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躯体体验也会影响大脑思考
新兴的“具身经济学”指出：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学大都属于“离身”的经济理论，而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人的躯体一直未能作为研究重点。即使有学者看到了躯体与大脑之间的密切联系，但也只是把躯体看做是受大脑支配的受体。“以前人们一直认为心智完全是由大脑操作的，大脑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指挥。而身体则是在台阶下干着脏活累活，仅仅是维持生命的基础运作”。然而事实上，躯体（体验）本身也会反过来对大脑思维产生重要影响。“身体体验能够影响思考”的观点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引起有关专家的重视。
具身经济学者经大量研究发现，人的生理状态、躯体信号以及人际距离和相对位移等躯体性因素，都会影响大脑的思考。
首先看生理状态如何影响大脑的思考。相关实验表明，当动物的新陈代谢水平高于参照点时（如维持一天能量所需要的水平）动物（或人）就会偏好更安全的觅食方案；而当新陈代谢水平低于参照点时，动物（或人）就会偏好高风险的觅食方案。实验还证明，催产素能够促进人的亲社会性经济行为，增强对他人的信赖感，以及提升人承担风险的意愿。
其次看躯体信号如何影响人的决策与行为。Williams和Bargh(2008)通过实验发现，触摸过热咖啡杯的被试者对他人的评价往往更积极。Jostmann等人（2009）的实验则发现，手持重物的被试者对外国货币的估值往往更高。还有一些研究认为音乐与数学之间，甚至音乐与思考能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其真正原因是手指和数字在大脑中拥有相同的神经实体。进一步的解释是人们在开始学习数学的最初阶段都是通过手指来进行算数计算的，而弹钢琴可以提高手指的灵活性。
再看人际距离和位移方向如何影响人的决策和行为。Ping等人（2009）通过实验发现，人际之间的物理距离越近越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金钱回报。并且心理学家发现个体的运动方向会影响这个人的想法——向前运动会激发和未来有关的想法，而向后运动则更容易引发对过往的回忆。
最后看躯体生病如何影响人的决策和行为。躯体因素对于大脑思维（判断与决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身体患上某种疾病。一个臭名昭著的典型案例就是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故意让已经身患重病处于半瘫痪状态的罗斯福舟车劳顿、远道而来，到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参加三国首脑会谈，并采用疲劳战术消耗罗斯福本已衰弱的身体。会议期间，罗斯福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动脉硬化、心力衰竭，经常陷入昏厥状态，实在难以集中注意力，会议多次被迫中断休息，最终迫使罗斯福在病痛折磨之下不得不多次做出重大让步，甚至包括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中国领导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此类因身体疾病影响领导人决策的案例，在《病夫治国》一书中不胜枚举。
不仅身体患病会影响大脑思考，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衣、食、住、行、看，还是听、说、读、写、玩——几乎都会对大脑思维产生重要影响，并左右我们的判断和决策。以下仅简单举例加以说明，有些可能目前只能算作是推测或者假说，还期待读者能够通过实验来加以验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是学术探讨，只做事实对比，不含褒贬之意）。
二、衣食住行看
（一）衣
就中国人而言，如今男士官服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中山装”，穿起来挺拔精神，但也会令人感到拘束，容易给人以保守刻板的印象。相比之下，“西服”穿着起来就显得比较潇洒、开放。国人穿西服，说话办事会给人以对外开放的姿态；而身着“中山装”则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传统文化，中规中矩。
有意思的是，近年来官场流行的“行政夹克”，正好介于“中山装”和“西服”之间，在传统与开放之间取折中路线的感觉。穿着不同的官服，无形中会影响到官员们的价值取向和言谈举止。
图1：西服，中山装与行政夹克
在传统工业社会里，企业大都强调整齐划一、纪律严明，大企业老板都是西服革履、系着领带在办公室正襟危坐；企业员工也都要穿上工作服才能工作。然而到了数字社会，尤其是在科技创新型企业，人们穿着都十分随意，更强调个性化服装——比如苹果公司的老板乔布斯，穿着体恤衫就上台进行演讲；而企业员工在讨论创新方案时也大都穿着十分随意，自己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因为只有在自由、宽松的氛围下，人们才有可能展开充分讨论、各抒己见，也才会有创新思想的出现。
