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位列美国“外国敌对势力”第一
2023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 签署《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与往年最大的不同,该法将中国,包括香港与澳门,列为“外国敌对势力”阵营第一位。其后是古巴、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等,俄罗斯退居第五位。这是美国历年发布年度国防授权法的第一次,也是美中关系史上特别是美中建交40多年来的第一次。
早在2019年6月1日,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指出,随着中国持续保持经济和军事的优势,它在短期内寻求取得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指出,中国正在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结合起来,在印太地区寻求一个势力范围,并寻求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的胁迫和侵略遍及全球,但在印太地区最为严重。
“今天,我们不再像苏联那样面临一个主要敌人,而且到目前为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一种新的三国同盟,但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国家公开结盟对抗美国。”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Johnson)2024年7月8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威胁网络。我称之为由中国主导的轴心,由俄罗斯、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甚至古巴的伙伴政权组成。现在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特定的险恶目标,但他们每天早上醒来都在思考如何打倒美国。他们越来越多地利用他们的集体军事、技术和财政资源来相互支持,以各种方式切断我们的贸易路线,窃取我们的技术,伤害我们的军队,颠覆我们的经济。”约翰逊强调,“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威胁”,“国会必须集中精力,用尽一切手段打击中国。”
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MichaelCampbell)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2024年9月18日美国国会作证时说,中国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与中国带来的多方面挑战相比,冷战显得微不足道。中国构成的挑战不仅在军事方面,而是全方位的。”
据报道,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新疆沙漠对美军F-35和F-22战斗机执行攻击演练,它们的模型上有大量烧焦的痕迹,并且美军最新型航母福特号的标靶也被完全摧毁。(美国之音:《中共在新疆沙漠轰炸美军战机与航母模型似为与美军冲突做准备》)
美军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等正在针对美国本土加紧部署前所未有的综合打击能力。北美防空司令部去年5月曾透露,中国战略轰炸机轰-6首次进入美国防空识别区。
同时,美国调整核战略威慑方向。2024年8月20日,白宫表示,拜登总统今年批准的一份秘密的核战略计划并不是针对某个单一国家或威胁做出的回应。但《纽约时报》此前报道说,这项计划重新调整了美国威慑战略的方向,首次聚焦中国核武库的扩大。
显而易见,美中关系目前已进入敌对状态。
“引导中国变化”
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尼克松总统在1967年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解释他未来的策略:”长远来看,我们不能把中国永远排除于世界各国之外…只有中国有所改变,全球才能安全。因此,就影响事件而言,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引导(中国产生)变化。”
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2019年12月12日,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助理秘书大卫·R·史达伟(David R. Stilwell)发表了题为《美中双边关系:历史的教训》的文章,较为全面地回顾了尼克松之后美国历届总统“引导中国变化”的主要贡献。
教育。在文化大革命造成可怕的贫困之后,邓小平强烈希望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在正常化前,邓小平接受了白宫科学顾问弗兰克·普莱斯的来访,他坚持要求媒体立即打电话给卡特总统,要求接收5000名学生。卡特在凌晨3点被电话惊醒,他回答说:"告诉他,让他送十万。”所以他做了。到1987年,不到10年后,确实有1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到2015年,美国约有27万人中国留学生。根据记录,到2019年中国在美国的大学生人数高达37万。
科技。科技是邓小平1979年首次美国之行的一个关键主题,他访问了福特汽车公司、波音公司和美国宇航局。他签署了一项美国对中国科学援助的协议。几十年来,慷慨的技术援助一直是美国的政策重点。甚至在正常化之前,卡特总统就发布了总统第43号指令,指示联邦机构支持中国在教育、能源、农业、空间、地球科学、商业和公共卫生领域的能力建设。不久,在华盛顿特区几乎没有一个机构或办事处没有提供培训和技能的项目,以加强中国政府的能力,扩大贸易,并普遍帮助中国融入全球事务。
里根政府于1983年放松了对华技术出口的管制,再次推进了卡特时代开始的工作。在1984年中国总理赵紫阳访华之前,里根签署了NSDD 120,指示政府"支持中国雄心勃勃的现代化努力,特别是通过我们的技术转让政策。这份机密政策文件指出,美国寻求"一个强大、安全和稳定的中国","能够成为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日益强大的力量"。1986年,里根政府甚至帮助中国在基因工程、自动化、生物技术、激光、空间技术、载人航天、智能机器人和超级计算机方面建立了研究力量。
