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张性是在历史的连续中，保守与激进拉抻形成的、有方向的线性发展过程。这种线性不是直线，其中充满着局部非线性现象，其纵向有弯曲、断裂；横向有民族的、地缘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等。在这个进程中，作为精神现象的一种思想体系，以学术的原创性及其在现实中延续的生命力之张性与历史本身发展的规律是统一的。本文试以孔子的历史哲学思想，回观春秋战国这一特定发展阶段的儒学，探讨眼下后现代状况中的马克思学说与人类的命运与前景。
一
孔子曾在鲁国一度官至掌管司法刑律的大司寇，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却倾注于思想教育与学术著述。他一生“弟子盖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晚年修订六经，辑录《诗》、撰《春秋》，还曾多次亲身就教于老子，为《易经》著传，涉猎人文领域方方面面。孔子在《论语.·述而》篇开宗明义表示自己的治学方向与方法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此有很多解读，在我看来，这是孔子对其历史研究方法论之言简意赅的概括。从中国训诂学与西方解释学来看，这种方法要求将所掌握的历史事实（史实），纳入可供阅读、阐释的文本（史料）范畴，在占有这些资源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得出可信、肯綮之史识与史评（述）。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这种研读历史文献最基本的方法论法则就是“述而不作”。马克思当时面对的主要是德国哲学与英国经济学。孔子当时专注的主要是《诗经》《易经》，还有成书略早的《尚书》《左传》等文史典籍，并对《诗经》《尚书》做过编纂、整理的工作。孔子之“好古”并不是为古而古，，他没有学究式钻故纸堆的兴趣，他的历史研究中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理想，严格讲究史实、史料、史识的真理性（信），达到将古论今，以史为鉴，经世致用。
历史的线性决定于陈陈相因的因果链关系，如人类私有财产的产生源于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剩余物资。历史线性的方向性即这种连续性所导向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历史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下一个阶段科学技术生产力必定超过前一阶段，由此带来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一系列相应的变化。无论何种历史观都不可能取消大量考古研究实证的这个成果。从遥远的石器时代到当下飞速发展的AI时代，人类文明的每一步都是这种线性的实现。在历史的宏大大叙事线性后面存在着大量纵横的非线性关系，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特别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找不出彼此之间必然的线性因果链。如普里高津科学哲学所谓的“混沌”（《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所谓“蝴蝶效应”，亚马逊雨林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在几周后导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从历史哲学来看，混沌效应就是因果链的缺失，大量错综复杂的非线性偶然事件，将历史的线性脉络切割得模糊不清。正是这种碎片化的偶然小叙事的存在，带来人文学界对历史连续性、方向性批判和否定之思潮。如后现代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以及美国的新历史主义等把史学的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实践，如训诫与惩罚、精神病患现象，甚至巴厘岛上的斗鸡等小叙事。诚然，没有这些非线性因素就不成其为历史，然而，大叙事中仍然维系着无数短小的线性关系也属因果关系。如我国秦代因为北方匈奴的入侵骚扰，才有了万里长城的修建；因为宫廷中的权力斗争，才有了曹植的七步绝唱……漫长的中世纪封建社会在生产力上停滞不前，科学技术没有突破性的进步，在文化上却有着大量辉煌的创造。西方有了米兰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天鹅古堡、《神曲》等。中国有了汉乐府、李白、杜甫、故宫、颐和园……《红楼梦》出现在封建社会没落之时。宫闱、家院、坊间、街巷所谓外史、稗史、野史中充满感人肺腑的故事。也正因为中世纪世界各地仍然创造出大量的辉煌文化，近年有些人文学者否定封建主义对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扬言“中世纪并不黑暗”。这股思潮有着更深的根源，20世纪中期，欧洲形成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70年代“后（新）马克思主义”及形形色色后现代流派相接（可通称“后学”），以激进姿态批判“启蒙-解放”叙事之现代性，焦点指向所谓“工具理性”（或称“技术理性”），将其与众不同无余。究其源头乃来自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的批判，就像美国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生动表现的那样，控诉资本主义大生产使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性成为机器的一个部分，显然是伸张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把异化问题放在不同的语境来看，马克思与后学是有本质分歧的。马克思的并不否定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革命性解放，也就是认定现代性为历史的巨大进步。这一理念被后学指责为“西方中心论”，从以人为本转而解构“人的观念”也就是放弃了人道主义。早期资本原始积累时代展开的，丛林法则把人性扭曲为兽性。马克思的批判针对的正是这一时期强盗资本主义嗜血的本性。而到60—70年代后的晚期，资本正走在自身否定的路上，人权，包括劳动者权益在法律与道德层面上得到越来越充分的的保障，这种激进性反科学技术现代性，对人道主义的解构，却只能导致倒退到前现代。近年甚至“祖赋人权”之“血缘理性”也登堂入室，为封建宗法特权世袭制招魂。后学的这一政治哲学与其去线性的历史哲学是紧密关联的，激进到了极端就跟相反极端之保守连接起来。