图2：工业社会着装VS数字社会着装
（二）食
饮食能够影响人的思维，行为甚至性格。科学研究已经证实，食物和饮料之所以会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甚至性格，主要是因为肠子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在每个人的肠道中都存活着大约50万亿的微生物（菌群），称为“行走的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各种各样能够影响人的心情和健康的化学物质。大约9成的快乐激素——血清素都是出自这里。还有能够保护大脑的短链脂肪酸也是从这里产生的。于是，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和饮料自然就会影响到人体的肠道菌群，通过“微生物——肠道——脑轴”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
具体而言，“肠道发出的信号可能会抵达大脑的不同区域，比如，岛叶、边缘系统、前额叶皮质、杏仁核、海马体、或者前扣带皮层”——“它们分别是负责自我感知、感情处理、道德感、恐惧感、记忆和积极性的区域”。
（三）住
解放前的北京（北平），但凡官宦人家，或者是有钱人家，大都住在“四合院”里。住四合院，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以家族为单位的封闭式小圈子思维，而且必须分长幼尊卑，谁住在哪个房间都是有讲究的，一定要论资排辈。但缺点是，冬天天气寒冷的时候，频繁地进进出出房间很容易着凉。
图3：四合院
后来，伴随着建国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原先住在四合院的“黑五类”纷纷被赶了出去，搬进来的大多数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红五类”人员，于是，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也跟着发生了很大变化。
与此同时，高楼大厦逐渐拔地而起。最初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建的都是筒子楼，整个一层楼的居民共用同一个洗盈室和男女卫生间，甚至厨房，实际上也是为了节省建筑面积和建设成本。住筒子楼，与其说是有助于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其实反倒是邻里街坊纠纷不断，家庭个人隐私难以得到保护。
改革开放后，集合式住宅楼（公寓）越建越多，极大地缓解了城里人的居住困难。公寓式楼房，尤其是高层塔楼也会带来不同的体验。住在低层的居民，阳光往往容易被遮蔽，日照不足，视线不好，容易心情郁闷。而住在高层的居民，阳光灿烂，视线开阔，更容易心胸开阔；但是一遇到有地震发生时就会惶惶不可终日。
最新的研究发现，住在集合式住宅楼还有一个以前没有被注意到的负面效果——就是影响生儿育女。“比起住联排或独栋，住公寓明显缺乏生育意愿”。中国因为有“计划生育国策”这一特殊因素，分析起来可能有些复杂，但是《集合式住宅楼正成为生育率的杀手》一文详细分析了欧洲国家、美国以及东亚国家的具体数据，都验证了上述结论。《规划为什么会失败》一书里说明了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大多数家庭就是喜欢相对私密的独居，不受别人日常噪音打扰，自己和小孩搞点噪音也随意”。所以，“只要收入和工作半径允许（或退休），绝大多数家庭都会搬到独栋里去” 。
说明：公寓占比高的国家，出生率较低；公寓占比低的国家，出生率较高。
出处：学经济家，《集合式住宅楼正成为生育率的杀手》，载公众号“广义建筑与社会生活”，2019年03月30日。
（四）行
散步有助于思考。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将军政客，在思考重大问题、准备做重大决策时大都喜欢一边散步一边思考。据达尔文的儿子弗朗西斯（Francis）的回忆：达尔文经常会“在那条思考小径上漫步、摸着胡子、看上去正置身于自己的世界里”。“达尔文风格的走路也有一些它自身独特且重要的、与心智相关的益处，可能也正是这些益处帮他以一种其他人前所未有的方式去解释地球上的生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果我们能像达尔文那样，边运动边沉思，就可以帮助我们产生更具创造性和原创性的想法了。”
“久坐无创新”——这是《具身认知——身体如何影响思维和行为》这本书里其中一节的小标题。走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刺激大脑神经的链接，从而有助于促进大脑的思考活动。《运动改造大脑》一书则进一步指出，“运动是最好的健脑丸”，“运动对人的认知能力和心理健康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因为“梦想、计划和创造的能力恰好源自大脑中负责支配运动的那部分区域”。并且，“运动可以提高体内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水平，它们都是传递思维和情感的重要神经递质”。该书还详细阐述和论证了：运动不仅可以提高学习成绩，而且还能够增强自我控制能力，并减少暴力事件的发生。
