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题为《1500万封口费、16斤举报信，罗帅宇事件才刚刚开始》的网文在朋友圈热传，把去年罗帅宇事件再次推到公众面前，引发舆论进一步讨论：如何避免罗帅宇悲剧重演？。
罗帅宇（1996年—2024年5月8日），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实习医生。2024年5月8日，罗帅宇在医院住宿楼坠亡，警方认定为自杀。家属整理遗物时发现其电脑中存有大量疑似举报刘翔峰及医院医疗腐败的材料。刘翔峰是湘雅二医院创伤中心原副主任医师，因涉嫌严重违法，于2022年8月接受长沙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2024年10月3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罗帅宇家属提供的材料包括1份报案材料、50份器官捐献资料、6段录音转换的文字材料共1281页。听闻消息，医院立马就慌了，他们当即提出要用1500万买回材料，想要平息此事，但遭到了罗帅宇爸妈的拒绝，他们铁了心要曝光这些事情，还自己儿子一个公道。但罗帅宇悲剧发生后，相关讨论很快在网络上被压制，真相迟迟未明。
罗帅宇的死，不只是一个医务人员的沉痛命运，更是对中国公共制度，特别是对“说真话的人如何被对待”的一次严厉拷问。他的遭遇与结局，正呼唤我们建立制度性保障机制，让每一个敢于揭露问题、推动社会改进的人，都能被保护、被尊重，而不是被噤声、被牺牲。
因此，我们呼吁全国人大尽快出台“罗帅宇·吹哨人保护法”，为罗帅宇，也为将来每一个“抱薪者”，筑起生命与尊严的防火墙。
罗帅宇不是个例，中国曾多次出现“抱薪者被噤声”的悲剧
罗帅宇的悲剧令人痛惜，但并不孤立。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曾多次发生因说真话而遭报复，甚至遭遇极端后果的“吹哨人”事件。
李文亮事件（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初期，李文亮医生因在微信群中提醒同事注意“类似SARS的病毒”而被公安“训诫”，后因感染新冠不幸去世。社会舆论曾广泛呼吁“言者无罪”，但有关制度改革呼声最终未能真正落地。
蒋彦永事件（2003年）：在非典爆发初期，北京军医蒋彦永向外媒披露真实疫情，促使政府公开数据、加快防控。但蒋之后长期遭监控与边缘化，直到去世也未获得公开正名。
曹永正案、孙志刚案等“依法维权者被打压”现象。这些事件说明，在目前体制下，“揭短者”“批评者”往往比“问题制造者”更早受到处置。在缺乏系统性法律保障的背景下，善意指出问题的人反而成为牺牲品，这是一种深层制度失衡。
国外如何保护“吹哨人”：我们能学什么？
揭露、批评社会弊端、违法乱纪、腐败分子是推动国家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因此，在许多法治成熟的国家，吹哨人不仅受到保护，还被视为维护社会健康的重要力量。
美国《吹哨人保护法》（WhistleblowerProtection Act, 1989）明确禁止联邦政府打击报复吹哨人，允许其匿名举报，必要时可获得司法赔偿和职业复职权利。还设有**“举报人办公室”**专门受理此类案件。
欧盟《吹哨人保护指令》（2019年）要求所有欧盟国家建立匿名、安全、无惩罚的举报机制，企业和政府机构都必须设立内部通道，并明确规定报复举报者是违法行为。
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设立了类似的“反报复”机制，部分国家甚至为举报人提供经济奖励，鼓励社会监督体系建设。
这些经验表明，保护吹哨人，不仅不会削弱权力和组织的形象，反而增强了制度的透明度、恢复力和公众信任度。
“罗帅宇·吹哨人保护法”应包含哪些关键内容？
为了杜绝“抱薪者”继续流血，建议“罗帅宇法”应重点涵盖以下方面：
1. 身份保护机制：吹哨人可选择实名或匿名举报；媒体及平台不得未经本人同意公开身份；举报渠道必须由第三方独立运营。
2. 反打击报复条款：设立举报保护专员；明确禁止解雇、降职、停职、封号等方式打压举报人；一旦发现单位打击报复行为，依法问责主管领导与相关人员。
3. 司法与职业救济路径：吹哨人因举报遭受打击可申请复职、赔偿；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支持；涉及生命安全的个案，公安部门应立即介入并启动刑事调查机制。
4. 公益性举报奖励机制：设立公益举报基金；对揭露重大问题者给予物质奖励与荣誉褒奖；建立举报人荣誉档案，纳入公共信用体系正面记录。
保护说真话的人，是一个社会的底线
罗帅宇的死，不能被简单归类为“个案”。他是一个青年医生，但他代表着无数个曾经试图发声、改变、推动良善的人。他们并不激进，也不是捣乱分子，他们只是希望社会变得更好。
我们今天为罗帅宇呼吁立法，不仅是为他争取迟来的尊严，更是为每一个可能在未来揭露问题的人争取生存的权利。
一句话：让说真话的人不再流泪，不再流血。
愿“罗帅宇·吹哨人保护法”尽快成为现实，让这个国家的良知，不再成为孤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