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稀记得,1998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说出这段话时,几分豪迈,几分悲怆。记者席上掌声突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这是一个罕有的例外。
十三年后的2011年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上市。三个月发行突破136万套,洛阳纸贵,一书难求。那是对一位改革者最高的加冕——人民,终究是公正的。
朱总理的改革一生不仅仅是我们的青春记忆,更是历史上罕见的改革成功案例,笔者认为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第一次主动融入世界文明的改革。
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象,就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市场经济"这四个字,曾经是一个理论禁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当时甚至发明了一种提法叫'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拨云见日:"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番话为处于"姓社"还是"姓资"争论中的改革开放校准了航向。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四个字第一次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突破。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的澄清,更是中华文明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一次精神突围。
朱镕基主政的年代(1991—2003),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转变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朱镕基由此开启了被后世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搭建"的宏大工程。
他所主持的,是一盘前所未有的大棋——财税、金融、国企、价格流通、政府机构、社会保障、住房、投融资——八大改革齐头并进。1998年,他提出著名的"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一个确保:增速8%、通胀小于3%、人民币不贬值;三个到位:改革金融系统、国企脱困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成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到29个,人员精简近半)五项改革:粮食流通、投融资、住房、医疗、财政税收。
与此同时,他完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朱镕基总理决定带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确保中国改革的势头未来能够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继续下去"。这一决策的深意在于:中国改革从此不再依赖某个领袖的个人意志,而是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依靠国际规则的对接、依靠制度化的开放来持续推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朱镕基讲话实录》英文版作序时写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贸易、金融、科教、外交及其他许多领域同国际体系建立起了崭新联系,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国际体系。"
在朱总理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对融入世界的渴望,看到了中华民族不再固守"华夷之辨"的一种难得的历史谦卑。
这种谦卑,不是自卑,不是屈膝。它是一种自信的谦卑,自信到敢于承认人类有共同的文明成果,市场有共同的规则,现代化有共同的语法。一个文明唯有吸收全世界最优秀的东西,才能得到传承和发展。
朱镕基在央视采访中对美国记者伍德拉夫说:"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有着2000年传统观念的负担,这影响着我们人民的思想。而且,我们人民的教育水平是不能同美国相比的"。
一个大国总理,敢于公开承认自己人民的教育水平不如美国——这需要何等的历史谦卑!它不是自卑,而是清醒。它打破了"华夷之辨"里"华夏文明天然优越"的迷思,回到了实事求是的轨道上。
他还在接受西班牙埃菲社采访时说:"一种文明只有吸收全世界最优秀的东西,才能得到传承和发展"。
他对美国记者说:"中国只会成为美国的朋友,很可能是美国的大市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继续下去,但我们仍将保持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体制将继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种改革决心不再是晚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功利心态,而是"师世界之长,融文明之流"的姿态。
因此,朱镕基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分税制、金融改革、WTO谈判这些具体遗产,更是一种精神底色:勇于斗争、敢于胜利、敢讲真话的精神气质
他有一句话被广为传颂:"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哪怕"说错了",也要保持"原汁原味",对党和人民从不虚与委蛇。”
他曾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重回母校,勉励学子要敢讲真话。
在那个话语体系日益套路化的时代,朱镕基的"真话"无异于一股清流。
人类文明的改革图谱上,写满了担当与牺牲、成功与夭折、荣耀与悲凉。
我们称他们改革家,但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更贴切的名字或许是孤勇者。
我常常在史书的字里行间,去触摸他们的体温。
他们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危机,或者看见了别人不愿承认的危机。他们像先知一样痛苦,因为他们的声音在喧嚣的尘世中显得刺耳,他们的行动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显得格格不入。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素来有"穿行荆棘海"之说。从商鞅到王安石,从张居正到戊戌六君子,再到洋务运动的李鸿章,改革者大多需要与最高权力结合,并以强化君权为代价来推行新政。这本身就是历史的悖论:不强化权力,改革推不动;强化权力,则体制的专制性又被加固,为后世埋下新的危机。
宋神宗登位后深感"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重用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保甲法等一揽子新政。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魄力试图以皇权压制士权,绕开传统官僚体系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直接推动新政。然而,司马光等守旧派援引"祖宗旧法"坚决反对,神宗死后,高太后听政、司马光为相,新法除"置将法"外全部被废,王安石含恨而终。
张居正配合隆庆帝完成“隆庆开关”,一改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实现了国际贸易的繁荣。万历初年,张居正又以"尊祖制"之名行革新之实:考成法整顿吏治,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十年之间太仓存粮"足十年之需",国库存银四百余万两,大明王朝一度回光。然而,他以内阁首辅之权兼任"万历帝师",通过控制皇权代理人压制言官与地方豪强,甚至封闭士大夫聚会议学的书院。1582年张居正病逝后反扑接踵而至。除一条鞭法外的措施全遭废除,张居正本人被抄家、鞭尸。
商鞅车裂、王安石被贬、张居正鞭尸。改革者本人的命运,竟成了改革成败的晴雨表。
而李鸿章与朱镕基。他们之间隔着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隔着中华民族最深重的苦难与最磅礴的复兴。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命题:当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该如何自处、如何自强、如何汇入世界文明的洪流?