然而，非线性因素也属于历史的必然，不是理论上要不要的问题，从辩证法抽象来看，没有非线性就无所谓线性，不存在偶然就没有必然，反之亦然。恩格斯曾以平行四边形对角线原理比喻历史发展中个体意志与历史走向的关系。平行四边形的四条边恰似相互冲突的“分力”，对角线就是其“合力”，乃所有分力相互作用后产生的最终路径。蝴蝶与龙卷风，都不过是无数平行四边形相隔甚远的长短边或对角线……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相当于历史线性的指向，其四条不同方向的边为非线性关系。而不同方向的对角线又可构成更多组平行四边形。由此可见，线性与非线性、因果性与非因果性都有亦此亦彼之关系。在宏观历史层面最终形成一条具有必然走向的线性脉络，在于恩格斯所强调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现实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的，但由经济决定的政治、文化等也对经济起着作用。
二
保守和激进乃是这条行进线路上的向着两个相反方向驱动的张力。一般来看，保守笼统地被认为是维持现有社会秩序不变甚至倒退的、与历史前进方向相反的政治主张与社会思潮，当这种倾向成为阻挡历史前进的黑暗力量的话，那么进步就要再次通过启蒙拨开阴霾为未来寻找光明的出路，推动历史继续往前、导引社会向上发展。激进并不简单表现为情绪化姿态，而是对于变革现实的一种极端激烈的进步主义倾向。
这种张力关系在孔子的儒家学说中，首先是《礼记礼运》篇中人们耳熟能详的两段文字，被分别描述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这两种社会形态的差异以“大同”与“小康”概括，说白了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对立。这正是马克思学说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如果要问从“大同”到“小康”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呢？这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史前的原始社会的公社制到奴隶社会的私有制，封建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大大小小社会转型之中都会有保守与进步的张性。今天作为后马克思时代，在中国的左派与右派、美欧的保守派与民主派进步主义之间的争斗无不是历史张性的持续。
如果我们把道德哲学引入这种历史哲学，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前端设定为整个人类善良意志所指的方向，那么其另一端则代表着与善相对立的人性之恶。那么诡异就来了，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反人类善良意志的“恶”恰恰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视为“恶”的东西，这些“恶”恰恰成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杠杆。比如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化进程中，16~18世纪的“圈地运动”就是典型。丛林竞争的法则在自然界作为生物进化的驱动力，属无所谓善恶的中性现象。而当这一法则推移到人类社会历史中，便成为了带有道德争议的问题，弱肉强食作为恶像杠杆一样，淘汰落后生产力，驱动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社会变革，推动着历史前进。
这恰好可以和我们刚才聊的混沌理论做一个有趣的对照。《礼记·礼运》中对大同的描述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在这段关于理想社会的叙事中，“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自然物质资源不可随意弃置，但也不必据为己有；劳作由众人完成，但不只为自身谋利）”，这一条目似乎与经济议题有所关联，其余内容则多关乎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
再看“小康”社会之描述：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
这段文字中“货力为己”与“立田里”涉及财产与劳力的私有以及田产的占有与分配，属经济范畴。其余内容则涵盖从家庭伦理到国家社会政治道德的诸多层面，涉及礼制与法治等维度。其核心理念可归纳为私有、世袭、等级，而由此引发的后果便是权谋滋生与战乱频仍。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代表“大同”的公天下理念已经消逝，天下成为家族私产，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从大同到小康两段文字的对照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一）大同所描绘的是一种政治、经济与伦理相协调，个体、家族与群体相统一的理想化道德社会形态，其核心理念在于人心本善。
（二）小康的核心是私有、家族、等级、法治，权力斗争，虽然这种客观的事实描述并不带有贬义，但战争仍然隐含着一种人性恶。
（三）从大同到小康是历史的必然，前者是儒家憧憬却从未实现的远古状态之理想化描绘，后者是当下正在推进的切实可行的现实。
（四）小康社会并不唯恶是从：仁、义、信、让，这一切纳入“六君子”执掌的礼制与法治规范之下。
