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学术文选》、纪录片《王宁》发布会及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饭店成功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美国杜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人民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名学者、新闻出版界精英以及恒源祥集团等企业代表对王宁先生的卓越学术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充分的肯定，对《王宁学术文选》和纪录片《王宁》的发布表示了热烈祝贺。
会后，王宁教授接受了美中时报的独家专访。
美中时报：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请介绍一下您是如何涉足比较文学研究的，四十多年来主要研究成果有哪些？
王宁：熟悉我的学术道路的人也许知道，我最初在大学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因而进入文学研究的领域自然就是英美文学，我一开始主要聚焦20世纪的美国文学研究，在这方面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也写了一些学术论文。后来，随着我阅读的日益广泛，所涉猎的学科领域就逐渐从国别文学研究进入到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了。当然，有两件事对我后来进入比较文学领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本校一位老师推荐我担当了广播电视大学外国文学课的辅导工作。当时电大学员的学习条件很差，他们一般周三和周六下午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听主讲教师的讲课录音，然后再由辅导教师进行辅导和答疑。尽管学员们分散在不同的辅导站，接受不同的教师的辅导，但最后的考试却是全国统一的。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仅要把指定的教材吃透，而且要能经得起学员的提问，此外还要经受全国统考的检验。这对我这个仅懂得英美文学的青年教师来说无疑又增加了许多工作量，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阅读了英语国家以外的主要欧洲文学名著和文学史书籍，最终我的努力并没有付诸东流：我所辅导的学员大部分都通过了考试。后来，我又接受了辅导学员文学概论课的任务，这些都为我日后进入西方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文本和理论基础。
另一件事则看似偶然，却对我的学术生涯至关重要。1985年6月，我得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将于1985年10月在深圳举行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之前，还将举办全国比较文学讲习班，我便立即申请参会，但却受到基层领导的阻挠，最后直到校长亲自干预我才如愿以偿地前往深圳出席了那次比较文学盛会。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开始步入比较文学领域，并我有幸认识了对我的学术生涯发生关键性影响的三位学术大师：杨周翰教授后来成了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他在我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后才匆匆离去；佛克马教授后来成了我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合作导师，并引领我进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和后现代主义研究领域；詹姆逊教授后来一直是我从事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以及全球化问题研究过程中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我也正是在深圳会议之后的1986年，毅然决定报考杨周翰教授的博士生，从此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高校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出版了5部英文专著和25部中文专著。现在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邀请，我将其根据不同的专题选编成10卷本《王宁学术文选》。这十卷分别是：1.《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2.《文学与精神分析学》；3.《多元共生的时代：20世纪世界文学比较研究》；4.《后现代主义之后》；5.《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6.《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7.《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8.《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当代翻译研究》；9.《全球化、世界主义与当代文化研究》；以及10.《全球人文、世界诗学与批评之批评》，基本上涵盖了我的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
美中时报：如何界定“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有哪些不同？
王宁：更具传统的比较文学定义，比较文学一般分为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前者研究两种或两种以上有着实质性关系，如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或另几国文学的影响，的文学；后者则平行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并没有实质性关系但却在主题、叙事、写作技巧及人物刻画等方面有着相同或相异特征的文学，通过这种比较探讨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后来，平行研究也拓展到了平行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或艺术门类的关系。我本人在比较文学方面的主要建树就是在国内学界较早地提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熔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类比研究等各种方法于一炉，达到多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综合比较之层次。在具体实践中，这种方法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研究，它不屑于对文学思潮流派、文学现象、文学范畴、审美符号、创作规律、创作活动、创作心理、读者阅读—接受心理、批评鉴赏等问题泛泛而谈，而是通过多方面的比较，立足于文学本身的角度，去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内在关系和相互影响；同时，也通过对各门艺术的鉴赏和比较，发现文学与其他各门艺术在审美形态、审美特征、审美效果，以及表现媒介方面的共同点和相异之处，揭示文学与这些艺术门类的内在联系，最终站在总体文学的高度，总结出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规律，进而丰富和完善文学研究本身的学科理论建设。此外，比较文学也探讨世界文学问题。可以说，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开阔和方法之多样是其他人文学科分支学科领域难以比拟的。我本人的学术著述和论文就涉及了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区域国别研究等学科领域，并在这些领域有所建树。
