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网络
当地时间2026年1月3日清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Truth Social)发帖说：“美利坚合众国已成功对委内瑞拉及其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发动一次大规模袭击，马杜罗及其妻子已被抓获并被飞机运送出境。
同日，美国司法部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贴说：“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已在纽约南区被起诉。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控犯有毒品恐怖主义串谋、进口可卡因串谋、持有全自动武器和破坏性装置以及串谋针对美国持有全自动武器和破坏性装置。”
这不仅仅是一次逮捕。这是一场代号为“绝对决心行动”（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的精密地缘政治与司法军事行动的终章，更是委内瑞拉“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震撼的句点。
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关系，是20世纪乃至21世纪国际关系史上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外交摩擦的历史，更是一部关于依附与反抗、掠夺与国有化、民主与独裁、新自由主义与21世纪社会主义激烈碰撞的教科书。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委内瑞拉在美国眼中的形象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反转：从二战期间“最可靠的盟友”，到冷战时期拉美民主的“橱窗”，再到查韦斯时代的“眼中钉”，直至马杜罗时期被定义为“异常和特殊的威胁”。而在委内瑞拉人的集体记忆中，美国则是那个挥舞着美元与大棒的“北方巨人”（El Coloso del Norte），是洛克菲勒家族的贪婪，是迈阿密购物的狂欢，也是策划政变的幕后黑手。
黑金的诅咒与帝国的进场（1908-1958）
20世纪初的委内瑞拉，还是一个以种植咖啡和可可为主的贫穷农业国，军阀割据，疟疾横行。直到马拉开波湖底的黑色液体改变了一切，也彻底改变了它与北方那个新兴帝国的关系。
1908年，胡安·比森特·戈麦斯（Juan Vicente Gómez）在实际上由美国支持的政变中夺取了政权。这位被称为“安第斯暴君”的统治者，统治了委内瑞拉长达27年。尽管他在国内实施残酷的独裁统治，但在华盛顿眼中，他却是一个“懂得做生意的人”。
1914年，祖马克一号井（Zumaque I）喷涌出商业石油；1922年，洛斯巴罗索斯二号井（LosBarrosos II）的井喷更是震惊世界，油柱高达40米，持续了九天。委内瑞拉的命运就此改写。
不同于当时墨西哥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戈麦斯对外国资本采取了极度开放甚至是献媚的态度。他与美国石油巨头（主要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即后来的埃克森美孚）达成了默契：你们负责开采和出口，我负责维持秩序和收钱。 戈麦斯制定了世界上最有利于外国石油公司的《石油法》，甚至允许美国公司参与法律条文的起草。
这一时期，美国资本迅速取代了英国资本在委内瑞拉的主导地位。马拉开波湖上竖起了密密麻麻的钻井架，美国工程师和家属涌入委内瑞拉，建立了与当地贫民窟隔绝的现代化“石油营地”。这种“国中之国”的形态，埋下了委内瑞拉民众对美国爱恨交织的种子：一方面羡慕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痛恨资源的流失。
到1920年代末，委内瑞拉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对于美国而言，委内瑞拉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香蕉共和国，而是其工业心脏的输血泵。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美委关系推向了历史的蜜月期。随着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不仅需要太平洋上的航母，更需要驱动这些航母的燃料。委内瑞拉成为了盟军最重要的油库之一。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睦邻政策”在委内瑞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为了确保石油供应的稳定，美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委内瑞拉的稳定。当时有一句夸张的说法：“没有委内瑞拉的石油，盟军的坦克就开不到柏林。”