自嘲“裱糊匠”的李鸿章的悲剧,不在个人,而在晚清的系统结构。他和整个洋务派所遵循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洋务派所采取的这种具有调和、中庸色彩的现代化运动原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所谓西学和中学,毕竟是属于两种性质完全不同、价值标准大相径庭的文化体系,是不可能兼容并存于一体的。封建政治伦理体系的绝对性,是洋务派的现代化运动的极限。
他们是中国改革者的缩影。他们的悲剧,不在于失败,而在于他们试图在一个封闭的循环里,寻找一个开放的解。他们像勇敢的西西弗斯,一次次将巨石推向山顶,却又一次次看着它滚落。但正是这一次次的推举,延缓了帝国衰亡的进程,也为后人积累了冲破循环的力量。
在众人沉睡时清醒,在众人怯懦时勇敢,在众人抱怨时担当。
他们是人,不是神。他们有脾气,有局限,有时代的烙印。商鞅刻薄,王安石执拗,张居正专断,朱镕基刚烈。但也正是这些棱角,让他们能在圆滑的官场和顽固的旧势力中,撕开一道口子,放进光来。
因此,中国古代的改革家们,大多成了旧体制的殉道者。他们以个人的悲剧,换来了文明的一次次喘息。
而朱镕基打破了这一宿命。
虽然他面对的不再是“祖宗之法”,而是“体制惯性”。是“大锅饭”的温床,是“铁饭碗”的安逸,是“既得利益”的坚固堡垒。
朱镕基站在东西方改革史的交汇点上。他汲取了古代改革家"苟利社稷"的担当精神,却避免了他们"强化君权"的历史悖论;他借鉴了西方改革家"重构制度"的迭代逻辑,却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梭伦、路德、俾斯麦、伊藤博文、罗斯福,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次文明底座的重塑。
中国古代的改革多半夭折于旧体制的反扑,而西方的改革家则往往在阵痛中推动文明的迭代。
而朱镕基总理接手的是一个转型阵痛中的中国。他不是在修补一个朝代的漏洞,而是在搭建一个现代化的框架。
分税制"初步规范了国家、企业、个人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国企改革通过"抓大放小","释放了巨大的活力";入世则"有力地推动中国未来的改革、让中国巨轮驶入了世界经济的汪洋。
这些改革成果,不是依赖于某个人,而是依靠制度自身的力量、依靠国际规则的对接、依靠市场化的机制来持续推进。
这是历代改革家从未有过的“世界观”,更是李鸿章"中体西用"所未能达到的高度——不是"西学为用"地引进技术,而是"制度对接"地融入世界。
朱镕基改革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完成了中国改革史上最具现代性的一跃,把改革从"器物"推进到"制度",从"裱糊"推进到"重构",从"依赖领袖意志"推进到"依靠市场力量"。
他所做的,是在社会主义的根本框架下,搭建起市场经济的"四梁八柱",并通过加入WTO让中国改革与世界经济体系深度对接。
这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次文明迭代——从"王朝自救式的修补"迭代为"制度重构式的现代化"。
今天,当我们面对新的时代挑战:科技卡脖子、经济转型升级、外部环境剧变。但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意识形态的桎梏从未完全消失,它只是换了形式。它可能表现为"闭关自守"的诱惑,可能表现为"走回头路"的冲动,可能表现为对"制度对接"的抵触,可能表现为对"融入世界"的犹豫。
唯有突破,以制度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定力,才能让中华巨轮在世界文明的汪洋中,继续劈波斩浪、一往无前。只有把改革嵌入现代国家建设与全球秩序的双重框架,中华文明才能真正完成自己的现代迭代。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缅怀朱镕基总理,是心底对改革永不停止的呼唤。
地雷阵从未消失,万丈深渊仍在眼前。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地雷阵,每一代人都要有自己的朱镕基。
这,就是历史对力挽狂澜者的敬意;这,也是我们对朱镕基总理与古今中外改革家们最好的缅怀。
他们是暗夜里的擎灯者,是风暴中的压舱石。他们或许听不到身后的掌声,但历史的长风,会永远传颂他们的名字。
最后,晚辈不才,写一副挽联,愿朱总理一路走好!朱公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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