此外，行动的方向也体现着不同的隐喻。两个人并肩同行隐喻着“目标一致”，而分开走则隐喻着“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如果两个人是相反方向移动就隐喻着“背道而驰”。
（五）看
“看”对于大脑思维的影响可以说是随处可见。首先，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睁眼一看：如果是大晴天，阳光明媚，你的心情自然就会变得十分愉悦。相反，如果早上醒来睁眼一看是阴天，天昏地暗，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十分郁闷，很可能一天都快乐不起来。
其次，学生上学的时候，在平面教室上课，老师居高临下，学生对老师必须仰而望之，无形中提升了老师的“师道尊严”，但也失去了平等交流的机会，所以学生一般是不太敢向老师提问题的。而在阶梯教室上课则不同：老师在讲课时，与同学们的视线是平行的，更容易营造出老师与同学平等交流的氛围，更容易激发同学与老师的平等对话和深入交流。这种平等交流，对老师来说也可以起到启发思考和反向学习的作用。
此外，会场布置也很有讲究。四方形会场必须有主有次，在企业一般都是董事长或总经理坐在“主席台”一侧，而其他与会成员要根据职务高低，按顺序排位，而排位子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尤其是在中国。但是圆桌型会议就相对比较自由，不太讲究主次，也更容易产生与会者平等交流的客观环境，欧美的一些学术会议经常采用这种形式。
最后，“看”对于影响领导决策亦有重要作用。当年文革结束时，中国的国家政策之所以能够发生巨大转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高层领导们亲眼看到了基层的真实状况，亲眼目睹了国内外的巨大差距，从而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开放重大举措。这说明国家领导人“亲眼看到”真相是多么的重要！它不仅会影响到领导人的决策，还会影响到国家的命运。
以上衣食住行看这五个方面，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且还具有定位社会地位、彰显收入水平，以及反映景气状况等多种功能，并且还能够影响到个人和国家的决策。
除此之外，人的学习过程，包括听说读写玩（游戏），也都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影响大脑的判断与决策。
三、听说读写玩
（六）听
我们小的时候，每当要睡觉时，母亲总会反复讲一个同样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在讲故事，讲的是什么呀？讲的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在讲故事，～”。于是，我们从小就耳熏目染，形成了一种“闭环式思维”。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儿童小时候听到的更多的故事可能是《1001夜》，无形之中就会使孩子从小就懂得解决问题至少可以有1001种方法，因而更容易形成“开放性思维”。
改革开放初期，一首首邓丽君演唱的港台歌曲从四面八方流入中国社会，长期听腻了革命歌词、战斗歌曲的中国人，突然间发现人世间还有这么美妙的音乐和歌曲，于是便广为流传，有的人甚至冒着蹲监狱的风险也要“偷听敌台”，就是为了欣赏那美若天仙的“靡靡之音”。倾听邓丽君演唱的港台歌曲这一时尚潮流，无形中助推了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进程。
（七）说
说话不仅对记忆十分重要，而且也有助于深入思考。有时，我们写出的稿子一念便知是否通顺。有些学习到的课堂知识只有自己能够流畅地给其他同学讲出来，才能说明你已经真正搞懂了。
此外，人在讲话时的肢体动作也很重要，它可以起到一种辅助作用，甚至是补充语言所不能完全表达的意思。《具身认知——身体如何影响思维和行为》一书中指出，人们在说话（或演讲）时，如果使用惯用的右手做手势做辅助表达，不仅能够更好地传达说话者（或演讲者）的本意（包括语言无法表达的深层意思），而且也更容易被同是“右撇子”的听众所理解和接受。据说其中一个潜在原因就是在英语中的right，法语中的droit，以及德语中的recht一词，所指的不仅仅是方向，而且作为名词时还具有合法权利和法律权力的含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时，往往会不为（右撇子）大众所接受。
（八）读