为了换取更稳定的石油供给，美国甚至默许了1943年委内瑞拉政府通过的新石油法，该法律稍微提高了国家的税收分成（由原来的极低比例提高到50/50原则的雏形）。美国国务院施压本国石油公司接受这一条款，理由是：“少赚一点钱，总比被纳粹切断油路或者面临墨西哥式的国有化要好。”
这一时期，加拉加斯开始受到美国文化的强烈辐射。棒球取代了斗牛成为第一运动，可口可乐和福特汽车成为了现代化的象征。委内瑞拉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他们的价值观高度美式化，这为后来长达半个世纪的“软实力”捆绑奠定了基础。
1945年，委内瑞拉经历了短暂的“民主三年”（Trienio Adeco），由罗穆洛·贝坦科尔特（Rómulo Betancourt）领导的民主行动党上台。贝坦科尔特虽然是左翼出身，但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提出了著名的“贝坦科尔特主义”，即不承认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
然而，冷战的铁幕已经落下。对于华盛顿而言，“反共”比“民主”更重要。
1948年，军人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Marcos PérezJiménez）推翻了民选政府，建立了军事独裁。尽管他取缔政党、建立秘密警察、残酷迫害异见人士，但他极其反共，且极力保障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因此，他成为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座上宾。
1954年，为了表彰希门尼斯的“贡献”，美国政府向这位独裁者授予了“功绩勋章”（Legion of Merit）。这在委内瑞拉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他们看到，那个标榜“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为了石油利益和冷战布局，毫不犹豫地拥抱了一个暴君。
希门尼斯时代是委内瑞拉基础建设的疯狂扩张期，在石油美元和美国顾问的帮助下，加拉加斯建起了南美最现代化的高速公路、摩天大楼和酒店。美国将委内瑞拉视为对抗苏联渗透的堡垒，联邦调查局（FBI）甚至在加拉加斯设立了庞大的办事处，协助希门尼斯清洗左翼势力。
然而，压迫终有尽头。1958年1月23日，在海军起义和民众总罢工的浪潮中，希门尼斯仓皇出逃——乘坐着那架被称为“圣牛”的飞机，飞往了美国迈阿密。美国的庇护行为再次激怒了委内瑞拉民众，当后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加拉加斯时，愤怒的人群围攻了他的车队，甚至向他吐口水。
这一幕，震惊了华盛顿。美国决策层开始反思：单纯支持独裁者或许能保住石油，但会失去人心，甚至可能将委内瑞拉推向苏联的怀抱（如同后来的古巴）。 这种反思，促成了美国对委内瑞拉政策的重大调整，也开启了双方关系的一段“黄金时代”。
民主橱窗与石油美元的幻象（1958-1989）
随着独裁者佩雷斯·希门尼斯的飞机消失在迈阿密的云端，委内瑞拉迎来了一个充满了希望与陷阱并存的新时代。在华盛顿的战略棋盘上，委内瑞拉的角色发生了微妙而关键的转变：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加油站，更成为了冷战时期对抗古巴革命输出的“民主防波堤”。
1958年，为了防止军事独裁卷土重来，委内瑞拉的三大主要政党——民主行动党（AD）、基督教社会党（COPEI）和民主共和联盟（URD）签署了著名的《蓬托菲霍协定》（PuntofijoPact）。协定的核心逻辑是“权力共享”：无论大选谁获胜，都会组建联合政府，并承诺尊重选举结果，将国家石油收入用于社会分配。
然而，这个协定有一个并未明文写出但至关重要的潜台词：将共产党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
这一安排深得华盛顿欢心。此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刚刚在加勒比海对岸的古巴建立了革命政权，美国急需在拉美树立一个“不仅富裕而且民主”的反面典型，来证明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行性。委内瑞拉总统罗穆洛·贝坦科尔特成为了肯尼迪总统“争取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的明星盟友。
肯尼迪访问加拉加斯时，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美委关系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共生状态：美国为委内瑞拉提供军事援助和政治背书，帮助其剿灭受古巴支持的左翼游击队（FALN）；作为回报，委内瑞拉在外交上坚定反共，甚至带头在美洲国家组织（OAS）中推动将古巴踢出局。
这一时期的美国，不再扮演挥舞大棒的恶霸，而是扮演了“仁慈的兄长”。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深入委内瑞拉贫民窟，美国资本帮助建立了委内瑞拉的钢铁和铝业。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当南美大陆的阿根廷、巴西、智利纷纷陷入血腥的军事独裁时，委内瑞拉却保持了政权和平交接，这被美国誉为“拉丁美洲的民主橱窗”。但这个橱窗的玻璃，是用石油美元打造的，极其昂贵且易碎。