（五）大道之行到大道既隐，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包含着保守与进步的张性，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正是在这种张力之间形成的。其中缺失的经济学基础恰恰构成孔子与马克思学说的最重要的区别，我们先来说孔子。早在1925年，郭沫若就在杂文《马克斯（思）进文庙》中设计了马克思与孔子的跨越时空对话，语涉“大同”与共产主义之异同。孔子向往的大同是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上，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则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之上，并遵循道德理想实现之价值规律。
三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归结为儒家的“仁学”与“礼学”。仁学的内涵极其广泛而丰富，孔子以对人类性的高度自觉意识坚守“仁者爱人”之信念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行为准则。仁归属意识形态范畴，礼则相当于上层建筑。以仁、礼为根基，大同社会的状况为其最高政治道德理想。尧舜治下的上古原始公社时代作为大同的模型，历经夏商西周奴隶制王朝阶段后，进入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关键阶段，战国时期最终完成了封建制度的确立。经济基础在这一漫长动荡的历史时代发生着剧烈的变动，孔子所焦虑的是“礼崩乐坏”导致小康时代的道德滑坡，一心一意“复周礼”“克己复礼”。在他看来，《诗经周颂》所讴歌的西周社会的礼制是对大同社会政治道德的良好传承，这构成了他政治道德理想主义的保守倾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不懂得正是在人们经济利益的角逐、争斗中发生着的“化公为私”之社会转型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发展。身处私有制社会，一个人完全不考虑经济利益是不可能的，孔子与他的追随者概莫能外，“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然而，道德至上对孔子是不可动摇的，故“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取财有道”，“不以道取之，不处也”，当然这些大道理都不过是道德立场的呈现，没有在学术上展开，“君子不器”表明他没有生产力进步的概念。道德至上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脱钩，形成了孔子学说在保守与进步之间的游离与张力。
“爱”本身就包含着进步与保守之相反倾向，后世儒学的反对者对“仁爱”批判的火力之一为“孝悌”。《论语》中论及孝与悌计有约12处。《论语 学而》中有段话广为流传：“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个话是孔子的学生有子说的，这种孝悌理念传达了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入则孝，出则悌”作为仁之本。天下为公，博大的爱应该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孔子以“泛爱众，而亲仁”扩充了有子所说的孝悌理念。这里需要特别辨析的是，有子对“犯上作乱”行为未加分析而笼统予以否定。撇开宫廷内斗，从对自下而上对暴政的反抗而言，这种观念显然是儒家保守性的彰显，孔子似乎对此未置可否。对这种保守性当从当时鲁国的政治状况以及后世的影响加以辨析。
孔子是鲁国人，出生地是山东曲阜，他一生主要的学术与教育经历是在此展开的，当时周文王之子周公旦受封的领地正是曲阜。周公极其重视其父从上古尧舜夏商传承的礼乐典章制度，王室珍藏了当时罕见的《易》《象》等经籍。孔子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整理《诗》《书》《春秋》等文献，展开他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鲁乃儒学发源地，后世的考古发现不断证实了这一史实。《左传·昭公二年》概括道：“周礼尽在鲁……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而鲁国宫廷内部仍有权力倾轧和争斗，鲁庄公死后其弟庆父为了争夺王位，犯上作乱，先后杀死了两位鲁国国君，导致鲁国陷入持续的内乱，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故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所以有子对犯上作乱的否定的保守倾向实际上是对周礼的维护，这与孔子“信而好古”“克己复礼”的理念并不相悖。
从大同到小康的转型不是像快刀斩乱麻那样断开的，即使进入小康社会的政治局面也有值得肯定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对小康时代诸多政治领袖礼治受到的赞扬也是以大同时代遗留的政治道德为标准的，孔子把家庭伦理道德与政治意识形态统一为仁与礼，都是从夏商周古代传下来的礼制，“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但孔子并非一个盲目无原则的和平主义者，身处于“春秋无义战”的时代以及传承周礼的鲁国他主张维持免于犯上作乱之和谐局面，对于为正义的斗争他是肯定的。在内部他强调“举直挫枉”以使“不仁者远”，对于历史，他认为商汤灭夏、周武王灭商之“汤武革命”之所以是伟大的，因为既是顺应民心也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革卦·彖传》）。儒家的这种“向后看”的保守性与历史变革的进步性统一于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纲。这也就是大道了吧？如果要对所谓“大道”追问一个“为什么”：大道为何，大道何为？因何而行，因何而隐？孔子似乎也说不清道不明，所以“朝闻道夕死，可也”。如此看来，“道不同不相与谋”便成了问题，革命当然属大道，然而青铜时代转型为铁器时代是否大道之行？这是在孔子考虑与言说之外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马克思的学说问世方得以彻底解决。
