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经济50人谈暨世界杭商发展论坛近日在杭州洲际酒店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在论坛上做了题为《如何防止民营企业政策掉入“塔西佗陷阱”——抓住当前有利时机，为民营企业彻底正名》的发言。在发言中，魏加宁将民营企业发展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社会巨变往往都是发生在改革停滞或者倒退的时候。”
魏加宁认为，各国的民主化也都有这样一个规律：由于经济上采取了包容性的制度，导致经济出现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培养了大批的民营企业家和庞大的中产阶级，然后，由于没有能够及时推进政治转型，转向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导致收入差距拉大，一方面压制了有效需求（富人有钱但消费乘数低，穷人消费乘数高但是没有钱），导致经济突然下行；另一方面也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了社会不满情绪上升。经济突然崩盘以后，或者由失落的广大中产阶级推动了民主化；或者是无业流民引发了社会暴动。
在魏加宁看来，“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重大抉择：究竟是顺水推舟走的远呢？还是逆水行舟走的远？是由党来顺势而为，主动推动并主导政治转型，实现一个有序、可控、温和的民主化过程呢？还是逆势而为，最终被动地面对一场失控、无序、激烈的社会动荡，农民起义？”魏加宁指出，“从本质上讲，民主转型是大势所趋，是社会进步，既能够实现国泰民安，还能够实现长期执政；而农民起义、社会动荡是倒退，是灾难，必然会走向亡党亡国。”
为了避免社会动荡，魏加宁提出，党要带头转型，理论上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心态上从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治理方式上从地下党转变为执政党。宏观政策和公共事务，一定要让公众参与，公开讨论，避免政策文件“见光死”、“一日游”现象。
魏加宁乐观地认为，如果能够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就能够赢得新一轮发展红利；如果能够推行竞争政策，实现公平竞争，每年至少提高GDP1.5到2个百分点。
以下是魏加宁发言全文：
我正好接着李实教授的话题讲，我今天的发言题目就是《如何防止民营企业政策掉入“塔西佗陷阱”》，副标题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为民营企业彻底正名”。
一、对民营企业的认识出现空前共识
最近，我国对民营企业重要性的共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从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看，还是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他“一贯支持民营企业”；无论是上中下，还是左中右，对民营企业认识都出现了空前的共识，甚至连“小粉红”的态度都出现了变化，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如果民营企业都垮了，自己也没有饭吃了，连工作都找不到了。
二、民营企业政策面临掉入“塔西佗陷阱”的危险
刚才李实用了短期的数据来说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长期数据，2005年出台了《非公36条》，2010年出台了一个《新非公36条》，2019年出台了一个《非公28条》，最近又出台了一个《非公31条》。但是，从长期来看，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指数在不断下降，民间投资的总体趋势在不断下降。似乎出现了掉入“塔西佗陷阱”的某种迹象。
为什么？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是政策上的非对称性：一手软，一手硬——鼓励的时候，说得多，做得少；打压的时候，说的少，做得多，而且都是硬招。
其次是舆论上的非对称性：现在只许左边放火，不许右边点灯，信息市场是一种单边型的信息市场。
再次，雷颐教授在总结清朝末年的教训时指出：当时清政府做了很多应该干的事情，但是都是上一个阶段应该干的事。他还有指出，由于清政府在对待洋务的态度上左右摇摆，最后导致清政府的公信力丧失（参见：雷颐《中国切片：1900》）。
曾有专家提过一个问题：辛亥革命为什么不是发生在清朝最保守的时候，而是发生在改革的时候？但根据我的观察，辛亥革命不是发生在改革的时候，而是发生在改革倒退的时候。清政府后期，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被迫把权力下放，该放的放了，不该放的也放了，如军权、司法权、外交权等；等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以后又开始重新收权，该收的收了，不该收的也收了，甚至连铁路也要重新收归国有，结果引发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又比如，在民众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好不容易在各地搞起了议会——咨议局，结果老百姓很快发现，一半以上的代表是指定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到了1911年5月份，大家左盼右盼，好不容易搞出一个内阁，结果发现竟然是皇族内阁，13个阁员中9个是满人，其中7个是满清贵族，结果，清政府的公信力一下子彻底丧失。
其实日本近代也一样。先是明治维新，经济改革走的很快，但是后来政治改革出现了倒退，日本人自己反思就是从媒体噤声开始最后走上歧路的，最后二战战败，到了几乎亡国的地步。
再看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也是一样。一些人别有用心地把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责任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其实戈尔巴乔夫搞改革，本来走的好好的，导致保守派不满，于是发动了819政变，削弱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野心家叶利钦趁机做大，解散了苏共，解体了苏联。