贸易。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将中国商品的关税降低到提供给朋友和盟国的优惠水平,尽管北京没有达到美国法律规定的这一地位所需的政治和民权标准。为中国创造这种例外将成为美国的惯例。
比尔·克林顿总统上任后就强烈批评了北京的人权记录。他承诺将重新建立中国贸易特权与人权之间的联系,正如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所意味的"最惠国待遇"一样。然而,到1994年年中,克林顿放弃了这种坚持。克林顿开始赞成赋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并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使在人权没有改善的前提下。他接受了一个想法,这是美国对华贸易思想的一部分,它成为教条:如果我们扩大与中国的国际贸易联系,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上自由化,造福于中国人民、人权事业和整个世界。这种观点主导了思维,因为美国在推动北京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大野心的火箭燃料,使中国能够进入全球市场,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和出口大国。没有一项政策措施比这更加强了中国。(克林顿总统是引导中国“变化”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于2000年3月9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关于支持中国加入WTO的演讲中认为,“支持中国‘入世‘,需要站在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上,而非仅仅基于经济利益。”基于此,克林顿指出:“中国究竟是会携世界最大体量的市场之威,成为又一只资本主义的‘小虎’,还是会成为一头威胁亚洲和平稳定的共产主义‘恶龙’?”克林顿满怀信心地说:“‘入世’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商品,中国也将由此同意‘自由经济’——这一民主核心价值观的输入。中国的经济越自由、越市场化,中国人民也将会越自由,中国人民的创造力、想象力,他们无与伦比的企业家精神,也将越容易激发。当每个个体的权利得以保障,当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将会追逐更远的星光。”克林顿还说,“加入世贸组织当然不会在一夜之间给中国带来更加自由的社会形态,也无法保证中国能立马完全遵守国际游戏规则,但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会见证中国会更快、更大程度地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带着这份乐观,美国在21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
和许多其它事情一样,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涉及我们故意忽视中国的不当贸易做法和空洞的承诺。正如蓬佩奥国务卿所说,"我们鼓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其前提是他们承诺进行市场改革,遵守这些组织的规则。很多时候,中国从未坚持到底。
金融。卡特政府利用美国在世界银行的领先地位,为1980年中国加入世界银行扫清了道路。第二年,北京开始接受世界银行的贷款。自那时以来,它已收到约620亿美元的援助,使其成为世界银行支助的世界第二大受益国。美国还与日本等国家合作,将北京引入亚洲开发银行。后者随后向中国提供了400亿美元的交通、能源、水、农业、金融和其他项目贷款。
军事。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同意白宫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一个名为"栗子行动"的联合情报站。它导致更深入的军事和情报合作。1981年,里根总统发布了国家安全决策指令,开辟了中国出售空中、地面、海军和导弹技术的道路。这是建立在卡特1980年授权向中国出售非致命性军事装备的基础上的。1983年,里根的NSDD76授权"和平"核合作,以推动北京的民用核项目。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已同意向中国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鱼雷、反炮兵雷达和其他军事系统和设备。1986年,美中两国宣布了"和平明珠"计划,用先进的导航、雷达和其他电子设备使中国的F-8喷气式战斗机现代化。五角大楼说,"和平明珠"将"改善一个友好国家的安全,而友好国家一直是亚洲和世界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重要力量。
企业。上世纪90年代,美国投行与中国领导人合作,创建了中国移动等国有大型企业,然后通过在纽约和伦敦等地的股票上市筹集资金。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允许他们向美国投资者筹集资金,尽管没有达到基本的监管要求。数百亿美元流入中国国库。
民间社会。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美国也向中国民间社会提供援助。亚洲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与中国官员在经济改革、国际关系和北京自己的海外援助项目上进行了合作。卡特中心于1998年与北京民政部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帮助进行试点村选举。美国律师协会花了20年时间与中国法官、官员和律师合作,进行刑事司法改革、法律培训和打击家庭暴力。海弗国际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更可持续地饲养牲畜。这些努力往往以透明的方式从美国政府获得资金,并符合北京自己的政策。