先秦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封建制度巩固与完善的漫长时期，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东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折腾，千百年来孔子缔造的儒学在保守与激进张力之间统一的生命力被阉割殆尽，与其原创性的时代精神及历史状况割裂，其仁、礼、义、智、道等基本范畴都被扭曲，与神权、君权、夫权结合，成为顽固维护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严重阻碍着中国历史发展，使中国社会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世界。
三
保守与进步之间有着非线性之复杂关系，缓进、稳健、改良与革命、激进、颠覆之间在对峙中互动，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社会起着不同的作用。法国因塞纳河两岸居民群落财富与文化差异，大革命期间又以温和与激烈两派政治倾向在国民议会上分列于两侧席位，从此左右两派代表保守与进步延及世界各地。
任何时代与地域都有对古代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保护问题，由于文化良莠不齐发生着保守与激进的掣肘。进入阶级社会后，在丛林法则余响之中追求进步的人类并未放弃对“普世价值”的理想。大同之道作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仍然深藏在人们的记忆中，这种怀旧情结呈现之保守倾向并未断绝与进步的价值维系。
在西方，古代希腊时期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在神话史诗与造型艺术中，以“人作为万物的尺度”为主旋律创造出大量上古时代神人一体化的高大的英雄形象。艺术中的神作为自然力的象征生动映射出人的性格。这种美学理想打造出一个以人为轴心的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罗马帝国衰落后，随着基督教的诞生与变质，人本主义渐渐为神本主义替代，君权神授的皇权压倒了人权，欧洲步入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停滞教权合一的封建时代。进入14-15世纪之后，人性渐渐再度觉醒，意大利率先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是一场以回到希腊人文精神为依托的再现欧洲古代文明的文化革新运动。返古的保守形式推动着轰轰烈烈的进步发展。文艺复兴的成果影响着法国的启蒙主义。在启蒙运动中也有形似倒退保守的口号如卢梭的“回到自然”，以及与之相关的把国家作为人的本质异化的产物。其根本的革命性在于“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召唤着人性在神权压迫下的解放。这种精神与中国诸子时代的大同主义同样指向人类共同追求的普遍价值。启蒙主义同时在欧洲孕育了从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试验，到19世纪英国欧文、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等一批被称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们进行的试验之所以为“空想”乃带有返回古代大同的政治倾向，以对阶级社会的道德批判无视生产力等经济因素对历史的决定作用，激进寓于保守之中。而这一时期历史已步入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时代，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发明创造了人类过去数百年未有之生产力，种种乌托邦的构想结合人文社会科学的飞跃，在德国哲学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共同推动下，马克思恩格斯与一批思想家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剥削阶级不可避免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中被推翻，资本主义高度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天下为公、没有人剥削压迫人的大同社会。那一时期马克思的学说振聋发聩，像幽灵一样徘徊于欧洲，紧接着工人阶级与中小资产阶级及市民群体在世纪中期掀起了反对大资产阶级的风潮，于1848年在巴黎的街头暴动达到高潮。然而这场运动很快于19世纪50年代失败而跌入低谷。此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反思这一时期自下而上的武装斗争运动，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并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认识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仍然能够通过生产关系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同时期一个能代表更先进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出现，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告别暴力革命后，马克思还通过对人类学著作的阅读研究，做了大量摘录、批注与笔记。他注意到摩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通过对世界各地原始部落的资料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摩根以生产力、政治、文化等线索，以私有制与家庭、国家的出现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低级到高级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马克思还通过对俄国人类学家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等著作研究了关于俄国公社制度以及印度农村公社制，发现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注意到人类历史从大同到小康的线性发展中局部非单线的因素。