具身经济学者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图书的排版格式对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由于中国古代书籍都是竖排版的，所以人们在读书时脑袋要随着眼睛上下移动，在读书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点头，于是就很容易在无意之中认可书中的观点，我称之为“学习型阅读”。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图书大都是横排版的，既有从左到右的，也有从右到左的（据郑也夫先生考证，希腊字母文字的从左往右，影响了拉丁文，从而决定了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书写顺序，包括斯拉夫满足。但是直到今天，阿拉伯文、希伯来文、波斯文、叙利亚文，都是从右往左的书写顺序。参见：郑也夫，《从书写到书法》，敦煌文艺出版社，2025年），所以读书时脑袋要随着眼睛左右转动，因而更容易形成否定性的看法，既所谓“批判性思维”，我称之为“批判性阅读”。
但是，所谓“批判性思维”并不等于上来就“怼”（现在在微信群里常常会看到这种现象，只要看到不符合自己观点的言论，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怼回去。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批判性思维”），而是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有理有据有地进行“批判”。所以，正确的读书方式应当是“学习型阅读”与“批判性阅读”相结合，认为对的地方就学习，认为不对的地方就加以批判。
（九）写
自隋唐以来，中国人要想当官必须经过科举考试。由于科举考试越来越卷，先是拼背书，“四书”“五经”看谁背的好。后来大家把“四书”“五经”都背得滚瓜烂熟了，于是就开始拼书法，拼写作。于是，中国人想要当官就必须从小练字，字迹工工整整。然而这样的人，即使当了官，也大多只会墨守成规，很难有创新思想。而字迹潦草，狂野奔放的人，往往才会勇于创新闹革命，例如毛泽东就是例证之一。
过去的研究大多是从笔迹来推断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认为笔迹是对人心里所思所想的一种投射。但事实上，人在书写或签字时的态度也会反过来影响人的思维和行动。如果一个人在一份合同文件上十分认真、工工整整地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他就很有可能十分重视这份合同文件，并努力遵守合同上约定的各项条款。相反，如果一个人十分潦草地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很有可能他根本就不重视这份合同，只是走走形式，应付了事而已，很难期待他会认真执行合同的相关条款。
众所周知，特朗普的签名与众不同，忽上忽下。其签名风格与其所作所为非常吻合——他的心态就是要折腾，就是要大起大落，就是要反反复复，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解释是——这就是博弈论所讲的“战略性模糊”。但我认为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他的愉悦感，他这种性格的人，就是越折腾越来劲。
图5：特朗普签名
（十）玩
玩不同的游戏同样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众所周知，中国人最喜欢打麻将。而打麻将时，所有参与者几乎都是“看住上家，盯住对家，还要防着下家”——四个人打牌，其中三个人都是对手。相比之下，西方人比较喜欢打桥牌，而打桥牌则需要有合作伙伴的，因而更容易培养合作精神。
又比如，在中国的产业基金圈，过去流行的是喝红酒、打德扑（德州扑克），因为资金来源主要是外资；现在流行的是喝白酒、打掼蛋，因为资金来源变成了以地方政府为主。而打掼蛋与打德扑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打德州扑克时是可以“弃牌”的，因而更容易养成及时止损的思维方式；而打掼蛋则没有“弃牌”这一说，因而无法形成及时止损的思维，必须硬扛到底。
再有，清朝初期，满族八旗子弟必须骑马射箭，并且到草原上去“驯鹰”（要把凶悍的雄鹰训练到收放自如的水平）；但是到了清朝末年，八旗子弟变成了纨绔子弟，只会在北京城的胡同里“遛鸟”了。从“驯鹰”到“遛鸟”，说明了八旗子弟的退化，也反映了大清王朝的衰落。
结语：
如本文开篇所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呈现“离身化”的趋势。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关经济政策的研究也呈现出明显的“离身化”的倾向——一些经济政策的研究者们经常用冰冷的数据、呆板的图表，以及僵化的术语来描述活生生的经济走势和各种经济现象，似乎所有这一切都无关痛痒，与人们的生活毫不相干。这种现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同时也说明“具身经济学”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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