美中时报：您曾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一直致力于比较文学研究。请问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是从什么时候起步的，目前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存在哪些不足？
王宁：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比较文学则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和发展轨迹。它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作为研究方法的前历史（1906-1949），非学科的边缘化阶段（1949-1977）以及学科化和全面复兴以及国际化特征（1978-）。在这方面，王国维和鲁迅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比较文学学者，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分别作为早期的开拓性著述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以及其后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前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比较文学在中国被放逐到了边缘。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比较文学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再度从西方引进，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方面，我本人亲身经历了这一系列的变革，并在本世纪初以来连续领衔主办了多次高规格的比较文学国际会议，尤其是延续了由钱锺书开创的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机制：它致力于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究和对话以及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研究，并借助这个平台努力在国际学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这一切均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文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国际化进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本世纪初以来，世界文学这个话题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边缘化之后再度浮出历史的地表并迅速乘着全球化的东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这方面，我和其他一些中国学者或华裔学者作出了的重要的贡献，我们的著述至少被国际学界看作是一种“中国的声音”和“中国的观点”。作为一个直接的结果，我们的研究不仅受到国际学界的瞩目，而且我本人也先后当选了拉丁美洲科学院和欧洲科学院两院院士，并跻身全球2%顶尖科学家（文学研究）年度影响力和终身影响力榜单，这确实令中国的其他人文学科，如历史学、哲学和艺术学等，望其项背。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其研究真正达到国际水平并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目前仍然凤毛麟角，大多数学者仍停留在自说自话的浅层次上。值得我们欣慰的是，近十多年来，随着一批在海外学成归来的中青年学子的加盟，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可以说已经形成，并将在国际学界产生愈益显著的影响。
美中时报：依您看，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尤其是与欧美文学比较有哪些特点？
王宁：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且从未间断过的一种文明，中国文学的辉煌传统也是令世人瞩目的。但长期以来，在一些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者的眼里，西方一直被认为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而广袤的东方国家则被认为是“未开化的”非文明国度，远离文明的中心，主宰国际学界的是一种“东方主义”的思维定势。但不可否认，当年歌德之所以能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读到了包括《好逑传》、《玉娇梨》、《老生儿》、《花间记》以及《沙恭达罗》这样一些非西方文学作品，才感到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方人的思维与写作与欧洲人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在歌德看来，不同民族的作家的文心都是相通的：“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几乎跟我们一个样，我们很快会觉得自己跟他们是同类，只不过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更加明朗，更加纯净，更加符合道德。”他还由此得出结论，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并要求大家都为这一时代的早日到来而努力奋斗。这应该是歌德部分地克服了欧洲中心主义后所迈出的一大步。但是歌德在承认中国文学对他产生启迪的同时仍然恪守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正是哪些优秀的欧洲文学构成了世界文学的主体。
