事力量和国际影响力已经完全不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但朱镕基时代留下的一种思维方式仍值得重新思考:开放并不是软弱,承认别人先进也不是自我否定。
别人先进的地方,可以学习;合理的国际规则,可以接受;不合理的要求,可以拒绝;存在共同利益,可以合作;涉及国家利益,可以据理力争。
一个真正自信的国家,不应该害怕竞争;一个真正自信的文明,也不应该害怕承认别人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学习美国,不等于成为美国;进入全球体系,也不等于放弃中国。
1840年,中国面对西方炮舰,被迫打开国门。159年以后,1999年,朱镕基乘飞机跨越太平洋来到美国。
这一次,没有炮舰,没有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外国军队。一个主权中国的国务院总理坐在美国总统面前,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讨价还价:争论关税,争论市场准入,争论高技术出口,争论贸易逆差,争论中国加入WTO的条件。
双方争得激烈,甚至没有在华盛顿签下原本期待的最终协议。但这恰恰说明,中国已经不是1840年的中国。
中国不再被迫接受别人单方面制定的条件,而开始谈判条件;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再害怕进入世界,而主动要求进入世界。
两年以后,中国正式加入WTO。从那以后,中国进入全球化最迅速、最深刻的时期之一。外资进入中国,中国商品进入世界,中国企业走向海外,越来越多中国人进入全球经济体系。
因此,朱镕基1999年访美真正具有象征意义的,并不是“中国走向美国”,而是中国以一个主动的现代国家姿态进一步走向世界。
如果说1840年标志着中国被迫进入世界,1978年标志着中国重新打开国门,那么2001年加入WTO则可以理解为:中国主动走进世界。
朱镕基恰恰站在这场历史跨越的关键节点上。
他没有把开放理解为投降,没有把学习西方理解为全盘西化,也没有把中美存在制度分歧理解为双方必然在所有领域敌对。他试图做的是:利用世界市场、资本、技术和规则推动中国改革,让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成长。
因此,朱镕基和中国入世留给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中国应该“亲美”还是“反美”,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一个真正自信的中国,应该怎样面对世界?
朱镕基时代给出的答案是:不害怕世界,不拒绝竞争,不回避差距,不停止学习;同时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开放和竞争中使中国变得更加强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镕基真正“带入”中国的,不只是WTO,更是一种面向世界的改革逻辑:用开放推动改革,用竞争提高效率,用规则约束权力和市场,用全球化加速现代化。
这正是中国加入WTO作为改革开放重大历史进步最值得记住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与史料
1.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hina and the WTO: accession documents andchronology.
2.WTO, “WTOsuccessfully concludes negotiations on China’s entry,” 17 September 2001.
3.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Joint United States-China Statement on theStatus of Negotiations on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8 April1999.
4.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Bill Clinton andPremier Zhu Rongji, 10 April 1999.
5.MIT News, transcript and coverage of Premier Zhu Rongji’sspeech and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at MIT, April 1999.
6.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美关系史》及有关中国加入WTO、中美经贸谈判研究资料。
7.World Bank, China’s trade reform, WTO accessionand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tudies.
8.有关1999年11月15日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双边协议的WTO及中美官方历史资料。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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