这些未公开发表的素材，后来为恩格斯系统整理完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认识到当生产力高度发展将导致私有制和阶级消失，国家失去存在意义，指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历史将从原始公社低级形态的“大同”，经过不可避免的“小康”，最终上升为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高级社会发展阶段，更为高级管理方式将替代原有“国家”模式。这样，超越政治道德之善与私有制以恶为杠杆对生产力的推动的悖谬，使回归原始“大同”的保守性及“小康”之进步，在宏观历史中统一为寓于大量非线性偶然中必然的线性。马克思将经济学与人类学究成果纳入《资本论》第三卷有关资本通过股份制之集体所有制形式对自身私有制之否定，放弃了无产阶级执政的过渡时期，最终以“合乎人这个称号”的生产效率“缩短劳动日”取得自由时间，摆脱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与分工对人的异化，“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马克思逝世后，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被列宁等共产党的领导人继承并在20世纪的现实斗争中实践。1963年以来，中共中央围绕着以上有关的问题与苏联共产党中央发生激烈论战，连续发表九篇《评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公开信》，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被中共认为是“辨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试金石与分水岭”。苏共以此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党，其中央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分子。中苏两党的破裂引起共产国际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分为两派。论战中被引用最多之强有力的证据是马克思于1852年3月5日写给德国社会主义者魏克迈的信，马克思写道：
“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封信为后来的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武装革命运动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旗帜。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高度评价这封信，指出在国家问题上它清晰地划分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学说的根本界限。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无产阶级专政被表达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及至当下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重新审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澄清诸多混乱。马克思中后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肯定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从外部推翻的，这就与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发生了不可两立的矛盾。马克思在1857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一方面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存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然而他在同时列举，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瑞士已经实现了普选权、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国民军，以这种现实的先进性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脱离普鲁士王国的落后现状所制订的哥达纲领之空洞。同一篇文章两处的表述正反映了马克思这一时期矛盾的思想状况，此后陆续写成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再也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在后期的《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提出了资本通过股份制作为集体所有制的形式走向“自身否定”，表明他已彻底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在大致同一时期马克思在阅读有关人类学著作的笔记上，试图从古代社会的最初形态上寻找历史出口。无产阶级专政的提出与放弃不是偶然的，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及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问题在于马克思废弃此说百多年后，它还在发酵。苏东集团转向之后直到眼下，它还在借尸还魂，祸害着后世。自从人类社会阶级分化以来，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从经济向政治、文化各领域衍射，保守与激进的斗争莫不与此有关。但在极左的激进派那里，阶级斗争被毛泽东无限夸大为，“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以及“这世界只有枪杆子才能改造”之唯暴力论等等。这一套魔咒在文革中被张春桥总结为“无产阶级专政与继续革命的理论”，被林彪追捧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与顶峰”。