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巨变往往都是发生在改革停滞或者倒退的时候。其实，各国的民主化也都有这样一个规律：由于经济上采取了包容性的制度，导致经济出现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培养了大批的民营企业家和庞大的中产阶级，然后，由于没有能够及时推进政治转型，转向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导致收入差距拉大，一方面压制了有效需求（富人有钱但消费乘数低，穷人消费乘数高但是没有钱），导致经济突然下行；另一方面也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了社会不满情绪上升。经济突然崩盘以后，或者由失落的广大中产阶级推动了民主化；或者是无业流民引发了社会暴动。
三、当前为民营企业正名存在三种思路：
第一种观点是主张从理论上给民营企业戴上一顶“红帽子”，努力把民营企业解释成为公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如说共享经济、现代经济等等。这样的做法阻力会比较小，容易被人接受，推进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也有助于当前的经济恢复；但是这种思路其实还是在原来的语境中寻找自由的空间，仍然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思维框架。所以我担心，一旦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很可能又想起来要“消灭私有制”的初心，又开始折腾民营企业。
第二种观点是主张不再区分国有、民营，以便做到一视同仁。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容易被接受，但是实际上是自欺欺人。而我认为，恰恰相反，不仅应当区分国有民营，而且还要做到公私分明，甚至应当在企业名称后面标注一个字，以表明企业的性质，比如：央企的名称后面注明“（央）”，地方国企也要标明，浙江国企名称后面注明“（浙）”，杭州国企名称后面标明“（杭）”，一目了然，一看名称就能够知道企业的性质。为什么？因为，越是国有企业，越应该接受民主监督，国有企业不是不能搞，凡是国有企业搞的好的国家，都是因为有民主监督。而我们国家，国有企业之所以搞不好，就是因为缺乏民主监督。北欧国有企业搞的好，是因为有民主监督，北欧国家是事必公投的国家，所以他们的国企一般都搞的比较好；而我们国家，国有企业之所以搞不好，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民主监督。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归全民所有，每一个国民都是国有企业的股东，都有权了解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和经营状况。
第三种观点是，我主张抓住当前有利时机，为民营企业彻底正名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如果我们不趁着目前对民营企业形成高度共识的时候，为民营企业彻底正名的话，就很有可能错失良机，而这种良机往往稍纵即逝，而且是一去不复返。我个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而且民营企业才是主体；国有企业其实是对民营企业的补充，要去干那些民营企业干不了、干不好的事情。
2016年我在做《产权保护》文件第三方评估的时候，就提出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为民营企业真正吃到长效、永久的“定心丸”，让民营企业大胆投资、大胆创新而无后顾之忧。
四、如何跳出“形势一好就折腾”的历史怪圈？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没有能够跳出“形势一好就折腾”的历史怪圈。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党的政治转型不到位。
首先，我们已经是执政党了，但是党的理论还是革命党的理论，什么“消灭私有制““造反有理”“阶级斗争”等，这些都是革命党的理论，而我们现在已经是执政党了，要想长期执政，就必须放弃革命党的理论。
其次，我们已经是执政党了，但是我们的心态还是在野党的心态——什么“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是党的执政基础”。这些都是在野党的心态。执政党的心态是什么？就是应该为全体国民服务，所以全体国民都是党的执政基础。
再次，我们已经是执政党了，但是治理方式上，还是地下党的办法，口口相传，无痕治理，不仅无法问责，而且还很容易被坏人钻空子。
所以，党要带头转型，理论上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心态上从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治理方式上从地下党转变为执政党。宏观政策和公共事务，一定要让公众参与，公开讨论，避免政策文件“见光死”、“一日游”现象。
于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重大抉择：究竟是顺水推舟走的远呢？还是逆水行舟走的远？是由党来顺势而为，主动推动并主导政治转型，实现一个有序、可控、温和的民主化过程呢？还是逆势而为，最终被动地面对一场失控、无序、激烈的社会动荡，农民起义？从本质上讲，民主转型是大势所趋，是社会进步，既能够实现国泰民安，还能够实现长期执政；而农民起义、社会动荡是倒退，是灾难，必然会走向亡党亡国。
由此可见，当务之急是通过推动党的转型，首先稳住中间阶层（民营企业家和中产阶级），恢复经济增长；并通过恢复经济增长来提供就业机会，从而稳住社会底层的失业人员和失地农民。
如果能够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就能够赢得新一轮发展红利；如果能够推行竞争政策，实现公平竞争，每年至少提高GDP1.5到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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