在与美国保持政治盟友的同时，委内瑞拉在经济主权上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策划者是当时的石油部长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Juan Pablo Pérez Alfonzo），他被称为“欧佩克之父”。
1960年，在他的穿针引线下，委内瑞拉与沙特、伊拉克等国在巴格达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此，美国虽然感到不安，但并未像1953年对待伊朗摩萨德那样发动政变。原因在于委内瑞拉的策略非常高明：它并不寻求切断对美供应，而是寻求“合理的价格”。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暴涨四倍。时任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P）利用这股滔天的财富浪潮，提出了“大委内瑞拉”构想。1976年，他做出了一个历史性决定：将石油工业完全国有化，成立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
令人惊讶的是，这并未引发美委关系的决裂。不同于墨西哥1938年强硬的没收式国有化，委内瑞拉实施的是一种“绅士的国有化”。委内瑞拉政府向埃克森、壳牌等外国公司支付了高达1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并随即与这些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换句话说，美国公司虽然失去了产权，但依然能通过技术服务和炼油赚大钱，且无需承担政治风险。
美国国务院对此反应冷淡但务实：“只要石油继续流向美国，谁拥有油井并不重要。”这种默契使得PDVSA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是国企，但运作模式完全是美式的，其高管层甚至以说英语、打高尔夫、送子女去休斯顿读书为荣。这种“国中之国”的精英文化，为后来查韦斯清洗PDVSA埋下了阶级仇恨的伏笔。
1970年代的石油繁荣，让委内瑞拉进入了一种名为“沙特委内瑞拉”的集体幻觉。当时的石油美元如此泛滥，以至于委内瑞拉货币玻利瓦尔甚至比美元还坚挺。
这导致了极其特殊的社会现象——委内瑞拉中产阶级对美国的疯狂消费主义崇拜。当时的流行语是“Ta' barato, dame dos”（这太便宜了，给我来两个）。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周末飞往迈阿密购物，就像去自家后院一样。他们去佛罗里达买公寓，去迪士尼度假，甚至将迈阿密称为“委内瑞拉的第二首都”。
在这一时期，委内瑞拉成为了世界上人均苏格兰威士忌消费量最高的国家，超过了苏格兰本土。加拉加斯的天际线模仿休斯顿拔地而起，高速公路上堵满了福特和雪佛兰的大排量汽车。
这种深度的文化捆绑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副作用：国民心态的去本土化。 委内瑞拉的精英和中产阶级在心理上更认同自己是“准美国人”，而非拉丁美洲人。他们吃着进口的美国玉米片，却荒废了本国的农业；他们穿着迈阿密买的时装，却对加拉加斯周围日益扩大的贫民窟（Barrios）视而不见。
美国对此乐见其成。这种文化渗透比任何军事基地都更有效。在华盛顿看来，委内瑞拉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盟友，它在文化和经济基因上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一部分。
然而，上帝是公平的，或者是残酷的。既然委内瑞拉将命运完全押注在石油上，那么它的国运就只能随油价波动。
1980年代初，随着国际油价的暴跌和美联储加息导致债务危机爆发，委内瑞拉的梦醒了。1983年2月18日，被称为“黑色星期五”，政府被迫宣布货币大幅贬值。一夜之间，富裕的中产阶级发现手中的玻利瓦尔变成了废纸，去迈阿密购物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此时，美国再次登场，但这次不再是带着和平队的微笑，而是带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账单。
1989年，曾经创造石油奇迹的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P）再次当选总统。民众以为他会带回“沙特委内瑞拉”的好日子，但他带回的却是美国推销的“华盛顿共识”。为了获得IMF的紧急贷款，CAP政府实施了被称为“大转折”的休克疗法：取消燃油补贴、放开价格管制、私有化国企。
对于美国经济学家来说，这是理性的、必要的改革；但对于早已习惯了高福利、低油价的委内瑞拉底层民众来说，这是赤裸裸的背叛。
1989年2月27日，就在CAP宣布上涨公交车票价（因为汽油涨价）的那个清晨，被压抑了十年的愤怒火山终于喷发了。