但另一方面，对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持批判态度的西方学者也不在少数。佛克马就是一个代表。他在多个国际场合批评了那种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观，尤其是针对世界文学版图分布的不公正状态，他更是在《全球化百科全书》的“世界文学”词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雷蒙德·格诺(Raymond Queneau)的《文学史》(Histoiredes littératures)（3 卷本, 1955-1958）有一卷专门讨论法国文学，一卷讨论西方文学，一卷讨论古代文学、东方文学和口述文学。中国文学占了130页，印度文学占140页，而法语文学所占的篇幅则是其十二倍之多。汉斯·麦耶(Hans Mayer)在他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 (1989)一书中，则对所有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学全然忽略不谈。” 佛克马生前在一切场合都为中国文学的国际化而奔波呼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古代文学基本上是自满自足的，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世界文学史上的另一个高峰。此外，中国文学也对周边国家的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传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影响下形成的。但即使如此，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也并非是单向度的，而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世界文学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又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因此我认为，世界文学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更是一个旅行的概念，不同的民族或国家有自己的世界文学版本；世界文学也不是各国/民族文学的总汇，而是指那种具有世界性意义和影响的文学；世界文学经典的评价既应当依循某种普遍的标准；在世界文学史的编写过程中应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我们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应通过不断在世界上发声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学，在确定世界文学经典时，应同时考虑其经典性和可读性，因为这二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了这些文学作品的世界性意义和影响。可以说，我近二十多年来所做的工作就是推进中国文学以及中国的人文学术不断走向并走进世界。可以说，我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
美中时报：改革开放以来，您一直主张并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请问到目前为止中国文学“走出去”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主要障碍是什么？
王宁：毋庸讳言，中国学界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地将国外，尤其是西方文学和人文学术著作译成中文，并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出版社出版。坦率地说，这些译介到中国来的外国文学作品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不仅为出版社创造了经济效益，同时也成全了一些外国语言文学教师，其中有相当一批人就依靠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而率先富了起来，或成了著名翻译家。而相比之下，则很少有人花费更大的气力去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外文，即使译出来了也不一定能在国外出版社出版。或者说即使出版了也未必能像外国文学在中国那样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外译中与中译外的极度失衡。外国的，尤其是西方的二流作家的作品常常在中国都有不止一个译本，而中国的一流作家的作品却未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在国外出版。为了改变这一失衡状态，中国在拥有了一定的财力后便播出大量资金资助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译介工程，并且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使其在国外出版，可以说我们迄今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不仅中国现代的一些一流和二流作家的作品得到译介，几乎中国当代的一流作家的作品都得到了翻译。但是在这一繁荣的表面之下却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主要体现于译出去的作品未必真正走进了世界。我个人认为，有些作品虽然被译成了外语，但是并未得到大学图书馆的订购，更谈不上在书店里出售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宣传推广和评论未能跟上。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学走进世界，我近二十年来与英语世界的十多家文学研究期刊合作，编辑了二十多关于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主题专辑，发表了数十位中国学者的评论和研究论文，不仅有效地推进了中国文学走进世界，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活跃在国际学界代表中国发声的中青年学者。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像我这样不遗余力地在国际学界推进中国文学走向和走进世界的学者实在太少了。
美中时报：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如何？
王宁：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文学曾对包括歌德在内的一些有着广阔世界主义胸襟的作家和学者产生过启迪和影响。但欧美文学后来居上，迅速占据了世界文学的中心，并掌握了世界文学文学编辑和研究的话语权，而中国则由于一系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一度沦落为一个二流大国，中国文学自然也就不受重视了。五四前后，甚至更早一些，中国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国家的贫穷和落后，他们四处奔走试图为拯救国家找到良方。当然，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贫穷落后，并且要奋起直追赶上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就要学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这样，他们便发起了大规模的翻译西学的运动，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及所有在当时声名赫赫的西方理论家、思想家和作家的著述。这样一来，中国确实与西方接近了。后来通过改革开放的年代再次大规模的西学翻译，中国更加接近西方乃至国际学界了。