宽容大屠杀。回想一下小布什政府对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的反应。这里残酷地驳斥了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也意味着政治自由化这一乐观观点。然而,布什总统决定不从根本上重新评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布什总统暂停了新的军售,但决定继续执行许多现有的计划(包括和平明珠,后来被中方终止,而不是美国)。布什总统还反对国会多数议员赞成的经济制裁。"现在是的时候了,"他告诉公众,"超越当前时刻,看看这种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关系的重要和持久的方面。尽管美国政府宣布暂停与中国的高层接触,但布什派遣国家安全顾问前往北京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携带了强调"我们关系回到正轨"重要性的信件。
文章还写道,几十年来,我们容忍了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大多对中国向巴基斯坦、伊朗、朝鲜和其他国家扩散核技术和导弹技术不屑一顾。我们基本上忽略了中国将美国产地的两用技术转用于其军事。我们很少反对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盗版商标商品和无数其他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正如蓬佩奥国务卿所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包容和鼓励中国的崛起,即使这种崛起是以牺牲美国的价值观、西方民主、安全和良好的常识为代价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确实产生了巨大“变化”,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第一大吸引外资国,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连续多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变化与美国的期望背道而驰
然而,中国的巨大变化却与美国人的期望背道而驰。史大伟认为,“近年来,中国对美国、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原则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敌意。”“这是中国领导人的选择。这绝不是美国官员四十年前所希望的或期望的”。
“我们的精英们自从尼克松总统在七十年代与中国建交以来就一直相信一种错误的期望,认为一旦中国变得更加富足,中国经济得到发展后,中国的民主状态将得到相依层面的改进,认为中国越富有,中国就会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变得民主化。而今我们却发现事实是相反的。”特朗普总统竞选团队的CEO班农在日本演讲中说,“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精英们相信通过遵循从二战结束到共产国际解体这期间由美国和盟国建立的国际架构和规则,中国会逐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于是美国花了很大的努力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加入世贸经济组织,以此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而我们在过去二十年内看到的不过是个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
班农在演讲中还说,实际上,中国的领导者根本没打算加入遵循世界国际规则的行里中来,他们有自己的计划,而且他们严格地执行了他们的计划。班农认为,习近平十九大报告指出了中国追求在203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势力,2050年成为主导国家,换而言之就是成为世界的领袖。“今天西方面临的危机就在于,习主席在他发表的3.5小时的讲话中道出了他们未来全球霸权统治的计划,而西方对此根本没有人关注。”(美中时报0933期:《班农日本演讲:解读中共十九大报告》
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改革的步伐已经放缓、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与世界接触的增多并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与以公民为中心的自由开放秩序相接轨。反之,中共选择了利用自由开放的秩序规则,试图重塑有利于自己的国际体系。北京公开承认其试图改造国际秩序并使之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中共不断扩大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迫使各个国家默许,损害了美国的重大利益,也损害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主权和尊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2月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州长协会会议发表的讲话中说,“中国近年来没有像很多人在二战结束后希望的那样转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已经走向相反的方向,即更多不公正的商业行径,国内更多的压迫,军事政策更具侵略性。”(美国之音:蓬佩奥: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全方位的竞争)他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党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中说,“ 我们今天必须承认应在未来数年、数十年引导我们走向的一个无情事实:如果我们想要有自由的二十一世纪,而不是中国的习近平所梦想的中国世纪,与中国盲目挂钩的旧模式已经失败了。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再重回这条路。”“我们必须要先改变我们的人民与我们的伙伴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政权看作是像他国一样的正常国家。”