这便是震惊世界的“卡拉卡索”（Caracazo）大暴动。起初是加拉加斯郊区贫民对公交司机的抗议，迅速演变成全城乃至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打砸抢。饥饿的人群冲进超市抢夺食物，随后开始冲击富人区。
惊慌失措的佩雷斯政府在美国的默许下，做出了致命的决定：启动“阿维拉计划”（Plan Ávila），调动全副武装的军队进入城市镇压平民。
那是一场屠杀。官方统计死亡数百人，但民间估计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原本应该保家卫国的士兵，将枪口对准了贫民窟的铁皮屋。
华盛顿对这场悲剧保持了令人寒心的沉默。老布什政府依然支持佩雷斯，因为他是“负责任的改革者”。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卡拉卡索”标志着旧委内瑞拉的死亡。 《蓬托菲霍协定》的合法性在那几天荡然无存，民众不再相信所谓的民主制度，也不再相信那个在背后支持这一切的美国。
也就是在那几天混乱的枪声中，一名正在养病的伞兵营中校在电视机前握紧了拳头。他看到了体制的腐朽，也看到了权力的真空。三年后，他将发起兵变，而在十年后，他将彻底颠覆美委关系。他的名字叫乌戈·查韦斯。
玻利瓦尔风暴与后院的决裂（1989-2013）
1989年的“卡拉卡索”大屠杀，像一道丑陋的伤疤，永远留在了委内瑞拉的肌体上。它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和精英代议制民主无法解决贫富悬殊的痼疾。就在这片废墟之上，一场酝酿于军营的风暴即将席卷而来，它将彻底颠覆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地缘政治版图。
1992年2月4日，清晨的寂静再次被打破。这一次不是饥民的暴动，而是坦克的轰鸣。以空降兵中校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为首的“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MBR-200）发动军事政变，试图推翻亲美的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政府。
政变在军事上失败了。查韦斯被包围，被迫投降。然而，他获得了一分钟的电视讲话时间，用来呼吁其余部放下武器。在那历史性的72秒里，身着迷彩服、头戴红色贝雷帽的查韦斯说出了一句改变历史的话：“同志们，很遗憾，我们的目标暂时（Por ahora）没有实现。”
这两个字——“暂时”，像电流一样击穿了委内瑞拉民众的心。对于厌倦了腐败政客和美国IMF紧缩政策的底层百姓来说，查韦斯不是一个叛乱者，而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复仇者。
然而，华盛顿严重误判了这一事件的性质。老布什政府仅仅将其视为拉美常见的、令人厌烦的军事干政，并迅速表达了对佩雷斯政府的坚定支持。美国并未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兵变，更是委内瑞拉旧秩序崩塌的丧钟。美国情报机构习惯了与委内瑞拉的上层精英打交道，完全忽略了贫民窟里涌动的民意暗流。
1998年，出狱后的查韦斯通过选举卷土重来。这一次，他没有用子弹，而是用选票。他承诺终结腐败的“蓬托菲霍体制”，将石油财富还给人民。他的竞选纲领让华盛顿感到不安，因为这听起来充满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味道。
尽管如此，克林顿政府采取了相对务实的态度。美国国务院此时的信条是“看他怎么做，别看他怎么说”。时任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约翰·迈斯托（John Maisto）甚至试图与其接触，因为美国不相信在这个冷战已结束的年代，拉美还能出现第二个卡斯特罗。
查韦斯在1999年上任初期，美委关系处于一种尴尬的试探期。查韦斯虽然在国内推行激进的新宪法改革，改国名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但在对美石油出口上依然保持稳定。
然而，裂痕很快显现。查韦斯拒绝允许美国缉毒飞机飞越委内瑞拉领空，理由是侵犯主权；他成为自海湾战争以来第一位访问伊拉克并会见萨达姆的国家元首；他公开批评美国对阿富汗的轰炸是“以恐怖对抗恐怖”。这种特立独行让继任的小布什政府感到极度不适——在“911”后的世界里，对于小布什来说，要么是盟友，要么是敌人，没有中间地带。
如果说之前的摩擦还是口头上的，那么2002年4月11日的政变，则是美委关系的分水岭。这一事件彻底摧毁了查韦斯对美国的最后一点信任，也决定了此后20年委内瑞拉反美外交的基调。
当时，委内瑞拉国内因石油公司（PDVSA）改革问题爆发了大规模罢工和抗议。4月11日，反政府游行队伍向总统府进发，不明身份的狙击手射杀了19名平民。混乱中，军方高层宣布扣押查韦斯，并宣称他已辞职。商界领袖佩德罗·卡莫纳（Pedro Carmona）自立为总统。
在这个关键时刻，华盛顿的反应异常迅速且冷酷。当拉美其他国家（包括墨西哥、巴西）纷纷谴责政变、拒绝承认卡莫纳政府时，美国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却发表声明，实际上将责任归咎于查韦斯，暗示这是他“自作自受”，并默认了新政权的合法性。更有证据表明，美国情报人员在政变前与反对派领导人有过频繁接触，且与其有资金往来（通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