这时，国门也打开了，一大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内，出国留学或访学。我们这才发现，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大大多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即使像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钱锺书这样蜚声文坛的大家，也只有少数汉学家和关心中国的学者知道，更不用说那些二流的作家和理论家了。我们这才如梦初醒般地意识到，要使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光靠翻译西学远远不够，我们还应该把中国的东西译介到国外，这样才能打破文化翻译长期以来形成的失衡状态。以文学翻译为例，我主张要想有效地将中国文学译介到国外，并进入图书流通渠道，应该由国家出面资助国内译者与国外译者合作，产生出高质量的译本后由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如果国外汉学家再助一臂之力就更好了。我在国外任教时，经常收到学校图书馆转来的国内出版社的图书订单，这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就会首先给东亚系的教授看，哪些图书值得订购。我那时作为访问教授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很熟悉，所以他们经常把书目拿给我看，要我在自己认为值得订购的书名下面打勾，以便他们订购这些图书。值得欣慰的是，我分别在伊利诺伊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讲学半年期间，为这两校的东亚图书馆订购了大量国内出版的图书。所以我充分认识到汉学家在传播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译出去的书即使出版了也难以进入大学的图书馆藏，更不用说搬上书店的书架上了。再者，书评和批评性讨论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如果一部作品翻译成了英文后，在英语文学批评界毫无反响，那么很快就会被人遗忘了，因为当今时代人们要读的书要在网上浏览的信息太多了。只有这几方面的因素都得到重视，中国文化和文学才能真正有效地走向世界。
美中时报：有哪些中国作家与作品在国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王宁：关于促进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的诸多因素我前面已经讲了不少，诸如汉学家的助力和批评性讨论和推广等。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在将中国文化和文学推介到国外时，翻译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地翻译，而不考虑到国外图书馆和市场的需要。就我的观察，我认为文学和人文学术经典译著主要供国外的大学图书馆收藏，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销量很大的出版社出版，如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进入企鹅丛书经典系列后销量就很大，我自己甚至在伦敦的希斯罗机场的书店里还买到了一套，当时我发现和它放在一起的全都是西方文学经典，除了《红楼梦》外，我再也看不到第二种中国文学作品译著。直到2012年莫言获得诺奖后，一些书店才一度少量地将其作品的译本放上书架，但很快就卖完了，实际上，大多数购买者都是中国的留学生或访问学者。我自2021年以来在上海交大开设了一门面向国内外研究生的全英文选修课《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选课的国外学生分别通过线下和线上与我交流，我每次讲完一堂课都要问一下在座的外国学生：这位作家有没有译介到你们国家？你在选修我的课之前听说过这位作家吗？但令我失望的是，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除了鲁迅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听说过并且个别学生还读过他的少数作品外，其他的现代作家，如茅盾、巴金、郭沫若、曹禺等，也只是听说过名字，并未读过其作品，至于那些当代作家，除了莫言、余华等少数小说家外，其余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可见中国文学要想真正走进世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美中时报：中国文学与世界各国文学的交流有哪些渠道与机制？
王宁：在这方面至少有三种有效的渠道与机制。其一是由政府主导的官方渠道交流，包括中外作家互访等活动，这种机会并不是很多的，而且主要仅限于对中国友好的非通用语国家，因而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民间的渠道促进这一交流，但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其二便是由国外汉学家主动翻译并由国外出版社主动购买版权出版译本，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欧美国家，那里的出版社比较自由，完全是市场运作，只要这部作品有一定的市场效益，出版社就会购买版权邀请优秀的汉学家翻译。待该书出版时，出版社联合大学的汉学家邀请该作家巡回演讲，为他的作品促销。当然这样的作品是很少的。第三便是中国政府近期出台的一系列译介计划，资助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外语在国外出版。这种情况往往可以促使一部作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但是否能走进世界就很难说了。
美中时报：下一步中国文学“走出去”与中外文学交流您有哪些打算？
王宁：毋庸讳言，在西方国家人文学科愈益萎缩的时候，中国政府为了向世界推广自己的文化和文学，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走向世界和走进世界。很多文学作品和人文学术著作在中国政府及各种基金会的支持下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可以说已经走向了世界，但并没有真正走进世界。因此就我本人而言，我今后要做这样几项工作：首先，利用一切国际场合，代表中国人文学界发声，并在英语世界的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在国际权威出版社出版英文著述，弘扬并讨论中国文学和人文学术；其次，继续在中国举办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会议或论坛，邀请在国际学界掌握话语权的顶尖学者前来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和对话；再者，除了我自己用英文著述外，还应邀主编系列丛书，将中国学者用英文撰写的著述在国际权威出版社出版，并有选择地将一些优秀学者的中文著述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这样，我们才可以说中国文学和人文学术将真正走进世界。这确实是任重而道远，但我依然有充分的信心并将为之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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