从“合作伙伴”到“战略竞争者”
基于中共意识形态的变化,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新修正了美中关系的性质与定位:从“战略合作伙伴”改为“战略竞争者”。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这项报告将美国的对外重心从反恐转移到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
所谓“竞争者”,纯属外交辞令,实际上,美国在这个报告中已经将中国开始变为“敌人”。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里奥·迪亚兹-巴拉特(Rep. Mario Diaz-Balart)2024年3月13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明确表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最富有的法西斯独裁国家,为了应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美国要利用一切外交和经济工具,把中国当作一个对美国和世界日益增长的威胁来对待”。
白宫认为,今天的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诸多挑战。
破坏国际体系。《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指出,或许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能从自由开放的区域和国际体系中获益,我们目睹中国数亿人从贫困中崛起,走向日益繁荣和安全。然而,在中国人民渴望自由市场,正义和法治的同时,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利用其利益从内部破坏国际体系。同时侵蚀基于规则的订单的价值观和原则。由于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穆斯林人口居住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该地区认为中国对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的系统虐待,包括普遍的歧视,大规模拘留和失踪,让我们深受关注。中国违反国际规范也延伸到国外。最近,与中国国家安全部联合行动的中国公民被指控进行全球网络盗窃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是针对管理服务提供商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和技术信息。
南海军事化。《报告》说,2018年,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上安装了反舰巡航导弹和远程地对空导弹,违反了中共习近平主席2015年就南沙群岛公开的“中国不打算军事化”的承诺。在空中,人民解放军使用轰炸机,战斗机和侦察机增加了台湾附近的巡逻,向台湾发出信号。中国利用军事存在试图对争议地区进行事实上的控制,并不仅限于中国南海。在中国东海,中国在日本管理的尖阁群岛附近巡逻,海上执法船只和飞机。这些行动危及贸易自由流动,威胁其他国家的主权,破坏地区稳定。这些活动不符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原则。
武统台湾。《报告》写道: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始终强调台湾突发事件的能力。中国从未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持续发展和部署潜在军事行动所需的先进军事能力。解放军现代化也在加强其远离中国边境的能力。例如,解放军正在进行重组,以提高其开展复杂联合作战的能力,并且还在改进其指挥和控制,培训,人员和后勤系统。部署或开发的主要武器系统包括:巡航和弹道导弹系统,现代战斗机和轰炸机,航空母舰,现代舰艇和潜艇,两栖攻击舰,地对空导弹系统,电子战系统,直升机,击中反卫星导弹和自治系统。
争霸印太。《报告》认为,随着中国持续保持经济和军事的优势,它在短期内寻求取得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中国正在投资广泛的军事计划和武器,包括那些旨在改善权力投射的计划和武器; 使其核力量现代化; 并在网络空间,太空和电子战行动等领域开展日益复杂的行动。中国还在开发各种反接入/区域拒绝能力,可用于防止各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开展业务,包括所有国家都可以使用的海上和空中领域。
未履行WTO承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认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政府同意接受WTO的开放市场导向方针,并将这些原则纳入其贸易体系和机构中。 世贸组织成员希望中国继续走经济改革的道路,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转型。然而这些期望并没有实现。 北京没有将基于竞争的贸易和投资的规范和做法内部化,而是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同时有计划地保护国内市场。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大规模的工业产能过剩,扭曲了全球价格,并使中国得以扩大全球市场份额,而其竞争对手却得不到中国政府提供给本国企业的不公平优势。 中国保留了非市场经济结构和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贸易和投资方式。