然而，政变仅仅维持了47小时。贫民窟的数百万查韦斯支持者包围了总统府，忠于查韦斯的伞兵部队发动反攻，卡莫纳仓皇逃窜。查韦斯手持十字架回到总统府，如同王者归来。
这次未遂政变是致命的。查韦斯确信：美国想要我的命。 从那一刻起，防范美国入侵或暗杀，成为了委内瑞拉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查韦斯开始清洗军队中的亲美派，并加速向古巴靠拢——因为只有卡斯特罗能教他在美国的眼皮底下生存。
2003年，在挫败了反对派发起的长达两个月的“石油大罢工”后，查韦斯彻底控制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PDVSA。他解雇了18,000名技术官僚（其中许多人后来流亡美国），换上了忠诚的革命者。
恰逢国际油价进入长达十年的超级牛市，油价从十几美元一路飙升至140美元。手中握有巨额石油美元的查韦斯，开始实施双轨战略：
对内，实施“使命计划”（Misiones）。 他用石油换取古巴的医生和教师，深入贫民窟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这极大地巩固了他的选票基础，让他在之后的历次选举中立于不败之地。
对外，实施“石油外交”。 查韦斯意识到，要在美国后院生存，必须建立一个反美统一战线。
加勒比石油计划（Petrocaribe）： 委内瑞拉以极优惠的条件向加勒比和中美洲小国提供石油。这一招极其高明，它实际上“买下”了这些国家在美洲国家组织（OAS）的选票，使得美国再也无法像冷战时期那样轻易在OAS通过针对委内瑞拉的决议。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 为了对抗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ALCA），查韦斯提出了ALBA倡议。2005年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峰会上，查韦斯与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巴西总统卢拉联手，当面埋葬了小布什心心念念的FTAA。那是美国在拉美外交史上的至暗时刻。
随着自信心的膨胀，查韦斯的反美言论愈发激进。2006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上，查韦斯做出了那个震惊世界的表演。他指着前一天小布什站过的地方说：“昨天魔鬼来过这里，今天这里还闻得到硫磺味。”
这句话让他成为了全球反美阵营的超级明星，也让他成为了美国决策层的眼中钉。为了对抗美国的单极霸权，查韦斯积极引入域外大国，试图构建“多极世界”。
中国： 查韦斯多次访华，建立了“石油换贷款”机制。中国成为了委内瑞拉第二大石油客户，填补了西方资本撤出后的真空。
俄罗斯： 当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武器禁运后，查韦斯转身向普京购买了数十架苏-30战斗机、攻击直升机和10万支AK-103步枪。俄军的图-160战略轰炸机甚至降落在委内瑞拉，这是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俄罗斯战略力量首次如此接近美国本土。
伊朗： 查韦斯与伊朗总统内贾德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两国虽然宗教信仰迥异，但在反美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语言。委内瑞拉甚至被指控帮助伊朗规避金融制裁。
2009年，奥巴马上台。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美洲峰会上，查韦斯微笑着送给奥巴马一本书——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寓意美国对拉美的掠夺史。奥巴马虽然接受了书并握了手，试图以此重启关系，但结构性的矛盾已无法调和。
美国继续资助委内瑞拉反对派，并在哥伦比亚建立军事基地，这被查韦斯视为入侵的前奏。而委内瑞拉则继续在国际舞台上为卡扎菲、阿萨德等美国敌人辩护。
2011年，查韦斯被确诊患有癌症。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依然坚信这是美国的生化武器攻击（尽管没有科学证据）。他在一次演讲中悲愤地问道：“如果他们（美国）能在几百公里外用无人机杀死恐怖分子，难道他们不能把癌症植入我的身体吗？”
2013年3月5日，这位让美国头痛了14年的“玻利瓦尔强人”去世。加拉加斯哭声震天，而华盛顿则长舒了一口气。美国以为，随着强人的离去，委内瑞拉的“民粹主义噩梦”终将结束，这个国家会像钟摆一样重新回到美国的轨道。
然而，美国再次错了。接班人马杜罗虽然没有查韦斯的魅力，却继承了甚至强化了那套生存逻辑。而油价的崩盘，即将把这场对抗推向一个更加惨烈、更加饥饿的新阶段。
相关链接：
马杜罗被捕（中）：委内瑞拉20多年反美路线的终结
马杜罗被捕（下）：美国斩首战略与“节点战争”时代的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