马克思是一位引导人类走出千年迷雾的伟大的导师，“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真理是要经过实践检验的。俄国曾追随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革命家普列汉诺夫到晚年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将演变为一党专政、领袖专政”。这一预言已为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充分证实。毛泽东1973年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把孔子打为“复辟狂”。孔子所“复周礼”是对尧舜仁政的传承，而毛相反紧紧抱着不放的“人民民主专政”却是对秦始皇的暴政的复辟（“百代都行秦政法，莫从子厚返文王”，自毛泽东1973年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58年的大跃进害死了三千余万人，加之历次极“左”的政治运动导致约六千万国人死于非命。长期极左的激进主义通过洗脑对整个社会乃至世界产生的公害至今未泯。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无产阶级专政。1989年夏，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保住他们一党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悍然动用国防军血腥镇压北京学生与市民反腐败的民主爱国运动。
当下那些声称“社会主义”一党执政国家的最高权力，无不由一批又一批宗族血统纽带维系享受特权的利益集团权贵寡头所把持。这些极少数统治者垄断生产要素资源和社会财富，把工农劳动阶级与全体人民作为盘剥压榨的对象（韭菜、人矿），骑在他们的头上，疯狂地、不择手段地攫取着社会财富。早年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乌托邦已从一种理想主义转化为政治左派进步主义的弥天大谎。他们口口声声扬言的“发展、进步”实质上是彻底的向封建王权世袭倒退的保守主义，当今的世界仍在彰显这一走势。
四
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轮流执政至今已有百多年历史。党争时缓时急，在百年剧变的眼下已进入相互颠覆之恶斗阶段。以保守与激进的历史张性来看，美国两党常有角色互换情形。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激烈主张废奴制呼吁解放黑奴的总统林肯所属的辉格党正是眼下作为保守派的共和党，而当下被扣上了政治不正确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帽子。当时顽固维护蓄奴制主要代表的民主党，眼下却成了保护以黑人为主的少数族裔的“政治正确”进步势力。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曾力挺的三K党属疯狂迫害黑人的极右势力。而同为民主党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却成为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卓越领导人。
纵观当下美国两党之争的主要轴心之一，民主党主张的所谓“大政府”之“大”，不正是那些顶着社会主义名义，以举国之力“高效率”办大事的极权政治么？其“大事”之大，莫过于如当年要“赶美超英”提前实现共产主义、“救全球2／３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这些大事与美国民主党正在通过大政府以高税收高福利劫富济贫，并解救被驱赶的非法移民以增加选票，不是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处吗？只是在美国，民主党左派受到共和党的挑战不可能实现一党执政的极权政治。而大政府的理念已经越来越放大为极左的全球主义。诚然，美国的政治左翼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对普世价值的否定，与右翼与对于自由平等共同的价值观上尚有共识。然而共和党把这些作为终极目标的价值落实在现实的程序上，如在法律上保障平等人权；而民主党激进左派急于达成他们所要的终极平等，主张在眼下立即抹去所有群体差异，不仅在贫富与政治上的等级差异，取消种族、肤色、男女性别上的自然区分，甚至置法律于不顾，“宽容”非法移民以及刑事犯罪，这种不是以真理而是以强制张扬的“政治正确”本质上就是毛泽东的“无法无天”的“政治为纲，纲举目张”。在乌托邦这一点上“白左”与“黄左”也都有的假大空特点，所差仅在表现形式与程度上，在本质上是整合的。
民主国家的左右两派在竞争中的角色互换形成各自在具体施政上的利弊，起着相互批评与监督的互补作用。二战期间世界各国左派在反法西斯纳粹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此后从反殖民主义渐渐走向极端民族主义，与宗教恐怖主义合流威胁世界安全与和平。而20世纪较长的一段时期左的势力成为主要危害，60年代，声势浩大的左派运动席卷欧美影响整个世界，动荡平息后左派思潮从广场转入书斋，形成“后学”之极左思潮，承袭着60年代激进运动的锋芒，以泛文化批评、新颖的文风吸引着追逐新潮的一代知识群体。在实际运动中，由于左翼知识精英善于利用理想主义把他们的乌托邦涂抹上高深晦涩的后现代色彩，迷惑为正义感盲目冲动的知识群体特别是青年一代。美国许多名校对有色人种破格优先录取之招生制度，使得极左分子在美国及欧洲大学中占据多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官派留学、访学人员涌入欧美大学，成为中共“党校”，有访学归来者撰文戏称，哈佛大学的“红色校旗已变为绛紫色”。在极左“政治正确”的极端民族主义煽动下，2020年代美国掀起的“黑命贵”及“安提法”运动，一些欧洲国家民众不顾真相，高举伪人道主义旗帜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哈马斯恐怖主义打击等。美国有些极端的左派领头人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纲领。