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白宫贸易政策情况说明》称,多年来,中国推行了一些产业政策以及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其中包括倾销、歧视性非关税壁垒、强制性技术转让、产能过剩以及产业补贴——以支持中国公司,并使很多美国公司不可能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进行竞争。中国的产业政策,例如其“中国制造2025”计划,有损于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公司企业。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征收的关税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中国的平均关税率比美国的平均关税率高将近3倍。一些特定产品甚至更不平衡,例如,美国对中国汽车征收2.5%的关税,而目前中国对来自美国的汽车仍保持25%的关税。中国禁止从美国进口家禽等农产品,切断了美国农牧民让他们的产品进入一个主要市场的途径。中国对销往美国市场的一系列产品进行倾销及不公平地补贴,损害了美国的国内产业。美国与中国的商品贸易多年来一直存在逆差,仅2017年一年的逆差就达3,750亿美元。《说明》指出,中国对知识财产的窃取每年给美国发明创造者造成亿万美元损失,87%在进入美国时被截获的仿造产品来自中国。
美国贸易代表展开的《301条款》调查显示,中国大力推行的四项技术政策,威胁着美国4,400万个技术就业岗位:1. 中国利用外资所有权限制,包括合资要求、产权限制和其它投资限制,要求或强迫美国公司向中国实体转让技术。2. 中国对美国公司的投资和活动施加重大限制和干预,手段包括对技术许可条款的限制。这些限制剥夺了美国技术拥有者就技术转让展开谈判并以市场为基础制定条款的能力。3. 中国指导并帮助中国公司对美国公司和资产进行系统性的投资和收购,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知识产权,并在被中国政府产业规划视为重点的产业生成大规模技术转让。4. 中国从事并支持对美国公司计算机网络的擅自侵入和盗窃。这些行为向中国政府提供了未经授权的渠道,获取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或机密商业信息,包括技术数据、谈判立场、敏感和专有的内部业务沟通,这些行为还支持中国的战略发展目标,包括科技进步、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美中时报0938期:《有关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强硬行动的声明》)
“一带一路”。美国欢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贡献,高质量的发展符合国际最佳实践,但一带一路项目经常操作之外的这些标准和特点是质量差,腐败、环境恶化、缺乏公共监督或社区参与,不透明的贷款,合同产生或加重治理和在宿主国家财政问题。《方针》写道,鉴于北京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杠杆从其他国家获取政治让步或对其他国家实施报复,美国判断,北京将试图将一带一路项目转化为不正当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准入。北京利用威胁和利诱相结合的方式,向政府、精英、企业、智库等施压——往往是以不透明的方式——迫使他们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审查自由言论。 北京限制了与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日本、挪威、菲律宾等国的贸易和旅游,并拘留了加拿大公民,试图干涉这些国家的内部政治和司法程序。2016年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国后,中国政府对途经中国的内陆的蒙古国矿产出口征收新的关税,使蒙古国经济暂时瘫痪。
价值观冲突。《方针》写道:正如习总书记在2017年所说,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通过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全球领导者”。这个体系根植于北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结合了民族主义、一党专政、经济为国家主导、科技发展为国家服务以及个人权利对中共目标的服从。这与美国和许多志同道合的国家的代议制政府、自由企业以及每个人固有的尊严和价值的原则背道而驰。
在国际上,中共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宣传习总书记的全球治理观。然而,北京在国内强迫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的努力,却呈现出了中共领导的“共同体”在实践中的令人不安的景象。 1)反腐运动肃清了政治反对派;2)对博主、活动家和律师进行不公正的起诉;3)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进行算法决定的逮捕;4)对信息、媒体、大学、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审查;5)对公民、企业和组织进行监视和社会信用评分;6)任意拘留、酷刑和虐待被认为是异见者的人。这种治理方式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之一就是北京在新疆的政策,自2017年以来,当局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团体成员关押在再教育营中,许多人在那里忍受着强迫性劳动、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身心的虐待。在这些集中营外,政权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和生物遗传学等新兴技术来监控少数民族的活动,以确保他们效忠于中共。对基督教徒、藏传佛教徒、穆斯林和法轮功成员的广泛宗教迫害,包括拆毁和亵渎礼拜场所、逮捕和平信徒、强迫放弃信仰、禁止按信仰传统养育子女等。
《方针》认为,中国共产党迫使意识形态一致的运动并不仅限于中国边境。北京通过国有电视,印刷,广播和在线组织传播其叙事,而这些组织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都在不断扩散。在媒体之外,中共利用一系列人员在美国和其他开放的民主国家推进其利益。北京经常试图强迫或说服中国公民和其他人进行一系列威胁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破坏学术自由和美国研发企业诚信的恶性行为。