超越民主、共和两党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批评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和伊朗战争都是在谎言的基础上发动的。2026年上台的纽约现任市长曼达尼就是一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所支持的三名极左翼极端份子也在民主党内当选。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带有国际性质，在全球网络时代极左思潮更不会受国界限制，据媒体披露，美国一位富豪辛格姆和太太埃文斯2017年以来长期居住在中国，一直致力支持美国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中国为基地透过其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并以网络媒体向全球推广社会主义。有人主张建立“世界政府”以解决地缘政治的种种问题，然而目前的联合国及下设的安理会等机构常为某些极权政治控制多数选票，多党制民主国家的某些正当提案往往遭到否决……“世界政府”只是某些幻想家的空中楼阁。
与极左派对峙的美国共和党保守派恪守基督教的信仰与世俗传统的价值观，与极左翼的自由理念不同在于持枪、移民、堕胎等问题上坚决维护美国宪法。极左势力常常漠视法律，甚至在种种激进运动中纵容暴徒搞打砸抢等非法行为。某些极左分子承接暴力至上基因，不惜与伊斯兰恐怖主义互通款曲，形成世界性邪恶轴心的帮凶。
2026年美国拘捕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随之而来对伊朗发动战争，在此期间，川普于6月25-27日连续发文宣称共产主义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以来所面临之最严重的威胁。据埃隆马斯克统计，20世纪约1亿人被共产主义夺走了生命。据《华盛顿时报》的报道，美国中情局正在准备一份年底前提交给国会的报告，将披露中国国家最高层政要家庭私有财富达10多万亿元的细节，并指证这些财产与利用权力贪污腐败有关，妄图公诸于众以彻底颠覆其执政的合法性。
2026 年美国国会参议院一致通过将中共定为犯罪组织。
在新的历史格局中，当前世界保守与激进之间的紧张关系进入“有你无我”势不两立阶段。舆论一片惊呼：美国被撕裂了，衰败了，自由女神倒塌了……我们不妨设想，美国两党公开的争斗，代之以大会上高呼“空前团结”，暗箱里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权力争夺，一旦共和党掐死了民主党，或民主党上台取缔共和党，美国与今天的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还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么？
毛泽东在1966年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陈独秀1927年所写《国民党四字经》中的句子。1957年，他还在《人民日报》社论《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
对一党制行不通毛泽东明白得很，但他还是抱着秦始皇不放。古今中外没有一个独裁者自动放弃权力的，人类历史就是这样。直到深明大义的蒋经国晚年才真正悟出“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的道理”，在台湾解除党禁，在中国首次实现废除一党制的伟大创举。
然而，共产党建政以后，从1953年到1956年，毛泽东发动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期间他批判了步子太慢的“小脚女人”，接着进入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线，其间批评了周恩来的保守说他“离右派只差50米”……结果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酿成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导致无数人吃人的惨剧。1957年把几十万民主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毛泽东从“这个世界只有枪杆子才能改造”，在“一天等于20年”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口号下使中国历史倒退几十年，1960年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影响到欧美及日本的激进的左派运动，直到恐怖主义收场。1943年7月4 日，中共《新华日报》发表唐徴的文章《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写道：“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一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打下了根基。167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希望”。
83年后2026年7月4日，如果把这篇文章把中的数字167改为250，人们会以为它是现在写的。文章还写道：“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毛泽东当时没有反对这篇文章的这个说法，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强烈抨击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共产主义”是这样的一个能指（Signifier）没有的，其中嵌入的所指（Signified）可以是马克思所说“自由人联合体”，也可以是囚徒的牢笼。语言学上的指代功能已经全然消失，当我们口头或书面上使用这个字的时候，不知道它所指代的真实意义，用各自心造的幻影描绘它，或向往，或憎恨。而我们心里想着这个字的原创意义时，却不知怎样把它说出来和写下来。所以我们无法评价川普的这番话，同样无法评论川普的反共宣言。让我们绕开语言学，回到历史哲学。