国家安全。北京的军事集结威胁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并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构成了复杂的挑战。北京的军民融合(MCF)战略使解放军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发展和获取先进技术的民间实体,包括国有和私营公司、大学和研究项目。通过不透明的MCF联系,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军民两用技术输入中国的军事研究和发展项目,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压制国内反对派和威胁外国的胁迫能力,包括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中国试图通过不公平的做法来主导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网络安全法》要求企业遵守中国的数据本地化措施,使CCP能够访问外国数据。其他中国法律迫使华为和中兴等公司与中国的安全服务机构合作,即使它们在海外开展业务,也会给外国和使用中国供应商的设备和服务的企业带来安全漏洞。
美国推出新国家安全战略对抗“恶霸四国”
近年来,美国把中国与俄罗斯、伊朗、朝鲜并称为“恶霸四国”(CRINK,China,Russia,Iran,North Korea)或“邪恶轴心” (Axis of Evil)、“动荡轴心”(Axis of Chaos)、“混乱轴心”(Axis of Upheaval)、新“四人帮”(Gang of Four)等,将这四个国家的组合视为一个统一威胁,认为比二战时期的“轴心国”集团更加危险。
“轴心国”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纳粹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三个由独裁者统治的扩张主义国家所组成的联盟,他们在1940年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以“柏林-罗马-东京”的轴心对抗当时的英国、美国等同盟国。2002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GeorgeW. Bush)在国情咨文中曾以“邪恶轴心”一词形容朝鲜、伊朗、伊拉克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近年来,“邪恶轴心”逐渐被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用于形容致力于挑战美国领导的现有世界秩序的中、俄、伊、朝这四个国家。
据美国之音报道,在拜登政府力争对抗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之间日益深化且危险的合作之际,白宫2024年12月11日表示,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批准了一项由多个国家安全机构提出的新的国家安全备忘录,旨在为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提供一个路线图。该文件包括四项广泛的建议:改善美国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加快与盟国分享有关四个对手的信息、调整美国政府对制裁和其他经济工具的使用以实现最大效果,以及加强准备以应对对手同时发生的危机。
多年来,美国一直关注这四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这些国家之间的协调提速了。美国官员注意到,随着俄罗斯在全球变得更加孤立,莫斯科已转向伊朗寻求无人机和导弹。俄罗斯人从朝鲜得到了大炮、导弹,甚至上万名士兵。这些部队前往帮助俄罗斯人试图从库尔斯克地区击退乌克兰军队。与此同时,中国为俄罗斯提供lo了军民两用零部件,帮助莫斯科维持军工基础产业的运转。作为回报,俄罗斯向伊朗派遣了战斗机,并协助德黑兰加强其导弹防御和太空技术。朝鲜从俄罗斯获得了急需的燃料和资金,以帮助建立其制造和军事能力。这些官员还说,俄罗斯“事实上接受了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受益于俄罗斯的专业知识,两国共同努力深化军事技术合作。两国还在北极地区进行联合巡逻。
报道说,拜登总统和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世界观截然不同,但即将上任和即将卸任的政府官员都表示,他们在过渡期间都寻求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进行协调。拜登政府的这个新文件命令美国政府的不同分支重组目前按地区组织的机构,以更好地专注将横跨欧洲和亚洲的四个国家联系起来的问题。
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众议员罗伯·惠特曼(RobWittman)曾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举办一个讨论会上表示,世界在1938年和1939年见证了“邪恶轴心(轴心国)”的出现,而今天世界处在“同样的十字路口。”地球上大多数国家都和美国有相同的信仰,这与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和一些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信仰背道而驰。“他们信仰的东西非常不同,不支持规则和法律,不重视人权,不珍惜他们拥有的资源,想剥削其他人,”他说。
美国政府官员们表示,未来的挑战包括确保对这四个国家实施的任何制裁和出口管制都以协调的方式实施,不会冒有受到这些国家反击的风险,并使美国能够更好地处理涉及这几个国家的同步危机。(美国之音:《美推出新国家安全战略对抗“恶霸四国”,为新政府提供路线图》)
(本文系文澜江著《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转型》的引论,该书由美中时报出版社出版,亚马逊网销售)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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