克罗齐的“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世界历史的线性来看当下，右翼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所维护的私有制度不正是马克思当年认定的资产阶级仍然代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力的继续，而左翼颠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正确”不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放弃的路径吗？
IT产业带来的知识经济产生了一个新兴的世界资本阶层，高新科技的开发者，也就是IT产业的领军人物，美国硅谷的科技精英群体所谓“超富阶层”。从洛克菲勒当年宣称他的“财富属于上帝，自己只是代管者”，到比尔盖茨手按书桌上的《资本论》宣告将全部遗产捐助社会，以及马斯克睡在办公室地板上声讨共产主义犯下的罪恶……无论怎样，这一阶层与早期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的野蛮本性有着全然不同的特色。作为新时代独领风骚的群体，他们以先进科学技术生产力的代表分别与世界保守与激进两派政要结合，形成强大的意识形态生产力，加之各自与金融资本的紧密关系在给历史的发展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曾几何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声浩气凌云、震耳欲聋，如今的全球村中似乎“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正如共产主义这些能指都相应失去语言学上所指：只是一个声与形的空壳，因为它们诞生的语境发生了“反者，道之动”的改变，当下的资产阶级怎么能与三四百年前的资产阶级一样呢？川普在其推文中挖苦左派所说“免费的租金，免费的房子，免费的食物反正从今往后一切都是免费的”或许正在悄然走来，马斯克近年扬言，10年后金钱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这不就是“各取所需”么？马斯克从民主党左派转为保守派，在他身上隐含着左右两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契机。
人工智能的开发与推广运用，生产效率的飞跃大大解放了人力负担，当下，已经统计利用自动化生产，一个人的劳动可以养活200人，于是年假、节假、产假都增加了日期，有些地方已经实行每周3个休息日。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日的缩短”为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方向，当越来越少的劳动时间足以满足越来越多人的生存需求时，川普这些反话就将成为现实。这正是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的设想的蓝图。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说：
“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自由时间……他就连一个载重的牲口还不如。他身体疲惫，精神麻木，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而如果我想使上午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打自由王国的自由根本上是个体时间会使往后一切都是免费的”，不必把大量时间花在挣房租和填饱肚子上……不正是自由时间的赢得么？然而，世界上还有“时间贫困”，2025年世界各国平均工作时间时长为1736个小时，中国比之高出750小时……对此我们只能无语。
人，无论在还是个体上，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时间的存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认为人的存在是“向死而生”的时间性存在。一个人有多少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就意味着他有多少自由。我们曾经担心，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时，人们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会不会去干坏事……自由时间不是使人成为废物，而是成为自由人。
据说川普每天只睡4小时，除了打一会儿高尔夫之外，时间都花在惮精竭虑思考在国内如何振兴制造业增长就业率来抵制懒汉、寄生虫，“使美国再次伟大”；同时还要应对伊朗、古巴等和恐怖主义等等。他能够如此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表明他不是“生产财富的机器”。川普的驱动力是使“美国再次伟大”，他在两次执政中，面对极左，八方受敌，遭受谣言、诽谤围攻，官司缠身。二次当选以来连反左的自由知识精英也猛烈抨击他，已是遍体鳞伤，还时时防范伊朗与国内极端分子密谋暗杀……
1943年7月4 日，唐徴的文章所说之美国作为“世界的希望”。那些至今让“人矿”每天干10多小时活，“连一个载重的牲口还不如”的执政者，声言他们“忠于老祖宗”，富可敌国的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理人……
在7.4庆典演讲中，川普要求美国人在“卡尔马克思与爱国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两者有没有可能亦此亦彼呢？在这个意义上，激进派离它更近，保守派离它更远，或者相反，在这一点上川普与许多人所憎恶的卡尔马克思是极左派虚构的冒牌货。
保守与激进会不会两极相遇，最终大道之行走到一块儿去呢？大同与小康能够兼容共处么？想来这些都是乌托邦，只有历史会给出唯一正确的答案……此刻，注视中东、欧洲的战事，印太-西太平洋的以及各国内部的派系权力剧斗，身处“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之危境，人类遭受的是新的生命在分娩阵痛中的惊喜，还是在炼狱门前的恐惧呢？我们真能活到150岁见证新生婴儿的出世吗？人工智能真能治愈百病带来长生不老吗？
这些问题等着看，走着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